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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7 | 1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国民党推翻满清采用的是“独立自治”策略，就是各
省纷纷独立，脱离满清中央政府。而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是“武装割据”。
如果我今天说，台湾目前武装割据，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应该能够说得过去
吧？
1928年6月，红四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于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龙源口歼灭进攻之
敌千余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8月，毛泽东领导红军排除“左”
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
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井冈山斗争
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
割据”的光辉思想。
既然是光辉思想，台湾同胞今天怎么就不可以用呢？
当然可以了。只是武装割据是要有实力的，经得住围剿。
那么，当年党国的志士仁人为什么采用“地方自治”“连省独立”呢？其实，当初的独
立只是为了耗死中央政府，而不是要再回到春秋战国那样的局面。
清朝末年，“地方自治”的呼声骤然高涨，蔚为大观，形成了颇具声势和影响的思想大
潮。以地方自治为途辙，或可造就“完全之国家”，实现国家的自立自强。然而，他们
很快就发现，以“独立”诠释“自治”，却又助长了以“省界”说为表征的地方主义的
泛滥，非仅与建构民族国家的目标南辕北辙，甚至也妨碍了“合群”这一基本目标的实
现，因而不能不有所省思而图纠偏。林林总总的地方自治言说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族国
家想象与其内在难局，显现了近代中国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
真正对地方自治有所阐述，并将其在社会政治层面付诸实施，是在戊戌维新时期。甲午
战后，民族危机愈加严重。黄遵宪等趋新一派官绅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与南学会。前者
“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后者虽名为“学会”，然“
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
、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而作为“一切政事之
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的湖南保卫局，以“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为职
事，也是仿效西人之制建立起来的。
“地方”是一个与“中央”相对待的概念。所谓地方自治，意指在一定的区域内享有相
对独立的行政自主权。就制度设计而言，地方自治体现了某种分权治理的政治理念。不
过，戊戌期间，湖南“新政”名目下的地方自治，其真实意图还是希望借机赋予士绅以
议政、参政之权，未必即有多少明确的分权治理之意。
大略言之，将“自治”与“民族建国主义”结合起来，视自治为实现民族自立、建立民
族国家的重要途径，乃是这一时期知识界的某种共识。也就是说，所谓“自治”，起始
就是民族建国主义话语的一个部分。而民族主义或民族建国主义原本就是相较于“民族
帝国主义”而言的，因此，种种“自治”言说，虽以“同种之人”为诉求对象，但最为
关心的其实还是对外御侮的问题。惟其如此，时人才提出，要“挑发而引导”国民，“
使其德其智其力，皆有所进；然后对于内足以组织完全之国家，对于外足以御列强之吞
噬”。
由于着眼于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知识界最初倡言自治，多以民族的整体为视域。但
随着目光的内转与下移，时贤津津乐道的“自治”，其重心也就自然转至“地方”。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或轻忽对于“完全之国家”目标的追求。时人一再强调，地方自
治是“立宪之基础”、“世界立国之基础”。在他们看来，当日之中国，“非改革一切
，不足以言自存”，而改革之事“繁杂综错，有万非专恃中央集权所能胜任之势”，“
欲救此弊，莫如地方自治”。究其原因，在于“以地方之人任地方之事，则人易得；以
地方之事需地方之费，则费易筹”。
20世纪初年，知识界之所以众口唁唁，呼吁实行地方自治，并非常自信地视之为建构“
完全之国家”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就其思维的内在理路而言，实乃基于“国家有机体”
论，即认为国家乃是一个由“地方”组成的有机整体，倘若通过自治能够重建和改善地
方的社会政治秩序，实现“地方”的富强，则作为由“地方”相加或放大而成的整体—
—国家亦必富足有序。
时贤倡导地方自治，之所以聚焦于“省”这一层级，原因固多，非可简单归于一端。但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基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利权观念之上的新的“省”意识的勃
兴，无疑是一个重要诱因。这种新的“省”意识，既包含了对省的认同意识，也包含了
省的自主意识。受此影响，时贤鼓吹地方自治，每每以“省”为言说中心，自在情理之
中。再者，省乃最高层级的“地方”，合各省为一体即为中国，不仅契合以地方自治为
途辙而建构“完全之国家”的思维逻辑，也是由地方而国家最为直接、距离最短的路径。
然而，这种公然以一省为界划、以“独立”为“自治”的主张，却助长自戊戌湖南“新
政”、庚子勤王以及“东南互保”之后业已潜滋暗长的地方主义。
“省界”说的兴起与泛滥，是20世纪初年知识界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一种耐人寻味的
现象。刘师培曾指出，推原“省界”说创始者之本义，约有两端：“一以人民爱国家，
恒不若其爱乡土，欲合全国之人民为一群，不若先合一省之民为一群，互相维持，互相
援助，以长人民亲睦之风。一以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以本土所产之财，振兴地方之公
益，即以土著之民参预本土之政务，人人能保本土之权利，人人能对本土尽义务，则民
权可伸。”
西人的革新，是否以地方自治为发端，未足深究。不过，就当日中国的现实情形而言，
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知识界以“独立”释“自治”，进而主张以“省”为界，谋求自立
自强，自有其合理性，却也毋庸置疑。
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提出，“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
之生路”，而湖南“以一省荷天下之重，以一省当万国之冲”，理应自立自保。
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原本有各自不同的目标指向，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和话语策略，
颇难简单通约。在近代中国，由于内忧不靖而外患益烈，国将不国，地方主义与民族主
义在许多情况下又常常打着“自强”、“自立”之类相同或相近的旗号，相伴而行，彼
此之间更是一直存在着复杂的纠缠关系。“新广东”、“新湖南”之类的独立自治话语
，虽然具有鲜明的地方主义色彩，但却是在民族主义刺激和浇灌下兴起的，因而知识界
最初似乎甚少意识到这一话语与民族国家建设目标之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相反，一些
论者笃信一省“独立”自治有助于促成国家的自立自强。《游学译编》刊文说：“夫一
省之地，必有独立之精神，然后可以救其地之人，此独一无二之定理。我支那以无爱国
心无团结力，人人相离，推省界、府县界、姓族界，极而为一人界者，原于无独立之精
神。无独立之精神，故不知有提挈民族之责任，不知有提挈民族之责任，故但谋个人之
利而忘公益，而其弊皆源于学界之不发达。夫本省人士学界不发达，他省虽有热心办事
者不能借箸代筹，无论彼自私其家乡与否，而以平时全不相熟习之外省、外府、外县人
，纵具热心亦不能为他省、府、州、县谋独立自营之事业者，自然之势。”显然，这里
所言的“独立”，并非“分立”或“分离”之意，而是主张自立立人，并藉此激发民众
的“爱国心”和“团结力”，以“提挈民族”。《江苏》亦刊文言：“人未有不爱其亲
而能爱乡党邻里者，即未有不爱其乡党邻里而能爱国者”；“吾言爱国，必自爱乡始。
无他，事之由小以成大，自迩以及远，亦必至之势，无可如何者。”
辛亥革命之后，政治鼎革，共和告成，至少在形式上已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了“
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的目标，但国人对于地方自治的热情不减，依旧汲汲于通过自治而
重整地方社会。而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分裂主义也不时借助“地方自治”之名而大行
其道，甚或拥兵自重，割据称雄。20世纪20年代初，“一省自治”或“联省自治”主张
一度更是纷纷攘攘，甚嚣尘上，且多以美国分州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为说辞。揆诸中西学
理和彼时的国情，不论“一省自治”还是“联省自治”，自有其是非曲直，或可置而不
论。但因此而给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带来了诸多烦扰，却是不争的事实，且也着
实令人焦忧。此时，刚刚经历依靠军阀而致护法救国失败的孙中山，痛定思痛，深切体
认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故而，他一再指出，“
美国之所以富强，不是由于各邦之独立自治，而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的一个统
一国家”，“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并痛斥“提倡
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将此番言论与他在清末所倡导
的地方自治和联邦制言论相比照，或许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地方主义的偏误以及地方主
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扦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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