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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0 | 1 2018-04-20 郑永年 从儒家到华家 微信号 huajiaxueyuan
功能介绍
振兴中华，引领世界
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
”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
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国的“命运”在召唤中国，但如果中国继续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
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郑永年：中国需要警惕明朝陷阱
不应当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或者通俗地说是“乱世”）的状
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南海、朝鲜半岛、中东和叙利亚、印度和巴
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所有的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产物，也反过来重塑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也是如
此。
西方引导的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尽管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但也
表明西方和美国在领导全球化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领头羊
。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应当被视为正面和积极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
遇，便是崛起的好机会，在“不确定性”中崛起，重塑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论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为时，专
门讨论了“运气”或“命运”的作用。其实，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的作为也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可以解读为中国崛起的“运气”或“命运”。因此
，人们首先不应当悲观地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的。
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一个客观的局面，是时势变化所致。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时势的
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也是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一
个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运气”和“命运”呢？这些年来，中国的确在努力这样
做。在南海问题上，因为涉及中国所明确规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中国冒了很大的风
险，有所进步。今天南海局势基本稳定，而且中国掌握了主动权。在国际经济上，中国
也在努力继续推动自由贸易，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角色。
但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也在竭尽全力、非常理性地“规避”风险。然而，规避短
期风险反而招致长期的更大风险。这尤其表现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努力不少，
但直到今天，韩朝没有一方会考虑中国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损害中
国国家利益的事情。
尽管外界认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有影响力，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受中国影响；不仅如此，中
国反而变成了韩朝的“人质”。面对这些较小的国家，中国除了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式
的抗议，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对朝鲜半岛缺少影响，并不是说中国缺少能力，而是中
国选择不去使用可以产生影响的能力。
在国际经济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一方面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导国际
经济发展，但同时对现存国际经济体制（明确地说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抱着深
刻的怀疑态度，总觉得这个体系是一个“阴谋”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在
国际体系里面是个“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国在放弃崛起的机会
中国的作为和俄罗斯的作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蹶不振，
直到总统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才稳定了政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俄罗斯都已失去往
日的辉煌。尽管俄罗斯到今天为止仍是军事强国，但这主要还是苏联的功劳。经济力量
远不如以前，经济结构单一，看不到明确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围绕着普京一人的政治
，尽管目前强势，但未来仍然很不确定。
不过，俄罗斯不愧为一个战斗的民族，明明没有能力做大国了，但不仅在苦苦支撑着其
所认为的大国地位，而且时刻寻找机会复兴俄罗斯的辉煌。如果得到机会，俄罗斯一个
也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骄傲的，认为当今世上能够和美国争取平等
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罗斯。中国则不一样，明明出现了很多能够促成其崛起的机会，但却
一个接一个地放弃机会，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个现象使得人们担心，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
之前开始衰落。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
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如果郑和“下西洋”代表政府
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
不过，正如人们日后所看到的，仅仅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
在此后数百年时间里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陆地国家，最终成为
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
今天的中国会否再次像明朝那样，主动放弃真正崛起的机遇呢？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
的，因为中国面临着诸多促成自己放弃机遇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的记忆。中国从秦朝统一国家，到汉唐不仅在地域上大扩张，
而且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政治体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被西方称为“开放的帝国”。之
后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扩张，但在制度建
设方面没有什么创新。
明清之后，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
败。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
受害者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祈祷国际和平与国际公正。不过
，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
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诉求，但国际和平与国际
正义等诸多价值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斗争出来的。
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国等的看法都深受意
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
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
见”之上的幻影。
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
”。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
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作科学理性的分析。
结果，美国做什么，中国就要反对什么；美国不做什么，中国就要做什么。这使得中国
在国际社会上失去太多的东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国从道义出发，占据了道德制
高点，结果中国反对，自然得不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作为大国，美国和中国拥
有很多一样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责任。
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
的态度，中国本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把美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
结果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
于被动。
中国领导人应有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错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弱国，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围堵和遏止，
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至少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已经在塑
造）。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很多国
家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例如毛泽东
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列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国家列
为“第二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类，使得毛泽东正确和精确地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中国
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间。在和美国打交道上，毛泽东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是充分。毛泽东
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
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
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价值观。在代表美国的“右派”（即
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执政期间，中国和美国顺利恢复邦交，这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
分不开。
第四，错误理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提倡“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只关切“韬光养晦”，忘记了“有所作为”。正是“有所
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抓住了所有机遇，既避免了国家危机，也实现了高速发展。
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19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和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背
后都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
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
上，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没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很难想象中国能在1970
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在
1990年代与世界接轨。
“韬光养晦”和“永不称霸”应当是永恒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
争，更不是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变相的“不作为”。现在有一些人把“韬光养晦”解读成
“不用作为”，这是完全的错误，这仅仅是对自己不作为的低劣辩护。
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
”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
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国的“命运”在召唤中国，但如果中国继续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
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相关阅读：郑永年：中国出类拔萃之辈在哪里
针对中国近来的股市危机及其政府救市扑朔迷离的过程，有中国学者感叹道，最出类拔
萃之类已经不在政府里面。学者这样说，指的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市场的变化
。有人更预言，中国共产党能够对付任何危机，但对付不了资本和其所带来的危机。这
样的观察是否正确，见仁见智。但这场股灾的确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执政党是否选
拔得出和留得住出类拔萃之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和社会。
统治和管理社会无非就是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这两个要素必须互相配合
才会有效。从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这一看法只对
了一半。如果没有一套好制度，最有能力的人也难以治理国家。但是，如果说有了一套
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也不符合事实。随便浏览一下世界的治理现状就不难
看出，那些被视为制度很健全的制度（包括西方民主），一旦权力落在平庸的政治人物
手里，最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治理国家。因此，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也就是平民政治时
代，如果再谈论政治人物的平庸和卓越，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但实际上，
每一个社会都在呼吁出类拔萃之辈的出现。一旦平庸者掌权，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
其他方式，大家只是有无奈之感。
中国具有数千年贤能政治的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必须挑选最聪明的下一代来接
班。但即使皇帝没有那么聪明，他也会选拔聪明的大臣来治理国家。传统社会的出类拔
萃之辈，主要表现为儒家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向全社会录用人
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统治集团，如何统治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只
有在革命和造反的时候，才会诉诸于草根阶层。造反者一旦掌握了权力，登上皇位，又
会恢复儒家统治集团。中国这个开放的文官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的治国理念，
尤其是近代以来。
当代东亚模式（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的成功，其中一个关键要素也是
出类拔萃之辈统治国家。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实际上就
是专家治国。在所有这些经济体，权力相对高度集中在精英统治集团手中。无论是经济
发展还是有效社会政策的制订，或者更重要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功，都和这
个精英统治集团有关。精英集团在经济上把这些社会从低度发展经济体提升为高收入社
会，在社会方面通过社会政策等手段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通过
整合东西方的最优实践，构建了一整套基本政治行政体系。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到了高收
入阶段，政治发生变化，民主化开始。在一些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尤其是大众民
主的出现，出类拔萃之辈开始离开政治舞台，转入其他领域。今天，一些社会的治理出
现了问题，和出类拔萃之辈离开政治舞台、政治庸俗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类拔萃之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化
大革命期间，执政党录用的大都是革命者、或者“继续革命者”（即各种类型的造反派
）。尽管毛泽东也强调“又红又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有“红”是资产，“专
”不可避免成为负资产。邓小平一代领导人把执政党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相应地，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革命
化主要指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而年轻化是针对当时干部老化的问题，知识化和专业化
指的是专业能力。邓小平把科学和生产力等同起来，尽管在学理上并不见得说得通，但
可以看得出当时领导层对专业知识的重视程度。
最重要的就是干部
邓小平强调，在路线确定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干部。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各种研究发现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除了好的政策，主要就是干部录用和管理制度的变化。学界把这
个时代称为中国的“技术官僚治国”时代。技术官僚的特点就是用科学和技术说话，实
事求是。他们能够把握事物的真相，不仅不会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化所迷惑，而且能够
把很多似乎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简约成为技术手段而加以应用。
“出类拔萃之辈”的变化和中国各种制度改革分不开。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诸
波行政体制改革，而伴随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便是吏治制度的改革，即公务员制度的改
革。
今天中国的治理问题面临多种挑战，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认吏治是其中一个
要素。今天的“出类拔萃之辈”去了哪里？中国的吏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平民百
姓的角度来看，今天吏治的最大特征就是腐败了。从这次大规模反腐败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来说，人们对吏治的腐败已经深信不疑。好像没有一个官员是不腐败的，一旦被查，
没有一个嫌疑对象是清廉的。当然，腐败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腐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
含义，例如在干部队伍中，不作为的庸人多起来了。一些人尽管占据重要的干部位置，
但无所作为或者消极怠工，效率低下。
吏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几个因素尤其突出。最重要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
的转型。传统上“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很快
向商业社会转型，官僚集团优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对官僚集团的社
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具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对中国的“
出类拔萃之辈”来说，商业社会意味着他们多了一条选择途径，除了做官，还可以“下
海”。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波干部“下海潮”。此后，商界一直吸
引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商界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表明政治领域出
现了竞争者。对政治领域来说，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就必须具有竞争
力同商界竞争。实际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薪政策不仅是为了养廉，也
是为了和商界竞争人才。政治不是商界，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过，重视
道德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
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吏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次，在最初的几波吏治改革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最明显的就是政务官和事务
官没有区分开来。在1980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
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野是西方制度，从而被当时的领导人否决。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
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都需要这个分野，仅仅是因为治理所需。中国古代就已经
存在制度，并且是当时最先进的，后来西方人学中国，并且加以改进。如果不能把两者
区分开来，很难通过政务官的途径，把社会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吸纳到政权中来。
公务员工资仍低
再次，官僚体制的工资制度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除了一些经济部门例如国有企业，大部
分公务员系统仍然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资远
远低于其实际收入，他们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现为非工资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
资可以七八年停滞不变。纵览世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得到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
部工资制度。如果工资七八年不变，干部肯定没有活力和干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
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寻找腐败途径。
也可以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理解为吏治改革运动。但吏治改革的前一部分比
较容易，即反腐败，后一部分则非常难，即建立新制度。在反腐败过程中，民粹主义开
始抬头，过去一些很左的意识形态因素抬头。一个最显然的例子是工资制度。过去因为
受华尔街模式影响过深，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水平过高，现在很有必要纠正，目标是为
了建设新制度，在确保企业运作不受影响的同时，使得老总的工资回归合理水平。但实
际上，纠正的目标演变为去满足民粹主义的情绪。在今天普遍的“仇官”“仇富”的民
粹心态下，很多人希望的是官员不吃不喝，就能够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并且是优质服
务。这是乌托邦。当然，民间的这种乌托邦和执政党过于强调干部道德，而忽视物质保
障的传统思维，也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一种制度不能符合基本人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
，这个制度很难有效运作，更不用说具有可持续性了。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政治
必然会沦落为二流政治，政府沦落为二流政府。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
建设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建设
，都看“关键的少数”，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都是需要人来推动的。没有“出类拔萃之
辈”，哪会有高质量的国家制度建设，正如没有设计师，就很难出现伟大的建筑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华盛顿一代对于美国、明治维新一代精英对于日本、朴正熙一
代对于韩国、蒋经国一代对于台湾、李光耀一代对于新加坡的意义。
在中国处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的意义变得如此
重要，没有人会去否认。近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提出了“关键的少数”的概念，
更针对干部不作为的现状提出了“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
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在中共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宏大计划后，最重要的
就是要落实改革计划，把计划变成现实。而改革计划的落实则需要“出类拔萃之辈”的
干部。不过，如果在操作层面不能纠正民粹主义路线和改善意识形态环境，“出类拔萃
之辈”的录用和使用不仅会继续是个大问题，而且会继续流失。如果中国要建设一流的
社会，就还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平庸主义流行开来，一流社会便是空想。 | S********6
发帖数: 1264 | 2 郑永年太高估习包子了。习包子哪里通读过明清史？包子擅长的也就是宽衣和撒币。
真正让中国错过崛起机会的，是中国对过去400年世界近现代史的负面解读。中国的教
育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教育，是一种仇恨教育，而不是一种宽恕教
育。其心胸也就是希特勒那个水平。特别是，它把过去200年中国的经历，视为一场灾
难，一场入侵，一番羞辱，和一次屠杀。而不是理解为一次接触、一次被动尝试、一次
学习和一次成长。
自古以来，只要是彼此不曾谋面的文明，一旦相遇总是免不了各种误解、各种冲突和各
种猜疑。这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性决定的。关键不在于你在这场冲突中吃了多少亏，而
在于你在这场冲突中悟到了多少世界趋势以及自己的失误在哪。如果悟不到这些，亏就
白吃了。
过去四百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那些不懈的去为人类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开发更好的生
活方式，发展更文明的社会形态的国家，才能真正领导世界。那些心怀仇恨，总想一雪
前耻，抢夺别国发展空间让别国无路可走的国家，永远会被淘汰出局。很不幸的是，中
国目前正往第二条道路上走，耿耿于怀自己分到了多少国际市场，自己还有哪些领土没
有收回，哪些国家还对自己不够顺从。。。
领导世界，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勇气，是一种责任感，而不是颐指气使、插管吸血。像
中国这样四处扩张，到处攫取别国市场和就业机会，却不能为人类带来任何新突破、新
贡献的国家，迟早成为国际公敌。 | p*a
发帖数: 7676 | 3 中国自己不放弃九段线就永无可能崛起。
可惜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意识到这句话的内在含义。
这就是中国的宿命：世界不欢迎有九段线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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