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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发帖数: 6723 | 1 http://hx.cnd.org/?p=126571
惊心动魄！因为，制度性腐败与王朝周期律生死相连。在制度性腐败的土壤中，围绕权
力的金字塔所寄生的上不了台面的规则、规费、规礼，花多样繁，一环套一环，牢牢地
卡住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脖子。
在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的《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一书中，我看到了
惊心动魄的亚财政历史，和民众被亚财政制度挤压、剥削的血淋淋的苦难史。所谓亚财
政，就是一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的非正式财政制度，这套制度来源于官场中利用
公权力谋取私人福利的“集大成之作”的“陋规”、潜规则。有了它，官员可以大肆提
升个人福利、满足食欲与色欲，官僚队伍可以维持官官相护的攻守同盟，皇帝可以办各
类奢侈的庆典、收受各地的奇珍异宝；有了它，民众潜移默化地养成了权力崇拜、官崇
拜的价值观；有了它，民众终有不堪重负、愤而造反的一天，王朝也终有覆灭的一天。
借助亚财政的视角，明朝清官海瑞的私生活尽收眼底。在明朝，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大
约有4万元（经过换算得出此金额，下同），实际到手约2.5万元，可以养活一家5口人
。海瑞知县除了合法工资以外，老家还有40亩田，能再多收入2万元，顶多再多养5口人
，一共可以养活10口人，但不能有额外的花费。可是，海瑞的私生活透露，海瑞家的人
口远远大于10人。海瑞先后有过3位夫人，又至少纳过3个小妾，先后生育3个儿子、3个
女儿，再加上几个仆人、奶妈、婢女和海瑞的母亲，至少有20人，海瑞要想养活这么多
人，几乎不可能。并且，当时纳1名小妾还得花66400元左右。养活约20人、纳3名小妾
，海瑞晚年回老家时竟然还有近8万元的存款。海瑞是如何办到的？至今还是个谜。
众所周知，海瑞是个古怪的清官、穷官，在明朝的官场是个另类。海瑞能生活在亚财政
制度下，简直是个奇迹。与之相比，官场中靠灰色收入生活的官员才是主流。晚清名士
李慈铭写了41年的日记——《越缦堂日记》，透露出帝国官场的秘密。李慈铭当时任职
户部郎中（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的司长），不怎么干事，年薪约2万元，但实际年收入
却高达30万元，原来多出的钱来自于灰色收入——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
院束脩，此外，他还收到各种实物礼品、各地土特产。收入的钱，他主要用于家庭日常
开支、社会交往、文化生活、买妾，所以，他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李慈铭虽无多少
实权，却也有巨额的灰色收入，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点不满意，因为，比他有实权、
官阶大的人，收入更多。比如，他的上级、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王文韶年
薪只有3万元，额外的灰色收入却高达390万元。
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帝国权力结构中，官大一级，不光压死人，还有成几何级增长的灰
色收入。相反，那些低级别的小官，尤其是没有实权的小官，其收入与高级官员相比就
有天壤之别。有了收入上的巨大诱惑，所以，帝国时代的读书人、商人都想捞上一官半
职，好过上他们向往的“老爷享受型”生活。过上这种生活，他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
力，合理地赐福利给他们喜欢的人（使用合理赐福利权），合法地伤害他们不喜欢的人
（使用合法伤害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享用各种灰色收入和隐形福利。
此外，京官离帝国权力中枢更近一些，因而，他们常常能剥削、钳制地方官。地方官为
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必须用自己的灰色收入“孝敬”京官。在李慈铭生活的时代，各类
在职京官约6500名，能搞到灰色收入约9.6亿元，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118.4亿元的8%。
而这8%的巨额收入则被转嫁到了民众身上，即地方官在收税时增加了8%的税率。
高高在上的京官还掌握着国家财政支出的权力，这足以吸引、迫使地方官以各种方法“
跑部钱进”。比如，晚清时代的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深受京官的盘剥。曾、李二人
为了到户部报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分别付给户部相关办事人员、官员回扣1600
万元、8000万元。
在帝国时代，灰色收入是不能那么赤裸裸地称呼的，而要被包装一下，成为各种“礼”
：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等等。这些“礼”常常被送给五种人：1.上级，
特别是顶头上司；2.上级的亲属、家人、随从；3.上级衙门的办事人员；4.钦差或“过
往的官员等”；5.京官，特别是京城高官，以及王公大臣和他们的亲属、家人、随从。
官员为了送这些“礼”，就必须从民众身上盘剥，比如，在清朝雍正时期，山东省的民
众就在法定税收之外多承担了10%的税收。除了多收税，官员还可能挪用公款，在民众
打官司时敲诈勒索，以备足送“礼”的钱财。
除了这个10%，民众还可能会有更多的负担。比如，根据晚清名士冯桂芬的测算，在清
朝道光、咸丰年间，全国40万书吏，即各衙门里承担抄抄写写的普通办事人员，每年的
灰色收入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其中有30%来源于财政收入，70%来源于民众的税收
，民众为此在法定税收之外多承担了35%的税收。
在帝国时代，官员及相关办事人员还不是获得灰色收入的最大得利者，皇帝才是最大得
利者，用洪振快先生的话说：“皇帝才是最大的贪污犯”。清朝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
政预提盐引案案发，案件经审理后得知，曾任两淮盐政的官员普福，在乾隆三十一年使
用了从盐商那里收取的8万多两税费银子，占收税费总额的45%，用于给乾隆皇帝办贡品
。从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三年的22年间，乾隆共享用两淮盐政上贡103万两银子。由
此可见，皇帝宫中摆放的各类奇珍异宝、各类奢侈花销并不是凭空而来，除了国家财政
负担一部分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地方官员的“孝敬”。
不光皇帝的宫中花费巨大，皇帝的外出游历、考察也花费巨大。比如，乾隆皇帝六次南
巡，每次通常有2500人随行，吃穿住行、娱乐、享用贡品，花费巨大，仅两淮盐商在六
次南巡中就“孝敬”银子600多万两。有研究表明，乾隆在位的60年里，两淮盐商获得
利润的18.68%上缴国家财政，41.84%为盐政官员所得，盐商实得39.49%。由于皇帝与官
员盘剥过多，盐商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只能提高盐价，而这只能由民众承担。
皇帝、官员、相关办事人员分享各类灰色收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身处其中
的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它的控制，谁要是打破这个格局，就会被官僚帝国所抛弃，被集体
打击。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改变这个利益格局。这就是亚财政制度的控制力所在。根据
洪振快先生的研究，“亚财政”的规模是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两三倍。
皇帝、官员、相关办事人员在享受亚财政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深受其害。就连那些来
帝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也愤愤不平。比如，来清朝做生意的英国人，就和清朝海关的官
员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早在乾隆二十四年，英国人洪仁辉就把海关官员给告了，而且告
到了乾隆皇帝那里，说海关官员在货物进出关的过程中收了68项名目不同的费用，可是
，案子最后只是象征性地结案，并没有改变中英贸易规则的现状。告状不行，利用外交
手段改变贸易规则也不可行，所以英国人就动用了战争侵略手段，结果就有了中国人记
忆深刻的《中英南京条约》。在条约中，英国人还是希望清朝在外贸中给英国一个平等
的地位，不要在法定税收之外乱收费。
手中没有权力的人，也就是底层民众是亚财政制度的最大受害者。然而，底层民众承担
税费的能力毕竟有限，当他们的忍受到了极限，就会引发官民冲突、民众起义。在农业
社会，总的来看，底层民众能够承受的税率极限是10%，如果在这个极限之外还有隐性
的负担，群体性事件就会接踵而至，整个社会就会震荡不安。清朝道光十九年的“驿站
号草事件”、光绪二年的“东乡抗粮案”就是例证。当然，像明清两代的苏州府的农业
税率就达到了20%，而当地社会相对稳定，究其原因在于，当地的民众通过种桑养蚕办
丝绸业，种棉花办纺织业，来承担那么高的税费。但从2000多年的专制王朝历史来看，
10%的农业税率是社会稳定的节点。战国时代的李悝就揭示了这一农业社会民众承担税
费的定律。洪振快先生研究指出：“农民的负担能力，受传统农业文明的经济规律所支
配，其特点：总负担超过10%会出现不稳定状况，超过20%很可能出现骚乱，达到30%社
会就会动荡。这可以看作民变的系数。”
借助这个亚财政制度下的民变系数和现代博弈理论，就能看出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王朝
演变的历史周期律。“劳心集团”（血缘——武力集团、文化集团、知识集团，主要是
官员）与劳力集团（主要是农民）在亚财政制度下进行生存博弈。“劳心集团”在博弈
中明显占据优势，但也受到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劳心集团”与“劳力集
团”博弈的均衡点就在于10%的农业税率。当“劳心集团”穷奢极欲，把超过10%的农业
税率加到“劳力集团”头上的时候，博弈均衡点就被打破，社会就会不稳定。如果再遇
到自然灾害或者外族入侵，这个王朝基本就要灭亡了。其中一个最为著名的例证就是，
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随后发生的清兵入关、清朝建立的历史事件。
怎样破解王朝周期律，使国家权力既能保护个人生命财产，又不至于伤害个人权利与自
由？通过梳理英、法、美等国的宪政发展史的经验，反思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教训，洪
振快先生认同一位宪政研究者的结论：“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既保障国家权力的有效
运行又不使其滥用和扩张，既保障人民的代理人拥有一定的权力又不使其能够谋取私利
，可以说，这是近代以后，人类寻找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佳方式。”
确实，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问题又演变为新的变种、花样，各种潜规则仍盛行，
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把自己培育成为真正的公民，拿起宪法
和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防止那种种借公权力之名实施的侵害。庆幸的是
，越来越多的民众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越来越坚定地走上了公民之路、法治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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