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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发帖数: 9770 | 1 http://hx.cnd.org/?p=143369
民国十二年八月五日(编者注:即1923年8月5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
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十六日,
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
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
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国父。这时候,国父屡
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国父再作口头的说明。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
,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
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Rudzutak)说
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
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三年内必有成功
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
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
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
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与军队党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
格勒,考察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斯达军港(Kronstadt)及其舰队。我的
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
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
生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
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
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
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
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
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
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
。(编者注:此时离苏联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不到一年)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
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编者注:即苏俄外交官列夫·
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
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编者注:即阿道夫·阿布
拉莫维奇·越飞,苏联政治家、外交家,1923年1月以苏联特使身份到上海与孙中山会
谈并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
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
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
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
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
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和革命战略,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
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
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
、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其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
;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
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
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
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
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
直接援助之外,其它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
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
,除加密热夫、齐采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
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
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
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
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斯大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
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产生严重的影响。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
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
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至于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
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们访俄代表团内组织
而言,本团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
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于是代表团各种计
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国之后,共党以
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分歧为借口,来抵消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
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
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
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
『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
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
,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
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
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
,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
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西泽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
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我们了解国父当时联俄容共的政策,乃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
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尽可把中共这一分力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至于当时革
命的形势,我们要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根据地,只有广州是最为理想的所在。但是广州
,乃为英法旧殖民地主义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商业都市。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里集结革命
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从这里出师北伐,求得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必须争取国际上的
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强若不是与我们革命政府为敌,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袖手旁
观,更无仗义援手的国家可觅。适于此时,俄国共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
命和扶助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我们国民革命得到他这一消息,无异认为是中国革命的
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于他的援助,自是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置疑。国
父联俄政策的决定,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
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
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
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
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
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
一指挥,才可防止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
,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
。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
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
决策。但是,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分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
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
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直至
当年四月,复感于国父函电的催促不已,重责我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
准辞;复派戴季陶同志来奉化,转达其准许我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我乃重
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
读者推荐 | m***a 发帖数: 2262 | 2
伪作,很后来写的,根本不是当时的观感,是不是他亲笔写的也颇存疑
【在 c*********d 的大作中提到】![](/moin_static193/solenoid/img/up.png) : http://hx.cnd.org/?p=143369 : 民国十二年八月五日(编者注:即1923年8月5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 : 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十六日, : 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 : 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 : 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国父。这时候,国父屡 : 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国父再作口头的说明。 :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 : ,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 : 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Rudzutak)说
| t****n 发帖数: 10724 | 3 国父是后来封的, 还是在孙中山活着的时候就称其为国父了? 老将这一口一个国父,
叫的真肉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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