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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0882 | 1 原题：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
文｜纪彭
2010年09月07日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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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高层在1975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左一）、安德列波夫（左二）
、齐米亚宁（左三）、契尔年科（右二）、柯西金（右一）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通过正常的上升途径获得高位，那么从
某种角度上看，这个社会还算是公平的。但在苏联，随着特权阶层的兴起、固化和自我
封闭，底层精英升迁之路几乎被堵死了。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普通民众与特权
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
裙带关系：苏联特权阶级的产生
由于前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领导人的亲属和那些能接近领导人的人，往
往就成了大权在握、作威作福的人。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航空学院，卫国战争爆发时，他只是个20岁的上尉，但
是到了4年后战争结束时，他竟然被提拔成中将。尽管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可是
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后，立即就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妻子阿
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
么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
不仅如此，那些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诸如警卫长之类的人物，也在生活待遇上
享有很大的特权。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谈到，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
尽管没有什么文化，却成了在“幕后操纵大权的人”。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
，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据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
说，斯大林的厨师和专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将，有的当上
了陆军中将，并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任人唯亲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以勃列日涅夫为例，他
的女儿加琳娜生性风流，平均每两年就要更换一任丈夫，她最后一任丈夫邱尔巴诺夫不
学无术，可当他进入勃列日涅夫家后，就仰仗岳父的权势，扶摇直上，仅仅10年时间就
从默默无闻的克格勃上尉升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获得上将军衔。勃列日涅夫的儿子
尤利更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就凭借勃列日涅夫的权势平步青云，当上了被人们称为
“肥缺”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
其他高层人物的子女也很自然地进入特权阶层，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
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
突然成为苏联驻华盛顿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就连
倾向于改革的赫鲁晓夫当权期间，也曾让女婿当上苏共中央报纸《消息报》的总编，并
“掌管了赫鲁晓夫的新闻局”，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地方上，各共和国的科学院，
都“变成了塞满亲属和以地方领导为靠山的人谋求高薪和清闲职位的地方”。
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获得巨大的特权，只要和领导干部有了亲密的关系就能
获得极大的好处。酷爱打猎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
，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猎手将军
军衔和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自我封闭：社会流动的丧失
为了遏制这种腐败，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行了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
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规定，党员干部要经常更替，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领导
由于任期届满而被更换。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进行了反制。勃列日
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
保障。”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第25条进行修改。从此以后，苏共领导层组
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逐渐形成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
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
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
的。
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使得上层阶级有机会互相庇护，互相提携，逐渐形成了一个稳
定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一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但出身
于普通人的只是少数，大多数特权阶层是内部产生的。到了1970-1980年代，国家的高
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了。
从70年代开始，特权阶层逐渐脱离群众，“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
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关系，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
通婚。”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地位轻易地进入好的大学，如进人外交官摇篮
的国际关系学院，然后被公派出国，回国后就可以得到一份前途无量的位置，为进入特
权阶层铺好阶梯，一段时间后他们便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
雅库特人赠送勃列日涅夫的巧伦杯
任人唯钱：送礼之风愈演愈烈
既然通过辛勤的工作和杰出的才能已经无法获得升迁，那么各级干部们就开始依靠
给领导送礼、讨好上级，谋得更高的官位，获得更大的权力。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勃列
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
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这一时期，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
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
从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许多地方和部门早已不是按能力和贡献
的大小来选拔任用干部，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因此，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
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
，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这些靠着溜
须拍马、行贿送礼上来的官员，毫无政治理想，他们当官完全是为了私利，为了维护既
得利益，他们反对任何涉及自己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地遏制蔓延全党、全社会的
腐败。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其中，雅库特人赠送
了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
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
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
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当时，军工企业送的是刻
有他名字的手枪，高加索地区送的是带压花的宝剑。苏联航空航天研究中心1973年送给
勃列日涅夫一个精致的烟盒作为生日礼物，盒盖上刻有几枚核弹头。勃列日涅夫的妻子
维多利亚在莫斯科弄了一套房子，专门存放丈夫在各类场合中收受的礼物。闲暇时，她
最大的爱好便是到那里欣赏琳琅满目的收藏，顺便带过去新的礼品。
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国外，当外国人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他们便一
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德国的梅塞德斯、英国的劳斯莱斯、法国的雪铁龙、美国的林肯
等等。
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没当上总统之前，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把军刀，刀鞘上镀着
一层黄金，上面还镶嵌着宝石。
就连以改革而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也是通过巴结领导得到升迁的。当初，戈尔巴乔夫
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
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利用各种机会讨好他们，这
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上行下效，请客送礼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这种风气
仍然十分严重。许多外国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纪念品、家传宝物、钱或贵重物品。各国
为了表示对他锐意改革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有一次戈尔巴
乔夫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给他的。
固步自封：自我纠错能力彻底丧失！
领导干部终身制再加上任人唯亲，到勃列日涅夫的后期，已产生一系列严重恶果。
机构臃肿、官僚作风、思想僵化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
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
工作做好就行了。”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职。苏共内部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能力
几乎完全丧失了。
到80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已有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一些直属机
关。这些部委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
三人，副部长15人，正副部长共19人。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
大大发展，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
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特权阶层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大计，而是本阶层、本人的利
益，他们只关心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么敷衍了事，要么高高挂起，要么
搪塞推诿，“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所追求的，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尽快把问
题推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诉人像皮球一样踢走。”
从腐败到自杀，苏联败亡之因！
如果说腐败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苏共的败亡和腐败究竟有何关联？苏共《
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写道：苏共中央向大会所
做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
；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回忆说：为勃列日
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
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
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
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由于苏联建国之初的合法性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当苏共背离了这些支持
它存在的原则时，便比其它任何政权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面，当人民看到官场上贪污
贿赂公行，官员们生活腐化，而新闻里却天天大谈一些毫无实际的陈词滥调时，失望之
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自我封闭，使得底层人才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
精英被无情阻隔在了政权阶层之外，难以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封闭必然造成近亲繁殖，越来越多的干部子弟进入权力核心
，他们从能力上根本不能胜任那些重要的岗位，因此，苏共上层成为一个在体力和智力
上逐渐衰落的阶层，这直接导致了苏共的执政能力和统治基础不断下降。更糟糕的是，
通过裙带关系获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脱离群众、自我封闭、思想僵化、官僚
作风……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当这些人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将个人私利最大化时，竟然抛
弃了自己的政权，改弦易辙，彻底的放弃了挂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公然将国家财富占
为己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
•奇福德说的那样：“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来源：《文史参考》
（责任编辑：肖静） | w*********g
发帖数: 30882 | 2 “1亿小目标”背后的残忍现实 中国阶层日益固化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6-09-04 21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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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杂谈
1、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编者按
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
；5%的上层家庭根本不玩中国高考游戏，也看不上国内质量越来越差的本科教育，这些
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选择每年学费高达数十万的国际学校，高中甚至初中就到欧
美发达国家继续接受最优质的教育，他们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甚至国际化的精英。对教育
最抓狂和焦虑的当属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稍不努力考不上一本、
985、211大学，社会流动轨迹就将滑向底层。这就是中国社会当下生动的阶层教育画像。
本文是南京大学教授余秀兰2016年8月27日在南京中山陵永慕庐的演讲。
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
文｜余秀兰（南京大学教授）
曾经，“读书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是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教育是中国亿万家
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一剂强心针。
如今，“一毕业就失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口号却戏谑地调侃了教
育，这个曾是渴望向上流动的人们赖以改变命运的独木桥。许多令人困惑的情况出现了
——
第一，“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已然变味。整个社会教育的起点已
经提高，即使付出很大成本，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最基础与必需的教育。受教育已不是提
高个人档次的问题，而是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问题。
第二，教育不再是让一个家庭脱贫致富的好事。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大学学费无异于天
文数字。一个人考上大学，一个家族都会被拖入贫困的泥潭。加之如今就业压力不断增
加，城市生活成本日益趋高，即使大学毕业，对家庭的回报也没有保障。
第三，欠缺高等教育，同样可以获得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名人并未受过高层次的教育，
但有着可观的金钱和较高的地位。再加上所谓的“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断涌现
，使得“读书无用论”有了生存的土壤。
种种现象似乎表明，教育促进社会成员的升迁性社会流动的功能减弱了，高层次的教育
并不必然带来好的收入和职业地位。“教育改变命运”的口号不再像过去那么令人信服
了。而中国的不同阶层，对待教育的态度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差别。
1
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一位两个孩子均在外打工的家长说：“读个初中就行了，读多了也没用的！”“以前村
子里的人都认为我目光短浅，瞧不起我，现在，他们好多人反过来求着我，让我儿子帮
他们的孩子找工作。念大学又怎么样，还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可是现在，机会多的
是，不是非要上大学。”
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调查发现，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
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然而，认为“读书无用论”再次泛滥的结论并不准确。社会中高层从未说过读书无用，
相反，他们更加疯狂。
2
疯狂的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与过度重视
且不提一线城市天价却依旧供不应求的名校学区房，根据今年七月的一则新闻报道，一
位80后上海妈妈为今年9月即将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
学习的开销达到32万元。除了各种学习用品、家居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
趣班。中产阶级对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企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便可一
窥全貌。
而一条新的道路越来越成为新中产阶级的家庭标配，那就是读私立学校和出国读书。
2016年6月10日，南京某私立学校的幼升小面试中，5086名孩子竞争216个名额，录取比
例破23:1。而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与该校针对出国留学的教育方式有不容忽略的关系。
孩子的教育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继续接
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让孩子去上各种辅导班，学习各
种才艺和礼仪，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拥抱阶层固化，
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为此他们不惜搁置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会
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
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许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源于他们父母内心深处巨大的不
安全感：毕竟，与社会上层相比，他们的孩子输不起。（熊易寒：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
面孔，《文化纵横》2016年8月）
这些现象都带给人们极大的困惑：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底层的上升通道关闭了吗？教
育与社会流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3
人们为什么讨厌那些“二代”？
观察当前的中国社会可以发现，社会阶层固化趋势显现，向上流动困难。
第一，教育面前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中国梦宣传教育系列报告会”八场报告中指出，我国教育公平面临
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表现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四大教育差距”方面。以上这些
教育差距（除第四个差距）主要是因地域差距造成的，但同时也有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
因素，不同家庭背景为孩子提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差距越来越大。具有
较好社会经济条件的家庭会为孩子选择较好的教育。此外，家长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投入
也因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差距很大，家庭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找家教、选择辅导班和
进行各种才艺培训。
这些，都导致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拥有不同的教育成就。
第二，优胜劣汰公理遭“二代”现象挑战。
“二代”现象反映了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替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各
种途径放大和强化而传递给下代。在地位获得方面，一方面，上代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
下代的教育水平，从而影响下代的地位获得，即上代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从而使他们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在地位获得上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上代可
以直接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代获得较好的职位。有研究表明，社会就业竞争越
激烈，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拼爹”是对这一现象最形象的概括。
由于高等教育的扩张，获得大学文凭不再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大学文凭对不同的人具有
不同的功能。对于某些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生来说，大学文凭可能只具有象征性的
功能，他们的就业不需要完全依靠这张文凭；而对于家庭社会背景差的学生来说，大学
文凭则具有实在的工具性功能，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资本。
正如杜里－柏拉和让丹所指出的：“虽然文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为了
获得某一社会职位有文凭就足够了。”“现实中，择优录用的运作似乎被社会因素严重
扭曲了。在学业成功和选择某一教育与家庭环境不无关系的事实之外，社会出身继续对
教育水平相当的青年们的职业插入产生影响，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继续介入其中。”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底层人们向上流动受阻，对教育绝望。而中产阶级，却开始了地
位焦虑和对教育的疯狂。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固化，“拼爹一代”成为人生赢家。与
此同时，社会矛盾极易激化，富二代、官二代成为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来源，和一触碰就
燃起熊熊舆论之火的敏感词。
4
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
教育，究竟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事实上，这取决于大的社会结构，当一个社会是开放公正的，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
其知识与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教育所起的作用就会较大；反之，当一
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封闭固化，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依靠先赋因素，依靠对上代优势的“
继承”，教育所起的作用就很小。其次，取决于教育本身是否公平合理，教育机会与教
育资源是否公平地向每个阶层的人开放，教育中是否不带有任何阶级偏向。因为只有公
平合理的教育才能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此外，还要考虑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同经济
发展之间的匹配性。这就是说，教育能否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由教
育本身决定的，还受社会因素制约，而且归根结底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
只是，寒门学子，除了努力还能拼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放弃努力？你有什么理由放弃改
变命运的机会？努力是你唯一的宿命。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文凭虽然只是“一个日
渐疲软的通货”，但是中国中产阶级孩子除了拼高考，还有什么路可走？
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隐秘再生产的途径。上层阶级的父母用权力资本和经济资
本为子女提供了最优质且稀缺的教育资源，这些出身背景相似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只
和同样社会地位的孩子社交，形成上层精英封闭的人际网络。底层社会放弃高等教育这
个中产阶级的孵化器，将世代都是蓝领工人。而中产阶级家庭多数孩子在普通大学毕业
后将成为低收入的低级白领，要么是城市贫困群体，要么继续啃老。
这是合理的现象吗？
政府的责任何在？
父母该为孩子的阶层负责吗？
这些，或许都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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