|
|---|
|
|
|
|
|
|
z**********e
发帖数: 22064 | 1 http://hx.cnd.org/?p=126942
九.多种社会力量角力文革
文革的动力出自两部分，一部分出自上面，就是毛要整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
缓和官民矛盾。另一部分出自下面，群众不满官员的特权，要争取自身权利。但几乎所
有的人对当时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都估计不足，都没有料到一旦群众被赋予批判官员的
权力，竟会把怒火延烧到几乎所有的官员。
毛泽东批注发表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激活了中国社会原已酝酿着的躁动，以后历
经工作组的管控与压制、批判工作组、八月红色暴力、接见红卫兵、大串连与批判刘邓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一系列的冲击与较量，终于把文革的冲击波传到了几乎每一个角落
，把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都搅动起来了，形成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及至1967年，
更发展成“全国大乱，全面内战”的地步。
既然“文革作为几乎涉及中国社会全社会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 ，各种社会力量
必然要在文革中充分表现自己，力图以自己的面貌推进或阻止文革。因此，文革中发生
的各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物或事件，有些可能是顺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有些则可能是
阻碍社会发展的。前者不应否定而应进一步予以推进，后者则应予以否定并找出其根源
与后续，以便杜绝其今后继续危害”（见拙文《否定文革面面观》，载孙怒涛编著《良
知的拷问》，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版，203页），不但不能以非黑即白的观点评价
文革，甚至即使“两种文革”的观点，也不能揭示文革的复杂全貌。
下面笔者将按照文革时各种社会力量在文革中的出场顺序，对其文革作为做一简单评述。
（1）红二代大中学生
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开广播之后，北京和其它一些地方大中学校的许多红二代子
弟首先登场，一般都是先由学校执行阶级路线不力发轫，北京的红二代则更多了一重追
究校领导与“彭真集团”黑帮关系的攻击，由于彭真曾经在讨论社教23条时站在毛一边
，并在1965年春节讲话重申阶级路线要“重在表现”，彭的倒台，显然解了他们的心头
之恨，更激励他们要把阶级路线这颗螺丝拧得更紧，以获得更多特权。工作组进校后，
他们成了当然的左派和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工作组受到毛泽东的否定并撤出学校后，他
们作为工作组留下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执掌学校的权力。 随后于1966年8月初，毛泽东
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刘少奇，特别是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北
京中学的红二代红卫兵发起制造了红八月的“红色暴力恐怖”，表现了令人发指的残忍
与兽性。有理由认为，1966年北京的红色八月暴力是由少数了解中央内情的中南海红二
代出于对批判工作组及其父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弹而发起，在文革的氛围
下借助十七年对青少年的阶级仇恨毒化教育影响而泛滥成灾的（见拙文《否定文革面面
观》，载孙怒涛编著的《良知的拷问》，194-197页）。北京的红色八月暴力的榜样作
用更是流毒深远。这些人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高潮后，逐渐退
出文革历史舞台，到1966年12月北京市民粉碎“联动”组织时相当数量的红二代被收进
监狱而告终。
因此，上述红二代群体（这里应该声明，有许多红二代在文革中与上述红二代保持了距
离，更多地显示了理性，不在本文所述之列），无论是文革乍起充当文革的先锋，还是
批判工作组后在红色八月暴力中“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
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以便“断送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内为陆小宝校友1966年8月
的一张大字报语），其目标都是进一步强化阶级歧视，捞取更多的特权利益，这完全是
背离社会进步方向的，表现了没落的阶级对抗时代的最后疯狂。而他们在1966年暴力红
八月不惜以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震慑群众以避免文革烈火烧向他们的父辈，更是有悖于
人性，背离人权高涨的世界潮流的。
（2）当权派的主流
包括上自刘少奇、下至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的大多数当权派，一方面对毛泽东虚与委
蛇，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赞同“516通知”与“十六条”等指导文革的文件；另一方
面却继续十七年来矛头向下、整治群众那一套，或者把群众分类排队，从中抓右派、游
鱼，或者把专家学者包括“十六条”明确规定应予以保护的有贡献的专家抛出来，组织
群众围攻批判，甚至把自己的战友、同事抛出来以掩护自己过关。他们大多数在文革中
终究难免被夺权、被批斗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后来落实干部政策以后陆续被启用
，文革结束后则全部复出。无论何时，只要他们重掌大权，一有机会就会反攻倒算，包
括对那些在文革中较早站在群众一边的领导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因此，上述当权派的主流（不包括少数开明的当权派）注重的是他们的权位，为了权位
，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习惯于黑箱作业、高高在上，习惯于对群众分类划等、固化看
待。虽然他们很清楚党的政策，但为了政治利益，他们可以突破任何政策底线。他们的
所作所为，有悖于平等公正的价值观，背离了民主自由的社会发展方向，他们的人格也
不值得崇敬，他们不是人权的守卫者，却往往侵犯人权。
（3）支持文革的当权派
这些人的大多数表面上支持文革，其实更主要的是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以便在党内政治
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实在骨子里是不赞成文革的，比如林彪
及其军系人员，比如周恩来及其政府系统中未受冲击的干部。但林和周有所不同，林在
文革中除了与自家系统利益有关的，一般采取冷眼观望的态度，只在表面上与毛保持一
致；周则除了紧跟毛之外，也以自己的全面投入，一方面推动文革争取毛所预定的目标
，另一方面则尽量减少按照常识可以预见的损害。他们与其它当权派一样，熟知共产党
体制的特点，深谙应付毛之道。他们有能力在像是严格执行最高指示的表面下扭转方向
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得到毛的认可。比如抓516，就是先由少数人渲染，得到毛的认
可，然后他们全面投入，对造反学生实行全面的清算。比如所谓毛对蒯大富的抛弃，就
是迟群、谢静宜等人先把蒯大富做成铁案，毛只有接受而别无他法，从而改变“不要再
整蒯大富”的初衷。
因此，这些支持文革的当权派虽然有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一面，但这些多半出自紧跟
毛泽东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制度、规则与程序的保障，因而是靠不住的。他们同样更注
重政治利益，忽视人权（红八月暴力肆行时，他们也没有出面制止），他们维护的仍然
是阶级专政的旧时代。
（4）保守派群众
在中国的“忍”文化熏陶下，中国社会总有大量安于现状的群众，特别是中共执政之后
，绝大多数工农群众和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因此很容易
接受共产党十七年来的宣传教育，认可权力当局管制群众的各种手法，包括阶级路线、
政治思想上的分类排列等之类的固化歧视做法，他们也必然很注重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
。因而当造反群众挑战当权派时，他们或会自动、或被组织出面围攻造反的挑战者，往
往成为当权派利用的工具。十七年来的阶级仇恨教育对他们影响颇大，他们在两派斗争
时容易接受对方坏人多的偏见，甚至以为正义在手而大开杀戒，比如1966年8月红色暴
力风潮中发生的北京大兴县灭门屠杀惨案，1967年夏秋之际发生的湖南道县屠杀事件，
1968年广西发生的以剿灭“422”为名的大规模屠杀事件 ，都是在一些当权派挑唆组织
下由一些工农基本群众实施的。
如果说，保守派群众反对“打倒一切”式的对当权派的冲击，是出于常识与社会稳定的
正确之举，那么，他们在消灭阶级敌人的挑唆下施行“阶级清洗”，则是把社会拖向倒
退的犯罪行为。
（5）造反派群众
真正称得上“造反派”的，只有那些在文革初期勇于挑战当权派的权威、批判当权者并
因此受到当权者打击的少数先驱分子。本文为了避免把人群分得过细，使用“造反派群
众”概念，把造反派与拥护、追随他们的一般群众包括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共同点
是对现状的某种不满，有些人可能由于在当时的管制体制下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或者
虽然自己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不认同当时的管制体制；有些人则不认同“党员或
党的基层干部就代表党”的现代迷信；有些人则认为群众应该有参与权，有权考察当权
者是否代表了群众的利益，有权对当权者提出疑问与批评。
因此，造反派群众挑战当权派的造反运动表现了他们维护和追求自身权力的欲望以及对
民主的要求，是符合当时世界上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的。他们对当权派的造反行动突破
了对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现代迷信，成为国人摆脱十七年来当局铸就的思想牢笼、重新找
回独立思考与思想自由、实现二次启蒙的先声。
然而，由于十七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毒化作用，由于十七年的“废黜百家独尊马
列”，他们不具备完整的人权思想，也不会产生突破性的新思想。因而，他们的行为方
式难有突破创新而多为对前事的模仿。以至在批斗当权派和后来的两派斗争中，也常有
违反人权的行为。1967年1月夺权后，造反派掌握了权力，也开始出现当权者脱离群众
的通病，造反派内部由于观点分歧终至分裂。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的
泛政治化，人们往往把政治利益误认为最高利益而不肯退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
的专制倾向，造反群众内部的两派分歧不能通过民主的程序加以解决，以至最终在组织
上分裂成两派，甚至直至刀枪相见。
（6）工宣队、军宣队
在被誉为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 – 中登
上上层建筑舞台的工宣队、军宣队，实则是在“伟大的战后抚慰” 时才被正名，成为
“领导一切”的领导力量的。工宣队进校后，先是把学生老师等管起来，办学习班，斗
私批修。然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组织学生和教师围攻那些所谓有或可能有历史问题的
教职员工。接下来又组织毕业留校的学生与教师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1970年秋开始大抓“516”，对曾是文革骨干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又一轮清算，几
乎所有文革中的活跃分子，或被抓回学校整肃，或在当地就地整肃，遭受非法关押或被
限制人身自由，被迫反复接受批斗，造成文革中又一个逼死人命的高峰期。在8341部队
领导的工宣队主政时期的清华、北大，作为执行政策的全国样板，在这一时期内逼死的
人命（包括因工宣队送材料在外地整肃致死者）超过文革其它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总和。
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新思想，只能仿效曾经成功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由于
自身遭遇，容易具有反智倾向。1968年曾经在全国泛滥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的例行
仪式，“三忠于四无限”的效忠表态，“三敬三祝”的会议开场式，如痴如癫的“忠字
舞”等等反智、落后愚昧的东西，就是经8341部队在北京针织总厂支工的领导首倡（见
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133页），迎合了各地各单位执政者在个人崇拜的政治氛围下追求政绩的需要，得到
各级革委会以及驻学校的工宣队认可和提倡，几致把中国搞成一个邪教的大营地。
由此可见，工宣队、军宣队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把文革初期曾经推倒了的文
革前十七年管制知识分子的那一套重新复辟回来，只不过换了一副面孔，让工人出面，
以使知识人时刻谨记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的原罪。因此这一群体的所作所为，都是背离时
代前进、背离社会进步的方向的。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各主要群体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背离时代前进、背离
社会进步的方向的。造反派群众虽然在争取自身权益、要求民主方面符合时代前进与社
会进步的方向，但由于他们的时代局限性，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当他们拥有权力，可
以实行民主与维护人权时，他们却犯下了与他们的压迫者同样的错误。
这也说明，文革主流显现为一个即将终结的时代企图继续延续的尝试，由于这一尝试仍
然依循原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也就注定不会把中国社会推进到新的时代。
因此，文革应该被否定。但是，文革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十. 毛泽东的文革猜想与中国必须的文化革命
既然文革主流表现为一个即将终结的时代企图继续延续的尝试，文革就注定要失败。文
革的失败不在于以军事政变的形式结束了文革，而在于文革无力建立新型的官民关系，
在于文革试图通过整治人们的思想意识来约束权力、解决官民矛盾。
上面第五节中对中华文化导致文革必然性的讨论中指出，中华文化中的重人轻物和追求
天理或真理的特点，直接表现为崇拜领袖以至个人迷信和执着信服“真理”的特点，在
政治上导致呼唤专制领袖而轻忽社会管理工具理性的倾向，在文化上则导致崇拜、迷信
能人的蒙昧和执着于“天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基本教义的蒙昧主义。显然，中华
文化因其专制基因导致的这些缺陷，是长期以来阻止中国社会进入以民主、法治与人权
为特征的现代先进文明的终极原因。所以，中国社会若要步入人类当今的先进文明，中
华文化的专制基因必须经过文化改革（或文化革命）加以改造。
毛泽东似乎猜测到了中国需要文化革命，然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设想仍然因循中华文
化重人轻“物”的传统，仍然着眼于人的修炼，而没有借重于各种权力运作与监督工具
以保障权力运作的过程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一目标在于人的、特别是当权的人的
文化革命，在一个政治化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异化为政治革命，而其建立的新型政权徒
有形式之新而不会有任何实质之新。因此，完全达不到本来应有的改革文化的目的。
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对于干部中走资本主义道路者，是否称“派”的
分歧，亦即，刘采取类似斯大林的态度，否定脱离民众的当权者与民众的矛盾属于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矛盾），却对犯错误的干部
，处置严厉、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也是也是斯大林那一套）；毛则执意要称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意指“走资”并非各别个人之事，而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起来则
从宽。相比之下，毛似乎注意到了人的因素之外的因素，因此个人的错责相对就轻了。
再者，联想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尊法批儒，及其一以贯之的崇法情节，且法家确实是中
国古代百家思想中最接近工具理性的思想。那么，在毛泽东提出文化革命的时候，他的
内心深处是否也意识到重人轻物的中华文化需要革命性的改变，移植接受西欧重物的文
化基因呢？果如此，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虽然由于因循中华文化的重人轻物传统与政治化
而失败了，但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文革归结为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革命性转变的猜测。而
这是从中国最高当局到底层百姓都应该把毛的猜测变为行动，改革我们的文化，对中华
文化进行崇尚工具理性与重“物”的转基因工程。
这里说的改革我们的文化，应是不折不扣地改革文化，绝不要有丝毫的政治化。一是继
续并完成文革至今的第二次启蒙，破除任何领袖或能人迷信，破除对冒充真理的理论信
仰；二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培养树立崇尚工具理性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提倡“从我
做起”，坚持不懈。具体地讲，至少有以下诸点可以实施：
（1）改换单纯依靠思想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等着眼于人之修养的思路。强
化权力运作程序、法规、制度等的建设完善，及其严格执行与监督；
（2）社会权力机构的运作程序、规章制度应予公开并严格遵照执行，各级当权干部及
权力机构组织都应力争成为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秉持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的社会表
率；
（3）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单位，如工厂企业、学校、医院、街道社区、政府机构等，
都应以公民组织要求、建设之，都应尽到公民组织对社会的义务和功能。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对本组织成员进行公民教育，特别是结合本组织运作的各种法规、制度及程序培养
组织成员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
（4）教育要从孩子开始，在中小学开展公民教育，特别注意从小培养学生敬畏法规、
严守制度以及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
（5）鼓励敬畏法规、严守制度以及秉持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的各种社会行为，反之则
应受到批评，形成社会舆论。
如果我们从现在做起，伴随着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概在一代人左右的时
间内，无须经过革命，中国专制传统的文化基因就会被转变，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也就
会瓜熟蒂落，和平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社会就可以步入世界先进文明了。
结束语
文革结束近五十年了，但中国社会对文革的反思仍然远远不够，仍然为那个还乡团式的
文革结论（或称“历史决议”）所羁绊，把文革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错误，认为文革只
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认识、错误决策而发生的偶然性灾难。正是由于这个还乡团式文革
结论的羁绊，国人没能从代价巨大的文革浩劫之后获得应有的收获，造成在中国发生文
革的种种因素仍然存在,有些甚至还更加恶化了。
本文的分析表明，文革在中国的发生有其因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
所造成的必然性，也有其时代和国际环境的印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尽管是导致
中国发生文革的极其重要的必要因素，仍然只不过是导致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偶然因素，
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有“X”泽东来弥补这一偶然的必要因素。
在上述导致中国必然发生文革的诸般必要因素中，中华文化中重人轻物与执着于“真理
”的特点显然扮演者最关键的作用，其他各种因素诸如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等
，在其他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都存在，但是没有一个发生了中国文革这样的
社会运动，盖缘于这些因素只有在上述中华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才会发展至导致文革的程
度。
毛泽东领导的文革之所以失败，固然与混淆了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目标有关，更加根
本的原因则是毛泽东的文革依然是因循中华文化重人轻物的传统，不但不可能对中华文
化实行必要的改革而达到文革原本应有的目标，而且由于未能基于工具理性构建社会及
其权力机构并以工具理性和程序正义训练新人，而依然仅从权力机构的人员组成以及当
权者的思想修为着手构建“三结合”的新式政权，其结果必然是“新”政权徒新其名而
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派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断语可谓正确），以
至由文化革命“异化”成的政治革命也必然归于失败。
其实，上述文化因素也是致使中国至今未能完成启蒙运动而仍为落后的意识形态所累的
原因，也是中国无法实现民主法治与尊重人权的先进政治体制之根本原因，更是中国社
会的官民矛盾自1949年以来无从根本解决的主要原因。所以，改造中华文化中重人轻物
与执着于“真理”的特点，而吸收相应的西方有益文化，一来必可从根本上断绝发生文
革的可能，二来将可为实现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先进社会铸就文化基础，使中国社会早日
步入人类先进文明。
因此，当下中国，既事半功倍又一举二得者，即是改革中华文化的传统专制基因，从小
处着手，从社会的每一个基本元素做起，滴水石穿，经一代人的努力，中国社会必会赶
上世界先进文明。
（全文完） | x******g
发帖数: 33885 | 2 这篇是邓产党五毛的文章
【在 z**********e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hx.cnd.org/?p=126942
: 九.多种社会力量角力文革
: 文革的动力出自两部分，一部分出自上面，就是毛要整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
: 缓和官民矛盾。另一部分出自下面，群众不满官员的特权，要争取自身权利。但几乎所
: 有的人对当时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都估计不足，都没有料到一旦群众被赋予批判官员的
: 权力，竟会把怒火延烧到几乎所有的官员。
: 毛泽东批注发表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激活了中国社会原已酝酿着的躁动，以后历
: 经工作组的管控与压制、批判工作组、八月红色暴力、接见红卫兵、大串连与批判刘邓
: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一系列的冲击与较量，终于把文革的冲击波传到了几乎每一个角落
: ，把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都搅动起来了，形成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及至1967年，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