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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苏否慧（Sophorn Huy）说：我们住在金边的桑卡街（Sangkat）6号，位于「中华医院
」后面。1975年4月17日早上，我父亲看见了很不平常的事情：一队队穿黑衣衫的人，
颈系方格围巾，穿着轮胎底的鞋，带各种枪支，沿着大街走。他们都板着一个令人害怕
的脸，这些人是红色高棉战士。所有的金边市民都震惊了，他们从门和窗户偷看外面。
此前，人民担心战争会伤害自己，他们认为朗诺军队既然打不赢红色高棉，就应该承认
失败。一个红色高棉头目，通过对讲机指挥隔着很远的战士们。几个战士用枪指着我们
的房子，叫喊我们「走！赶快离开！每个人都走！」他们挨家挨户命令市民离开家，不
准多带物品。我父亲恳求红色高棉给他一点时间，去接回在昂东（Ang Duong）医院刚
做过眼科手术的弟弟。但是那红色高棉说，「你不用等你的弟弟。你不久会在路上遇见
他。」邻居们都被逼迫，背着抱着一些东西，或放在自行车上，准备离开家。一个红色
高棉战士不停地踹一辆摩托车，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发动它。外面有叫喊声音在指挥着战
士们：「命令他们（市民）都从房子里出来！一个也不准留下！」当我们走出家大约
100米时，看见一位红色高棉头目命令战士们：「他们离开以后，不准许他们再进他们
的家。」当我们到达莫尼旺大街时，沿街有大量人群。一辆坦克和许多汽车，载着哇哇
吆喝的红色高棉战士们。红色高棉命令市民人群向北方走。街上还有从医院被赶出来的
一些病人，包括没有手臂和没有腿的截肢病人，以及正在输液的病人。一些市民推着板
车，老人坐在车上，或者丈夫们推着他们刚生下孩子的妻子。许多市民来回奔走，焦急
地询问别人是否知道他们失散的家庭，或他们的配偶在哪儿。一些走失了父母的孩子，
满街都是他们的尖叫。那些不肯走开而守在路口等待失散的丈夫或妻子的市民，被红色
高棉当场用枪扫射，惨不忍睹。城外的公路上尘土蔽日，市民们来回地找柴煮米，找水
。公路两侧布满屎尿和垃圾。疾病在传播。在比昂塔倍（Beoung Trabek）附近，大约
离公路100米处有许多死尸，还有穿着（柬军）军衣仍在流血的新鲜死尸。红色高棉强
迫市民们过桥沿着道路走到郊区塔克毛，这里有红色高棉的一个检查站，截留并杀死他
们所怀疑的任何人。他们检查每个人的脸、腿和手臂，查问「你做什么工作，你以前在
哪儿生活？你是朗诺军人吗？」那时间，人们都极其害怕。在红色高棉检查过后，我父
亲的一个姐姐开始感到懊悔，她想走回金边去。红色高棉战士抓住她，捆绑她的双手，
推着她走向西边的一条岔路。然后我们听见几声枪响。片刻后，我父亲走去看，她已被
杀死。我们全家永远记住红色高棉的没有人性的行为。
《柬埔寨零年》（Cambodia：Year Zero）一书引用了目击者叙述病人被驱赶的情景是
：「我永远无法忘记，一个既没有手也没有脚的残废病人，象条蠕虫一样沿着大街地面
在挣扎扭动。一个10岁的女孩哭泣着正用布带子缠裹她父亲受伤的颈部。另一个病人的
脚悬吊在他的小腿上，因为他的脚和腿之间仅仅由皮肤连接着。」
柯木特（Ke Munthit）在撤空期间的经历，指证了红色高棉的「野蛮行为」。在金边的
大街上他吃惊地看见了许多年轻战士，黑衣、赤脚、围一条方格围巾，向空中射击，恐
吓人民。一个行人低声告诉他：「这是红色高棉」。柯木特父母恐慌地召唤家人在一起
。很幸运，一位红色高棉的头目原先（在西哈努克时期）是他们邻居的亲戚，刚好负责
撤空这个小区。这个红色高棉是善良人，他甚至让他的两个卫兵帮助柯木特的父亲等齐
了所有的家庭成员，因此一家人侥幸没有失散。当柯木特一家走出金边城时，他们看见
一群背着小口袋的华人，正在恳求红色高棉。那些红色高棉战士们生气地吼叫「想要回
到金边，是吗？」他们命令这些华人放下小口袋，举手向前走，然后从后面开枪射击，
那群华人全部倒下死去。父亲低声说「红色高棉恐吓人民服从他们的命令。」直到这时
，柯木特仍然企盼几天后红色高棉将允许人民返回金边。他见证了人们惊恐地拥挤着前
行，失散家庭的人们在尖叫和呼喊。病倒和受伤的人躺在公路沿边，失去了一切希望，
被他们的家人忍痛遗弃。在一个小布篷下躺着一个刚生下婴儿的女人，红色高棉战士不
允许她休息，强迫她继续走。她丈夫把她放在一辆自行车上，在灼热的太阳下推着她，
她佝偻身体抱着血染布包的婴儿。沿着公路散布着一些柬军士兵的尸体，有些死尸被红
色高棉的坦克故意碾得扁平。一个失散了丈夫的女人，抓着柯木特家的小汽车的车门，
希望用黄金和钻石换取搭车。但已经有11个人在车里拥塞着，她没能搭上车。两天后柯
木特发现这个女人死在一条河沿上。当时许多市民只带了3天的食物，一些有远见的家
庭把钱币塞进大米口袋里。但是红色高棉废除了钱币，市民的钱币立刻失去了价值，他
们失望得发疯。4天后美国飞机并没有来轰炸，父亲意识到人民被欺骗了。人们面临同
一个命运和问题：「是活下去还是死亡？」8天后，柯木特一家到达一个小村庄落脚，
他们被划定为「新人」（注：阶级成分。「新人」是被驱赶的城市居民。农村原住民被
称为「旧人」），他们十几个人生活在一间仅仅4米宽6米长的小屋里，而且房顶漏雨。
撤空行动也发生在全国各地城镇。苏康乌（Sokhany Vuth）说：「1975年4月17日的早
上，我母亲正在磅占城的市场，听到朗诺军队升起白旗、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消息时，
她很高兴（和平来临），然后她继续卖她的货。不久，到处在叫喊『我们红色高棉胜利
了！兄弟姐妹们，在一个小时内离开你们的家，安卡要清理城市。你们仅仅离开3天，
然后再回来，不要带很多东西。』那些人都穿黑衣，用枪对着市民，强迫人民离开家园
。那时我的祖母病了，祖父让她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我母亲坐在自行车前梁上，我们出
发了。钱币废除了，即使想买任何东西，也没的卖，仅仅存在原始交换，例如某人有食
盐，可交换大米，或者交换黄金。大米在那时是非常珍贵的。红色高棉对任何停下不走
的人都举起枪，如果人们继续不走，红色高棉就开枪杀人。无论是病人还是走不动的人
，都歪歪倒倒地挣扎着前行，或者由家人拖着走，因为人们不愿被杀死。实在无法被拖
走的人或者婴儿，只好被家人放弃，躺在路边，象只动物一样死去。我们走了很远，太
疲倦了，但不敢停止，因为红色高棉跟在我们后面。」
读者能理解吗？在怎样的情况下，在何等的恐惧、绝望、心碎时，人们才会丢弃自己的
婴儿、妈妈、爸爸和亲人？悲伤的丢弃者与被弃者都在哭泣，但毫无办法。
此时的柬埔寨充满恐怖和混乱，到处都有暴尸在路边和田野，叫喊声和痛哭声混成一片
，有如地狱突然降临人间。苏康乌（Sokhany Vuth）说：「4月17日，红色高棉驱赶全
部的家庭和人民，进入一个没有墙的大监狱的悲惨日子。」
此前，周恩来按照共产党建政的常规，让中国的印币厂为红色高棉政权设计和印制了7
张一套的新纸币。在7张纸币中有3张是红色高棉战斗图案，有3张是农村集中营劳动图
案。这是在1975年中国政治形势下的毛主义的主题宣传「抓革命、促生产」。这套纸币
的纸质和设计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纸币（第二套人民币）一样。此时，红色高棉未占领
任何一座城市，也搞不到印刷机或者币纸，谈何印制货币？所以中国必需为红色高棉准
备新纸币，而周恩来是很愿意做这种事情的。这些新纸币在中国印制后，于1975年3月
份启运给红色高棉。在金边陷落后的几天内，红色高棉在这个国家里取消了货币。于是
这些没有发行史的新纸币被堆积在金边的几个仓库里，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绝对不寻
常的货币」。
对于红色高棉的胜利，柬埔寨华人都认为那是靠中国的扶植和华人的效力，很多「革命
」华人还直接做过伤害柬埔寨的事情。没有中国，何来红色高棉政权？因此不但那些「
革命」华人有理由坐等「论功行赏」，即使安分守己的普通华人也有错觉，认为现在红
色高棉掌权了，华人定会受宠，地位会更威风。整个华人群体都喜滋滋，等待胜利果实
自动落到他们头上。华人谁都没有想到应该躲避红色高棉。但事实恰好相反，现在他们
也急速跌入深渊，连同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因为大撤空而被完全拆散了。
华人金某的叙述是：「刚刚接受了人民欢迎的红色高棉黑衣兵，拿著阴森森的枪，挨家
挨户地逼迫人民离开家。他们说『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你们离开金边3天就可以回来，
什么东西也不用带』。也有市民不愿离开自己的家，遇上这样的市民，红色高棉会野蛮
地一枪打过去，让你死亡。金边市民在他们的枪口下，带着简单的物品离开家。漫漫长
路是不归路，许多人许多家庭就这样一去就再没能回来。有些人走5号公路，有些人走7
号、4号公路。走1号公路往东去的人最多，因为那里可以逃往越南。金边市民都被赶出
城，人们携带的钱因红色高棉作废钱币而像撒冥纸一样丢弃满地。城市人在餐风露宿中
吃不饱、缺乏饮用水（只好喝路边污水）、没有药品等情况下，许多人开始生病，死亡
的人一天天增多。这庞大的人口被黑衣兵从各条公路往乡下驱赶，人们茫茫然，不知落
脚地在那里？有不少病重的或子女不在一起的老弱残病者，被遗弃在路边。与此同时，
全国各省市城镇的居民，也在逼迫下离开家园，他们的命运也和金边人民一样，都在枪
口的威迫下，走上没有明天的路。柬埔寨所有城镇都没有了光亮和人烟，都是可怕的黑
暗和寂静，确实是地狱中的鬼城（ghost town）。许多不愿离开家的市民，都死在黑衣
兵的枪下，他们死不瞑目，更是阴魂不散。」
「革命」华人青年文清（他曾给「解放区」送情报）的证词：「当时进入金边的红色高
棉，并不象（中共地下党）所宣传的『人民子弟兵』那样爱护百姓，反而把金边人民当
敌人。许多红色高棉进入平民家里看到好的东西，就把东西抢走。有些百姓言词不慎，
稍有冲撞，就立刻被红色高棉开枪打死。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脑子里立刻打了一个问号
，究竟是什么『人民子弟兵』到处抢掠杀人？这些黑衣兵，以美国飞机将轰炸金边为借
口，把金边市民全部赶出家门。以我自己当时所看到他们对待百姓的态度，感到情况不
妙。我和父母一起跟着市民人群步行50多公里，艰难地走到了干拉省某县。」
华人谢姨说：「我家住在金边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一带。我与兄弟姐妹及父母共11人一起
，和所有市民一样被红色高棉逼迫离开家。当时我15岁。我们9个兄弟姐妹用了7辆自行
车，载着出门所用的一些衣服和大米。半途，来到金边铁桥头，我与大姐离开家人，待
回到铁桥头原地点，父母和家人已被驱往干拉省方向，我和大姐则被驱赶往另一个方向
。我和大姐与父母家人被分离，从此再也没能见到他们。」
华人俞大姐说：「1975年4月17日，我们在黑衣兵的枪口下被赶出家门。前途茫茫，我
们跟着长长的人群队伍，究竟往哪里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脚越走越沉，脚板越来越
肿。更可怕的是路边的死人、病人越来越多。人死了，家人只好在路边挖个浅坑埋掉。
为什么才几天功夫，我们的生命就变得这么贱？」
华人小英（现居巴黎）说：「红色高棉驱赶金边市民时，我是10岁女孩。我们都以为几
天后就能回金边。妈妈为我收拾了几件衣服，装在我的小篮子里。哥哥用小摩托车把我
载到金边城外的农村亲戚家，说过几天来接我，就匆匆走了。谁知从此我与我们的家庭
永别了。公路上从早到晚都是被赶出来的金边人民，他们向远方步行，东倒西歪。我不
知道妈妈在哪里，我要妈妈，我日夜哭喊着找妈妈。我病了，高烧，烧到昏迷了好几天
。没有医药，我清楚记得我一遍遍对自己说：你不能死，要找到妈妈。我就爬着去抓我
的小篮子，感觉如同抓住了妈妈的手。就这样，我熬过了那场病。但我妈妈一家8口人
都没能活过红色高棉（政权）时期。」
华人黄英说：「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后，手中的枪胡乱扫射，到处喊叫『为保护人民不受
美国飞机轰炸，大家暂时离家三天』。不少老人不愿意离家因此被红色高棉开枪杀死。
红色高棉对商店是先驱赶店主，然后破坏那些店里的东西，还洗劫财物，于是引起市民
的怀疑。大部份市民离家出走只带了最轻便的行李、钱币和几天的食物。很快，红色高
棉宣布废除货币，市民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亲眼目睹一位原住在戴高乐大街（
Charles de Gaulle Ave）的商人，身上带的都是纸币，当他听到货币被废除后，气得
呕血身亡。当时最可怜的是老人，在混乱中与儿女失散，他们大声哭喊，到处苦苦向人
哀求和乞讨。在不知目的地的路上，哀求声、喊叫声、哭泣声……掺杂在一起。一对与
儿女失散的老夫妇爬进公路边一栋废弃的小屋，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等死，眼泪不停地
流。我询问他们，心酸不已，但无力帮助他俩，只好离开。三天后，市民们没有被准许
回金边。我们再三被红色高棉欺骗。最终，我们哀求在一个村庄暂停下来。父亲因日晒
雨淋病倒了，病情越来越重，没有医生和药物，他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父亲临死前留下
遗言：『没想到，人民的军队害人民。儿女们，你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等着看这暗
无天日的社会末日的到来。』我们听父亲的话，照顾着母亲，一起坚强活下去。1个月
后，母亲因受不了失去丈夫的痛苦，也离开了人间。母亲的遗言也是要儿女坚强活下去
。」
遗言，一个人临终的最大愿望，竟然只是要求儿女苟活下去，设法活过那个刚刚诞生的
红色高棉政权。读者试想：人到了怎样的地步，才会留下这样的心酸又无奈的遗言？
克多恩部队是最早进入金边的红色高棉，两个小时后塔莫部队和温威部队从西面和南面
也开进金边。克多恩在柬共内部的地位高于其他入城的红色高棉首领，但下令撤空金边
的总指挥是温威，而不是克多恩。红色高棉干部事先都对大撤空政策一无所知，也无法
理解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甚至连「红色高棉面具」乔森潘也对撤空金边大吃一惊，他
写道：「1979年4月17日上午9时左右，前线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占领了首都金边，我为
此兴奋不已。……然而，就在当天下午，我奉命赶往金边时，震惊地发现所有通往金边
的道路上都挤满了被驱赶出来的市民。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孕妇和病人。
拥有200多万人口的首都金边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城。这是为什么？是谁作出了这个决定
？」柯袍也说：「干部们有一些关于撤空城市的争论，认为我们只需驱逐旧政府职员，
应该留下普通居民，然后我们用新政权的力量控制城市。然而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我
们那样做，只是『换一匹马』而已（没有实质改变）。」
这种涉及到几百万人的全国所有城市大撤空，事先毫无物质准备，也没有组织准备，以
「枪杆子」来逼迫，根本不考虑大迁移中的民众生死存亡，展示了红色高棉决策者在能
力上的缺乏和不承担任何后果。研究者本·柯尔南（Ben Kiernan）做出的估计是：死
于金边大撤空的平民人数至少有2万人。中共派驻金边的援柬人员也提到：「在大撤空
时，由于缺医少药，加上粮荒，饿死病死的人不在少数。中国人作为（援柬）专家，又
在首都金边，每天还都吃不饱，中国使馆只好从国内调来压缩饼干，分给各个中国专家
组充饥。柬埔寨老百姓的饥饿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但乔森潘刻意轻松地说：撤空金边
因饥饿和疾病仅仅导致两、三千人死亡。
国际社会至今对当时红色高棉撤空城市的目的和决策过程，不甚了解。确实，红色高棉
撤空城市的真实原因一直被迷雾笼罩。一些研究者采用了乔森潘的辩护，宣称是金边缺
乏足够的粮食。可是乔森潘的借口并不正当：金边并没有粮荒、更没有饿死过居民。而
且法国学者庞考德（Ponchaud）收集的证据说明，当时大量的足够供应金边6个月的粮
食堆积在海港城市磅逊，那里距离金边仅200公里，而不论磅逊还是金边本身的运粮能
力都是足够的。因粮食缺乏而撤空的理论，意味移动人民去乡下「寻食」，而不是移动
现成的粮食供给人民，这显然荒谬。因此，撤空金边与缺乏粮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因
果关系。另一些基本分析是：红色高棉认为城市生活是寄生状态，因而要在整个国家里
彻底取消城市。后来，1977年10月2日波布在北京公开披露：（1975年4月）柬埔寨撤空
城市数百万市民的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赢得胜利以前，在1975年2月做出的。因为
城市那里有各种敌人的间谍组织，而我们的保卫革命政体的力量并不足够。」1978年7
月农谢也称：「（当时）有内外勾连的阴谋，但是我们在解放金边后，立即撤空了城市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苏联情报局（KGB）和越南共产党的代理人，都随着市民被
驱赶到农村，而不能实现他们的阴谋了。他们的意图是暗杀我们的领导人，然后向全世
界宣布。」据此看来，红色高棉撤空城市的动机可能是安全原因，这或许表达了波布等
人对于城市有着令人费解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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