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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723 | 1 2016-09-02 宗道一 中华读书报
人物传记究竟应该如何写？这是个老问题。从文本样式而言，人物传记一要有生动鲜活
的细节；二要翔实可靠，庶几信史。也可以说，一要活材料，这靠认真仔细的采访，从
传主嘴里掏新东西；二要“死”材料，首先是档案支撑，其次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搜索
素材，这需要严谨的考证核实，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爰加厘订，使益近于信达”。
即便对传主的回忆，也不要轻易相信。这就是胡适所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因为人的记忆总会出问题。
刚刚去世的复旦大学英语教授陆谷孙先生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复制”“粘
贴”不是做学问。
北京一家有影响的传记杂志最近一期刊登了两篇前不久遭遇车祸的吴建民大使的传记：
《吴建民：“绵里藏针”的“外交麻辣烫”》（简称吴建民文），《跨越半个世纪的发
声与争议——及外交大使吴建民先生》（简称跨越文），这是两篇典型的“复制”之作。
通观两文，只是在粘贴、拼凑早已见诸报刊书籍乃至网络的文字，读者只要在网上检索
一下，便可得出结论。因为这两篇没有任何新鲜材料的文章，毫无创造性。
作者是“外行”
首先，我持疑，两个作者有没有采访过传主吴建民本人，至少从两人的文章中没有看出
任何第一手的材料，也就是没有自己掌握、独家披露的素材。优秀的人物传记第一要有
生动鲜活的细节，第二要有档案支撑。细节多来源于认真仔细的采访。如果无缘采访，
对素材做认真的考证研究、甄别厘订，分类爬梳，广事钩稽，加上自己的创造，也可以
舖敷加工成文。但是两文显然都没有做到。
其次，两个作者对外交基本是外行。跨越文的标题就说明作者不懂外交，缺乏起码的外
交常识。外交界并无“外交大使”的称呼，这是作者杜撰的名词。要么称之为“大使”
，要么直言其“外交官”，“外交大使”庶几非驴非马。
不仅如此，跨越文的标题“跨越半个世纪的发声与争议”也有问题。（该期第61页，下
同）吴建民的争议是最近10年，半个世纪前，哪里轮得到吴建民“发声”？遑论“争议
”？彼时，吴建民名不见经传，有几人闻知？吴建民生前谈及这段经历时一再声称自己
是“小萝卜头”，即是明证。像这样的外行话，两文还有不少。最主要的，差错比比皆
是。仅举荦荦大端。
总统还是夫人的翻译？
吴建民文中提及毛泽东接见刚果（布）总统夫人马桑巴·代巴夫人，跨越文却说毛泽东
接见“马桑巴·代巴及其夫人”。如此前后矛盾，图片都摆在那里，责任编辑实在失职
。如果马桑巴·代巴总统在场，就不会有毛泽东和总统夫人的单独合影，这岂不是“喧
宾夺主”？新华社摄影记者脑袋灌水了？
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吴建民担任翻译
1964年9月下旬，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应邀前来参加中国25周年国庆。毛泽东9
月29日晚上19时会见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恰恰没有在座。原来总统夫人压根儿没有
同行。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翻翻1964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照片就可真相大
白。次年10月，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来访，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马
桑巴·代巴总统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吴建民担任的就是这场活动的法文翻译。外交上，
有政治会谈，也有一般性会见。以吴建民当时的身份，显然还不能担任政治会谈的翻译
（下文将会提到，这类会谈的翻译往往由齐宗华来担任）。毛泽东会见总统夫人，主要
还是礼节性、象征性的，吴建民就有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待到3年后“文革”高潮期间
，吴建民才“升级”修成了“正果”，担任周恩来和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会谈翻
译。
翻译本来主要就是扮演一个“工具”角色，毛泽东会见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吴建民
连宾主合影都上不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翻翻1965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的
照片。笔者有幸从前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处见到这张照片，可以负责任地介绍合影中的
所有参加者：
合影的前排左起：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宫达非、总统夫人随行人员、刘少奇主席夫人王
光美、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毛泽东、刚果（布）驻华大使阿方斯·贝约纳夫人、刚
果（布）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诺贝尔·乐恩巴夫人、刚果（布）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诺
贝尔-乐恩巴、总统夫人随行人员。
后排左起：中国驻刚果（布）大使周秋野夫人张月、中国驻刚果（布）大使周秋野、礼
宾司副司长韩叙。
“2次”≠“多次”
和其他媒体的报道如出一辙，跨越文也称吴建民“曾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老
一辈领导人做过翻译”（苏文落下了李先念副总理）。（第66页）
诚然，吴建民曾给上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过法语翻译不假，但从次数上讲，远还
不能算“多次”。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担任上述领导人翻译的，英文主要是冀朝铸（
后任驻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法文主要则是齐宗华女士（后任外交部西欧司副
司长）。平心而论，那时吴建民还排不上号。只要去翻翻上世纪60年代的《人民日报》
头版，即可明了。偶尔可看到穿短袖白衬衣的吴建民就站在会见合影的后排。
让我们来看事实。
以实际情况而论，吴建民为周恩来做翻译要多一些。据不完全统计，见诸《人民日报》
的有3次：
1971年4月6日下午，周恩来会见几内亚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马马杜·迪奥普；
1971年6月29日晚上，周恩来即将离任的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萨赫利；
1971年8月30日晚上，周恩来偕郭沫若会见法中友协主席贝特兰教授和夫人。
但周恩来会见贝特兰夫妇是齐宗华做的翻译。用吴建民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见习”。
1967年9月，刚果（布）总理安布鲁瓦斯·努马扎莱率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
代表团来访；
1969年9月、1970年7月，刚果（布）阿尔弗雷德·拉乌尔少校分别以“全国革命委员会
领导机构成员、总理、政府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身份来访。前者率刚果（
布）全国革命委员会和政府代表团，后者率刚果（布）国务委员会代表团。
据吴建民称，他在上述外事活动中做过毛泽东、周恩来翻译。同时，吴建民还担任周恩
来会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的翻译。
我相信吴建民的回忆，因为我在《人民日报》1968年9月30日第2版、10月7日第1版上，
看到了吴建民参加活动的照片。
问题应该出在那些媒体记者，这个“多次”是他们给吴建民加的“桂冠”，最终这些“
溢美之词”让吴建民背了黑锅。跨越文称，有些外交部老大使忿忿不平地指责吴建民：
“总是以给中央领导当过翻译自吹自擂”，抨击吴建民“最爱摆出他做过领导人的翻译
来说事”。外交部对吴建民不无微词，但了解真相和事实的外交官不会拿翻译说事。当
然也不排除某些外交官对吴建民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成见。
跨越文这样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拿来，最终以讹传讹，实在太小觑吴建民了，也太对不
起九泉之下的吴建民了。
首先，窃以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吴建民或明或隐地甚为自负，聪明又精明，绝
不会如此愚蠢觍颜，自诩“多次”担任中央领导人的翻译。以我观察，翻译只是吴建民
人生中之“花絮”，接受采访时的谈资。他看重的绝非“雕虫小技”，所以他若想自我
吹嘘，也不会拿翻译说事。读者如有兴趣读那本《吴建民传》，细心一点，就可发现，
吴建民80年代在外交部政研组时，不过区区处长，就有意挑战中国最为著名的外交策士
宦乡提出并得到胡耀邦欣赏的“大三角”理论，他声称后来就“不大提了”。其次，最
主要的是有吴建民自己回忆为证：“我给毛主席当过两次（正式）翻译”，“后来，我
又间或给毛主席做了几次翻译”，“还有几次毛主席会见外宾，由齐宗华翻译，我见习
”。
吴建民另一次给毛泽东做翻译是1967年10月3日傍晚17时，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毛泽
东会见努马扎莱总理率领的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同时还会见了伊利
·冈齐阿米率领的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青年组织代表团。
吴建民提到的“间或”，其中一次就是在天安门城楼，这是吴建民亲口告诉我的。
有案可查的是1970年7月20日下午14时25分，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拉乌尔
副主席，吴建民和齐宗华就一起站在后排的左侧。这一回，吴建民扮演的“角色”就是
“见习”。这张照片刊登在7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除
董必武、周恩来外，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第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康生，解放军总长、副总长黄永胜和邱会作，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均陪同会见。虽说
吴建民“小荷尖尖”，已为周恩来、拉乌尔会谈做翻译，但有关方面出于可以理解的原
因，还是调来齐宗华作主翻，吴建民“见习”角色依旧。
翻译处和翻译室
吴建民文中提及吴建民“在外交部翻译室马牧鸣处长手下当翻译”，跨越文写到吴夫人
施燕华时则提及“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前后显然矛盾。建国之初，外交部办公厅秘
书处下设编译科（一科），是谓翻译室的雏形。冀朝铸、过家鼎等翻译大腕都在这里，
但齐宗华当时还不归属外交部，她的人事关系在“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
会，稍后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70年代方正式调入外交部）。一科的科长最早是常驻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范国祥大使的夫人李宝球（后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司长）
，随后是周南（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及至上世纪50到60年代，
教育司下设翻译处。吴、施是同时代人，吴建民显然也在教育司翻译处，当时的教育司
司长就是雷阳。显然，吴建民进的是翻译处，而不是翻译室。到70至80年代，翻译处单
立成翻译室，本世纪又改为翻译司。
作者所以如此自相矛盾，一言以蔽之，对外交部所属的机构沿革缺乏研究，对外交部的
人事机构沿革一无所知。
还要指出：已故马牧鸣大使（曾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科长，
后任驻尼泊尔、西班牙大使），当时并非“处长”，而是教育司副司长。1963年从新德
里使馆一等秘书卸任返京，升任外交部新闻司专员。“专员”之职是50到60年代外交部
的一个职级，介乎于处长和参赞之间。马牧鸣未几升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旋即
平调出任教育副司长。大约他40年代在延安外国语学校任教之故。稍后，吴建民、施燕
华相继来到教育司翻译处。外行的文章，可谓处处遗错留讹，数据、名姓、时间、地名
等或张冠李戴，或互串颠倒，实在不靠谱。
吴建民文还称：“施燕华曾担任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翻译。”施燕华还健在，虽说高
龄八旬，但对是否担任过毛泽东翻译，一定不会忘记。
“伉俪大使”有几何？
吴建民文称：吴建民、施燕华分别出使荷、卢，“新中国外交部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对
伉俪大使”。姑且不言“外交部成立以来第一对正司级官员”云云，这一段基本抄自笔
者的文字，就是抄也抄不好。先来说说也是笔者命名的“伉俪大使”。
中国自1979年初始派遣女大使，到1991年秋有了第一对“伉俪大使”。1994年5月有了
第2对。吴建民、施燕华是第3对“伉俪大使”，他俩分别1994年9月、11月出使荷、卢
。请看以下列表：
1、凌青（1975.10.14,委内瑞拉；1980.8.12联合国）和张联（1991.9.3，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兼]）
2、李培宜（1985.8.21，多哥；1990.2.8,扎伊尔）和赵宝珍（1994.5.23，马达加斯加
，1996.6.17，科摩罗[兼]；1999.3.12，科特迪瓦）
3、吴建民（1994.9.23,荷兰；1996.1.24，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
织；1998.11.5，法国）和施燕华（1994.11.16,卢森堡）
吴、施同岁，肖兔，故笔者作文《双兔傍地走》。
吴建民、施燕华夫妇合影
吴建民文还曾提及“外交部专家”陈明明。吴建民遭遇车祸，陈接受媒体采访。媒体怎
样报道，吴建民文就怎样写。媒体语焉不详，吴建民文自然也无从搞明白陈为何方“专
家”。陈明明外交部高翻，他是翻译司聘任的“外语专家”。外交部专家如群星璀璨，
你不说清楚，坊间读者难免一团雾水。吴建民文还称陈明明“曾和吴建民在外交部共事
30多年”，也不妥。外交部万余人，皆言“同事”乎？1950年出生的陈明明和吴建民庶
几忘年交？这位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77届工农兵大学生自1980至1987年供职外交部翻
译室；吴建民1965至1971在当年的翻译处。两人实在没有任何交集。吴建民1971年深秋
离开翻译处首途联合国，陈明明甚至还没入读“北外”呢。何况吴是法文翻译，陈为英
语翻译，即便在后来共事外交部，恐怕见面机会也不多。
子虚乌有：北京“亚非记者会议”
跨越文提到1960年4、5月份，亚非记者会议在中国召开，中国记者协会负责接待法国《
回声报》社长和夫人，临时找吴建民做翻译。
这里把法国《回声报》社长来访活生生和亚非记者会议捆绑缠在一起，不仅作者大出洋
相，也令责任编辑汗颜。为何不稍加思考一下：欧洲的法国《回声报》社长为何来参加
亚非国家的记者盛会？最要命的是，在中国压根儿没有举行亚非记者会议！
事实情况究竟如何？
1960年10月奥地利巴登举行的世界新闻工作者第二次会见大会。日本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在出席大会后再度访华，并与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上海举行“友好会谈”。双方共
同声明：“努力促成巴登会见大会上建议召开的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中日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发表共同声明 紧密携起手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
传》，《人民日报》，1960年12月2日第4版）1962年夏秋，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发出
关于召开亚非记者会议的倡议。翌年4月下旬，48个亚非国家的新闻工作者，跋涉山川
，来到满眼浓绿的雅加达，参加第一次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第二次亚非新闻工作者会
议原定1966年在阿尔及尔举行，最终流产）。而吴建民在1961年秋天就去了布达佩斯世
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咋能参加“亚非记者会议”呢？
事实上，法国《回声报》社长访华是在巴登世界新闻工作者会见大会之前。
1960年4月27日下午，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法国《回声报
》社长埃米尔·塞文·希莱伯和夫人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夫妇俩是到北京过“五一节
”的。所以，29日晚，中国记协举行酒会，招待各国在京新闻工作者，埃米尔·塞文-
希莱伯夫妇也应邀赴宴。据报道，“酒会结束后，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俱乐部举
办了舞会，并放映电影和举行游艺节目助兴。宾主们热烈地亲切地欢聚到深夜始散。”
还在“北外”深造的吴建民应召参与接待。郭沫若会见了埃米尔·塞文·希莱伯夫妇一
行，然后他们经广州去香港。
传主：记忆有时也不可靠
也许有人会辩解，吴建民就是这么说的。这就怪了，人家说错了，你也信么？吴建民的
回忆都是准确的么？
古人有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仅举一例。
吴建民在最新回忆中写道：“我最难忘的一次是1968年10月，周总理会见刚果（布）国
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整整6个小时。”（《吴建民谈
外交》，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其实，吴建民的这句话，有两处记忆有误。
首先，周恩来会见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是1970年7月，他将年月搞错了，串到1969
年9月周恩来会见总理拉乌尔。
其次，周恩来和拉乌尔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第四次会谈从晚上11时35分开始，
到清晨6时（《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3月
第1版），前后6个小时25分钟。起、始时间都有误差。
胡适夫子昔日有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疑处不疑。”后半句是否苟同
无关紧要，但前半句治学者应奉为圭臬！不然，白字黑字，丢人显眼，赖也赖不掉！
吴建民在回忆中所提及的《吴建民传》，其作者就分不清前后拉乌尔，因为吴建民的回
忆就错了。如此，以《吴建民传》为蓝本的吴建民文、跨越文也将错就错。
如此，传主回忆有误，缺少学术素质的作者不加思考，照搬照抄，便得谬种流传。
信息时代，各种数据库应运而生。只要勤奋，难题就不难。现在的问题恐怕是那些所谓
的“作家”并不愿花点精力，或曰“举手之劳”去查对核实那些唾手可得的数据。信息
时代，各类信息立体化传播，抄袭变得更加容易，甚至连输入文字这道工序都可省略，
百度一检索，然后复制粘贴，文章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中国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跨越文在开头提到“唐女士是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之女”。这句话也是常识
性错误。任何正职方有任次，副职少则二三，多则七八，不少同时任命，如何区分任次
？此为一。自1972年4月唐明照获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来，中国已先后有8位外交官（其
余7位是：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沙祖康、吴红波）担任此职，但
分管事务有不同。唐明照为负责政治事务和非殖民化；毕季龙、谢启美和冀朝铸负责技
术合作发展部，金永健负责发展、资助和管理服务部；沙祖康、吴红波主管经济与社会
事务。不同的职位如何区分任次？此为二。最要不来的是唐明照并非首位中国籍的联合
国副秘书长。第一位中国籍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前常务次长胡世泽（曾
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瑞士公使）。他1946年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主管联合国托管
及非殖民化事务，复任负责会议事务的副秘书长。于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后离职。
胡世泽祖籍浙江吴兴（湖州），1894生于美国，为清末民初政要、近代著名外交家胡惟
德之子。胡惟德1890年随薛福成出国，任驻英国使馆翻译实习员，继升随员，3年期满
后任驻美国使馆参赞，胡世泽就生在任上。胡惟德先后为外交部次长、兼外交总长（唐
绍仪内阁）外交部总长，兼署国务总理（贾德耀内阁），驻法国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
牙全权公使，驻日本公使。1918-1928年4次连任海牙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
其他还有不少误讹，就不一一赘言了。我很奇怪，难道为文就可以这样不查资料，信笔
抄来？靠他人的现成文章，拼凑连缀成文么？辛勤笔耕是为学问，这样的“文字”算是
什么？人物传记真的可以这么写？不出家门、不采访、不研究，网上搜搜，报刊抄抄么？
跨越文第65页-第66页的《“直率”与“炫耀”》一节几乎全部照搬网上，连词语都一
模一样，难道编辑真不知道么？！建议编辑不妨对《“直率”与“炫耀”》一节认真核
对一下，跨越文究竟有多少“原创”文字！
结语：天下文章一大抄么？
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是说不能“抄”，而是看你怎么“抄”。而且“抄”也有“抄”的
规矩。这样整段整段的抄录，又不注明出处，也不列出参考文献，实在有违学术道德规
范。传记真的能这样写么？答曰：不是。
人物传记有的文学性强，有的史学性强，但无论何种样式的传记，作者都应该懂历史，
有治史的基本能力或功底。写作传记，归根结底，要还原历史，揭秘历史真相。所以真
实是第一要义。如果如吴建民文、跨越文这样只是顺手找几本的流行书刊，用鼠标搜寻
、下载网上不知真伪的现存材料，“编辑”一下，这能算“创作”？能算“传记”么？
很遗憾，吴建民文、跨越文，刊物不仅采用刊登，还上了封面。这种“宽容”，客观上
为这一类作者开了绿灯，致使这些文字堂而皇之，登堂入室大行其道也！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未经允许请勿转载。获取授权请留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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