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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 | 1 难道历史就这么翻篇了？
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引子
前几天，一位多年来的老朋友向我推荐新浪上的一篇今年6月14日的新博文，讲述他家
一位长辈亲戚1948年，同叛逃到国民党一方的原晋察冀团政委陈怀初在一起的一段生活
经历。他与我完全不同的地方，是他“自觉与某些权势机构保持一致”，对陈怀初的不
幸遭遇使用的是政治谴责的语言，而我对陈怀初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之心。
早在这个人写陈怀初的许多年前，我应该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挖掘出陈怀初这段历史悲
剧故事的第一个人。我当时为什么要突然讲述陈怀初的故事？这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
而且在以后的多年时间里仍不停止，反复挖掘，讲述了多次，这背后的初始原因又是什
么？我不会无的放矢突然表达对共产党叛徒陈怀初的痛惜，这背后一定有所目的，有感
而发。
今天我就来揭开这个谜底，讲讲最初为我讲陈怀初事件的这些长辈老人。
陈怀初是同我的父辈一起抗战多年的老战友，他是来自四川的青年学生，1938年在武汉
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下奔赴延安，到延安后立即进入抗大学习。学习期间，这批抗大师
生在陈伯钧的带领下来到晋察冀，这就是“抗大二分校”的由来。1938年底到1939年初
，这批毕业的抗大学生陆陆续续被分配到晋察冀各军分区，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骨干力
量。
值得注意的是，陈怀初来到延安和抗大的这个时间和这条路线方式，以及来到抗大学习
和分配在晋察冀工作的这个途径，与我太太父亲的革命履历完全一致。只不过我太太的
父亲分配到杨成武的一分区，而陈怀初1939年3月分配到肖克的挺进军，跟俺家的老爹
在一起。
这就是说，陈怀初先是跟俺太太的老爹认识，后来跟俺家的老爹也认识了。
从此，在平西挺进军的陈怀初一直战斗在一线部队，1942年挺进军被撤销时，他是挺进
军警卫连指导员。我曾经提到过，如果1942年挺进军被撤销时挺进军参谋长徐德操调到
一分区时带上陈怀初，陈怀初很可能不会遭遇到后来的悲剧。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初期，陈怀初在冀察军区时期达到他事业的顶峰，一直
担任骑兵团的团政委，一度还兼任团长。1946-1947年国共内战最初的两年，陈怀初带
领居于弱势的八路军骑兵团随晋察冀八路军南北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陈怀初陨落于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从晋察冀分割出去的冀察热辽部队。
陈怀初的结局凄惨，可能很少有人想到：陈怀初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壮历程和血的教训
，为相当一批出身不好的晋察冀干部不再重蹈他的悲剧，提供了活生生的教育范例。
我太太的老爹吞吞吐吐的提起过：可以说在陈怀初以后的相当一批出身不好的晋察冀知
识分子干部，都是从老战友陈怀初的遭遇中及时汲取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土改运动
中避免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重蹈覆辙的历史悲剧。当然，每个人采取的举措都是不相同
的。
我以我要讲的两个湖北佬的经历为例，俺家老爹在土改到来之时施展种种影响，或者说
用尽浑身解数，成功地使自己的亲人躲开了陈怀初亲属被杀害的悲惨境地。俺太太的老
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但他自己的长辈亲人在土改运动中被杀害后，他汲取了陈怀初事
件的教训，采取了与陈怀初完全不同的政治态度，对自己亲人在土改运动中的被杀害采
取装不知道的态度。可惜无意中消息泄露，被人举报，在当时军队严峻的政治形势下，
他像陈怀初一样也被组织隔离审查，眼看一场批斗、处分的劫难必不可免，幸好在关键
时刻，得贵人杨成武的帮助，这才脱离虎口，到杨成武的直接庇护下工作。
我要讲的就是这段解放初期的历史故事。
再一次强调，我在这里所讲的故事，都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的往事，我没有一点编
造的内容。作为“口述的历史”，这些往事是许多老人们过去给我讲过的故事，我现在
又转述给大家。我之所以要挑几十年前、或者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段历史来讲，主要原
因是为了不与现在实行的政治政策发生冲突。
记得许多年前，我刚开始翻这段土改老账的时候，几个父辈在一起的子弟们好心地教育
我：土改运动是正确的，要正确看待土改运动。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大开化，但凡“正
确的运动”，就绝不能提一点不好，否则，就是“攻击土改运动”。几年过去，好在现
在的社会进步了，人们的思想也更宽容了，允许与历史主流观点不同的观点出现并存在。
故事的内容很多，我分几次，细细来讲。我希望能为后人保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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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 | 2 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起因
我这次要讲的故事其实包含有两个紧密相关的内容：一个是1947年国共内战中开始的晋
察冀充满血腥气的土改运动；另一个是1950年我们湖北家乡紧跟全国开始的土改运动。
而我讲的这两个故事的起因，却是由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位台湾退役将军从美国回来
的故事引起的。
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位将军——中国对日抗战中投身国
民党军队、开飞机同日军在长空搏战出来的空军将军，是我们的湖北老乡。这位国军将
军在我们湖北老家一直都居住在我们县城西边，所以既与我们家、也与我太太家都是近
邻。再细说一下，将军的父亲、叔叔与我家是近邻，我们家的那个村子是个大村子，我
们湖北当地叫“集”；而将军的一家人与我太太家为近邻，住同一条街上。我太太的家
住在城关，应该算是半个城里人了。
将军大名冯德镛，八十年代从台湾退役的国民党空军少将，现定居在美国。
这位冯将军出身贫寒，他的祖辈、父辈两代三个人因为在我家所在的潘家集石膏矿任记
账先生，所以跟我家是近邻。但他十分贫寒的家，总共只有两间小房、一块菜地，则在
我们县城的城关西街，与我太太家为邻。冯将军本人也出生也在这里。在年龄上，冯将
军与俺家老爹、俺太太的老爹几乎前后脚出生，相差不过一岁，所以相互间应该是比较
熟悉的。我们家与我太太的家，相距六里地，当年在我们那个“土得掉渣”的地方，却
形成了“城乡之间”都根本差别。
我们家住在潘集，是“乡下人”；彭家（当然也包括樊作楷家、冯德镛家）因为住在城
关西街，就属于“城里人”。而“城里人”从来是看不上土头土脑的“乡下人”的，所
以俺家老爹每天步行几里地去他们那个“城里人”的地界上学念书的时候，应该没少受
“城里人”的气。
那时的杨家与彭家除了历史上形成的亲戚关系，又形成了一层新的亲戚关系和经济关系
，什么关系？我放后面来讲，这一次重点讲这位国民党空军将军冯德镛。
1931年那一年的年末，贺龙红军来到了我们家乡。实事求是来说，那时候的红军，像四
处流窜的“流寇”一样，名声可不大好。走到哪里，杀人、绑票、抢东西、睡女人，可
能在被称作“苏区”的红色根据地有“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好事，但在我们“白区
”那里绝对没有。
以后我翻阅那段历史才知道，当时贺龙本人并没有过来，是他手下的大将段德昌过来的
，为的是给黄安、麻城、大悟一带被国军围困的鄂豫皖红军解困。红军从武当山、房县
一带呼啸而来，把我们的家乡——除了县城没有能打进去，其余但凡他们占领的所到之
处，沿途稍富裕些的家庭以及一切商家店铺，都被这些衣衫褴褛的武装队伍洗掠一空。
可能出自他拉杆子起家的看家本领吧？缺钱少粮武器弹药匮乏的贺龙红军最拿手的一招
——就是绑票。绑那些家里有点钱的富人家的孩子，然后让孩子的家人拿钱来赎，还威
胁说看不到钱就“撕票”。以后贺龙红军在长征途中，竟然把贵州偏远地区的外国传教
士也绑了票，让国民党地方政府拿钱来赎。结果呢，贵州地方无意赎人，于是这两个外
国传教士跟着贺龙红军一起走完了长征路，还写出了回忆录，成为奇谈。
红军打到我们家乡的那一年，那时我们家乡凡家里有点家底的，为了躲避被绑票，都赶
紧把孩子送走，或者到县城避难；或者远走武汉。俺家老爹因为是“独苗”，被送进汉
口城里的我亲戚家。俺太太的老爹那一年也是如此，他到了武昌的博文中学念书，就是
今天的武汉第十五中学。这位冯将军1931年也是由他在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念书的大姐夫
李必达引荐，到武昌粮道街美国圣公会开办的教会学校文华中学念书。我们家乡的应城
人在这所学校念书的人不少。
那时，冯将军的父亲已经从记账先生混到“管事”，相当于现在的经理，跟我的祖父一
样。那年月，“管事”的收入已经有几十至几百大洋不等，他家在经济上已经属于比较
富裕的小康之家，不困难了。
我们上面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人物樊作楷家境殷实，他家与彭家是亲戚，他本人与这位
冯将军同岁，1918年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城关镇。1931年底红军打过来的时候，他家住
在城里，不需要跑，1932年在应城县城里的西河初中读书，1935年在武昌中华大学附设
高中读书。他在学习期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和革命理论。
1936年，全国抗战爆发的前一年，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感召下，我们家乡的学
子成立了“应城旅省同学会”，他们创办刊物、组织剧社、宣传抗战，俨然成为中共的
外围组织。1936年暑假，这个同学会组织了“学生剧团”，回到应城家乡四处巡回演出
。这个同学会有许多人，最主要的出头人物是李必烈、樊作祯、冯德镛、龙作云、陈继
实、樊作楷、陈德麟、程兴国、彭正谟、彭正顺等人。我知道的，其中只有樊作楷、李
必烈（抗战后期在应城县委书记樊作楷身边任社会部长兼副县长）、彭正谟后来加入到
中共一边，其余人都在为国民党效力。
上面的人物中，其中一个叫龙作云的，以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救济总署任职，1946年国共
内战爆发后，时任应城县委书记的樊作楷、蔡坚夫妇（蔡坚也是应城人，父亲是峒商，
即石膏矿主，抗战初期被日本鬼子杀害，蔡坚时任应城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在李
先念部队突围后，准备转移到解放区去，于是找到汉口救济总会的龙作云帮助。那一次
龙作云帮助他们夫妇准备了两份假证件，假冒救济总署的官员脱离虎口，到达上海，与
哥哥樊作栋（1949年1月在应城牺牲）和弟弟樊作刚见面。
这是后话。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我们湖北家乡的学子们踊跃报国参加国军，当时只有最“一
等”的学子才被挑选去学飞行，冯德镛成为首要的一员。后来驾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
起义的杨培光也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他是以士兵身份被选送去学飞行的。晚年在涿县
六航校担任领导职务的杨培光，给我讲过许多过去的故事，但惟独对他这个同乡兼同事
的冯德镛，杨培光却只字未提。反之，冯德镛多次回到大陆，也从未去见这位过去的国
民党空军同事杨培光。
1945年抗战胜利，眼看我们湖北家乡有可能沦为国共交战的战场，冯德镛这位国军的空
军军官（那时是少校，杨培光升迁较慢，直到1948年起义前夕还是上尉）利用——用当
今的社会术语说叫“职务之便”，将自己的家人全部搬到了南京，空军的机场航站附近
。1949年那一年，这位看问题很前瞻的空军军官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又利用职务之便
，将自己的家人全部转移到了台湾，从而躲过了大陆家乡的土改。八十年代初将军退役
，不看好台湾岛国的混乱政治形势，冯德镛及时将全家搬到了美国。
正因为冯德镛举家迁到了美国，不受台湾“公教军政人员不得去中国大陆”的禁令，所
以自八十年代开始，多次回到大陆的家乡，去看望解放前就留在大陆的姐姐、姐夫一家
人。
1945、1949、八十年代初期，接连三步举家搬迁，以及八十年代的多次回到家乡，不仅
证明冯德镛将军的高瞻远瞩和见识非同一般，还见证了他超乎于常人的胆魄和决心。他
不拘于俗套，敢想、敢说、敢做、敢当，我想这也是他的大多数同事都牺牲于对日军飞
机的空战中，唯独他们少数人活了下来，当然除了胆识，运气也占有很大的因素。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他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一家人从天上飞走，但俺们家
乡其他的那些在地面上用腿走的“国军”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俺们的老家，是一个国军、共军都有着深厚人力资源的小县，在抗战和国共内战的十二
年战争史上，国军的优势远大于共军，仅通过黄埔军校效忠于国军的，就有三四十名之
多。而历年来投身于国民党军中的我们家乡人，应该起码在百来人左右，不会再少。相
比于那些屈指可数的投身于共军的家乡学子，国军的压倒性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即使在
中国大陆自抗战开始的十二年战争中有所死伤损耗，或者被迫留在中国大陆的人员除外
，最后到达台湾或辗转美国的，也应该有二十几、三四十人之多。
久居在岛上或海外，思念得家乡久了，便开始相互流传从家乡传递过来的只字片言，既
作为历史，也作为故事来传。这些传言中有的准确，也有的不准确，作为自发流传的“
口述历史”，没有人去核对它们的真伪，历史，当然也包括讹传的历史，就这样被流传
下来了。
其实，台湾人的“口述历史”虽然“人言可畏”，但不能一概当真。当年台湾与中国大
陆之间的联系几乎彻底被断绝，很多从中国大陆辗转过去的传言其实是不准确的。
这些流传在台湾的大陆历史，有真有假，真假难辨，有的人也不愿去辨别真假。在国共
党斗的高潮时期，只要是在说对方的坏话，就一律当作真的收进历史。有些一眼就能看
出编造的谣言甚至进了台湾的“国防部”档案，在龙应台写《大江大海1949》时写进书
里作为“历史证据”。
我在前不久的文章中，曾引用中国社科院历史专业的研究员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
史》的内容，有在台湾的国民党后裔以讥笑的口吻，一本正经地向定宜庄讲述，1949年
开进北京、天津的解放军土包子竟然无知到在厕所的抽水马桶里淘洗做饭的小米，结果
水一冲，小米都被冲跑了，无知的解放军竟然蛮横的拉着房东要他们赔小米。
但凡稍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共军队里的那些土包子们即使再无知，再没有见过
世面，一路从山沟沟里出来，打进北京、天津，也不会愚蠢到在大小便的抽水马桶里淘
洗做饭的小米。即使真的有小米被冲走的事情发生，解放军也绝不会蛮横到硬逼着要老
百姓赔小米的道理，这是由解放军自建立以来的传统，以及严格的军规、军纪所决定的
，有谁敢这么干，军法决不轻饶。
但国民党军就绝对没有这个传统，编出这件事情的人把本该发生在国民党军的事情，硬
要安在解放军的身上，这么下作，就连在《大江大海1949》中利用国民党历史档案中诋
毁解放军的龙应台，也绝不会传播这样拙劣的“笑话”。这一看就知道是宝岛上充满恶
意编造出来的花边新闻：国民党军在战场上打不过解放军，跑到台湾海岛上之后，就编
造出了这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花边新闻来安慰自己。
除了不着调的“马桶里淘米”，还有“看镜子吓唬自己”，解放军一进门，看见正对着
门口的镜子里出现了自己穿军装拿武器的身影，竟然紧张到赶紧去掏枪……。这就是把
解放军贬低到与动物那样的智商了。但凡是个人，哪能连镜子都不知道呢？从国民党后
裔编造出来的这两则“笑话”中，我清晰看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和深刻敌意。
这些幼稚到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的“笑话”，恐怕只有孩子们才会相信，可我们中国
社科院的历史专业的研究员定宜庄竟然也相信了，而且把这些刻意糟蹋解放军的笑话原
样搬进了自己的书里。
老北京人定宜庄研究员是1948年出生的，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京，定宜庄刚满一岁，虽
然那时她还小，不懂事，但她应该是亲身接触到那个伟大变革时代的人。专程到台湾采
访的定宜庄也应该知道，这些接受采访的“老北京人”之所以定居在台湾，是在1949年
的那一年被解放军的到来吓跑的。这些打骨子里仇恨共产党、解放军的人对定宜庄讲出
丑化解放军的笑话，其实也是一个试探，看看这位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立场如
何？分辨力如何？结果，这位中国大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原封不动地刊出了这两则台
湾国民党后裔刻意丑化解放军的笑话。
当然也有可能，这些丑化解放军的笑话确实是老北京人编出来的，以后传到了台湾。那
时的台湾，与中国大陆联系不畅，来自中国大陆的任何传言消息都被认为是可信的，成
为那些失败的国民党人茶余饭后的闲聊内容。想不到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
传言又通过定宜庄先生带回了北京。
就像定宜庄研究员从台湾带回来了老北京人丑化解放军的传言一样，我上面提到的那位
台湾空军将军，从军队退役后定居在美国，八十年代后多次回湖北家乡探访，当年，解
放初期的土改运动中辗转流传到台湾的那些消息，现在又被带回来核实。在多次回乡之
后，他对接待他的我们家乡的地方党政领导人，提出了希望同他过去在武汉时一起读书
的两位老同学，此时已经退出北京军政界领导岗位的樊作楷、彭正谟见面，再叙当年的
学生友情。
家乡的党政组织出面，牵线这次见面，哪里有不见的道理？冯德镛来到北京同他们见面
的时候，彭正谟已经从军队退了下来，樊作楷也退居二线，但还挂了一个“外交部钓鱼
台国宾馆董事长”的头衔，于是，樊作楷也行使了一次“职务之便”，接待这位过去抗
战前的老同学。
顺便说一句，当时在北京的家乡人，活着的还有周自为、杨培光、杨树勋等人，因为冯
德镛都没有要求见面，所以不在邀请之列。
有关这些见面的详情，彭家老爹晚年时对我讲述过几次，其中就包括我们家乡解放初期
土改的内容。老人在2013年的11月30日去世。他去世前，留下一纸手书，详细谈到了这
次同国民党空军将军老乡的见面，但有关他讲给我听的土改那一段故事却只字未写。现
在我正在讲的内容，是他没有写进去的这段土改的故事。
当年，1937年抗战前夕，上面这三位老同学是我们家乡的学子中闻名遐迩的左翼积极分
子，因在一起宣传抗战、闹学潮游行、出演“文明戏”而名声大噪。
据说，这也是冯德镛要求见面的出发点，他想当面问一下：当年我们在一起闹学潮，为
什么你们几个后来都投奔了共产党？莫非你们早就有预谋吗？
他还想问，当初你们你几个的家里都很富裕，不愁吃穿，结果，你们反倒投奔了共产党
那边，我们这些家境贫寒的学子反倒投奔到国民党一边，搞错了吧？
我们家乡的学潮起自于1935年底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自1936年春天开始，我们
家乡的学子开始在武汉和家乡的县城里走上街头，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这些当年
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抗战爆发后大部分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骨干力量。
后来当上国民党空军少将冯德镛的就是一例，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
故事再回到开始的地方。
国军冯将军与共军樊、彭二人见面，席间，聊起学生时代的往事，三个人又回到年轻时
候。冯将军不愧胆识过人，借着高兴，也借着酒意，他突然提起土改时的往事，先问樊
作楷：我们在台湾听说，土改时你是咱家乡的第一父母官，以后又执掌孝感地区的生杀
大权，台湾说你杀人之多，有“樊阎王”之称。还说以后你高升孝感地区专员、武汉市
副市长，再以后调到外交部，担任几任驻外大使，是不是跟你土改时杀人很多，得到上
面的信任有关？
又问彭正谟：我们在台湾，听说土改中你母亲被害，你竟然没有回来奔丧，听之任之。
要是换了你们在晋察冀的那个投奔了国军的团政委陈怀初，那还不端着挺机枪回来拼命？
上面这段问话并不是原话，是我知道了问话的内容后尽可能还原出来的问话。其实也可
能并不是问话，冯德镛根本就没打算得到回答，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冯德
镛只是把在台湾、美国时湖北老乡们会面时的传言，又反馈回给了这两位“共军”的领
导人。
回答不回答，或者回答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在座的双方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些问话
的内容都是事实，都在历史上真实的出现过、存在过。只不过在台湾和美国的湖北老乡
并不了解中国大陆解放初期严峻的政治形势。
当时国内开展的三大政治运动：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同军队出国
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几乎同时交织在了一起，滞留在中国大陆的各种反革命势力蠢
蠢欲动。为确保国内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不得不严厉镇压以取得震慑效果。
换位思考，几乎在同一时间，台湾不是也颁布了“戒严令”在大批屠杀共产党和其他反
对派人士吗？只看到在“杀人”，而没有看到“为什么在杀人”，这就是当时双方的不
同着眼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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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 | 3 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土改
翻阅这段历史，难免会涉及到伤心的往事，动笔表述起来有点困难，故放慢一下节奏。
故事讲到这里，有必要再一次申明我的观点，以免有的人产生误会。作为一个“没有实
际意义的”地主崽子，我坚决支持中国大陆和台湾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认为这是使
中国走向全面进步的重要阶梯，也是中国人走进现代化进程的必要保证。
我拥护土改，我的父辈也从未反对过土改，他们当年所做的，就是想要千方百计在险恶
的土改运动中尽力保住自己家人的性命，以免落到陈怀初家人那样的悲惨境地。而家产
、房产或田产早就不放在心上了，就像当年抛弃这一切物质享受走上抗日道路。如果真
的留恋这一切，还会参加吃黑豆、棒子核充饥的八路军吗？
实际上，1950年底开始的新中国全国土改运动，比中共在战争年代实行的“土地革命”
政策宽松了许多，也就是说，不再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旧政策了，而是实行了“
耕者有其田”的新政策。我猜想，这也是我祖父能在这场土改中活下来，或者说，家乡
土改工作队在土改中实行宽容政策网开一面的主要原因。
同样是土改，但全国解放后的土改同过去战争年代的土改有了本质性的差别，这个本质
性的差别就表现在全国解放后的土改虽然也在杀人，但杀人有了很大的区分性，大多数
没有罪恶和民愤的地主都在这场“讲政策”的土改运动中看到了活下去的可能和希望。
为了体现出这个明显差别，我再提一下战争年代的土改运动。我这一次要引用的是凤凰
卫视马鼎盛的文章：《土改唯成分论反党乱军 文革早有前科》。
中共总结建政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失控的基层群众运动，不但可能从右的方面动摇
中央政权，有时过“左”也会造成反党乱军。1947年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视毛泽东《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圣旨，从农村到党、政、军机关
将“唯成分论”绝对化，不但在农村对所谓地主富农大开杀戒，而且把个人成分及家庭
成分差的党政军干部抓来斗争。不少地方的贫农、雇农及流氓无产阶级自行成立县区政
权，把抗日战争建立的“三三制”政府砸烂。走笔至此，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
非完全“史无前例”。
为打赢内战，毛泽东下令“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他
要求在“土改试验区搞地主金银烟土（鸦片）的斗争”，一时在陕甘宁边区抄家成风，
法制荡然无存。新四军军长陈毅在晋绥区看到贫雇农出身者非法自行选举成立政权，八
个县政府被解散，县长和党书记都被关押起来，出身不是贫雇农的部长、厅长被迫去坐
“王八蛋席”，主席团当选的是无法无天的马夫、伙夫和奶妈。陕甘宁边区司法部长谢
觉哉指出：这是贫雇农篡政。这些不合潮流的意见反映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并未及时留
意。
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因为“出身不好”被押回家乡，交群众审判被活活打死。已将
全部财产捐出支持抗日战争的开明士绅牛友兰被抄家批斗，用铁线穿了鼻子，由他任职
晋西北行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着陪斗。仅兴县就因土改打死三百八十四个地主、三
百八十二个富农和三百四十五个中农。晋绥边区二十五万干部有四万出身不好而被撤职
，停止党籍。
大将陈赓的纵队也要走贫雇农路线，非贫雇农出身的旅长团长被罚站岗，司令部一时被
造反派夺了权，陈赓也受到冲击，只得向毛泽东求救。
马鼎盛不是搞专业历史的，有点“萨苏讲故事”的随意性风格，在严谨性上应该向专业
历史学教授姜克实学习。解放战争的第二年，1947年，陈赓所在的晋冀鲁豫部队在土改
运动中产生内乱，究其原因是在晋冀鲁豫部队中建立了“贫农团”一类的“红卫兵”组
织。“贫农团”一经成立后就要夺权，连司令员陈赓的私人背包都被翻了个底朝天，陈
赓大怒，找到晋冀鲁豫的最高领导人政委邓小平告状，由于邓小平的出面，这才把晋冀
鲁豫的极左风气扭转过来。
杨浩1948年在冀中晋县险些吃了土改“贫农团”的亏，主要原因是他对解放区当时正在
进行的土改还都只是听说，从未亲身经历过，所以一无所知。当时察哈尔军区和察哈尔
军政干部学校所在的涞水县动得较晚，1947年12月才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而在这时，察
哈尔军区大部分和察哈尔军校在这一时间奉命离开涞水县，到冀中组建文年生、向仲华
为首的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
到冀中之后，很大一批在土改运动中被撤职、闲置的干部分配到即将成立的华北步兵学
校，于是才清楚看见了土改运动的险恶之处。
1949 年中共取得全国基本胜利之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1月，那三个湖北佬返乡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那三
个回到家乡的湖北佬凭借自己多年来形成的政治敏感性，预料到家乡的土改就在眼前。
要防患于未然，就必须预先做足功课，以免后患。
杨家的情况比较好办，杨浩用自己举例说服父亲；自己是独生子，独子不回来，生死未
卜，这份家产已经许给了同姓的两个孩子，跟原来狭义上的杨家没关系了。你在土改运
动之前就表态让给贫下中农，这是一个杨姓为主的村子，给谁不是你的同宗？非要给那
两个过继来的孩子？我祖父也是有文化的人，对这份家产看得不是很死性，一想就明白
了，所以无须多言，当即就同意把家产提前先出去。
1986年底杨业浩对我讲的话没有错：不仅是我这个小家，包括杨树勋家，整个杨氏宗族
在土改中都没有死人。
这还与一件重要的事请有关。
1950年2月这三个湖北佬从乡下的老家返回到北京的途中，曾经在武汉小作停留，他们
在武汉落脚的地方，就是汉口北京路明智里的那幢西式洋楼。
那时只有杨在春和几个子女在家，老三杨树勋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未归，杨树
勋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都是在十七八岁，待字闺中的年纪。其中的一个姐妹就是在杨树
勋家给我讲起这段往事的杨树湖。那一次，有雄厚财力且有三房太太的的杨树屏择居单
过，不住在父亲家。我母亲与杨家几个兄妹相识，也是在这一次见面开始的。
那一次杨浩、当然还有彭、周二人，对杨在春和他的几个子女做足了功课，教育他们要
认清大势，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一次谈话非常重要。半年多后，我们家乡的土改运动拉开序幕，家乡成立了有着巨大
权力的土改运动工作组，杨树勋家这待字闺中的两姐妹，在那个关键时间里都找了土改
工作组中的有为知识青年做自己的丈夫。由于这一重要举措，杨在春家在土改运动中只
有乡下那九十多亩土地、十余间房被贫下中农没收，家庭成员和其余在城里的家产都没
有损失。
杨家——主要指的是老大杨树屏，是在土改一年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丧命的。
我介绍过，杨树勋这一家人的智商都极高，解放初期的这几场政治运动结束之后，这两
姐妹携同丈夫以后都离开了我们家乡，进大学深造。杨树湖给我讲家庭往事的时候，她
一家住在天津船舶设计院，跟我们同乡的这位丈夫姓蔡，樊作楷夫人蔡坚的家族。杨树
湖那个姐妹住在上海，据说（杨树勋孩子说的）在改革开放后开办了上海第一家私企的
出租汽车公司，属于最先下海发了大财的成功人士。
当杨家土改前在“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的时候，彭家在做什么？
彭家是三个男孩子，不像我家，单传，只有一个后裔，所以情况要复杂一些。当看到自
己家的长子归来，彭家的老太太听彭家老爹的一席话，想出了一个“化整为零”的计策
，将全部家产赶在土改之前，预先分给这三个儿子，不就把“自己的地主成分”降低了
吗？分家之时，身为长子的彭家老爹作为革命军人、团政委，主动放弃了自己的那一份
，这使得他个人没有因土改运动中包庇自己的地主家庭而受到牵连。
1950年6月30日，中国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
“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
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
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
当然，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景象只维持了两年多时间，1956年搞合作化运动，这些土
地又被政府收了回去，直至今日，国家是中国大陆上唯一的土地所有者。
1986年底，当我出差武汉，打算顺路回一趟老家的时候，我那位在外语学院当图书馆长
的三哥告诫我说：千万不要把老家的亲戚招过来。我当然做到了。但给我还原老家土改
运动中的这些景象的，也正是我们老家的这些亲戚们。
土改开始，我们那几个村落自然以杨姓为主，宗族和家族的势力占了上风，俗话说：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当时的人们都很淳朴，没有仇恨就是没有
仇恨，所以没有为难我的祖父——华堂先生，只是分掉了财产便宣告完事。
后来听俺家亲戚说，土改运动的“分浮财”阶段，也是当地贫下中农们最为欢欣雀跃的
时候，在俺们潘集乡政府的门前，当地的六户“地富”家里运来的“浮财”堆成了六堆
，其中，俺家的那堆“浮财”最大、也最多。俺家祖父事先已经将田亩地契、房屋钱财
等交到了土改工作组，现在除了家具、衣被这些东西，彻底到连祖上留下来的家谱、老
照片、文字东西及书籍字画都献了出去，被家乡父老们作为“浮财”瓜分一空。
有些后来发生的故事，值得一讲。
土改之后，最感到意外的是：由于“上面的恩典”，俺家主动交上去的房产准允发还，
没有被公家占用，或分配给贫下中农。连同房产一起被发还会来的还有部分家具，以及
几件中看不中用的装饰瓷器。我印象较深的，是浅粉的小孩半人高的瓷“掸瓶”，我祖
父以后带到了北京，我们家很多年一直放鸡毛掸子，若干年后不知所终。
土改运动的几年之后，大约在合作化前不久，俺家老爹拜托老上司张明河，将俺的祖父
、祖母以合法手续接到北京，给了一座单独的小宅院，供养起来。俺家祖父临走，将老
家的房产无偿供当时的合作社，以后是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部使用。家具及其他所有的
生活物品被曾经的两个“过继孙子”全部拉走。
土改时我祖父“主动上交”，这并不妨碍他依旧悄悄留下了些“黄白之物”（由此可见
地主分子的狡猾之处），以后又悄悄带到了北京。以后俺家老爹去世，俺家的收入骤然
减少，于是在很多年间，一点点悄悄变卖这些从老家带来的“黄白之物”以补贴家用，
帮助俺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散，俺村的“生产大队”也不复存在。作为曾经的“生产大队
部”的俺家房产被附近的贫下中农一拆而光，连祖坟的墓碑都没有留下，全被拉走盖房
去了。
1986年底，我回到家中的故址，所看到的只剩下一块平整的场地和旁边杂树岗子上的几
座坟茔，其余什么都没有了。当时的区政府领导人对我说，要为我家盖几间房，作为补
偿，供我们闲暇时回来住住。当然，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都是屁话，靠不住的。因为当时
的公有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不是人民公社那个时候了，他即使真的想盖新房，已经
无法、也无处凑集盖房的用料了。
现在讲家住在西十的老彭家。
因为家产变少，土改中住在西十那个地方的贫下中农们分到的东西——浮财很少，失望
至极，于是把火气都撒在提前分家彭家老太太的身上。彭家的老太太出身于贫穷到极点
的一户人家，是卖身到富贵人家当丫鬟的。由于这户彭家的老太爷连娶两房太太都不生
儿子（大女儿成为杨树屏的太太），于是将这位丫鬟填为第三房太太。想不到这丫鬟出
身的第三房太太格外争气，以后接连生下了三个儿子。
其中只有大儿子参加了革命，1949年是解放军的团政委。
贫苦人家走出来的大户人家太太，有几个特点，比如说话比较“冲”，对下人比较“刁
”，在经济上把得比较“紧”；还比如吃尽了苦，把钱看得比较“大”等等。恐怕最致
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始终把自己看作是贫苦人家的人，每日勤劳，事必躬亲。可能特别
是由于当解放军团政委的大儿子的归来，助长了老太太的底气和硬气，老太太不怕土改
，也不买土改的账。
老人，老脑筋，就不知道此时您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您是贫苦出身不假，
可后来成为了地主太太。老地主不在了，您就是再勤劳，您“女地主”的政治身份也不
会改变，是土改要打倒的对象之一。所以到了土改运动中，她不听劝，不肯低头，始终
对土改和贫下中农持强硬态度，死到临头还不自知，这给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正因为老太太“对土改运动不满”，土改运动一开始，老太太就被保卫土改运动的民兵
们抓了起来，不许回家。西十那个地方开土改斗争大会，老太太被民兵押上台子，过去
彭家的雇工、佣人、丫鬟都上台去，愤怒控诉老太太对下人们的刻薄之处。老太太不服
，自然要还嘴：“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受的苦比你们还要多呢……”
但老太太的话音很快被贫下中农们高呼的口号打断，贫下中农们非要打掉“地主婆的威
风”，这使得彭家老太太在土改斗争会上受尽侮辱不说，会后还要被游街，接着再受尽
拳打脚踢。参加过这次斗争大会和游街的老乡们告诉我，老太太后来在大会上、游街中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儿子是解放军的团政委……”
可有谁听得见呢？老太太最后，声音微小到几乎已经成喃喃自语了。她最后也完全糊涂
了：儿子参加的这个什么革命，怎么把自己老妈的性命给搭进去了呢？
在我们老家留下来的文字历史中，对彭家充满了同情之心，对杨家（指的是杨树屏，不
是我家）的“聪明到极点”充满了鄙视之意。认为杨家是站在彭家的肩膀上发起来的。
起码彭家老爹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止一次讲起过，说他们杨家（指杨树勋这家人）使
了我们不少钱……
那一次土改斗争会后，彭家的老太太就再没能活着回来，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从来
人们都是三种推测：那次参加过斗争大会的老百姓说，是政府最后对顽固不化的老太太
执行了死刑；亲戚们说，说老太太气愤不过，当晚就自杀了；还有人（我的亲戚）说老
太太是被民兵打死的，可最后把责任推到了政府和老太太身上。
俺家老祖父与众不同，他认为彭家老太太属“自然死亡”。1951年1月那个寒冷的冬夜
，距三个湖北佬回家仅一年时间，一下子跌入人间地狱。一个从未经历过斗争游街的老
太太，没吃没喝被折腾了一整天，时值冬日，当夜又被关押在冰冷的囚室里，老太太先
是心已死，此时冻饿交集，死去是很正常的。不死？除非有天大的造化。
十几年后的文革中，我祖父也是这样“自然”死去的。死去的经过跟彭家老太太几乎如
出一辙。
以后的故事且等我静下心来，接着再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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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 | 4 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革命
本文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抗日战争是革命吗？”回答是：“不是，土改运动才是革命
——即中国土地革命。”
前天，2017年的7月7日，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爆发的八十周年纪念日，据报载：“中华民
族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于6日在南京召开，两岸退役将领、抗战老兵以及专家学者
、高校师生共约300人与会，这是两岸首次举办如此大规模和高层级的抗战史研讨活动
。其中台湾方面共有包括一级上将郝柏村在内的8位上将出席，这在大陆举办的活动中
也是前所未有。
其中，现年99岁的郝柏村曾经参加抗战，是本次研讨会与会者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说
，抗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牺牲最惨，而战果也是最辉煌的反侵
略的正义战争。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必须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能位居世界五强之一，其主
要原因就是抗战胜利，抗战光荣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子孙宝贵的精神文化资产。
郝柏村说，由于国共内战的影响，过去两岸在抗战史认知上各有不同，不够全面客观，
这是可以理解的。所幸80年来内战的前辈已经走进历史，年轻世代的政治包袱和情感已
经淡化，现在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历史具有了更好的条件。
对于两岸如何共同研究抗战历史，郝柏村建议从五个基本立场着手，包括站在全中华民
族的立场，而不是某一个党派、更不是某一个个人的立场；站在学术良知的立场，不受
任何政治情感的影响；站在战略层次的立场；站在客观的立场，使年轻时代了解历史的
真相；站在对人类、对世界和平影响的立场，了解抗战与二战的关系。
毫无疑问，郝柏村讲的这段话涉及到中共——尤其是中共的抗战历史政策。
中共在抗战期间，一直实行一种很“奇特”的政治政策，这就是“革命与抗战并行”。
在这个政策下，同样是在进行抗战，但似乎抗战的性质是不同的。
1937年全国性抗战爆发，当时中国存在着三种抗日力量：一个是国民党军的抗日力量，
一个是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最后一个是在国共之外的自发兴起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和
共产党不用说了，这第三种自发兴起的抗日力量也不可小觑。在东北打响抗日第一枪的
马占山，在辽宁拉起队伍抗日的苗可秀、赵侗，还有1937年平津沦陷后遍布冀中平原的
河北农民游击军，都属于国共之外的抗日力量。
但你只有参加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去，你参加的抗战才属于“革命”性质的
抗战。这体现在当年每个抗战期间参加到中共军队中的人，都是你“参加革命”时间段
的开始。至于在参加中共军队以前的抗战经历，还有国民党的抗战，以及国共之外的抗
日力量都属于什么性质的抗战，是属于“反革命”还是“不革命”性质的抗战，那就没
有人能说得清了。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同样都是“抗战老兵”，有的人享受高工资、
免费医疗的“离休待遇”；有的人衣食艰难，奔波一生；还有的人甚至被劳改流放，半
世囚犯。
这都是由于不同的抗战政策所决定的。你的站队，犹如一场政治赌博，你押宝押错了，
尽管你经历了八年全国抗战，侥幸不死，但你也无法享受中国大陆所给予的抗战优待政
策。
究其根源，“革命”属阶级斗争的内容，“抗战”属民族斗争的内容，这二者是有差别
的。中共在红军时期执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策，在抗战时期，同日本侵
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所以暂时停止了“革命”政策，实行全民族一致抗
日的“民族”政策。
这就是全国抗战期间，大批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青年大批涌入中共队伍的主要原因。这
些知识分子青年最初选择的是救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并没有选择打土豪、分田
地的“革命”政策。
这些在抗战期间加入到中共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干部，很多人对抗战胜利后的土改运动缺
乏心理准备。由于中共严格的党纪和军纪，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们“不理解也要执行
”。这才是我正在讲的这段故事的问题的实质。
1935年底在北平发起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在全国各地走上高潮，当时但凡激
进的青年学生和文化青年，都以走上街头游行、演讲、演文明戏、抵制日货、焚烧日货
、向政府请愿为最时髦活动。很多后来加入到中共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把1936年参
加学生运动当作自己参加“革命”活动的起点。
写出《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的作者李新，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与李成之（
作家李锐的父亲）、王方名（王小波的父亲）共同策划、领导四川的1936年学生运动。
抗战爆发后李新到延安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
等职，并做过两年县委书记，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
李新很谦虚，也很有自知之明，他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一直都记作到延安的那个时
间。可到了延安之后他发现，很多参加了他发动的四川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都把自己
参加革命的时间记作为1936年的四川学生运动。李新知道后大为惊奇：连我这个领导人
还没有参加革命，他们参加的是哪门子革命？
彭家老爹也是1936年武汉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四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空军由
张廷发主政，彭家老爹利用同张司令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普遍在“落实政策”这个时机，
成功将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7年的抗战爆发提前到1936年的学生运动。由于这一时
间上的提升，他可以从“抗战干部”升格到“红军干部”，这样，1988年全军颁发功勋
荣誉章的时候，他可以从原来的“独立功勋荣誉章”上升到“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1935年底的北平“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后来大部分都参加到
国民党军队一样；1936年的武汉学生运动参加者，后来大部分也参加到了国民党军队，
只有少部分参加到共产党一边。
不知道国民党方面会不会将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时间提前到1936年的学生运动？当
然不会，因为国民党方面的确不会将“革命”与“抗战”混为一谈。抗日战争的目的是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无论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还是国共以外的抗日力量，都
以“打日本”为唯一目的，此时谁要把“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内容放进抗战，那一
定会搅乱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方向，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所以，八年抗战也好，十四年抗战也好，都不是中国红军时期提倡的“土地革命”，抗
战就是抗战，全中国、也是全中华民族的一致目标。由此推演，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
的1936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延续，它可以被称作是中国抗日战
争的前奏，但因为“绝对没有进行中国土地革命的内容和要求”，所以却很难被称为是
“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
1945年日本全部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进行抗战的目标已经达到
，于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又回到了抗战之前的1936年。1945年的中国是战是和？这要
看当时中国属于强者的那一方是要战要和？因为弱小一方的意愿是搅动不了大局的，但
强者一方的意愿就能够主宰大局的走向。
当时，就像一个大家族中的两户人家，一家有哥四个兄弟，另一家单传一个男孩，你说
这哥一个的家庭会去挑衅哥四个的家庭吗？这不明摆着去找死吗？
相反，这哥四个的家庭在心术不正的情况下，倒有可能要去灭掉这哥一个的家庭，然后
吞并这哥一个的家产。
1945年的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就是国军要以四比一的优势，灭掉共军，全国成为大一统
的国民党天下。1946年6月，国民党以“三个月消灭共军”为目标，开始了内战。军事
力量弱小的共军在内战的初期步步后退，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中共又开始了“土地革
命”的内容，“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从解放区先开始的土改运动。
我们所说的“革命”的内容，就此才真正开始。
但一个“抗日分子”向“革命者”的转变，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完成的，要经过一个“
蜕变”过程。
1946年的10月，晋察冀共军中的冀察野战纵队从张家口、宣化撤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发
现自己的易县老窝里乱套了。易县在抗战八年期间一直是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的核
心地区，当时从宣化前线撤退回到易县的四旅——抗战八年由一分区八路军组建的主力
，发现那些在抗战时期积极帮助八路军的英模们都已经被土改运动打倒在地，有些积极
分子甚至在土改运动中被活活打死，打死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本人是地主或富农。
看到没有，这就是“革命”与“抗战”的本质区别，“抗战”强调的是“民族矛盾”；
而“革命”强调的是“阶级矛盾”。
这些悲惨的场景，在姚雪森的书中有清楚的描写，绝非虚构，我不一一列举了。姚雪森
没写到的，抗战时期曾任一分区易县涞支队支队长队张琴南，因家里是大地主被扣上“
反对土改”的罪名，当众枪毙。抗战时期担任一分区卫生部副部长的卢星文，当时担任
冀察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因为自己全家人都被扣押并在斗争大会上陪绑当场抗议，险些
连自己也被扣押起来。他连忙赶到当时还在易县县城的四旅旅部向旅长肖应棠求援。
回到易县的四旅旅长肖应棠，还有他的夫人，冀察军区总医院驻四旅卫生队队长，对土
改运动中的受害者们给予了极大的同情。肖应棠无力扭转土改大局，只好在易县塘湖的
四旅后方留守处（以后迁到满城县上紫口村）收容了这些“地富分子”，并出主意，要
卢星文带着一些抗战中的积极分子，赶到冀中的杨成武那里去诉苦。杨成武又能有什么
办法？只能在冀中的一些地方工厂（被服厂、卷烟厂）安置下这些人，起码当时保住了
他们的性命。
我在本系列文章的最初阶段就指出过“充满血腥气的晋察冀土改”，被某些个别人士质
疑。我曾在很长时间里，想找出“不那么血腥气的晋察冀土改”范例，但找不到。以暴
力手段为依托的土改运动，目的就是要土改运动一定要“流血”，以便使土改中受益的
农民坚定站在国共内战中的共产党一边。
其实相比于当时各解放区土改，晋察冀土改最初还属于比较温和的，以后被刘少奇“纠
偏”，才开始“左”了。
1947年5月31日，来到晋察冀的刘少奇同朱德一起，致电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
七月七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
出席代表一人。
看刘少奇7月30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与晋察冀代表团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晋察冀在
土地改革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
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
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
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
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同时强调这些问题
的性质还是党内问题，要当作党内问题来解决，不要打人。一打就秩序混乱，就没有民
主了，要订出纪律。
在刘少奇的这次讲话中严厉训斥了当时的晋察冀最高领导聂荣臻。此出处见于《李新回
忆录》：
1947年七八月间，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各解放区的
土改工作。他对晋察冀的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当地干部先是有右倾偏向，上级指出后
，又不服气，于是来个处处点火、户户冒烟，到处打人吊人，乱斗一气。“而领导呢，
毫无办法。你领导是干什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
他说这些话时，声色俱厉，全场鸦雀无声。不少人将目光集中到坐在台下的聂荣臻（时
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身上。之前，聂荣臻很郑重地一边听报告，一边做笔记。听到刘
少奇的厉声指责后，他很沉重地低下头，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
请允许我再引用一段军科院贺捷生将军的一篇文章：《1948年习仲勋调研土改往事》中
的有关片段。
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历史上着名的土改纠偏。
1947年1月，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一个所谓“化
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农
。因为老区的地主富农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劳动者
，所以必须“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并列入斗
争对象，连破产了也算在其内。“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
“群众要怎麽办就怎麽办”，是康生叫得最响并推向解放区的口号。之後，土改工作团
把这些极“左”做法和口号带向边区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
扫地出门等现象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老百姓称为“大锅里煮牛头”。骇人听闻的是，
当时在晋绥实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等肉刑，竟不下15种之多，结果把许多
人查成了破产地主或富农。有些干部，只要与地主富农沾边，即被当成“石头”搬开。
在如此高压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静乐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 个人。
习仲勋在子洲整整待了9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9天，勤勤恳恳走群众路线的9
天。9天下来，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例如有些地方
把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演变为浑水摸鱼，少数人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
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贫下中农的东西也一律没
收。某些机关、学校没有地主富农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边保的马夫把同为马夫的
班长当恶霸揪出来斗了，名曰让贫雇农翻身；绥德干部子弟小学把十几名八九岁的孩子
打成狗腿子。至于肉刑，更是司空见惯，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有用滚油从头顶
浇下当场把人烫死的，有逼着斗争对象的妻子剖腹自杀的……
1月19日，习仲勋第二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电报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他特别强调︰“我看一有‘左’的偏
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再
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而且继续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
发各解放区，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再加一小段中共主席毛泽东的有关故事。此出处见毛泽东卫士李银桥的回忆。
1947年11月，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来到杨家沟暂住。队伍
刚刚住下，村里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发生一连串严重的违反政策事件。当地贫雇农在土地
改革中吊打地主，甚至还打了开明士绅。土改小组不仅乱划成分，还把个别中农也定为
了应批斗的“新地主”。少数干部更是以“分浮财”的名义侵占本应归公的细软财物等
等。当时，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听说要斗地主，觉得好玩，就让保姆韩桂馨(卫士长李
银桥的妻子)和警卫员带着她去看。没想到，李讷回来后就大哭不止。毛泽东急问何故
，韩桂馨说斗争会上吊人打人的惨状让孩子受到了惊吓。毛泽东闻之大惊，决定立即停
止这种极左做法。他指定任弼时、陆定一马上调查处理土改中的一切错误。他还亲自找
了五个农民谈话询问。
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杨家沟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两个月后又在此地召
开“土地工作会议”并亲自起草文件撰写数篇文章大力纠正各种极左行为。
就在刘少奇土改讲话的时候，就在习仲勋土改纠偏写调查报告的时候，就在毛泽东住进
杨家沟尚未召开“土地工作会议”的时候，晋察冀土改运动中发生了影响重大的陈怀初
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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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00 | 5 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教训
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陈怀初以自己复仇的抉择，以自己鲜血的悲剧，以自己生命的代
价，为晋察冀众多出身不好干部换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因为当时的晋察冀军队干部中
，抗战中参加八路军的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是非常多的。
1949年1月，在中共军队打下张家口之后（陈怀初就是在这一战中殒命的），中共中央
军委将全国军队统一编为人民解放军，当时在统编为解放军的七十个军中，原晋察冀—
—现华北军区的七个纵队改编为八个军，从六十三到七十的八个军。
其中，由三纵组建的六十三军、由四纵组建的六十四军、由八纵组建的六十五军、由北
岳军区一纵组建的六十六军、由二纵组建的六十七军、由六纵组建的六十八军、由冀中
军区七纵组建的六十九军、由华北军区军直及各二级军区军直部队组建的七十军。
在这七十个军的最后一个军，短暂存在的七十军中的一个师——二〇九师，是由原察哈
尔军区地方部队组成的。1949年4月七十军被撤销后，这个师改称为华北军区直属独立
步兵第二〇九师，师长詹大南，政治委员邓可运（后改为高厚良），副师长纪亭榭。其
中，以察哈尔军区警备二团、独立七团合编为六二五团，以察哈尔军区警备一团、独立
十三团合编为六二六团，以察哈尔军区原警备三、四团合并为六二七团。1950年10月这
个师改编为空军驱逐第三旅，后改称空军第三师，师长改为2015年3月去世的红军干部
方子翼。
我要介绍的是这个师的第六二六团的三任团政委，第一任团政委梁进路，1937年参加八
路军的原晋察冀二分区干部，从北岳军区主力一团团政委调过来的；第二任团政委彭正
谟，原晋察冀一分区干部，察哈尔军区警备一团团政委；第三任团政委吕品，原晋察冀
十分区干部，1942年冀中沦陷后在一分区、平西军分区都干过，当时任团副政委。我要
说的是，这前后三任团政委没有一个是好成分，都被挂上了地主阶级的头衔。
这第二任、第三任团政委我虽然熟悉他们的历史，但他们出于某种原因，都没有写自己
的回忆录，只有第一任团政委梁进路在晚年时写了自己的回忆录。
我摘录他有关晋察冀土改的那一段内容：
1947年10月，我到了阜平石家寨冀晋军区政治部、住招待所期间，听了传达全国土地会
议的精神。参加了以“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
查斗志，要干部过好土改这一关，查阶级定成分，清理阶级队伍。对成分不好的干部就
撤掉了，名“搬石头”。查阶级要查三代，查出我祖父辈是经营地主，虽早已破产，还
定我为破产地主出身。
十二月，我找到驻涞水县某地的六分区，这一路上都是老解放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
土改。
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中国共产党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
人的数量。在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
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
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
古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老干部梁进路在自己晚年能
写出上面这段话，是很了不起的。我猜彭正谟、吕品不会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是不
敢明确讲出来而已。
我以前还曾举例华北步兵学校，校一级领导七位军师两级领导干部，有六位都是剥削阶
级家庭走出来的。
军队里不搞土改，可是搞“三查三整”，也是要定每个人的“阶级成分”的。直到解放
后，才统一了认识，更改过来，叫“阶级出身”，可当年的战争年代里就是叫“阶级成
分”。当年的许多人被定下剥削阶级的成分后，也就认头了，华北步兵学校的政委是曾
任旅政委和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张明河。当时连张明河那样火爆脾气的人
到那时候也没了脾气，在“三查三整”的干部会上公开承认自己的父辈是南阳地区有名
的大地主，在湖北的老河口一带都开有买卖字号。他在家排行第六，家里人称“小六子
”，走出家门人称“六爷”。
有一件有关张明河的故事，我以前错安到王志廉的身上，现予以更正。
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有一次带我应邀到父亲多年的警卫员宋德禄和他的妻子蒋有敏家
里见面，他们聊起过杨浩在土改中干过的一件傻事。
1948年的4-5月间，晋察冀地区的土改运动已大体完成，时间上正是鄂友三率领他的骑
兵旅一千来人偷袭冀中军区腹地之后。鄂友三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河间县，距
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华北步兵学校所在的晋县——今天的晋州相隔仅三个县：肃宁、安平
、深泽。那一次为了迎击胆大包天的鄂友三骑兵旅，被紧急召集起来的步兵学校两千多
人走出在晋县的驻地，前往深泽、安平，打算截击鄂友三部队。但人家机动性强，早已
远去，步兵学校这两千多人的老兵骨干追，追不上；打，没得打；没有了用武之处，只
能再返回来。
当时步兵学校校部在晋县的驻地，是原来朱德在打下石家庄之后召开战斗英模经验座谈
会和晋察冀野战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的那个地方。这原本是一处地主的大宅院，1947年
的土改运动结束后，地主家的浮财和土地都已经被分配给农民，只有这处大宅院因为被
朱德等高级首长们占据，没有被分配给当地农民。那次在晋察冀军队的高干会议上朱德
提议成立华北步兵学校，并亲自推荐了校长赵再生，于是步兵学校的校部就占据了这处
大宅院。
这户大宅院的房东是地主分子，但儿女都在晋察冀共产党一方工作，所以房东一家人同
步兵学校的那些干部、学员即战士们相处得很好。
这些在冀中地区的地主们在土改中被伤害不大，根据刘少奇1947年7月30日的讲话我们
得知，晋察冀第一次土改是“右倾”的，许多晋察冀地区的地主分子被他们“革命干部
”的孩子保护了下来。
注意：这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是相违背的。所以刘少奇提出要“复查”（晋察冀
叫“二次土改”，步兵学校干部都说：这二次土改可是缺了大德了）。“除搞通思想外
，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
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
但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
1948年鄂友三偷袭冀中，发生在4月11日之后，那一次，还没有组建完善的步兵学校为
防止石家庄被袭击，几乎倾巢出动。当然，人家来的人也不多，转一圈又回去了，到底
两条腿的没有四条腿的快，步兵学校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当时，返回到原来所驻扎的大宅院，发现这里已经被什么“贫农团”所占领，中间还有
几个地方驻军的军人，应该是军分区系统的，属“地方部队”，隶属于冀中军区，而步
兵学校属“野战部队”。
在原来校部最大的那个院落，现在几乎成为了刑讯场，原来的房东和几个当地的地主被
绑在院里的树上拷打。拷打的目的，是要榨出他们“隐藏起来的浮财”，那些在场的“
贫农团”成员对来询问的步兵学校干部说：他们还有的是家当，他们的家当不止这一点
，要把它们都挤出来。这个“浮财”，主要还不是指他们悄悄埋藏起来的那部分家产，
而是过去投资到城镇工商业的那部分财产，这才是个远超过农村财产的大头。
晋州这个地方属于冀中的富裕地区，西边经藁城过去就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石门，
以后叫石家庄；晋州东边是工商业同样发达的辛集。我母亲就读过的华北联大——解放
后的人民大学——也在这里，与在晋县的步兵学校隔县相望。
经济发达地区的地主，有几个是专门吃“土地”这碗饭的？早就向城市、城镇的工商业
发展了。他们投资入股，参与石家庄的纺织、粮食加工业和商业；参与辛集的皮货加工
和销售，这可是要比土地种植要大得多的经济收益。“贫农团”就是眼红这一块的巨大
收入，但他们是“土疙瘩”脑袋，认为投资到城市、城镇，不就是“钱”吗？把钱拿回
来不就行了吗？
可他们不懂，当初的投资，此时已经转化为土地、厂房、机器、设备这些不动产，而投
到原材料、工人工资、运输等环节的费用也是不可能轻易抽回来的，除非你变卖这些资
产，不再生产。中共的土改政策，明确指明土改运动的范围不包括工商业，这是个原则
，可“贫农团”不懂，他们认为我严刑拷打你，你受不住了，只好把资金抽回来了。
步兵学校的干部们回到各个房间，许多房间里也是狼藉不堪，被翻得一塌糊涂。步校大
队出击，留守在家里的人不多，重点要看守司政几个机要部门，然后是食堂、仓库、供
给部门，其余的宿舍看不过来，被闯进去的“贫农团”一通乱翻，稍值点钱的东西都没
有了。
据说，当时已经回到自己房间的杨浩正在收拾被翻乱的物品，此时被窗外一阵阵严刑拷
问的哀号声打动了，那一时间他想起了什么我不知道？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晋察冀军区
明确指示野战军不得干预地方的土改运动），冲出房间到院子里去制止打人。
去制止的人少，据说只有十几个人；现场的“贫农团”人多，有两三百人围观并动手参
与拷打，于是他们被围住了。步兵学校有几个从冀中过来的军队干部，他们一看事情不
好，赶紧去劝，结果越劝对方“贫农团”的气焰越是嚣张。为首的大叫：你们是什么成
分？竟然敢帮助地主分子说话……
一心想发财的“贫农团”人多势众，当即在现场鼓噪起来，当时的现场形势很紧张，宋
德禄说，他站在最前面，把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掏了出来，对准了那几个为首的分子，大
叫起来：“来吧，看你们谁敢上？大不了老子陪你们几个去死。”
“贫农团”也不示弱，只听得后面有人高喊：解放军不敢对老百姓开枪，冲上去下了他
们的枪……
危急时刻，我母亲和宋德禄说，只见政委带着一大帮人，全副武装的警卫连和许多学员
，明晃晃的刺刀在现场的人头上晃动，用枪托为自己开道，冲了进来。只听得政委大喊
：跟八路作对，你们好大的胆子，把这些来闹事的都给扣下，一个都不要跑了。他们冲
击部队驻地，强占部队营房，抢夺部队财产，是跟国民党鄂友三一伙的。老子今天非要
把你们几个带头的抓起来枪毙不可。
紧接着看见四周房顶上机枪也架起来了，指挥的正是李青川。
一看见这要动手的真架势，一听见政委喊出来的他们的罪名，这伙“贫农团”傻眼了，
一个个作鸟兽散，很快跑得没了影。
我母亲和宋德禄讲这件往事的时候，当时张明河刚垮不久，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一撤二
开”（撤去党内外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公职），人们忌讳谈到他的名字，所以用“政委
”来代替。
我初听到这件莽撞事，认为是原冀察军校的政委王志廉干的。他是红军干部，文化不高
，跟杨浩同为湖北老乡，后来的私交甚好。杨浩被围有难，他不会坐视不顾，于是带着
一帮人，主要是原冀察军校的学员们，端着枪闯了过来。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当时做出这件看似莽撞事的，是步兵学校的政
委张明河。老人们说，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政工，他当时很巧妙地避开了会惹出大麻烦
的“土改”这个难题，用“冲击强占部队营地”这个过硬的理由来绕过“土改”，作为
解决军民之间冲突的出发点。
事后，李青川训斥杨浩：他们打的又不是你的老子，你操那个心干什么？即使打的是你
老子，你救得了你老子吗？还不把你也搭进去？
据说因为这件引起军民冲突的事，张明河向晋察冀军区领导做了汇报，他是有脑子，有
水平的领导干部，知道要汇报的重点是什么，向哪个方向扭转。汇报回来，张明河在步
兵学校干部大会上宣布：今后，凡在步兵学校官兵当中的“贫农团”一律解散，不得私
自建立部队机构以外的组织。一经发现有谁再敢以“贫农团”名义活动，执行军法决不
轻饶。
事后还得知，冀中地区的土改运动对所涉及到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其实是很严格的，
冀中军区保卫部部长翟家骏，就是因为自己的地主家族在土改运动中“受到保护”的问
题，被撤职调离冀中军区，到华北步兵学校改任供给部部长。
我在以前介绍过，当时的华北步兵学校就像一个大收容所，许多出身不好（当年叫“成
分不好”）的军队干部都被收容进来，这部分干部最后竟然占据多数。当时跟着翟家骏
一起，从冀中军区调到步兵学校的许多军队干部，基本上都是地主或其他复杂家庭出来
的干部，大都与冀中的土改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晋察冀土改政策中“对成分不好的干部
就地撤职、免职并调离”的“搬石头”的部分。这部分被撤职的干部在来到步兵学校的
很长时间里都灰头灰脸的抬不起头来，所以一直到1948年12月成立平津两个纠察总队的
时候，这部分有着相当资历的干部大都没有被分派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李青川因为背靠聂荣臻，有这个硬后台，所以一直都在领导岗位上步步高升。这也是李
青川的一大长处，从国民党军队的李服膺、王天存；从抗战时期晋察冀八路军的杨成武
、郭天民；一直到聂荣臻，李青川总能够审时度势，为自己找到最硬气、也是最可靠的
后台。
也有不认头硬顶的，我举过蔺柳杞的例子。当时由抗战时期的一分区部队组建的二纵队
四旅，上下都是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四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蔺柳杞被定为“地主分
子”，他当场跳了起来，大叫：“老子从小就离开家出去念书，十七八岁到延安参加革
命，你们说老子哪点是地主了？”后来闹到上面，在李志民的干预下，各自后退一步，
蔺柳杞按照“查三代”的原则，被定为“破落地主”，跟上面那位团政委梁进路一样。
顺便说一句，我太太母亲的家在河北霸县，今天的霸州，当时已经败落，担任按照“查
三代”原则被定为“破落地主”。
杨浩当时也属于“成分不好被撤职”的干部之一，但因为同张明河、张迺更在张家口时
期的那层并肩作战的关系；同李青川、郑旭煜在一分区时期的战友关系，所以在1948年
12月成立北平纠察总队的时候被启用，这里面已经有“关照”的因素。
我母亲当时在步兵学校，也被定为地主分子成分，解放后统一变更为“地主分子出身”
。她在宣化被任命为“日语翻译”的时候，已经被内定为“控制使用”，以后在顶头上
司赵静之和郑旭煜的帮助下，才摘掉了“控制使用”这个帽子。
哎，我这几个长辈亲戚可真不争气，竟然没一个好成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