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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6 |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他已要求美国务院
启动美国驻以色列使馆搬迁计划。
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时说，“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了。”
他认为，这是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情，此举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特朗普称，虽然各
方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持不同看法，但这座圣城事实上已经成为以色列首都。“现实
就是如此。”特朗普说。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基本保持亲以立场不曾改变。美国的亲以立场在开始阶段很大
程度上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但这种最初的战略定位为美以之间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
提供了契机，随着美以关系的互动发展，亲以立场不断内化，二者之间最终形成的集体
身份认同使得保护以色列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集体身份认同一经形成对美以
关系又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一、美以特殊关系的内容
对于敌人环伺的以色列来说，只有美国拥有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在内的全方位能力
以对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以色列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接受国，巨额的经济援助帮助
以色列渡过经济难关，保证了国防开支庞大的以色列能够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
军事上，除了大量的军事贷款和赠款外，众多先进武器和高精尖军事技术，为以色列构
筑了强大的国防力量，使之成为地区性军事超级大国。
政治上，美国常常利用其超级大国地位及其对一些重要国际机构的主导竭力在各种多边
和双边外交场合通过施压、投否决票等手段维护以色列的利益。
对于美国，早期扶植以色列可有效利用阿犹矛盾，排挤英国；而后，以色列成为美国在
中东地区与苏联抗衡的盟友。随着英帝国的没落、苏联的解体以及美国明显偏袒以色列
所引起的阿拉伯世界不满情绪的愈演愈烈，以色列的战略价值明显削弱，但美以特殊关
系却未受影响。
美以之间，不论从哪个指标来衡量，都存在极大的不对称性。一个是四面楚歌的弹丸小
国、一个是呼风唤雨的超级霸权，两者的关系本应该呈现一种绝对的从属关系。可是情
况却并非如此，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以间的摩擦不断：以色列不顾美国一再
劝阻，通过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议;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希望以色列能
够放弃一些被占领地，推动阿以和解，但以色列经常寸步不让，使美国的努力无果而终。
面对以色列的种种“不合作”，美国的回应总体上是听之任之与自我克制，虽然有时会
威胁采取制裁等强硬手段，但多半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使真正实施，也是短时间内解冻
，“偏袒之情”没有本质的改变。因此，对美以特殊关系的维持与发展，只单单从战略
利益需求或是国内犹太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解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
美以间所形成的特有的集体身份认同是美以特殊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集
体身份认同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长期互动实践，美以特殊关系也并非是简单
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相互建构、互相制约的动态过程。
二、美以关系的历史与宗教基础
在美国，主要经历了四次大的移民潮。1654年普遍被认为是犹太人定居美洲大陆的开端
。23名塞法第犹太人从巴西北上到达新阿姆斯特丹，并定居于此。美洲大陆最初的荷兰
殖民者，在经济利益面前，放弃了传统的反犹态度，并没有滋生明显的反犹行为，而是
给予犹太人自由从事贸易的权利。随后的英国殖民者更是使犹太人的处境得到改善。
1740年，英国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归化北美殖民地的犹太人可以成为英国的臣民。这就
从法律的高度保障了犹太人。
乔治·华盛顿坚决的非反犹主义立场，使美国犹太人的数量急剧上升，内战时期达到了
大约15万人。随着犹太人数量的增加，其影响力也不断攀升，特别是在工商业方面的成
功，使其他族裔感到压力无比。社会中排挤拒绝犹太人的各种封堵行为开始层出不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犹情绪在美国甚嚣尘上，达到顶峰。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修改移民
法举措，限制犹太人的数量。直到罗斯福时期，情势开始扭转，犹太知识分子被大量重
用，很多人更是成为罗斯福的智囊，为美国的经济复苏作出了卓越贡献。
到了杜鲁门时期，他不顾是否损害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执意力挺以色列建国。从
此，犹太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
纵观美国与犹太人的历史，总体呈现积极、和谐、良性发展态势。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出
现过反犹浪潮，但并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犹太人的极端
恶劣行为。
从宗教信仰上来看，首批英国的清教徒正是在欧洲遭受了宗教迫害，才背井离乡、漂洋
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对于宗教迫害，他们有着切肤之痛，因此，美国有别于其他欧洲国
家，对犹太人采取了宗教宽容的态度。正是有了宗教宽容这个基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
和解与兼容才成为可能。
基督教与犹太教虽然不同，但基督教是在犹太教基础上发展而来，特别是两种宗教在美
国这片国土上融合并本土化，形成了“犹太教—基督新教传统”，即基督新教认同犹太
教是其前提。宗教的相互认同就使两个国家具有了很大的文化类似性。犹太教还是一种
教族合一的宗教，这一特点造成了犹太人普遍存在的“双重忠诚”的现象，这使犹太裔
美国人对以色列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三、美以集体认同关系的民意基础
首先，集体身份认同一旦形成，行为体内部的舆论走向会产生倾斜。在美国犹太人委员
会2002年对美国犹太人观点进行的年度调查数据中，也可以看出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
态度。在这份调查中，有一项涉及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和中东的态度。被访的美国犹太
人中，86%的人感觉自己与以色列关系十分密切或较为密切，有8906个被访者认为美国
应该支持以色列采取必要的行动保卫自己，65%的人支持美国在以色列受到阿拉伯国家
进攻时给予军事援助，80%的人十分关心美国是否会为了反恐而要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
作出让步。在这一舆论导向下，美国会不自觉地从亲以立场出发，得出有利于以色列的
结论。
第二，集体身份认同本身也是一种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这些群体情感可以对“群体特
定积极情感的标的物”进行推崇和赞美，我们所熟悉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基点就是
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究其本质就是对民主制大加赞扬，进行神化;同时也可以对
“群体消极情感的标的物”进行道德上的贬损和歧视，小布什时期将朝鲜、伊朗等国家
定位“邪恶轴心”，所要传达的意思就是异于自己的就是邪恶的。在这样的群体情感渲
染下，拥有集体身份认同的双方在处理彼此关系的时候客观理性的成分会逐渐减少，而
主观理性的成分却越来越多。
第三，思维方式和官僚机制上的惯性会逐渐展现，在处理问题或作出决策的时候，就会
产生一种类似路径依赖的影响。美以特殊关系已经成为双方的一种思维规律，在不断的
互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定型化的思维程序，并逐渐成为思维习惯，甚至深入到潜意识
，成为一种不自觉的、类似于本能的反应。因此，集体身份认同的达成不仅成为美以特
殊关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对美以特殊关系的维持与强化起到了惯性的、
制约性的作用。 | 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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