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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 | 1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
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 1964年12月
，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
情形：
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
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
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不仅如此， 我
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
族主义国家。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
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持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们一
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
大饥荒的1961年，中国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1958年至1963年,这个中国最
困难的时段, 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
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
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 但中国仍然同意供
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
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 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
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
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56年,中国开始向蒙古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蒙两国签订经
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援助蒙古1.5亿元人民币。 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
两笔长期低息贷款,由于蒙古缺乏技术力量,援助项目都采取“交钥匙”方式, 即中国包
揽一切, 全部建成后把钥匙交给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发电厂、毛纺织
厂、玻璃厂、造纸厂、砖瓦厂、蔬菜农场、养鸡场、医院、疗养院、6座桥梁等21个项
目,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60年,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
要求,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当时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
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
就说现今50岁以上的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阿尔巴尼亚。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
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
元，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给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
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至1978年6月底，中国帮助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
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
械、轻工纺织、建材等工业企业和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共计承担了142个项目，
其中建成的92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 为建设这些项目，中国先后派出近
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 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
，平均1公顷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军援项目之繁、数量
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 而这一切，阿方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盏绝
无仅有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
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
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 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
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
美元的自由外汇。 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
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 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
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据70年代初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将军回
忆，阿第一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我们向你们要求帮
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
呢？”阿尔巴尼亚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钢”，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要中国援助开发海
上油田，下一个五年计划要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 要援建电视台，计划在全国实
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由于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方也
就心安理得。 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
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便销往中国，倒过来竟然赚的还是中国的钱。 中国援建了化
肥厂，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国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
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 阿马路边的电线杆，都
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众所周知，中国自己国内用的却是木杆和水泥杆，优
质钢管电线杆几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阿方用来到处建烈
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 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
任凭日晒雨淋。 这些情况，耿飚了解之后，还不敢随便向中央汇报，担心被扣上“反
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的大帽子。
1970年以后，中阿关系降温。 但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
助32亿元人民币， 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 之后，阿方又要求
中国接受其生产的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急需的东西。
抽烟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领略过阿尔巴尼亚香烟那股臭脚丫子味儿。
1974年10月 ，谢胡写信给周恩来 ，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
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
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
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 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
，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 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
时的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 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
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提供需要的原油、沥青。 在1976年11月阿劳动
党七大以后 ，开始翻脸不认人 ，公开攻击中国。 中国被迫于1978年7月终止对阿援助。
对于这条只讲国际主义、不讲实际利益的“左倾”外交方针
，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有意见的。1962年春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
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发表内部讲话批评。 同年2月，王稼祥与刘宁一、
伍修权一起给中央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
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请求纠
正外交政策的“左倾”偏差。 王稼祥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
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在国际斗争中不要
四面树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 要避免把帝修反
的对抗锋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 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当考虑自己
的具体条件，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还主张对外缓和， 并建议发表声明，表明我国奉行
和平路线。结果，中联部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
义要和、对国际反动派要和、 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义外
交路线”的总代表，遭到批判打击。 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对外联络工作的康生感到中
联部的意见， 对他一直热衷和极力推行着的一套，即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
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正相对抗，便成为批王的急先
锋和干将。 文革开始以后，康生更把所谓“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灭”的
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 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以印度为代表的
各国反动派， 扑灭人民革命运动。 在这种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
向了更“左”的歧途。
1979年2月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 ，王稼祥才
得到平反。 而此时，这位头脑清醒、敢讲真话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已经作古5年。
正确的意见被斥为“三和一少”，于是我国继续义无反顾地
充当许多小兄弟的冤大头。 有一回阿尔巴尼亚来要援助，我国领导人很大气：我们中
国地方大，人口多，每个人省一小口，就把你们包下来了。
每个人只省一小口！这条道理说起来轻松，细一想却异常沉
重。 比如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680万吨粮食，按当时全国6.7亿人平均一下
，不过人均20斤粮食，每人每天省5.5钱就出来了，确实是一小口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想过没有，680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1960年 《中共中央关于压低
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
， 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 我们就按最高标准算，680万吨相当于3400
万人一年的口粮。 用得恰当的话，这680万吨粮食足足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让他们
饱饱地吃一年！迄今为止(估计也就止了)，没有发现我国的国家级媒体———党报党刊
、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类文件资料等，有“苏联逼债”4个字。 60年代
、70年代中苏交恶期间， 官方论战颇多，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
从来没有提到过有 “逼债”一事。 以至两国发生流血冲突，兵戎相见，也没有翻出什
么“逼债”的老账。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也没
有只言片语提及“苏联逼债”。
70年代 ，《人民日报 》曾屡次谴责苏联如何 “无情逼债
”，不过那是对别的国家，是对“发展中国家”。 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
新华社记者文章，直斥《苏联讨债逼债何其狠毒》，但这篇2000字的文章，反复批判了
苏联向埃及“逼债”的罪恶，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
射都没有。 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 《人民日报 》刊登署名为 “新华社记者述评
”的文章《是援助，还是控制和掠夺？》的文章，猛烈批判“苏修通过贷款、贸易和要
受援国还债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攫取亚非拉国家的重要资源”；谴责“苏修不管受援国
出现的困难，经常以债主的身分进行逼债，强调必须‘按时偿还’。这使一些国家债台
高筑，旧债未清又借新债”。值得注意的是，整篇文章近4000字，却无一字提及苏联对
中国的“逼债”。 在中苏对立最严重的时期，作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报》对“苏联
向中国逼债”一事如此缄默，显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之说，曾在我国流传很长时间，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认为、如果有官方解释的话也会这么认为，是当时为
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
一些渲染性描绘，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传播。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
和文件中，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30多年来国内
众多理论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 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和“苏修逼
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果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为“左”的错误做掩饰 | S*********e
发帖数: 4 | 2 杀光这些共产党也不解恨
【在 L********g 的大作中提到】
: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
: 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 1964年12月
: ，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
: 情形：
:
: 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
: 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
: 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不仅如此， 我
: 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
: 族主义国家。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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