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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BSNPR (大刀王五), 信区: History
标 题: 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Jan 13 13:20:02 2017, 美东)
[导读]张凯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追问安徽饿死
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一些地区
规定死人后不准浅埋；不准哭不准戴孝
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1962年，七千人大会现场。资料图片
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大跃进”时期，安徽省委钢铁厂的高炉群。合肥市档案馆提供韩福东翻拍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
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张凯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
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
果。
———马维民（时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后来被“揭盖子”，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
到食堂。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凑不够10人，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
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冯希仁（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
亲历七千人大会——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
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
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
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
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时为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也在同一列车上
。他生于1926年，是河北南宫人，1947年来安徽根据地参加革命，三十几岁已当上安徽
省团委副书记，1961年初，被抽调到灾情严重的凤阳挂职。“省委原来想让我去定远县
，在那待了一个月后，发现凤阳灾情更严重，就来到了凤阳县。”马维民，对南都记者
说。（注2）
原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已被停职，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正在这里负责组织工作，
马维民是来接替陈振亚的。“我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好转，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注
3）先后下发，不像之前死那么多人了。”马维民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6
万。
可与此相参照的是“大跃进”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1957年，凤阳总人口为380711，到
1960年减少为306543，人口减少7万余。马维民来到凤阳后的1961年，总人口数为
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现象。到了1962年，人口开始正增长（315535人），而那
正是七千人大会后的事儿。（注4）
七千人大会召开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者包括中央、省、地、县委四级主要
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
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按官方权威说法，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
起到了积极作用。”（注5）
重灾区：“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
马维民刚到凤阳去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都逃荒了，房前杂草一人
多深。”
有关凤阳的灾情，在陈振亚1961年2月1日《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很好的说明：“
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
，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
占农村人口的37.7%……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共死
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
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在全国范围内，安徽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有天灾，有人祸，有的地方风调雨顺
，天气不错。”马维民说，就安徽而言，皖南灾情少些，江淮与淮北死人最多。凤阳位
于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称，是安徽生产落后地区，灾情比较严重。十余年后，正是
这里率先开始了“大包干”的民间尝试。
马维民说，彼时安徽省内口号繁多，诸如“拿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往哪浇”之类，
“人定胜天”思想风行一时，各地纷纷造假“放卫星”，“你亩产一万，我一万五，他
两万，一个比一个多，几亩地的稻子堆到一亩，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动。”
“如果初级社的时候稳住，不再往高级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马维民一直在
安徽从政，他当年也曾觉得农民集体吃公共食堂不要钱是对的，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的必须。不过，在他去凤阳就职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中央开始纠正“五风”（官僚
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在全省推广
“责任田”。
“搞责任田之前，曾希圣曾在广州问过毛主席，毛主席开始同意，但后来又批他。”马
维民记得，当时在安徽省内，关于责任田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因
为邻省都没搞，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单干风’、‘平反风
’。”不过，责任田1961年还是在安徽推广开了。（注7）
农村的奇观，冯希仁也见识过。1958年秋天的时候，他带着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两个劳
模去巢湖参观卫星田，在那里吃了顿饭。“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们怎么可以在稻子顶上
走？其实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这一块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
来。我仔细看，看出了这一点，就问村干部搭木架干什么？他们说太密了，为了搞通风
。我当时想，也有道理。就是有点怀疑。”
冯希仁工作在工业，对农业并不了解。但在去个人家粮仓参观时，他发现仅仅上面一层
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时，虽然还没有饿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笔。
待到饥荒严重时，冯希仁曾带着八九个纺织印染厂员工去肥东县参与救灾，他兼任该县
陈集乡党委委员，目睹了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刚开始还可以，后来我们连续三天没
东西吃。我住在大队部里面，受不了了，去村里都走不动，要拄棍。全村没有冒烟（生
火做饭）的地方，家里不让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么的都没有，一人一天只发2
两粮食，又保持不住，领一次吃三天。没粮了再去运，农民要排队领粮，吃三天，饿三
天，水肿，很快就死了。”
冯希仁说，“大跃进”导致日常生活困难，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也开始大炼
钢铁，甚至把竹篱笆组成的围墙都拆了炼钢，但生产还算一直正常，虽然也放虚假的卫
星，但并不如农业战线那么夸张。
冯希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建厂元老。该厂成立于1954年，最初有上海荣毅仁的投资
，后公私合营，转为国有。该厂原归纺织部直管，后管理权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
肥市。这种管理权下放，在七千人大会之初，被认为是“分散主义”的重要内容，而受
到批判。（注8）
“大跃进”期间，合肥的工业受到负面影响。“很多项目上得过快，摊子铺得过大，战
线拉得过长，以致不少项目都因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原材料供应紧缺等诸多问题影响
，被迫半途搁浅；有些企业虽勉强上马，但不久也都相继下马，造成人、财、物的巨大
损失和浪费。”“1959年统计，合肥市工业盈利企业利润总额为4965万元，亏损企业亏
损总额为1338万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业利润总额降至1802万元，比
1959年下降63 .7%.相反，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却上升至2301万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
%.”（注9）
1962年初，冯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开会，他当时并不了解开会内容，也不知道
要去北京待几天。他回忆，合肥市与他同去的还有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刘征田、一位市委
副书记及合肥钢铁厂、矿山机械厂、重型机械厂的领导。
在凤阳县，与马维民同去的是县委副书记张秉尧。
大会现场：“不只吃菜，鱼肉不缺”
马维民、冯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
的苏联专家。“我们去的时候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我们每两人住一个房间。安徽省委
第一书记曾希圣住一栋二层楼上，他爱人余叔是省委办公厅主任，也住在那里，但没看
见她参会。”冯希仁说。
虽然还在困难时期，但北京的代表们吃得还不错。“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
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
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果，我有个婶母住中关村附近，我
还经常给她送些过去。”马维民说，市县代表一般都没有带秘书进京，他们通常的日程
安排是白天开会，晚上则在宾馆看文艺节目———杂技、评剧、京剧以及侯宝林的相声。
开大会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内的三层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会议隆重，组织严密。”冯
希仁说，“每到开大会时，他们搭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议结束，再排队回原来的巴士
。有一次，他看到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外集合，人数有300多。闲暇的时
候，代表们也在北京城内四处走走。”
冯希仁也有一次亲身经历便衣帮忙。他们听闻北京大栅栏电影院有立体电影放映，很想
去看看。“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反映，周恩来说电影院太小，只能坐100人，想去看的自
己去看吧。我们几个人就去排队，一个便衣同志过来说，他们6个人是开会的，想看电
影，就把我们带了进去，每人发个眼镜，没让买票。”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冯希仁记得，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华东局的代表们开了一个
会，做动员，然后将中央的书面报告草稿发下来讨论。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未经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
就直接印发大会以征求修改意见。大会自1月11日开始，没有举行开幕式，会议一开始
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但到了16日之后，改为以总结经验
为主。（注10）
隔着六十年时间之河，冯希仁和马维民已经不记得七千人大会还曾讨论过反对“分散主
义”，但对总结经验还有印象。“各种意见都有。有人说主要是天灾，有人说主要是人
祸。有人说，是经验不足交学费。”在马维民记忆中，他们没有讨论“三面红旗”是否
还坚持的问题，认为这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1月27日，是代表们第一次参加全体大会，此前都是学习文件和分组讨论。毛泽东主持
会议，代表们见到领袖都很激动，掌声热烈长达15分钟（注11）。“我不记得掌声鼓了
多久，但见到毛主席会使劲鼓掌，可想而知。”马维民说，那时对毛泽东还是崇拜，没
有怀疑，“大会上中央承认有责任，毛泽东是一把手，当然也有责任。但那时不这么想
，就觉得是集体责任，是下面没有执行好。”
在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定稿，成为大会的正式文件。
1月27日，刘少奇还做了补充讲话，其中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按照原
定议程，报告定稿被通过之后，七千人大会就该结束了。毛泽东也在刘少奇讲话后宣布
，会议将在30日结束。
马上就要春节了，2月4日是除夕。代表们开始准备回家。“大会上供应梨、苹果、香蕉
等水果，在安徽看都看不到，有的人就买了些水果准备带回家过年。有一天中午吃饭（
29日）的时候，接到通知，说下午不要出去，等通知。我们就坐在房间里，等到下午3
点钟左右，集合上车，把我们拉到了人民大会堂，听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说，大家一
起留在北京过春节好不好？大家都鼓掌。”冯希仁说。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做了一个发言。冯希仁回忆，毛泽东讲话的大意是：接到了
检举信，有人反映如果就这样回去，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不能散会。“毛泽东说有些
人在捂盖子。开会的时候，坐在那里，别人都不敢提意见。说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这
次一定要摸。让霸王‘别姬’。这是批曾希圣。他拿着两页纸，讲了两个多钟头，主要
讲揭盖子。”
七千人大会因此延时至2月7日，并进入以揭盖子为主的所谓“出气会”阶段。而安徽，
也成为七千人大会中最受瞩目的省份。 | u********m
发帖数: 2073 | 2 哈哈，这人是不是缺心眼啊。难怪被毛泽东整死了
【在 h******i 的大作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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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张凯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追问安徽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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