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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周工04-21 14:39
●陈坡
陈坡,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
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参与主编《文化大革命辞典》、《共和国重大决策内幕》(四
卷八册》、《告别乌托邦》(上、下)。
(续)二十六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讨论彭德怀意见书的长篇发言,纵论大跃进时期的十三大问题,
是一份科学的总结报告,其尖锐性与深刻性在于归结为党内民主生活的缺失。他与彭交
换过意见,大跃进的失误主要在于毛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怪他人。毛被
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有鉴于此,张闻天强调,党内民主“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
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
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总之,民主作风很重要……过
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
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被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
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
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
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彭德怀的万言书与张
闻天的8000言将被历史重重地刻在功德碑上。
二十七
毛未“一触即跳”,而是硬着头皮听了近十天,考量着讨论的倾向性,似乎向着他
期待的肯定伟大成绩总结经验以发动新跃进相反的方向倾斜……7月23日,庐山全体会
议,雷霆震怒,杂以无尽的伤感,毛发表了苦心构作的三个小时的滔滔宏论,痛击彭的
“战书”。毛以反右派引论,驳斥耿耿于怀的“小资产阶级狂热论”:一亿几千积极分
子“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
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刮共产风不好,
但一个月就刹住了,“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哪里找这样一个大
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毛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
可厚非”,对食堂的批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人无完人。毛说他有两条罪状,一
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只是“多付了学费”。如何对待
失误?毛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
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走”。毛承认58
、59年主要责任应由他负责,接着伤叹:“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
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二十八
毛讲话后,周对彭说,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今年你替了我了……
对彭的批判不断升级。毛又评论彭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猖狂进攻,是党内“右倾情绪、
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增长。会议也由批判彭的意见书转向追查彭黄的非组织活动,
转向批判以彭为主帅张为副帅的反党纲领以及捍卫总路线。彭回忆当时心绪:“反右倾
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
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
我的罪恶!”从小会到大会,从讨论彭的意见书到对彭的全面清算,包括历史旧帐,所
有的会都开成了围攻彭的批斗会。其中透露的若干信息耐心寻味。如批彭“百团大战”
,林彪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说:让日本多占地,才
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刘少奇讲彭反对唱《东方红》。他认为中国也有个
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毛泽东说,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林彪
批彭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
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
二十九
批彭的高峰,是8月2日在庐山开幕的八届八中全会,毛在讲话中称要面对两大危险
,一是世界大战,一是党内分裂。毛讲了几次58年5月上海会议上讲党内分裂是针对彭
的。彭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毛认为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
反右。8月11日,毛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康生致
信毛,称“不仅我们的农业社可以叫人民公社,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
人民公社'”。毛立刻批示“印发各同志”。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问
题。毛致信张闻天,讲张与彭武文合壁,相得益彰。毛讲彭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庐山上有两个司令部。大会
的批判是一边倒的,诛心之言比比皆是,左派俱乐部高唱凯歌,给彭德怀定性为“野心
家”、“伪君子”、“阴谋家”,彭则被迫“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最后通
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毛在闭幕会上又讲到了海瑞
:“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
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会后,彭德怀被罢官,林彪接替彭主持军委,任国
防部长。
三十
庐山之变是反冒进的继续,反右派、反冒进、反右倾三次政治风暴,破坏了党内外
民主的基础,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集中于中央,集中于领袖。人民、民族与国家的命
运系于领袖的反复无常的意志。庐山会议把党内关于大跃进评价的不同意见变成一场阶
级斗争,毛把党内正常的批评意见看做“反党的意见书”,看做闹分裂的敌对势力。8
月16日,毛在一个批示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
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庐山会议
的逆转再一次证明毛的独断完全可以任意操纵决策层。陈云80年曾问,如果政治局委员
都是彭德怀会怎么样?毛曾欢迎批评,倡讲真话,吟诵杨继盛的”与人和气察群言”,
称颂赵充国“能坚持真理”,号召党内多出骂皇帝的海瑞,那么,讲了真话的彭与李云
仲又如何呢?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
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人
治是靠不住的。
三十一
庐山会议有两个恶果。一是毛的个人崇拜更加严重更加肆无忌惮。八届八中全会闭
幕的翌日,在毛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称毛是最好的、最正确的领导。彭、黄
、张、周反对搞政治运动,要顶住。刘说,苏共二十大后,党内有人也反对个人崇拜。
彭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他是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
拜的。刘少奇说:“我想我是积极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我现在还要搞。我现在还要搞
小平同志、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以后我还会要搞。”
二是庐山会议开始了新一轮大跃进。毛在下山前致信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要就维
护人民公社“向世界宣战”。1960年钢产量定为1840万吨,还有第二本帐2040吨,第三
本帐2200万吨,以土洋结合的大炼钢铁又狂飙复燃。据统计,全国小土群、小洋群的职
工占总数的55%以上。1960年12月中央又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钢指标降
为1860万吨,要求炼“争气钢”,一吨也不能少……这是又一场灾难。农业大幅减产,
粮产量1960年比57年下降28.4%,棉花产量下降36%,油料作物下降54%,全国有3000万
人以上缺粮断粮,非正常人口损失1000万以上。据60年6月中央工作组报告,河南信阳
饿死436882人,农村几乎家家丧服。有文字记载的人相食事件达数千起。
三十二
公共食堂万岁!万岁的公共食堂办到61年上半年实在撑不下去了,党内外怨声载道
,但直到胡乔木4月14日关于韶山的公共食堂调查报告送毛才有了转机。胡乔木说,解
散公共食堂,是农民的第二次解放。毛说:“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
、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人民公社亦退到生产队核算,局部地区试验包产到户。钢铁
不再大炼,城市压缩人口,饿、病、逃、荒、死在广阔村落如瘟疫流行,大饥荒吞噬了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早在59年7月23日彭德怀就在笔记中写到:“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
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
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的混乱,影响生
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61年6月,毛反省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
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县以下应“继续
反左”。薄一波认为:“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
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1961年9月毛在武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
元帅问毛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
,为毛收拾大饥荒残局的,是刘少奇!
三十三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以后,从1953年废除《共同纲领》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开始
,毛以人民的名义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一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共产主义大跃进
,其后果是非正常死亡达3000-4000万人口的五年大饥荒,一是冤及亿人的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其后果是历史决议钦定的十年浩劫。这两件事中间仅隔了三年,其实血脉
相连,前一件事引发后一件事,如安子文传达刘少奇的话,千万不要以犯更大的错误掩
盖曾经发生的错误。不幸的是,毛确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发动一个更大的灾难掩盖已发生
的灾难,这就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了。文革前史,就是文革的起源史。欺瞒可得逞于
一时一世,绝不可能长久。青史不灭,人心不死。对毛之失误的反省,对文化大革命消
极遗产的反省,必然导致对共产主义革命祖师列宁创造的集中制政党体制的反思,也必
然导致对共产主义革命本身“乌托邦”性质的反思以及对秦皇以来君权独断的帝制传统
和陈胜以来破字当头的游民传统的反思,改革开放,回归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主流,这
就是结论。
三十四
62年初七千人大会时的中国,尽管通过《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研
十四条》等若干法规性政策遏制了经济局面的加速下滑,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充分显露,
其严重性超过所有先知先觉的预言,全党全军全民都在找食吃,吃饭实实在在成了全国
民众的头等大事。三位名不见经传的陕西农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题为《当前形势怀感
》,其述直白有道: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
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
,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
日的景象繁荣。……何今暗而昨明?因此,无须诧异,本来以征购粮食反对地方分散主
义的五级干部(中央、中央局、省直辖市、地委、县委及军队、国营大型企业)参加的
七千人大会开成了出气的诉苦会,与会者关心的是究竟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困境与如此
的惨状一一全国性的大饥荒?其可圈可点,堪比庐山会议。只是风水轮流传,这回换了
一批元勋重臣同伟大领袖博奕了,而且是在比庐山会议规模大得多的平台上。
三十五
七千人大会的毛刘分歧仍是对形势的估计。毛以为自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政策
调整后经济状况从谷底复苏,开始好转,人心也趋于稳定,天下已定,他的兴趣转向赫
鲁晓夫,考虑如何反修防修。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则对严峻的现实有更清醒的估量,
粮食危机迫在眉睫,各地自顾不暇,1961年的粮食产量1475亿吨,是1957年的75%,进
口粮食520多万吨,城市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正是这种认识的歧异,毛对刘邓主持的七
千人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有所保留,尤其是这个报告所讲成绩为12年以来而所论失误则是
大跃进以来,倾向性是明显的,毛决定把这个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以听听各路诸侯
的意见。果然,七千人议论纷纷:高指标是祸首,片面强调高速度,农业问题,根子是
所有制,剥夺农民自主权、自由权、所有权,人祸是主要的,失误是人灾造成的,党内
政治生活缺乏民主,不敢讲真话,一错再错,祸及全国,源于党内斗争过火,光从反右
考虑问题,把党内的不同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斗争了。反右倾的扩大化,在党内出现了
四不讲,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
讲。有人讲过去几年受的损失并不亚于第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统计出非正
常死亡的人数。陶铸认为错误的责任在上边,有人公开讲焦点在毛主席身上。
三十六
本来会议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集中统一,而地方大员并不认可分散主
义,实际为谁也不愿多交粮,自顾不暇。毛顺势而为,支持各种意见充分表达,决定成
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修改报告,并建议刘少奇不必照本宣科,拘泥于文本,可就报告的
一些重点详加阐释与论证。于是,62年1月27日刘在全体会议上做口头报告。刘说,
1959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百分之四十
还多。原以为会有大跃进,反而退了很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刘讲到“产
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
,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谁对人祸负责呢?
刘说:“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中央不少领导人有了骄傲自满情绪,在党内党外,
“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
。因此,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勇
气,就不敢实事求是”。刘批评了左比右好的观点,讲“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他建议要认真地清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刊登
的口号。对于刘的口头报告,胡绳回忆,刘在台上讲,毛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是否能
够接受。
三十七
大饥荒的责任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也是难以绕开的难题。刘澜涛触及了党内政治
生活不正常不民主的问题。彭真有惊人之语。1月5日,彭致信毛:“在三年灾荒中,晋
南有些县死人在三分之二以上”。他明确提出毛应作自我批评。在起草委员会讨论大跃
进责任时,彭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
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
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
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党留下恶劣影响
……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邓小平说,
毛自己说不是圣人。刘少奇强调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周恩来讲不能叫毛负责
,毛早发现问题早纠正,“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后来林
彪的大会发言夸张了周的意见。陈伯达指责彭要检查毛的工作:“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
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负责?”彭声辩:“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
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三十八
七千人大会还有几个大会报告,周恩来多次讲话代表国务院承担责任,邓小平讲中
央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林彪发表了一篇怪异的毛的颂词,对毛加以神化:“我深深感
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
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还说:“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林的讲话黑白颠倒,指鹿为马,以不合常理的阿谀逢迎毛,维护毛,与柯庆施、李井
泉的文过饰非左派俱乐部异曲同工,为大会定调,高度评价大跃进“是中国革命发展中
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困难是“特大的自然灾难”造成的,损失只是“付
出一点学费”。不论有何理由,都是林氏政治历史的污点。林在私人笔记中写道:“要
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讲话后,毛即时回应说:林彪同志讲得很好,给
你一月时间整理出来,一个月不行两个月,请你整理出来。后来毛就林讲话批示田家英
、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决定延
长会期,在北京集体过春节,“我建议让大家出气,……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
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帐,不打击,不报复。”毛还说:“中
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
三十九
林彪别具一格的讲话虽为毛欣然悦纳,也在大会上引起议论纷纷,林的“自然灾害
论”与“学费论”显然为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减压解负,本来对刘书面与口头报告不满的
柯庆施等受到鼓舞。有人称林讲话更证明了59年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必要性和
正确性,但也有人疑惑,有人反对,其尖锐者是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杨国殿,他认为:
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什么交学费了,毛主席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
,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
还有人在会议上说:这几年批右的时候,有名有姓,问题明显。但是,这几年主要是左
的错误,到底是什么人左了,是什么思想,都看不到。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会上有
人披露,据中南局统计,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三个运动,共处分了32万人。民主革
命补课,河南处分了23万人,湖南处分了21000人,中南区平反的只有7万人。有人说:
几年来,每次搞运动,上面规定的控制比例,实际上起了促进扩大的作用。有人批评:
湖南80余县撤换了30余县委书记,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悟空的,反右倾是整了
说老实话的。朱德说:不要自上而下地普遍搞反倾向斗争。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
,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普遍化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往往造
成扩大化错误……
四十
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有一篇讨伐彭德怀的长篇讲话,62年初七千人大会毛又有一篇
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与56年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算是
四篇中共建政以后较有系统的文献。可惜的是,这四次讲话都因政治需要而在毛生前就
不断修改,有二个或多个版本,与原始记录相差甚多。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从15
年超英的立场上退缩下来,讲没有一百年的时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
国家是不可能的。毛提出向苏联学习,“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
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毛坦承缺乏建设经验,“工业,商
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
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他就不讲话。”毛
也有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
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
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据相关文献,毛自59年至61年11月做了六次自我批
评,其中一次要求传达到各级党委。
四十一
所谓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决策机制的政治制度,聚讼纷纷。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
中制,实为列宁的集中制。毛加了民主二字,一为修饰,二为因政治需要而征求不同意
见,可作民主作风之解。“全党服从中央”,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精义。七千人大会时,
毛对各级官员的怨言与异议有所体察,故欲纵之以察舆情,毛说:“强调集中,首先要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
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毛说:
“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有了错误,
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毛的讲话一石激起千重浪。刘少奇临场发
挥了毛的民主,讲“党内民主不能代替国家的民主,1700万党员的民主不能代替6亿人
的民主”。邓小平提出对权力监督的问题,邓说:”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
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因为“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
此是最熟悉的”。
四十二
毛讲话后,七千人大会进入后半段,即地、县级干部出气,省部级干部检讨的阶段
,毛亲自听各大区汇报,密切关注,真实的意见也于此时密集地表达出来……吉林有人
批评中组部:“1958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
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河北有人说:“这几年搞运动
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
…”河北省长刘子厚检讨说,河北58年自称“创造了18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5000斤以
上的上麦卫星田和大面丰产典型”,其结果呢,河北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1960年
冬,全省人均只吃4两粮食,59年庐山会议后,把解散食堂也看成右,农村左的情况未
改,却掀起了反右浪潮,造成60年减产。会上对反倾向斗争多有批评,有人说:“近几
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陶鲁笳说
,反倾向斗争从57年反右开始。几乎所有的省委书记都讲到了党内斗争过火与缺乏民主
的问题。
四十三
出气会上,有人提出:“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报告人做个报告”
。山西有人说,饥荒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天灾对收成的影响不大。59年以后公共食
堂散了又办,办了又散,反复了两次,征购中征了过头粮。1960年冬,闹了浮肿病,饿
死了一些人。陶鲁笳说:“1958年冬我曾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少种高产,全县平均亩产
千斤的经验,其实是170斤”。王任重说:“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58年向
中央上报粮食产量450亿斤,实际只产197亿斤。59年春湖北开始饥荒,大量饿死人是在
59年底至60年。59年1月,武汉市仅有吃用一天的存粮,只好把四川调上海的粮食扣了
应急。检讨的共识,是庐山会议反右反坏了,真正减产的是这一年。高指标是祸首。冶
金部检讨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是冶金部带起来的。粮食部说,59年全国粮产量
3400亿斤,征购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多。1960年本来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饿
死人的现象已极为严重,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陶鲁笳后来反省说,虽然毛纠正高
指标,“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
四十四
那么,七千人大会如何看待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呢?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刘少奇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
有关。正式报告宣布:“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未参加七
千人大会,看到刘“小集团”之说,写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
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我同任何外国
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事实将要证明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62年6月,彭将自撰的八万言书交送毛与中央。彭说:“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
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
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态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彭申
明:“我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也没有任何企图小集团篡党的阴谋”。
9月,毛将彭信称为“翻案风”。诬构彭德怀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污点。
四十五
宣传舆论不仅是大跃进时期的一面镜子,而是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万能机器。吴冷
西作为主管在七千人大会上有沉痛的反省。他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
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吴冷西说,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
高速度万岁”是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人民日报》还编制各省进度表
,助长浮夸。新华社热衷于报道各类农业卫星,鼓励“放开肚皮”吃饭,“无限量”地
吃饭,倡导“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
有”等等,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充斥纸媒广播,真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邓小平就党的问题在会议结束前做了正式讲话,其中批评了党内过火斗争并称:“今后
不准搞整人运动”。陈云没有讲话,他在大跃进时期多次建议降低指标而惹毛不悦。他
26年后解释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
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大会上不给毛“难堪”的理由合理合情,
也合乎陈云的政治性格。
四十六
七千人大会尘埃落定,余波未息,几年后仍会引发更巨大的风暴。暂且不说。62年
2月23日陈云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南海西楼会议上发表了深思熟虑的经济讲话。陈云说:
经济上严峻的困境并未好转,困难有五个方面,其最基本的是农业大幅度减产,61年比
57年减产了800多亿斤,城乡居民吃穿用严重不足,基本建设规模投资超过了财力物力
的可能,城镇负担过重,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陈云认为,经济仍在恢复阶段,“增加
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
。陈云建议向每个城市人口每月供应3斤大豆。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
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
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2月26日陈云在刘少奇的建议下又
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提出经
济工作要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的基点上。中央决定以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恢复经济
,伤筋动骨,惨淡经营,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陈云在党内管理经济与
理财的威望主要是56-62年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四十七
恢复阶段,党内争论的焦点是农村政策。作为中共独树一帜的农村经济专家邓子恢
主张责任制,建立激励农民多劳多得的管理制度,允许农民有小自由,如将自留地扩大
到10%。邓批评58年以来的大跃进是运动群众而不是什么群众运动。刘少奇、邓小平、
陈云、李富春都赞成包产到户等责任制的政策。62年7月,毛批评田家英搞包产到户分
田单干。尔后约杨尚昆谈话,提出“是走集体经济呢?还是个人经济道路?”毛的表态
改变了中央的方向。邓子恢直言犯上,当面向毛建议实行包产到户,讲“责任田”实际
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农民不愿改变。后来毛说,邓向我
保荐责任田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我向他提问题,他不答复,他讲他的。所以,我跟
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到8
月北戴河会议,毛批邓子恢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也是这次会议,毛
把刘、陈、周等对经济形势的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批为“黑暗风”,把
包产到户批为“单干风”,把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的八万言自述书批为“翻案风”,毛
声言: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
四十八
众所周知,文革是从批《海瑞罢官》开始的。姚文发表前的65年9月23日,毛突然
召见了彭德怀,说: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
的”。1967年2月毛对巴卢库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
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
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翻遍七千人大会毛的全部讲话,没有这个内容。毛为什么编造“先见之明”的谎言
呢?为什么对七千人大会讲话改了又改呢?文革刚开始,江青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
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这口气”。59年庐山会议与62年七千人大会是毛的心结。因
为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加剧了全国的大饥荒,七千人大会对大饥荒责任的检讨又触犯
了毛的权威,加深了毛对中国赫鲁晓夫的恐惧,而大饥荒,则是毛永远挥之不去的恶梦
。千秋万世,只要人类还在,就会记住这块黄土高原上的墓碑。墓碑的白黑两面分别镌
刻着: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
四十九
我自撰的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与文革前史是业余的尝试之作,亦是文革五十周年后的
思考。人世的苦难,只有真正被理解了,才会成为历史。沉思是一种理解,历史沉思是
一种对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以对历史的充分尊重为前提的,尽管人的局限性使人类
对历史的认识永无止境,但没有追求真理的诚实仍是无济于事的。历史研究是严肃的事
业。而培育判断力的理性思维,也是必不可缺的精神条件。唯有如此,还有艰辛的努力
,心存敬畏,广泛借鉴与吸取前人及当世的研究成果,才能点燃心智的明灯,看清历史
混沌的烟云背后本质性的作用,权力的愚蠢及追求不可能的事而疯狂……以史为鉴,丰
富我们的智慧,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当我沉思我们民族57-77年二十年间的痛史时,
我所始终不渝关注的,不是逸事野闻,而是某些支配历史运动的重要事件与人物的内在
关联和内部结构。我寻求的是事实的整体,是宏观的视野,是认知的框架。奢望没有,
但愿与读者一同进入历史的理解。
(陈坡草于2016年4月10日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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