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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1日，父亲给家里寄来了最后一封信，来信地址是新疆省于阗县中国人民解放
军独立骑兵师二十三团一连。信中说，“他们即将开往西藏解放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家
里暂时不要给他写回信，去信是收不到的，等他们胜利后再给家里来信。”并说，“信
内有证明书一件，拿去县政府，可以分田地。”从此以后，我们一直等待父亲的来信，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们年复一年的盼望着，但还是盼不到父亲的一点音讯。1954年6
月，我的祖父病危弥留之际，口中一直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几天后他带着思念儿子的伤
忧离开了人世。我的父亲从小失去了母亲，是爷爷既当爹又当娘把他拉扯大的，他是爷
爷的一块心头肉……爷爷去世后，家里就只留下母亲和我俩个人相依为命，在一起艰难
的生活着。刚解放时，当地政府给我家挂了一面“光荣军属”的牌子，每年春节县政府
还要发一封《慰问信》。随着父亲音讯的中断，这些待遇也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说我
父亲去了印度、台湾的传闻。无形中又给我们这个苦难的家庭在精神上增加了政治舆论
的压力。
五十年代初期的甘肃南部山区，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由于耕作原始，加之土地瘠薄，
因此广种薄收、食不果腹的情况普遍存在，有男劳动力的家庭是这样，我们孤儿寡母生
活艰难的景况就可想而知了。妈妈是个小脚女人，她在贫困中锻炼出了对待困难的坚强
毅力。我家几亩旱地分撒山，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打的粮食还吃不了半年，但不论家里
生活多么困难，妈妈总要先去交公粮，她说这些粮是送给爸爸们打仗吃的，我们也就只
能省吃俭用清贫度日。生活实在推不下去了，妈妈就锁上门户，带我出去讨饭。每次出
门讨饭总是出远门，就近和有亲戚的村子从来不去，而且都是天亮前出门，夜幕降临后
回家。对于这些我都不能理解，于是我问妈妈：“为啥近处不要偏要去远处呢？为什么
出去那么早，回来又这样晚？”妈妈噙着泪水说：“等你长大后就知道了。”现在回想
起来，我才明白了妈妈当时的心情，虽然困难逼迫我们母子走上了讨饭的路，但这条路
该怎么走，妈妈是有良苦用心的。1954年后半年，在老师和亲邻的资助下我上学了，为
了维持生活和给我寻找学费，妈妈不顾脚小体弱，竟攀登在9米多高的杨树上砍枝卖柴
。到了初冬，用锯子将家门口的杏树枝锯成小节，挖一个小土窑烧成木炭担在街上去卖
钱。村民们有熬土盐的生产门路，妈妈无力攀登山崖去刮盐土，就把别人搭过的薄盐水
担回家熬盐，从早到晚10多个小时才能熬出几斤来，拿在集市上也只能换几角钱，幸亏
柴火是自己捡的，不然连本钱也不够。我在妈妈心目中是她的希望，更是她唯一的精神
支柱，因为妈妈就生了我一个孩子。妈妈痛我也爱我，但家里养的两三只母鸡下的蛋，
除我有病时煮一个外，从来不轻易给我吃，我也不去争嘴吃，妈妈几乎把所有的鸡蛋拿
在集市去卖了钱（实际一年也就是几斤蛋）。一有空她就用麦杆掐草辫做成草帽去换钱
，妈妈就是这样一分一分的攒钱供我上学的。不管经济多么困难，妈妈总是要设法买一
包佛香，求神灵保佑我的父亲能够早日平安回家。每天晚上，妈妈点燃香火，用6根筷
子顶出的形状求神灵预示爸爸回来的时间，由于是妈妈自己操作，加上心理因素，每次
求告都是爸爸不久会回来，但从来没有灵验过一次。尽管如此，妈妈还是每天晚饭后重
复做着这无效的老一套……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起初我们在食堂吃大锅饭，后来食堂解散就吃救济的
红薯干和豆饼等。妈妈10成打4两，我吃6成只有2两多，14岁的我在85华里外的县城上
中学，一个星期只能回家取一次吃，妈妈还要拿出她每天的2两面让我吃。一星期回来
，我忍饥受饿要留一点拿回家给妈妈吃，理由是我吃不上节约下来的。妈妈不忍心去吃
，我们母子便推来让去，推着推着，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后来全村断粮，我们的生活
进入了极度困难的阶段，许多有男劳动力的家庭因饥饿失去了亲人，而我的妈妈用树叶
、树皮、野菜、麦草和玉米棒芯烧的生灰来充饥，竟使我们母子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1962年后半年我升到初中二年级时，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便休学回家了。我曾去陕西讨过
饭，在家务过农，干过木工、瓦工、油漆工和其它农村手艺活，还当了9年多人民公社
的生产队会计和大队文书。1972年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先后担任过公社副主任，公社和
乡的党委书记，县工业交通委员会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中学党总支书记，县委统战
部长，县政协副主席，县人大副主任等职，直到2007年退休。
父亲牺牲后，我家一直没有收到部队和政府的通知。1957年，村里有位探家军人得知我
父没有音讯时，便拿自己的钱主动给国防部写信要求查找我父亲的下落，国防部也给我
家回过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已由有关部门进行查找，待查清后再给你家通知。”并
说，“将信拿去县政府，请地方政府帮助解决我们母子的生活困难。”此次寻找虽然没
有结果，但在我的幼小心灵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以后的寻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有一次，我看见妈妈拿着爸爸10多年前的信在流泪，我深知妈妈多么希望爸爸能给家里
来封信，哪怕一个口信也可以。1962年10月，我背着妈妈向国防部写了一封请求查找爸
爸下落的信，由于没钱买邮票，便将自家一只木柜上的铜吊环拆下买给了供销社。时隔
一年后的1963年10月，我收到了南疆军区政治部的来信。信中说，“你给国防部的信经
总政治部转给了我们，经查悉，你父陈忠义生前系新疆军区进军西藏先遣连战士，1950
年8月1日进军西藏，1951年春夏之交牺牲于藏北扎麻芒堡地区。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通
信困难，未能及时向家里通知……”此时，爸爸已经牺牲13个年头了。当时妈妈身体不
太好，我也没有把爸爸牺牲的情况告诉她。过了一段时间后，妈妈身体逐渐好了起来，
我便在一位乡村医生的陪同下给妈妈说明了爸爸牺牲的情况。妈妈听得是那样的认真，
表情又是非常地严肃和平静，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竟然没有哭。我深知妈妈心中并不是不
难过，而是她把爸爸的牺牲早在预料之中，只是从不流露罢了。她也欲哭无泪，因为她
把泪水偷偷地哭干了，也不愿用流泪的方式去表达对亲人的哀思，因为她老人家尽量不
给我们仅有俩个人的小家庭增加更多的悲痛和麻烦，而是把泪水偷偷地流向了心田。听
完信后，妈妈陷于沉思之中，过了一回只向我问了一句，“共产党最后把他定成好人还
是坏人？”我说：“是好人，是解放西藏的人民功臣。”妈妈接连说了两声“好人就好
，好人就好”。不久妈妈按地方风俗亲自操办了给爸爸“招灵”的悼念仪式，这一次她
哭了，并专门以她的名义请人写了一篇祭文，诉说了她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和抓养我的过
程，给爸爸作了个圆满的交代。1973年9月经我联系，南疆军区政治部给我家补发了《
革命烈士证明书》，此时爸爸牺牲已23年了。1980年8月21日，我的妈妈因病医治无效
，在她65岁生日的第二天与世长辞，当时她只知道爸爸牺牲了，但更详细的情况才是近
20年我从各方面了解到的。妈妈去世这一年，正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一年，临终前她
知道了我家包了几亩地，都在什么地方。第二年夏收后，我家就收获了5000多斤小麦，
而苦命的妈妈一生勤苦务农，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粮食。在她去世时，家里只有我
用节约的粮票买的二斤小麦标准粉，妈妈装在一个瓦瓮里，过几天拿出一点烧成白面汤
为她的孙儿改善一顿生活。妈妈去世后，村里人都说她是个命苦人，生活刚好了，她却
走了。妈妈去世已整30年了，每当四时八节或平时我们做一点可口的饭菜时，我和老伴
总要在她的灵牌前献上一点，以弥补我们内心的遗憾……
妈妈去世后，我在工作之余一直注意收集有关爸爸牺牲的情况。1990年9月，我随县上
考察团去乌鲁木齐时，有幸见到了曾任新疆军区参谋长，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张希
钦将军，他给我详细地介绍了有关父亲连队的情况。近10年来，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
了年届九旬的先遣连指导员、李子祥同志；先遣连副连长、全军特级战斗英雄彭清云同
志；1965年负责向狮泉河烈士陵园搬迁烈士遗骨的原藏北支队侦察参谋、阿里地委原纪
检委书记马占山同志；踏着先遣连进军路线进藏的后续部队老兵、离休干部杨昌同志。
并与以多部著作宣传“先遣连”英雄事迹的阿里军分区原政委、后任南疆军区纪检委副
军职专职副书记的袁国祥将军；后续部队随军纪者、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新闻部主任的
张炎平同志；《挺进阿里》一书的作者、孔繁森同志的战友、阿里地委原秘书长柴腾虎
同志；《西部情缘》的作者、阿里军分区原司令员李永强同志；《世界脊上的英雄战士
陈忠义》一文的作者、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原政委李含英同志；现任阿里军分区司令员刘
万龙同志；正在筹备拍摄《英雄先遣连》的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社长李德华同志；四处
为我收集“先遣连”史料的塔城军分区原政委陈作明同志等经常保持着联系。收集到了
描写父亲连队英雄事迹的书籍、刊物10多部。还收集到了介绍“进藏英雄先遣连”事迹
的电视连续剧、纪录片、专题片等3部影像资料。可以说我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寻
父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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