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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2017-04-15 有史以来 微信号 yosiland
功能介绍
有史以来，人类良知对人类文明起着怎样的牵引作用？有史以来，人类社会一定是从低
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吗？有史以来，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不同文明的发展轨迹和交流融
合？这些，无往不在历史之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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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作者：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
来源：《告别饥饿，1978……》
1980年3月，北国大地春意萌发、冰雪消融。四位新华社记者奔赴西北，开始了为期近
半年的黄土高原农村调查。他们写下大量的“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这
里，是其中的一部分。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
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
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
“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
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
子好过些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
我们从太原西行到吕梁山区，再西渡黄河到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
下延安，一路上逛街头、串饭店，讨饭的人比前几年少多了——一般县城里都只有一两
个、两三个要饭的。其中延安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
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
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
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
救济的一条旧黄军棉裤。
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
珠泪滚滚。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
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
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
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
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
，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
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有的人还跟公安人员顶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
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
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
返销了回去。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
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
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
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
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与年俱
减：1977年1至4月，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
；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
延安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
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
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
“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我们在延安访问期间，地委正在开北部七县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改变穷社面貌
问题。
这里普遍都穷，为何又单独提出“穷社”问题？经过介绍才知道，1979年全地区人均收
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七个县。
在这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又有三十六个公社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
，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之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
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
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4月13日到6月9日，
一共住了五十八天。
我们从延安驱车出发，沿着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安塞县城真武洞。由
此往北，延河河谷渐渐狭窄起来，两旁悬崖壁立，公路就在悬崖的半腰中盘来盘去。约
摸又过了一小时，汽车顺着延河的一条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
。当汽车吃力地从沟底爬上山顶时，放眼望去，只见万千群山，一座挨一座，无穷无尽
，恰似层层叠叠的浪涛。
司机同志说，这就是当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农民“闹红”的横山。
在群山的峰巅上千旋百转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王家湾。
从红石山头往下眺望，只见三座山峰脚下夹着一块几亩地大小的谷地。一条小河从谷地
中间穿过，河岸两边，各有几排瓦房，围墙雪白耀眼——这是新盖的公社粮库和公社机
关。公社背后的山坡上，错错落落现出上下几层窑洞。粗粗一看，王家湾不失为一个秀
丽的山村。
然而，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
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
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
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
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分了两
家。
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
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
），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
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老雷说，他
就是高文秀老汉。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
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
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
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
“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
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
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寒冬已经过去了
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
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
好多啦。”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
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
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
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
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
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
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
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
也吃不完。
王家湾公社的东邻，就是烈士谢子长的家乡——子长县李家岔公社。
我们看望了社员薛登恩家。进窑一看，炕上没有毡，也没有褥子，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
炕席。赶来看热闹的一位社员有意点穿：“别看这张席这样烂，连这还是别人借给他的
呢！”炕上堆着三四床油腻腻的像破鱼网似的烂被子——它们也是前些年国家救济的。
灶台上有大小两口锅，其中有一口煮着麻胡胡的东西。我们信口而出：“是喂猪的？”
陪同来的生产队长忙说：“哎，这是他家的饭哩。”
在这破窑洞里，唯一像样的是一件晾着的粉红色布衬衣。队长又特为作了说明：“这件
衣服是他十八岁的闺女偷空刨中药，得了三块钱，才买来的。这么大的闺女，没有一件
衣裳咋出门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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