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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56 | 1 中共一大会址是怎么重新找到的？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17-11-01
29 0 新中国史 字号: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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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址内景
原标题：一大会址的记忆与见证
一大会址是怎么找到的
1950年夏末，为纪念建党30周年，上海市委展开了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
这项任务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带领着军管会文艺处沈之瑜和市委宣传
部杨重光具体承担。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但法租界的范围很大，怎么找？寻访小组从
周佛海之子周之友那里得知，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书中记载，一大会址在“贝勒
路李汉俊家”，而代表住宿则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贝勒路即为今天的黄陂南路，在1950年大体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两侧约有
2000栋房子。经过几天的反复查访，终于打听到，与贝勒路交叉的一条横向马路，原名
是望志路，当时已改为兴业路。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凝视着交叉路口写着“恒昌福面坊”
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墙上一个巨大的“酱”字，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后来了
解到，这一排五栋石库门民居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望志路100、102、104、106、108号
（解放后改为兴业路70、72、74、76、78号）。而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当时租下的就是
106、108号这两栋房子。1924年，李氏兄弟搬走后，董正昌把这五栋房屋全租下来，办
起了“万象源酱园”。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为这些旧址拍了照片，派杨重光专程送京审定，得到了毛泽东和董必
武的肯定。但为了把“一大”会址考证得更准确，中央又委托“一大”参加者李达专程
到上海实地考察。李达进入“恒昌福面坊”后认定：“这是汉俊的家，党的一大就在这
里召开。”
中共一大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宿舍
用什么掩护会议的召开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进行，
一个陌生男子从后门闯了进来，说找人，可又慌忙离开了。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
断定他是个密探，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紧撤离，只留下了房子主人李汉俊和广州
代表陈公博。
果然，就在大家撤离会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来了。巡捕质问李汉俊：“
刚才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用法语流利应对，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辑“
新时代丛书”的问题，不是开会。巡捕们搜查一通，一无所获，只能悻悻而归。侥幸的
是，当时一份党纲其实就放在客厅写字台抽屉内，没被发现。
原来，早在筹备会议期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15人就先在此设
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这使李汉俊可以用出版机构召集作者商议为由，应对
巡捕质疑。
纪念馆有哪些珍贵文物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藏有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着一个尘封已
久却依然打动人心的故事。
一份党刊
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刊物，静静地躺在陈列室橱窗里，它看似寻常，却曾如一盏指路明
灯，照亮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前进的道路。它就是创立于1920年11月7日的《共产党》月
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
当时反动派当局严禁“过激主义”言论，追查“共产主义宣传”，刊物主编李达在险恶
环境下坚持工作，编辑部的处所、刊物的印刷和发行都极其机密，文章也不署真名。但
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正当月刊第三期即将付印出版时，法国巡捕房突然派密探干扰
，没收了这期的首篇文章。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期月刊上有一页是空白的，印着“此面被
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的醒目大字。
不过，敌人的破坏并没有使《共产党》这盏指路明灯失去光芒。月刊流传至广，影响至
深。
一台打字机
一台打字机，小巧别致，略有残破，机身固定在黑色皮纸包裹的木盒内，合起来如同一
只微型手提箱，打开箱盖则能立即进入工作模式。这台打字机牌子为“CORO－NA”，曾
被李大钊使用过。
打字机的原主人是吴弱男，购自英国。1905年，吴弱男在民报社担任孙中山秘书，用这
台打字机为孙中山打印了不少英文函件。它后来怎么到了李大钊手里？原来，早在日本
读书期间，李大钊就经常向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投稿，章士钊按照投稿信上附的
地址写信给李大钊，相约见面。后来，两人几乎每个月都会见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
，李大钊与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
回国后，章士钊和李大钊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两家的友谊未受影响。1925年秋天
，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这台打字机长达一个月之久。利用这台
打字机，李大钊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密切联
系。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遇害。为了纪念李大钊，吴弱男一直精心保存着这台打字机。
1964年7月，她把打字机捐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一个中译本
李大钊、陈独秀读了《共产党宣言》（下简称《宣言》）英文版后，都认为应当尽快将
此书译成中文。然而，翻译此书绝非易事，就连作者之一的恩格斯也曾说翻译《宣言》
是异常困难的。
后来，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连载《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找到了当时年仅29岁的陈望道。陈望道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在自家
破陋的柴房中开始了《宣言》的翻译工作。他依据《宣言》日文本与英文本，凭着《日
汉辞典》和《英汉辞典》，夜以继日字斟句酌地翻译，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全
文译了出来。
但彼时《星期评论》已停刊，陈独秀等人就筹措资金，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
建起了一个秘密印刷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问世。
（本报记者顾学文雷册渊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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