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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2017-06-27 王友琴 新三届 微信号 df3p1113-2
功能介绍
新三届乃1977级、1978级、1979级大学生之通称。本号与你分享新三届写、或写新三届
的非虚构原创作品，兼顾其它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作品。 本号由退休的资深
媒体人团队打理。
大学时代的王友琴
作者简介：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
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
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知名的文革研究学者。
文革害死了以百万计的受难者，毁坏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此外，文革还破坏了什么呢
？不被注意或者未被意识到的一项是：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一
很多人有记日记的习惯，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
自己所做过的、所想过的、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写下来，或长或短，积在一起，成为生
命的一份记录、个人成长的一道轨迹，也是自我反省和心灵探索的一种方式。日记文化
，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后期和文革之后，当我收集记录文革受难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时候，我发现，人们
往往记得什么发生了却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几位记性特别好的被访者，他们能
讲出人物、情节、场景、声音，往事像电影一样存在他们的脑子里。然而，他们却往往
记不得这些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记得在哪一年。
为了确定一个受难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复追问，比如仔细回想是在某个有记录的
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后一类；或者交叉核对，询问好几个当事人来弄清楚某个日子。但是
那样做也仍然常常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被访者说：“假如有日记可查就好了。
”“如果当时把这些写在日记上，现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时候
没写日记。”
这种时刻，我常常会觉得很遗憾。个人的记忆汇总起来，会逼近历史的总体再现。可是
这些像没有日期的纪录电影胶片一样的记忆，必须通过具体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后连
贯。个人的记忆也只有在准确的时间坐标中，才能和他人的记忆汇合成真切的整体画面。
于是，我开始询问被访者们是否写日记。在对上千人的采访中，我发现，文革中几乎没
有人写日记。
1979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长者Y对我说：“假使那时候我写日记，我会记录下来很多
事情，对写作文革历史会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写日记，我绝对不可能平安活到现在。
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有对文革的个人即时记录。”
他的旁边站着他的妻子X。他们是我的同学的父母。他们那时候是60来岁，都是性格开
朗幽默、喜欢表达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年轻时候就喜欢写作，文革后也发表了一些文
章。
我知道，他们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隔离审查”，受到“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
处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几处。几个中学还未毕业的孩子都被送到边疆农村，
以后也全都未能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个 孩子很年轻就身染重病以致终身残
疾。
确实，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们一家的遭遇相对来说远不是最悲惨的，因为他们家没有
人被活活打死，没有人“自杀”（加上引号，是因为文革中的“自杀”与通常意义上的
不同），没有人被判刑关进监狱。但是，他们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长期的痛苦是显然
的，而且是在他们长期隐忍不抗议不争辩甚至连在日记上都绝不略有微词的情况下，他
们才没有遭到更坏的命运。
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常常误以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为他们反对或者抗议了文
革而遭到惩罚，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动出击对千百万人实行各种迫害。无数人受
到残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却极少。
观察历史，会发现广大受迫害者的忍气吞声和隐忍顺从是普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残
忍是很突出的，残忍到了连写日记都会遭到杀身之祸的程度。
正如这位长者所说，要活下来（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来，而只是像他们家那样痛苦
地活着），就不能写日记，要写日记，就不能活下来。
他指出了日记和活命相关联，也是从一个方面指出了文革的严酷性。我了解到的事实告
诉我，这绝不是夸张性的说法，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描写。
当时，我看着这一对老人，心里想：无数人在文革中死去，无数的家庭被破坏，他们一
家度过了灾难，活了下来。现在他们“平反”了，全家团聚了。相形之下，没有写日记
，失去了个人的记录，确实只是一种不严重的损失，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了。
然而，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日记的故事却是重要的，也应该被记载。不但应该记载因写
日记而被害死的受难者们的名字，记载把他们送上死路的时代氛围，而且也应该从中认
识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会生活规则上造成的“革命”性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导致的个人
精神生活的扭曲和变形。实际上，种种扭曲和变形一直延伸进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个人日记以从中寻找罪证是普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革命”
行动和必要步骤。从日记中摘找出来的话语就可以作为罪证，进而对写日记的个人施加
严厉的处罚。处罚包括在群众大会上被“斗争”，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
徒刑，而且是长期徒刑，甚至死刑。这种用日记作罪证的方法并非始于文革，但是在文
革中大规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严重的日记恐怖。
随之发生的是，人们停止写日记，包括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写日记的人。文革当局从来
不曾下令禁止写日记，但是日记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斗争会”“牛棚”和“劳改”，
威力远远胜过文字的禁令。同时，由于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样的日记可以算是“反动”以
及应给予何种处罚，人们无从知道可能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而这种不可预测性更增
加了日记恐怖的程度。
开始时，我没有把“日记在文革中”当作专门调查题目。但是，随着我的调查笔记的日
益积累，随着我对文革往事的思考，我发现，很多与日记相关的故事被我记录下来了。
当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会相随而来。一个小小的、常见的、并不稀奇的日记本子
，把一些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身上的悲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
他们的故事体现了文革的一个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场摧毁日记的
革命。
王本中
二
王本中老师，个子不高，相当瘦。1996年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
中学的数学老师和校长。
他196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数学教研组。除了教数学，他还兼任高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单身，就住进
了中学三个人一间的教师集体宿舍。
1966年文革在中学里展开的时候，他在学校里算是最年轻的老师之一。6月2日学校停课
以后，学校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几乎所有的教员都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攻击。有
一天，他班上的学生在学校锅炉房的外墙上贴了一大片大字报，有几十张纸，不但字数
多篇幅长，而且标题也特大，叫作：王本中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两年前。他是数学老师，他的数学课相当受欢迎。另外，他把一些对数
学特别爱好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数学小组，进行课外学习。数学小组的学生进步
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得到了好成绩，其中一个学生还获得了一等奖。
1965年下半年，他被提拔为数学教研室副组长。这一提拔在当时算是快的。提拔他时，
副校长卞仲耘专门和他谈过话。
但是也就在同时，“文化大革命”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对一些文艺作品和办学
方针的“批判”也开始了。不久，他当班主任的高二（2）班里的共青团书记（一个中
央政府部长的女儿）和一个将军的女儿等人，开始反对班委会。她们说，当时担任班长
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不应该当班长。她们还说，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班长，
是班主任王本中贯彻错误的“阶级路线”的结果。她们就要求立即进行班干部改选。
那时王本中以为，担任班长的学生虽然不是干部子弟，但是不过是“小业主”家庭出身
，不能算“坏出身”；班上的学生干部已经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了，有一两个不是干部
子弟没关系。关于改选，王本中认为惯例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选举班里的学生干部
，那时正在学期中间，没有道理重新选举。王本中去请示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梅树民。梅
主任早他十年从北师大毕业，说：还是再做做要改选的学生的工作吧。他们都没有同意
在学期中间撤换“小业主”家庭出身的班长的要求。
班里开了两次会，质问王本中为什么“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学生干部。王本中辩
解说，他努力执行了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
在表现”。当前班里的学生干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现好，所以
都符合共产党的“阶级路线”。
那些反对他的学生说，这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
，因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是不好的。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文革在中学校园里开始了。青年教师中，王本中最早变成运动对
象。一开始是“小字报”，贴在教室里。小字报说王本中“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打
击革命干部子弟”。王本中指导的学生“数学小组”成员被称为“不关心政治”的“白
专”学生，王本中则被指控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后来，这些内容又写在“大字报
”上贴在校园里。事态愈演愈烈，以致贴出了那份长篇大字报。
北师大女附中校徽。
学生的那张大字报把王本中平日的种种言行，都列为“反毛泽东思想”——当时最严重
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这还不够，这些学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记。
现在的人会觉得诧异，怎么学生要老师交出日记，老师就一定得给他们呢？那是因为现
在的人有“个人权利”“个人隐私”“无罪推定”这些观念。文革不承认这些观念。王
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记。回顾文革历史，我们更能理解这些观念对每个人的安全和生存有
多么重要。
王本中没有办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学以及直到那时的所有日记，一共八本。交
了日记，王本中心里还存着希望。他想，看了日记，学生会了解他的内心真实想法，知
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可是，一个星期后，校园里又贴出了长篇大字报
，大标题是：“从王本中的反动黄色日记看他的反动世界观。”
说他的日记“反动”，证据是他在高中时的日记里，写到他的一位同学。1957年，王本
中在徐州第四中学上学。在“反右派斗争”之前，有一段时间讲“新闻自由”，同学们
讨论问题，王把这些讨论写在了日记上。后来，四中当局整理了这位的言论，上报到共
产党徐州市委。市委认为Z是“极右分子”，不过因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太年轻，所
以不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但是不准其上大学，并且把他送去“劳动教养”。王
本中在日记里写到他和当时的班主任的谈话。他告诉班主任他觉得对这位同学的处分太
重。
至于“黄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记里几次写到过一个他大学时代的女同学。——在日
记里，王本中没有反对“反右运动”，只是写了自己的一些疑问。至于对异性的感受，
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的感情。日记是私人物件，也正是表达和整理这些感情的合适的地
方。
王本中觉得这样“批判”他的日记是断章取义，是曲解，想把日记要回来加以解释。他
要求学生把日记还给他。学生拒绝还，后来又说“丢了”。他要求学生把他的日记交给
当时上面派来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审查，也没有结果。事实上，这八本日记后来
再也没有回到王的手中。
笔者收集到了一些该校当时的材料。在1966年7月，领导该校的“工作组”写的送报上
级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他们把女附中定为“（第）
四类学校”，把副校长卞仲耘和胡志涛划成“四类干部”。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和
教员都进行了“排队”并分成四个类别。有的地方把学生也分了类。
其中第四类是最“坏”的，属于要清洗和专政的“阶级敌人”范畴。看到在这份定罪材
料中，工作组提供的“根据”之一与王本中有关。
工作组写道：
他们（指女附中的领导核心——笔者注）在青年中还宣扬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名利思想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卞仲耘就曾号召数学组“要培养出几个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
家”，还鼓吹学生要学习文学，将来好当“党委书记 ”。对那些只专不红的教师和学
生大加赞扬，推崇备至。如数学教师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在学
校中公开宣扬“要学习居里夫人”，鼓励同学“要为这个理想，去努力奋斗，废寝忘食
”。有的同学在他的影响下，整天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一心想当居里夫人。而校领导
却认为王是青年教师学习的榜样。
文革时的北师大女附中。
这就是当时可以把一个中学定成“四类”的“理由”。分配来校的一个数学教员的父亲
是地主以及曾经告诉女学生要学习居里夫人，就是把两名副校长划为“敌人”的证据。
这种口气，这种逻辑，体现了那一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残
忍。而且，这份材料并非出自中学生之手。
当时在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原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副组长是全国青年
联合会的副会长，资历级别都不低。在西城区统筹指导“排队划类”的则是共青团中央
书记之一的胡启立（胡在8月中旬也被“打倒”）。这份报告上签署的日期是1966年7月
3日。
这份材料当时上报给高层领导，却从来未问过王本人这些话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原话是
否如此，上下文是什么，也未说明在引号里引用的话是由谁作证提供的。
在对学校领导人的全校性的“揭发批判会”上，王本中被喝令上台“交代问题”和“揭
发黑帮”。在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上，他的名字还被根据谐音写成侮辱性的“王八种”。
女子中学的学生会有这种肮脏联想和骂人方式！
实际上，文革在对传统文化的攻击之后产生的这种野蛮和粗鲁，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1966年7月中旬，工作组把女附中全体老师集中到马神庙小学“集训”。所有的教师都
必须住在那里，整天开会。每个教师都必须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认罪。一些学生积极分子
也参与组织整老师。数学教研组有两名“特级”教师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这两
名教师被排作该教研组“最坏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坏的”。
两名老教师有三十多年教龄，级别也是中学教员中最高的，确实属于文革指定的靶子；
而王本中资历浅而级别低，不该算是运动重点，只是由于他指导的数学小组获奖，加上
他写了那些日记，他也成为“重点对象”。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在“集训”地，每个老师都要反复检讨认罪，才能“过关”。顺序是从“问题较轻”的
人开始。还没轮到王本中检讨认罪的时候，上面忽然宣布撤走工作组，因为毛泽东指责
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紧接着，7月31日在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
红卫兵代替工作组控制了学校。
1966年8月5日，学校的五名领导人遭到红卫兵的暴力“斗争”。卞仲耘副校长被当场打
死。教导主任梅树民被用带钉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衬衫的布丝都被打进肉里，揭不下来
。他因此后来患了心脏病。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王本中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
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的名字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宋彬彬改
名为“宋要武”，学校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暴力在各处升级发展。
8月下旬，该校几个初中二年级的红卫兵把附近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个18岁的女服
务员抓来，说她是“流氓”，把她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实验室靠着校门
，来来往往经过的人都听到了惨叫声。
红卫兵不但打校长、老师和校外的“牛鬼蛇神”，还打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
。王本中当班主任的班上，有13个这样的学生。该班红卫兵命令这13个同学跪在教室的
地上，“斗争”她们。
30年后王本中谈到这件事情，仍然感到气愤。他说，竟然这样对待这13名同学，而且后
来也不道歉。这个班的学生从此分裂为两派，文革后的校庆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为这些打了同学的红卫兵忘记了这件事吗？还是他们假装忘记了？还是根
本不认为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师显然知道要教育这些不道歉的人改变已经太晚，然而
希望帮助现在学校里的中学生从文革历史学到道德的教训。现在他是这所中学的负责人
。在我们的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谈到了他自己的文革思想经历。
红卫兵在8月18日集会后所做的事情，当时他们自己称作“杀向社会”。他们在校外抄
家打人，烧书砸文物，还得到免费火车票以及食宿到外地“革命串连”。在北京，从8
月下旬到9月初，有两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该校所在的西城区人数最多。
王本中的“问题”一时无人过问。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单身宿舍的几个
年轻的单身老师一夜未睡，讨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该怎么做。讨论的结果是，跟着“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走了十七年（指1949-1966），他们现在应该革命，应该彻底摆脱过
去。
第二天一早，他们立即采取了两项“革命行动”：一是学红卫兵学生的样子成立了一个
“战斗小组”，从毛泽东的一首词里找出一个短语“奔腾急”作为名字，并且用这个名
字连夜赶写了几十张纸长的大字报，表示他们要积极投入文革。二是卖书和烧笔记本。
他们把自己的旧书全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几分钱一斤卖掉，把以前做的学习笔记，包括日
记本子，全都烧掉。他们要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要改变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时代
大势抛弃。
回首往事，我们会看到，这种野蛮的高压和狂热的气氛的结合，远比理论说服有威力，
真的会使一批人很快转变，投入声势浩大的革命，和过去决裂。烧掉笔记日记是一个象
征。但是又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不再坚持理性，不再认真思索，随着权力指挥
棒和大潮流走，才会有亿万人紧跟文革领导人走的现象。对这种情况发生的反省和警惕
，应该是我们能从文革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训之一。
后来，王本中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又为“战备”挖过城墙，修过地下防
空洞。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没有离开这所学校。学校已经不再是女校，校名
也有了相应的改动。三十年后，王本中当上了这个重新又成为北京最好的、最难进入的
中学的校长。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文革最终并没有造成多少改变：文革之前他就是
受到赏识的青年教师，三十年后的校长选择看起来倒好像正是那时的选人趋势的结果。
走过了一个巨大的圈子，情况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开始时的原点。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转的惨痛的事情在文革过程中发生了。他的学校中，校长被打死，四
名教师遭到迫害而“自杀”身亡，还有四名教师受到严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疗而死亡，一
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残疾人工友受到攻击后失踪。
还有一样后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从1966年他班上的学生拿走了
他的八本日记横加攻击并且从未归还之后，王本中再也不写日记。如果我不问，也许他
甚至不会向我提到这一点。关于写日记这一习惯的改变到底对他个人或者对他那一代人
有多少含义，则是我至今还在思考的问题之一。
回顾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师告诉我，在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成为“
监控对象”，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网右派”问题。“搞完”第三批人的时候
，他被“解放”了。然后开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并把他们关在宿舍楼的地下室的时候，
他被吸收参加整人。他不算整人的骨干，但是开会的时候跟着喊“你老实交代”，另外
，还跟着“专案组”调查同事的历史。
他在1996年告诉我，他在当时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内疚。因为自己的地位从被审查变成
了被信任，虽然还不是被依靠，觉得自己应该“积极要求进步”。当他到北京师范大学
查阅“青年军”（抗战时期由青年学生组织的一支军队，文革时被指为“反动组织”）
核心组织的名单，看到一个该校语文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当时已经被“隔离审查”。
当王本中和另外两个一起去“外调”的人发现了这个名字，就当作“重大成果”回校赶
快报告，连夜审讯这位老师，逼迫他承认。王本中说，当时出于邀功心理，很对不起这
位老师。而且，后来还发现并不是那名老师，是一个同名的人。
为做文革历史调查，我访问过很多人。在我的经验中，很少人愿意说出自己在文革中做
的错事。王本中身为一校之长，而且和我素不相识，第一次见面谈话，一个小时后就跟
我讲出他做的“错事”，我是有些惊讶的。
于是我也想到，虽然他后来不再写日记，但是他原来是多年一直坚持写的，从中学时代
写到大学毕业后当老师，写过八本日记。我能隐约觉出，当年认真写日记的习惯和他道
德感的养成是有内在关联的。
舒芜。
三
发现受难者陈沅芷的过程颇为复杂。
1993年，有一名前北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告诉我，那里在1966年有一名老师被红卫兵打
死。但是他似乎不愿深谈（他那时是一名红卫兵），也确实不记得这名死者的名字。我
只有记下这件事，以后再作探究。
1998年，韦君宜出版的《思痛录》一书中提到文革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
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
。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见该书第九章，北京：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沅芷”的名字。因为书中只有这样短短的一句话，
我就设法托人向北京育英学校询问有关详情。
育英学校的一位愿意帮助的教员说，那里并没有过叫这个名字的老师。我很困惑。那时
韦君宜还在世，但是已经因病重而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思痛录》写于更早的年代，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2002年去世。（惭愧的是，分司厅中学的受难者
始终没有能找到名字。）
后来，有一名老同学看到我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后告诉我，舒芜先生的
妻子是个教员，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为文革后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大家也都
知道了舒芜的名字。这位老同学还给了我舒芜女儿的地址，他的女儿是一位文革后出现
的新作家。
我写信给舒芜女儿却未收到回信，就给舒芜本人写信。没有地址，信是寄给出版社转交
的。那时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传》。不久就收到了舒芜先生回信。他说，他
的亡妻名叫陈沅芷，原为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9月8日在学校被红卫兵打
死。
原来，陈沅芷是第二十五中学的老师，难怪育英学校说没有这个老师。不过韦君宜并没
有错。她是老北京人，第二十五中学在1950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个私立中学
。在众多的共产党老干部的回忆录里，只有韦君宜这一本，把她所认识的在历次“政治
运动”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都写出来，其中不但有她的亲戚和朋友，而且作为领导干
部（她长期担任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她还一一写出了该
出版社被集体送到湖北农村“五七干校”后八名工作人员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
陈沅芷在1958年调到第二十五中学以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助理编辑，是韦君宜的
下属。韦君宜在书中虽然没有详细写到陈沅芷，但是没有忘记她。正是这种对受难者的
记忆和歉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她追随一生的“革命”的批评，表现了她的人道精神和
道德原则，使得《思痛录》这本书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韦君宜《思痛录》。
陈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记直接相关。
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和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关于胡风反革
命集团的材料”，加上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按语，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牵连了一大
批人受害的案子就这样构陷做成。舒芜原来是和胡风等非常接近的人，由于他最先交出
了胡风和他的通信并且揭发了这个“集团”，没有像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那样遭到逮捕
关押判刑。但是到了1957年他还是被划成“右派分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到降薪降
级处分。
1966年8月下旬，毛泽东第一次在TAM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北京城里红卫兵到处抄
家打人。陈沅芷和舒芜在崇文区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时只有舒芜的母亲在家。舒芜被
关在他的工作单位的“集训队”中不能回家，陈沅芷平常住在第二十五中学，周末回家。
在抄家中，红卫兵看到了陈沅芷的日记。其中有1959年10月1日所记。那一年9月舒芜在
八达岭农场参加植树劳动，原来以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过国庆节，但是9月末宣布
别人按原定回京，“右派分子”却不能回。舒芜写信通知了家人。陈沅芷为此感到很失
望，在日记中发了几句牢骚。因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记本，所以现在无从看到原文。
红卫兵说这是“反动日记”，立即赶到第二十五中学（在东城区），把陈沅芷抓到崇文
区的家中来“斗争”一番，又送回第二十五中学。
这样一来，陈沅芷在学校的身份就一下子从“普通群众”变成了“牛鬼蛇神”。她被关
在校内，和其他该校已经被“揪出来”的“黑帮分子”以及红卫兵从校外抓来的“地富
反坏右”等关在一起。像其他一些中学一样，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园内自
设监狱，扣留关押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他们在监狱门上写了“教育室”三个大字，
实际上在那里拷打折磨被他们抓来的人。（在北京第十三中学，这样的地方叫作“红色
恐怖刑讯室”；在北京第六中学，叫“牛鬼蛇神劳改所”。）
一名该校学生说，有一次“斗争”陈沅芷，红卫兵的一个头头把两张桌子架起来，让陈
沅芷高高站在上层。“斗争会”结束后，他们把两层桌子推倒，陈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上。
陈沅芷被关在学校两个星期，与家人隔绝。1966年9月8日，陈沅芷死在学校，时年42岁。
她的丈夫舒芜从自己单位的“集训队”被叫到第二十五中学里。他看到陈沅芷的尸体躺
在砖地上，披头散发，脸上有血迹。一名红卫兵向舒芜训话：“陈沅芷是现行反革命，
已经绝食而死。”他们叫来了火葬场的收尸卡车，叫舒芜付了火葬费，命令两个也被关
在“教育室”里的该校老师和舒芜一起把陈沅芷的尸体抬上了运尸卡车。
像当时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样，陈沅芷的尸体不标姓名地被烧掉，骨灰被丢弃。被红卫兵
作为殴打关押她的“理由”的日记，也完全没有了下落。
十二年后，陈沅芷的家属得到了一纸她的“平反”书。由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共产党支部
和“北京城区教育局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联署的《关于对陈沅芷同志逝世的结论意
见》说：“陈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于1966年9月逝
世。”日期是1978年11月。这是当时写这样的“结论”的公式和套话。
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像陈沅芷那样被打死的人，仅仅在北京就有两千多人。同时
，红卫兵还把十万多北京居民驱逐出北京，并烧毁和破坏了无数书籍文物。但是在文革
观念的引导下，打死“阶级敌人”被视为理所应当，像陈沅芷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中学教
员的死亡，根本不被关注。甚至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种观念依然延续。
在我1995年发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后，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质问：写这样的
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思？这种观念压抑了对文革受难者的历史记载。陈沅芷的丈夫
和女儿在文革后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中，也没有写到过她。是《思痛录》第一次提到
了她的名字。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
作为对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领导人除了发动革命，也大力从事写作他们的文革历史来进
一步确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则。1966年底开始筹备一个大型展览会，展示和表彰在1966年
8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8月地位升至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两次用
毛笔为这个“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题字，作为展览的一部分。林彪显然大力支
持鼓励这个展览。1967年夏天，这个展览在北京展览馆（原名苏联展览馆，苏联被指控
为“修正主义”后改名）举行。展览上有一张大幅图表，题为“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
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据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统计”。其中的“缴获品”有
12种。在“枪支”“弹药”“凶器”“地契变天账”“反动旗子”后面，赫然是“反动
日记诗文”，下面列出的数字是“6820本（篇）”。
写作了这“6820本（篇）”“反动日记诗文”的人的数目，显然会很大。他们遭到了什
么样的命运呢？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毒打和虐待？他们中多少人为此失去生命？实际上
，关于红卫兵的“战果”的表格还有一个只在高层传阅的版本，那个版本上多几个栏目
，一项是北京没收私人房产52万间，一项是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赶出北京的“黑五类
”8万5千多人。
陈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间的一个，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统计在内了，因为这个数
字是作为“统计数字”用的，并没有附上具体的人名。当然，很少人知道陈沅芷的名字
，但是类似她所遭遇的这样的虐杀当时在北京完全不是个秘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
旗鼓地公然进行的。
这些行动当时一再受到官方媒体的赞扬和鼓励，而且一年后红卫兵的暴行在这样的展览
大厅里再次受到高度赞扬。如果说陈沅芷在1966年8月遭到的虐杀还可能解释为个别红
卫兵或者个别学校的红卫兵的残忍所致，那么，在这个林彪题字、江青等光临的展览会
上，这些暴行显然已经被强有力地肯定成一种普遍施用的革命规则了。
从展览大厅这张图表下走过的人，大概会感觉到这种警告：你写日记诗文了吗？
在1980年代，给文革受害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给1955年
所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那时候我数次听到年长的学者们议论到陈沅芷的丈夫
舒芜。有一名老学者说得较重。他说，出卖师长朋友，可谓“无耻”。
然而，议论归议论，从来没有见到真有人在书报上发表这样的议论。我曾经想过，舒芜
并非有权有势批评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么亏欠，又不像政治问题那样是禁区，为
什么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呢？
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告诉人们当时他受到了怎样的压力，以说明历史
真相。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不但从政治和法律角度讨论文革是禁止的，从道德角度来
批评谴责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许的。舒芜在1955年做了毛泽东需
要他做的，因此不能被称作“告密”或“出卖”或“背叛”，不允许用中国传统的道德
品质层面上的用语来描述和批评。
对于文革的发动，官方正式文件归结为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的“错误”。这样的解
释明显不能说服人。于是，只有采取压制手段，不准普通学者出版印刷关于文革历史的
文章和书籍。也正因此，文革历史长期以来被含糊其辞，日渐淡化消解，像陈沅芷这样
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却，更不要说她那招致杀身之祸的日记和北京那被红卫兵抄
家收缴的6820份“反动日记诗文”了。
（本号获作者授权推送。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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