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疑点重重孙中山或是真凶文章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于 2021-04-13 19913年3月20日晚，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乘火车由上海启程去北京晋见袁世 - Military版 - 未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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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 发帖数: 1741	1 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疑点重重孙中山或是真凶文章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于 2021-04-13 19913年3月20日晚，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乘火车由上海启程去北京晋见袁世凯，并参加4月8日开幕的新国会。此刻，不仅是宋教仁人生的最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距离民主宪政最近的时候。当于右任、廖仲恺、黄兴和陈其美等国民党大员与宋教仁话别时，突然杀出一名刺客，对准宋教仁背后连开三枪，这位年轻的政治家随即倒在血泊之中。黄兴等人立即将宋教仁扶上汽车，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医生马上动手术钳出子弹，发现弹头有毒。两天后，宋教仁不治身亡。宋教仁遇刺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北京。袁世凯惊愕地说：“有此事乎？”看过电报，又说：“确矣！这怎么好？”宋案最大的嫌疑人赵秉钧在得到消息时，大惊失色的复杂神情更是耐人寻味，对此时任国务秘书的张国淦有详细回忆：“是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 轻松拿下真凶案发后，袁世凯下令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并悬赏万元缉拿凶手。破案过程则是出奇的顺利，短短三天，凶手武士英和他背后的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1日，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到巡捕房报案，举报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案发当晚，武士英回来就说自己有钱了，次日便离开旅社。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巡查长应桂馨家，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发自然不敢答应，而宋教仁遇刺后，照片见于各报，竟与他所见照片相同，于是报案。巡捕房立即对应桂馨实施抓捕，并在一家妓院将其抓获，武士英随后也很快被擒拿。巡捕房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以及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证据显示，应桂馨策划暗杀了宋教仁无疑，但是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局。背后必然还有人。从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上注有“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样，而电文内容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经查，洪述祖和应桂馨有大量往来电文，其中涉及宋案的有以下几条： 3月13日应桂馨在给洪述祖的电文中称：“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主动提出要除掉宋教仁。同日，洪述祖回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辨理”等语。次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等语。3月19日，洪述祖回电有“事速照行”一语。3月 20日半夜两点钟，即宋教仁被害之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有“所发急电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次日又致电洪述祖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从上述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上面应的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显然不是赵秉钧就是袁世凯。不过，在此需要澄清一点，应桂馨并非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被动地执行暗杀命令，而是自己主动提出了杀害宋教仁的计划，而且在没有得到北京方面认可的情况下，已经自作主张地开始布置实施暗杀。黄兴指责，赵秉钧自辩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公之于众后，赵秉钧便成了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4月 26日，黄兴致电袁世凯指出“此案词连政府”并认为“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因为“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所以建议“请大总统独持英断”。4月28日，袁世凯复电黄兴，指出赵秉钧虽接到应桂馨、洪述祖的来电，但并未回电，而3月13日之前往来电文，均为“解散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词意甚明，与刺宋案无涉”。袁在回电中指出，不能因应与洪的函电就认定赵秉钧是谋杀主犯，他承认应桂馨与洪述祖图谋陷害宋教仁名声一事，并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谋杀之意。赵发给应桂馨的密码本包含了公务成分，如果凭着这一条，不经侦查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将赵秉钧“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不久，赵秉钧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赵秉钧的自辩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证据看，只有一份他发给应密码本的电文，是公务行为，应桂馨给他的电函是情报，虽然内容不堪，但他没有回复。赵宋二总理的交情与利害赵秉钧于4月3日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明他与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时期，一个是内务部长，一个是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便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教仁离京南下时，所欠五千元债务都是他替宋教仁偿还。这些话基本属实。据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所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举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许宋为大党领袖，应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不如赵，有时将党中秘密尽情倾吐，赵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章士钊也曾言：“顷读陈旭麓《论宋教仁》一文，称宋以调和南北为己任，曾告蔡元培曰：‘勿攻袁太过，且时与袁党赵秉钧、梁士诒等相周旋。’因而忆及民元吾在北京，有人为言赵宋过从之密，谓赵不时拍宋之肩而言事，状极亲近”。证据显示，赵秉钧确实涉案，但仅以“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理由去推论，未免过于草率。民国初年，各种制度极其混乱，各种官职也是走马灯似地轮换，仅半年多就换了三个总理。赵秉钧出任总理，还是孙中山和黄兴1912年7月到北京见袁世凯，由黄兴提出的，当时有个人选是国民党的沈秉堃，黄与国民党员们商议，多数人不服沈，折中出个赵秉钧。在国事未定、国会未开、宪法未定的情形下，总理之职是很虚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为此杀人，怎么能杀得过来。宋教仁遇刺后，因为舆论反应很大，赵秉钧马上就上了辞呈，袁本来是想请唐绍仪再出山，命令都拟好，结果一个谋士提醒他“清君侧，诛晁错”的典故，意为即便撤掉赵秉钧，换上一个同盟会信任的唐绍仪也难以弥补双方的裂痕。袁世凯在最后关头改任段祺瑞代理总理。可见总理之职的瞬息万变。在那样不稳定的政局中，赵为自己职位去搞谋杀的可能性很低。应桂馨到底是谁的人？从现有史料出发，应桂馨为宋案的直接策划者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应桂馨背后的人究竟是谁！从应桂馨的历史着眼，他绝对是一个民党。陈其美、应桂馨和开枪杀害宋教仁的武士英都是共进社成员，同属国民党阵营。应桂馨是陈其美的密友。辛亥革命前，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关系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后，应桂馨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文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负责接待和保卫孙。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随行护卫。但是，在宋案发生前很久，应桂馨已经因“克扣贪污公款”而被孙中山就地免职。之后，他组织“共进会”自封会长，参与武昌兵变而遭黎元洪通缉。此时，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将其收买，不但通过关系让黎元洪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还将应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为江苏巡查长，给予五万元活动费。回到上海，应桂馨用赵秉钧给他的密码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电信联系。因此，应桂馨已经从民党变为袁党无疑。问题在于，袁世凯与应桂馨的关系并不深，如果袁世凯有意刺杀宋教仁，按理要选择最可靠的亲信来执行。一般情况下，行刺后安全逃脱的机会并不大，宋教仁遇刺时就走在黄兴与廖仲恺之间，武士英的逃脱实属侥幸。那么，至少要考虑到，如果刺客被俘，必须保证自己不被供出来，在十余万北洋军人中要找这样的刺客应该并不困难。而应桂馨本来是与革命派关系很深的人，以前是陈其美的亲信，作过孙中山的卫队长这样的机要职位，投靠过来不过几个月，与袁世凯仅有一面之识，一贯以行事严密周全著称的袁世凯，怎么会把这样关系全局的大事托付给相知很浅的应桂馨呢？洪述祖与袁世凯的关系要了解袁世凯为什么用了应桂馨，我们就必须考察宋案的另一个直接涉案人员—— 洪述祖，他显然是个通天人物，洪述祖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可以越过赵秉钧直接挂上袁世凯，这使得赵秉钧的处境很微妙。从一系列电文可以看到，尽管应桂馨的情报里把对付宋教仁的阴谋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他，可赵秉钧并没有回复过一个字。赵授命洪一手处理此事，多少有不愿意沾手的意思。因为洪述祖与袁世凯这层关系，使他也不好讲话，从而放任洪，造成了事件的失控。早在2月2日，应桂馨汇报中称：已有败坏黄兴和宋教仁名誉的证据。洪述祖向袁汇报后，袁世凯十分重视。在2月4日，洪述祖在给应桂馨的信中要求应以后直接与他联系，不经国务院其他秘书。随后又表示“寄宋骗案由提票影片，籍可请款”。2月8日，洪述祖还在电文中提到“中央对此颇注意也”。 2月22日，他又发电说明“请款总要物件到后、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到3月6日，洪述祖对于应桂馨迟迟不能兑现诺言而只知要钱已经不满，在信中责备道：“此刻原件无有，连抄件亦未到，殊难启齿” 。3月13日便出现了 “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语。“毁宋酬勋”的“毁 ”字是指诽谤，并没有杀害的意思。因此 “毁宋酬勋”是指前面一直在策划的，购买宋教仁在日本诉讼案的证据，以败坏宋的名誉，并非指暗杀。应桂馨夸下海口，中央极为重视，一个多月却不能兑现，无法交差。此时，应桂馨狗急跳墙于3月13日提出：“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次日他又发电称：“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这一次，应桂馨没有说空话，古董商人王阿发在预审中供称，他第一次见到应是大约在宋案前十日（即3月10日），第二次见应是三日后（即3月13日），当时应桂馨就提出以“得差事并洋一千元”为条件请王刺杀宋教仁，虽然由于王不敢答应没有成交，说明在3月13日前后应桂馨确实开始布置暗杀宋教仁，而此时并没有来自北京的任何指令。收到应桂馨策划暗杀宋教仁的电报，洪述祖发现自己的处境也同样尴尬，是他把应桂馨引见给袁世凯和赵秉钧，后来又一直是应与中央的联络人，破坏宋教仁名誉的计划受到袁世凯的高度重视，但是应桂馨迟迟拿不来“证据”，使他没法向上面交差。于是 3月18日回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19日又电“事速进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从洪述祖3月14日收到应桂馨电报，到18日回电四天之内，洪述祖到底有没有请示过赵秉钧或袁世凯呢？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的讲话透露出一点消息：“自宋被刺后，拿获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怀疑赵秉钧，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为袁总统授意，乃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 王治馨还透露，面谈中袁世凯向赵秉钧透露：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世凯答：“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可”。宋教仁被刺死，难保不是洪述祖借此为迎合上意。这是一段值得重视的史料，快人快语的王治馨与赵秉钧关系密切，所闻当是直接得之于赵。其中洪述祖的话表明他不敢在总统面前直接请示暗杀，只好含混试探，而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洪述祖看到了，他就要“承旨”办理。袁世凯对形势有更清楚的认识，知道刺一人引起国会多数党的全党报复，反而可能带来极大危险，所以不同意这种鲁莽的手段。可洪述祖这样的小人物，并不能准确判断大局，揣摩旨意对袁世凯的话作了自己的理解，认为袁世凯并没有明确反对行刺，只是不愿意明说，自以为得到了袁世凯的含糊认可，遂于18、19两日连电应桂馨，引起了惊天血案。刺宋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宋教仁虽然公开竞争总理，但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而宋死后，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远高于宋的领袖，愤怒的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把袁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即所谓“法律倒袁”。所以袁世凯在宋案后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袁世凯后来还对人说不怕国民党起兵，最怕国民党合法地把他选下台，他并不能事先料到国民党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对策，导致内部分裂混乱，最后一事无成。即使任命宋教仁为内阁总理，袁世凯仍能凭借总统的权威控制局面，没有必要冒险刺宋。袁世凯作为总统拥有《临时约法》所赋予的公布法律、任命国务员等巨大的权力，足够与内阁抗衡，在总统与内阁形成僵持的时候，他也完全可以指望像以往唐绍仪内阁时期一样，在立宪派、北洋军队、多数地方都督以及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下迫使内阁屈服。实际上1912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后，国民党在临时参议院已经占绝对多数，仍然奈何不了袁世凯，无法组成政党内阁。所以袁世凯并不害怕宋出任总理，而真正有些担心的是国民党占多数并拥有总统选举权和制宪权的正式国会，考虑到激怒国会的严重后果，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为相对次要的内阁问题冒险刺宋。当时大借款尚未成立，袁政府的财政地位岌岌可危，没有冒险决裂的本钱。1913年初，梁士诒南下广东的时候，曾经透露中央财政最多可以支持到4月份。本来年初大借款谈判很有希望，但由于种种原因，谈判陷于停顿，中央财政前景暗淡。收买政党、收买南方军队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即使是亲信的北洋军，也带有明显的雇佣兵性质，没有充足的军饷，调动都很困难，不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如果国民党能够抓住宋案后袁世凯威望大受打击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各派势力对袁世凯的疑虑心理，以哀兵的姿态广泛联合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在中央以国会和宪法为号召，在地方结成实力雄厚的军事联盟，袁世凯所要面对的形势将会是非常被动的，因此刺宋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孙中山和陈其美的嫌疑宋教仁究竟何人所杀，至今没有定论。北洋军对此也有看法。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一书讲述了自己从1911年到1915年的见闻，书中披露，袁世凯多次派密使与宋教仁接洽，欢迎他北上，宋教仁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在北上临行之前，陈其美、应桂馨等人询问宋教仁关于国民党内阁的组织办法，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听了宋教仁的想法后，应桂馨就骂宋教仁是叛党，并企图当场杀害宋教仁，但被在场的人劝阻，宋教仁见此举动，便说：“死无惧，志不可夺”，最终大家不欢而散。孙、宋不睦是人所尽知，民国成立之后，宋教仁坚持内阁制，而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再之后，宋教仁醉心政党政治，拉拢小党，组成国民党，试图通过控制国会实行内阁制。而孙中山一直冷眼旁观。随着国民党的大胜，宋教仁路线似乎占了上风，如果宋教仁组阁成功，甚至推动内阁制成功，那么宋教仁就会成为国民党当仁不让的领袖，宋教仁路线会成为国民党主流路线，已经边缘化的孙中山就会成为一个象征性的领袖。这对孙中山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中山也有杀宋教仁的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在二次革命后，要求党员按手印，是对宋教仁路线的一种清算。陈其美是孙中山嫡系心腹。很显然如果孙中山被边缘化，下场最惨的就是这些犯组织错误跟错老大的人。宋教仁路线如果成为主流路线，并成功上位，那么宋教仁系就会分到最大的大饼，而他们这些跟错人的就会慢慢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对陈其美这种野心勃勃的人来说，可能比死还难受。所以说，陈其美或孙中山出手杀死宋教仁也未可知。涉案人员的离奇死亡武士英：落网后不久，武士英就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转到上海地方当局中国人自己的监狱。移交不久，他吃了应桂馨的朋友送的毒馒头，暴毙狱中。应桂馨：被移交中方监狱后，应桂馨竟逃出监狱，躲到青岛。“二次革命”之后，他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又公然从青岛到北京向袁世凯索酬，终于惹恼了袁世凯，1914年1月，应桂馨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乱刀砍死。赵秉钧：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赵秉钧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隶都督任上。当他获知应桂馨的死讯，不请示袁世凯便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世凯抱怨：“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不久，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洪述祖：宋案发生后，洪述祖离开北京后就躲进德国租借地青岛。1917年，洪述祖终于被捕，直到1919年被判死刑。洪述祖从未以作公务员传达袁、赵指令为自己辩白，在洪的供词中并未牵连袁世凯和赵秉钧，而此时无论赵秉钧还是袁世凯都已死去多时。
w**********5 发帖数: 1741	2 难忘的高中数学竞赛来源: writeforfun 月初写了篇拙文回忆中学时代物理课承教于一对伉俪恩师的故事，遗憾的是写在了俩位老师都辞世之后，没法在他（她）们生前就与之分享这些难忘的经历。吸取教训，这次勤快一点，早些写下另段回忆，献给高中一直教我数学的陶公美老师。我读高中正值文革刚结束，那时只读两年。学校为高考考量，在我们同年级的四个班读完第一年后，又进行了一次分班，把冲高考希望大些的集中到了一班，陶老师在高一和高二时一直担任着一班的数学教学，高二时他还担任了这重点班的班主任，可见学校领导们对他的教学水平和鼓励鞭策学生的能力都深具信心。那个年代每个高二年级老师的教学和管理或许都大同小异，套用篡改托尔斯泰描述家庭的那句话形容一下：复习应考的过程都是相似的，沿途经历的故事却各有各的不同。我本文要讲述的就是以陶老师为主角的一个故事，他关键时候的决定对我后来漫长的人生都有极大影响。一九七八应是中国教育和科技上最彪炳史册的一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头两级大学生都在这一年入学。徐迟年初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影响也很大，莘莘学子们都以陈景润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全国形成了向科技进军的热潮。顺应这样的形势，我们县的教育局七八年秋天决定举办第一次全县范围的数学竞赛，分为高中和初中两个组，组队参赛的既有县城的两所中学，也有象我母校这样的十来个区级乡镇中学。竞赛前一天，陶老师和初中部的一位老师带领我们学校两个组的七、八位学生来到区镇的停车场上，计划乘坐公交车去县城参赛。等了一会车，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通往县城公路的中间有一段山体塌方，这样我们当时能靠交通工具去县城的唯一方式就没了，而从区镇去县城的公路里程大概有一百里左右，面临这样没车可乘的困境，通常的作法肯定就放弃参赛了，无论对学校领导还是县教育局要解释缺席参赛，无车可坐都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我们学生也打算心安理得地放弃了，但这时陶老师作了个出乎意料的重要决定：步行去县城参赛！当时我们这十来人的队伍要想继续参赛的话，靠步行长途跋涉也只能是唯一的选择，但陶老师说出这样的主意后，我仍觉得很惊诧甚至内心还有些抵触和不情愿，毕竟那么远的步行已是我此前走过最远路程的三倍左右，但老师作出了决定，我们学生肯定都只能服从。于是我们又从区镇的停车场往回走三里多路退回到中学，从中学背后抄小路走一大段山路，再去接公路，沿着走完后一半去县城的路程，这样比直接一直沿公路走要少十来里路程。记得那天陶老师和初中部的另一位老师带着我们七八个学生从母校中学出发时大约是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就那样一直走了八九十里路，抵达县城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当时那疲累的感觉应是这大半人生中最记忆深刻的一次：蹲下去后就感觉站不起来了！到县城那么晚还得就近找家旅馆歇息，不幸的是那家旅馆已无足够的床位服务我们这一行十来人，必须俩俩拼床，我在学生中体型较瘦小，那晚被安排和成年人的陶老师挤在一张床上，走了一天路后疲惫至极，估计也没仔细地好好洗脚就睡了，也不知那晚我的臭脚把陶老师熏到什么程度，但估计他为了我们在第二天的竞赛中取得好成绩，我的脚再臭他也能忍吧! 和长途跋涉去参赛这艰难的过程不同，第二天的考试却很顺利，结果也出乎意料的好：我以９０分的成绩取得了高中部几十位参赛学生的第二名，前一天的万般辛苦似乎得到了回报！其实几十年后再回头看看，文革刚结束后的中学课程内容好简单。我记得当时考完下场后很快就省悟到错了一道跟圆锥形有关的几何题。圆锥形的一维变量有斜边长，底圆半径，底圆周长及圆锥的高度，二维变量有底面面积和圆锥侧面面积，三维变量只有圆锥的体积，在所有这些变量中，知道了几个要算出另外几个并非难事，最关键的是要懂得圆锥侧面展开以后是扇形，而我们以前的作业和考试都没碰过和练习类似这般的圆锥形几何题。竞赛那天不知是考试时间快完了来不及仔细斟酌一下，也或因潜意识里的错误直觉又懒得动脑筋，竟稀里糊涂地把圆锥面展开以后的形状简单地当成了三角形处理，现在想起来真感觉自己当时有点脑残！这种四十多年前的高中数学竞赛题放到现在估计也就是初中低年级的内容，也说明时代的进步和知识的深化和演进，现在的高中毕业班要掌握的数学课程复杂和难度应远非我们那个年代可比吧！错掉的这道简单题目时常带给自己对少时青涩粗糙的反省，篡改一句名诗来表述一下这＂弊错自珍＂的心态：此题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却惘然！再说几句这次竞赛的奖品：除了几本数学书外，还有个计算尺。这种利用了对数原理而造的简易计算工具对那时刚学了对数不久的我算很新奇之物，一直珍藏了多年！更先进的计算器几年后才普及，但在一九七八年还极少，那时候在大城市可能也算稀罕之物，我们偏远小县的数学竞赛当时选择了数学书籍和计算尺作奖品也算很有意义。高中同学微信群六年前建立时，和同学回忆起这次步行八九十里去县城参加数学竞赛的艰难过程后，有感而发篡改苏东坡的诗词写了下面这首这照片上的打油诗，背景照片就是我的中学母校，我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最难忘的五年，遗憾的是因修建三峡工程学校早已永沉江底，现在要访古怀旧已无迹可寻，只能用北岛有首诗写的那样来自我宽慰：＂一切都是烟云…一切往事都在梦中…＂我在母校中学的几年虽然成绩也还不错，考试在班级内常能进入前几名，但山外青山楼外楼，没有去参加这次县里数学竞赛的话，只会继续局限在本校内而夜郎自大，今后真的看到山外青山而蒙受挫折时或会一蹶不振。有道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那次陶老师力主要带我们步行长途跋涉也要去参赛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争取给自己的学生建立自信心，万一考试结果不好我们这农村中学也不会失去什么荣誉，而考得好的话不只赢得一次竞赛的荣誉，甚至也对以后漫长人生所面临的各种考试都有意义！国内这些年的教育大跃进已进入博士满街走的时代，但对几十年前那些八十年代头几年的大学毕业生，考研和读博竞争还是十分激烈的，而我能在每个重大的人生关口无往不利，相信肯定与陶老师带我去参加了这次成功的数学竞赛而建立起的自信有关。做科学证明题时有种方法叫数学归纳法，就是先验证在第一步n=0的原初状态时结果成立，然后假设在第n=k步时结果也为真，再证明在第n=k＋１步时结果正确就行了。把这数学归纳法应用到人生历程上，感觉我在中学初、高中几年学习一直还不差就象验证了n=0，１，２、、、的一些初始状态时结果成立；而陶老师带我去参加的这次数学竞赛就象验证了（而不只是假设！）状态大幅跳跃到n=k步时结果也为真，这对我要去证明在人生的n=k＋１，k＋２，、、、、等步时的结果也为真就潜意识里有了极大的信心。象那次全县范围的数学竞赛估计在我们县后来办得很少了，因为教育体制很快改革，区级中学的学生初中毕业经过考试可直接去最好的县城中学升高中，此后在乡镇中学读书的高中生可能再难于同享受更丰厚教学资源的县教育局嫡系县城中学学生竞争。虽然学校与学校的不平等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美国的中学也有名校和普通学校，私立和公立之分，而国内城、乡中学的资源差异和大城市分学区及本地和外来的不同户口等级森严地就读带来的差别也同样显著。中、美的教育除在各自的学校体系内存在类似的不平等外，教育学生的整体大思维似也明显不同，简而言之，美国的老师对学生多以表扬为主，中国的老师则多有批评。美国老师通常会对任何学生的闪光点不吝辞藻地大加褒扬，象＂你是最好的！＂，＂你干得真漂亮！＂这样的话美国的老师会随时挂在嘴边，他（她）们似乎宁可表扬错了，也不愿少一个对社会有用、富有创造力的人才被埋没。这样的教育风格有利于所有学生在校时就知道自己何所擅长，离开校园后充满自信，把被老师经常表扬过的各种优点发扬光大，服务于社会。中国教育标的似乎主要是想把学生训练成要遵纪守法的顺民，所以老师们一般不放过学生的每一个错误进行批评，宁可批评错了，也不愿将来多一个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我们那个年代最常唱的一首歌的主要歌词是这样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没有老师，估计也不会有老师敢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将来是不需要对某位个人或某一组织效忠的，你们要忠于的是科学和真理，除非你们将来长大以后准备混黑社会，才无论对错也须不分青红皂白地愚忠！＂这样经年累月把人往＂革命螺丝钉＂的方向培训，人的个性和棱角被磨掉了，想象力和创造性也丧失不少，离开校门时的自信心可能也所剩无几，更不用说还会有多少比例的学生会保有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情怀。但估计美国这种教育方式下的学生们老被教师灌输＂你是最好的＂这样表扬迷魂汤之后，走出校园时怀有＂舍我其谁＂气概的学生比例要高很多吧！本写回忆，却跑题快变成教育比较了，就此打住，也希望不同意我观点的网友们轻轻拍砖。再说几句感谢师恩的话：衷心感谢陶老师那次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带我们艰苦跋涉去参加了数学竞赛，让我在中学毕业迈出校门前大幅提升了自信心。
w**********5 发帖数: 1741	3 CNN高管自己亲口说出来，不报道非裔袭击亚裔的案子，为了帮助BLM运动保持势头；回避有色人种枪击案，只报道白人作案的枪击案。挑起种族斗争的，就是这些没有底线的所谓的“主流“媒体，挑拨中底层互斗，方便精英层割韭菜，让民众产生恐惧感从而依赖强权和政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zU4NzM2NQ==&mid= 2247522692&idx=1&sn=fe060cf557ab096fc597bc9ffb57fa8c&chksm= faa36d4ecdd4e458a382169a59c6d5121dfb51e08cd0612067a39487de1c40f40ab047e97748 &mpshare=1&scene=24&srcid=0417aKC0M7pbj7a3gX0Iv1O0&sharer_sharetime= 1618599050373&sharer_shareid=64218f03e11a7bc8f8d6e8d19a996c89&exportkey= Aqoa5lOjVTJ4tNyXxaQWwUM%3D&pass_ticket=XpxoOGjALBvDPTdQljSBchDgv65% 2BjaSi2RNDbD5phZKKBhd4Ewquw%2F6rbwowM%2Bav&wx_header=0#rd
w**********5 发帖数: 1741	4 CNN高管自己亲口说出来，不报道非裔袭击亚裔的案子，为了帮助BLM运动保持势头；回避有色人种枪击案，只报道白人作案的枪击案。挑起种族斗争的，就是这些没有底线的所谓的“主流“媒体，挑拨中底层互斗，方便精英层割韭菜，让民众产生恐惧感从而依赖强权和政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zU4NzM2NQ==&mid= 2247522692&idx=1&sn=fe060cf557ab096fc597bc9ffb57fa8c&chksm= faa36d4ecdd4e458a382169a59c6d5121dfb51e08cd0612067a39487de1c40f40ab047e97748 &mpshare=1&scene=24&srcid=0417aKC0M7pbj7a3gX0Iv1O0&sharer_sharetime= 1618599050373&sharer_shareid=64218f03e11a7bc8f8d6e8d19a996c89&exportkey= Aqoa5lOjVTJ4tNyXxaQWwUM%3D&pass_ticket=XpxoOGjALBvDPTdQljSBchDgv65% 2BjaSi2RNDbD5phZKKBhd4Ewquw%2F6rbwowM%2Bav&wx_header=0#rd
A****C 发帖数: 1	5 孙中山后来被苏联收买，成为兲朝第一大罪人。【在 w**********5 的大作中提到】 : 是谁杀死了宋教仁：疑点重重孙中山或是真凶 : 文章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于 2021-04-13 : 19913年3月20日晚，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正准备乘火车由上 : 海启程去北京晋见袁世凯，并参加4月8日开幕的新国会。此刻，不仅是宋教仁人生的最 : 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距离民主宪政最近的时候。 : 当于右任、廖仲恺、黄兴和陈其美等国民党大员与宋教仁话别时，突然杀出一名刺 : 客，对准宋教仁背后连开三枪，这位年轻的政治家随即倒在血泊之中。黄兴等人立即将 : 宋教仁扶上汽车，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医生马上动手术钳出子弹，发现弹头有毒 : 。两天后，宋教仁不治身亡。 :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北京。袁世凯惊愕地说：“有此事乎？”看过电
w**********5 发帖数: 1741	6 从一战爆发看中美要怎么才能走向战争来源: 朱头山现在国人都很兴奋，经过耻辱百年，连美帝国主义也承认，中国是它们的头号对手，俄国只是个小混混，拜登都懒得理它。这和朝鲜战争时不一样，虽然当时出人命的是中国，美国还是没把这笔仇记在中国头上，中国只是俄国的爪牙。能混上世界头号强国的头号对手，是中国一百多年努力的结果，国人能不兴奋吗？如果能打败美国，那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梦想了，就像陈微将军说的那样，除了胜利，别无选择！要想胜利，就得向历史学习。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大的转折点。俄国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都是源于这次大转折。但一战的起因，不像二战那样有个清楚的脉络，至今历史学家对此依然争论不休。让我们回顾一战的历史，来看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避免或加速战争的发动！在1914年之前，欧洲处于自己的巅峰时代，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然后这个黄金岁月忽然结束，欧洲开启了地狱模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一直折腾到1945 年，才算大致尘埃落定。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底怎么打起来的？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有种传统说法，说垄断资产阶级发动了这场战争，好攫取巨额利润。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这么说，但这个解释经不起推敲，现在主流学术界很少这么说了。事实上，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大部分银行家和企业家比老百姓更反战。比如说罗斯柴尔德银行董事长又是托关系，又是花钱，希望《泰晤士报》发表一些反战文章，但是《泰晤士报》根本没有理他，热情澎湃地呼吁出兵。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各个大国为了争夺殖民地、争夺海外市场、原材料供应，而发动的世界大战。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但也禁不起推敲。我们还是回到事件现场，看看战争怎么爆发的。最粗略的一个线条，就是：奥匈帝国要打塞尔维亚；俄国说奥匈你要打塞尔维亚，我就打你；德国说俄国你要是敢打奥匈帝国，我就打你。然后其他国家一个一个被拖下水。奥匈帝国根本没有殖民地。德国只在非洲有点殖民地，跟俄国离着十万八千里。这几个国家完全没有海外冲突。如果要是为了抢夺海外殖民地，英国就应该跟法国开战。它们俩的殖民地犬牙交错，很容易有冲突。1898年，双方就在非洲闹过一次大的。英国想要从北到南打通非洲，把英属殖民地连起来；法国想要从东到西打通非洲，把法属殖民地连起来。结果在两条线的交点上，双方发生了严重冲突。不过法国很快就让步了。没过几年，英国和法国还成了铁杆盟友。事实上，对欧洲大国来说，海外殖民地并不那么重要。唯一的例外可能是英国。其他的国家并不怎么需要那些殖民地。就拿德国来说，它的殖民地基本都是赔钱货。搜刮的那点税还不够养活派去的士兵呢。德国外交部殖民司的司长，在1907年提出的宏图远略就是让殖民地能不亏损。德国想要占领殖民地，主要不是为了经济目的，喀麦隆的黑人也买不了多少德国机床。它主要出于一种虚荣心：别的大国都有殖民地，那我也得有。管它有用没用，反正抢了再说，说不定哪天就有用了呢？对于1914年的欧洲列强来说，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只是边缘利益，不足以挑起世界大战。所以，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那么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理由：英德矛盾。英国是老牌霸主。德国快速崛起，经济力量超过了英国，所以双方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多历史书上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核心矛盾就是英德矛盾。这个理由很抽象，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德国的崛起确实引起了英国的不安。尤其是德国海军扩张，更是让英国极为厌恶。但是，在1913年的时候，德国把兴趣转移到陆军上了，海军竞赛大致告一段落，英国和德国没有太多矛盾。在协约三国里，英国是最不愿开战的一个，拖拖拉拉一直拖到最后。法国总统急的都要崩溃了，英国还不紧不慢地在议会里辩论。至少就这次战争而言，英国和德国并没有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然是很多因素的合力。但论起最重要的推动力，那就是两个：地缘政治和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要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政治家的误判。先说地缘政治。要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要追溯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德意志帝国就此建立，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同时，它也附带产生了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法国割让了阿尔萨斯-洛林。这件事是俾斯麦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在其他时候都很克制，比如打败奥地利的时候，就坚持不要一点领土。但是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他没扛得住国内的压力，逼着法国割了这块领土。这属于触及到核心利益了。领土不像赔款。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50亿法郎，折算成白银的话，大概是7亿多两，比中国辛丑条约赔的钱多多了。但是这笔钱法国很快就赔完了，时间一长也就忘了。钱能忘，可是丢掉的领土不会忘。法国人只要一看地图，就会怒火上冲。所以从割地之后，法国就永久地恨上了德国。以后欧洲各国关系变来变去，只有一件事不变，那就是法国是德国的敌人。这是欧洲地缘政治的定海之锚。土耳其帝国衰落后，巴尔干半岛出现了很多小国家吗。这些小国家在地理上离奥匈帝国近，但是在民族性上离俄国近，都是斯拉夫人。离奥匈帝国近，奥匈帝国就要向它们伸手；民族性上离俄国近，它们就要向俄国求援。而同为日耳曼人，德国最后决定与了奥匈结盟，于是俄国和法国结盟。欧洲的地缘政治导致了两个互相对立的盟约形成，剑拔弩张！民族主义一直就有，但是到了一战前夕，它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尼采的“权力意志”，还有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这些思潮搅和在了一起，有了强烈的进攻性。在1914 年的欧洲，大家喜欢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 斯拉夫民族”挂在嘴上，认为每个民族都非常独特，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彼此之间是尖锐的竞争关系。以前战争就是战争，为了得到具体的利益，实现具体的目标而作战。现在战争却是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利益可以妥协，目标可以改变，但是民族的生死存亡怎么能妥协呢？如此一来，就切断了大家的退路。而且，世界变小了。以前，欧洲可以向外扩张，现在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力量不得不转而向内。于是，欧洲就成了一个刘慈欣笔下的“黑暗森林”。那世界是不是个黑暗森林呢？也说不是，也说不上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只要大家认为自己身处于黑暗森林，那么世界就算原来不是，也会变成一个黑暗森林。这个转变大致发生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没有人能说得清准确的变化过程，也没有标志性事件。它好像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1890年之后，欧洲的整个气氛都变了，大家的思想模式也变了。大家普遍有一种“战争迟早会来”的感觉。有些人是欢迎战争的，他们把战争当成一种冒险，一种奇遇，一种打破枯燥生活的途径。和平久了，人是会有这种妄念的。还有一些人倒是害怕战争。但是老觉得恐惧，时间久了，神经绷得太紧，反而会有一种“既然逃不过，还不如早打早省心”的感受。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参战各国的老百姓往往有一种兴奋感，或者是一种如释重负感。不光是老百姓，最高层也收到了思潮的影响。在以前，外交家们可以相当随意地谈判，可是到了一战前夕，他们收到了舆论的巨大压力。谁也不敢随意退让，否则很容易垮台。七月危机到来的时候，俄国沙皇就非常担心，自己如果向德国让步，国内会爆发革命。在当时，殖民地可以谈判，关税可以谈判，经济利益可以谈判，巴格达铁路可以谈判，这些东西在大家眼里，并不是特别重要。最无法谈判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盟友。地缘政治的形势咄咄逼人，谁也不敢抛弃盟友，因为孤家寡人无法在黑暗森林里存活。哪怕强大如德国也不行。再有一个就是面子。一个在敌人面前丢面子的国家，根本顶不住舆论的压力。最后就是政治人物的错误，首当其冲的是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是个奇葩。他胆子并不大，绝非希特勒式的人物。但是他性格轻浮多变，喜欢出风头，到处惹事。而且还特别楞。楞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保加利亚国王是到柏林做客，正在窗口眺望风景。大庭广众之下，威廉二世走过去，伸手往人家屁股上一拍：老哥，弄啥嘞？保加利亚国王视此为奇耻大辱，愤然离开柏林，恨了他一辈子。威廉二世对复杂的世界局势缺乏洞察力，就像个愤青一样夸夸其谈，把局面搞得一团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集体合力导致的一场悲剧，但如果要细分责任的话，威廉二世的责任是最大的。他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德国被英、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从海洋上封锁住了。为了打破封锁，他提出了一个“世界政策”。但这个政策到底是啥，包括他自己在内，没人知道。德国其实没有太多的领土需求。威廉二世没想大肆扩张。他可能想在非洲再多捞块殖民地，在土耳其多点影响力，其他就没有太多想法了。但是他的口号很吓人：德国的世界政策！听上去好像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你可以提出具体要求，殖民地也好，关税也好，巴格达铁路也好，都可以谈，但是这样一个模糊的东西是没法谈的。美国作家塔奇曼就说，“俾斯麦追求的目标很清晰，志在必得；威廉二世却海阔天空到处伸手，但是真正想要什么，自己却并不知道。”但越是这样，别人越吃不准你，却吃不准你，越觉得你恐怖。再加上威廉二世是个大嘴巴，想什么说什么，有点像推特上的特朗普。他到处嚷嚷：大英帝国啊，我要挑战你！英国雄狮啊，见了我，你的尾巴要卷起来了！他始终没搞明白一件事：德国国力太强了，无论他说什么，别人都会特别认真地对待。比如“世界政策 ”，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种抒情的表达，但是对于其他国家，它们都会从这四个字里感到真实的威胁。威廉二世一直有点委屈。英国和法国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奥匈帝国想要在巴尔干扩展；俄国想要得到君士坦丁堡海峡；德国呢？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也没有怎么扩张，可是在别人眼里，它却成了充满威胁的头号大坏蛋。归根结底，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打起来的，也不是因为贪婪打起来的。它是一场根源于恐惧的政治性战争。现在世界的局势和一战前有的一比，而中国特别像当时的德国。地缘政治：虽然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取代美国的意思，中国政府也反复如此表白，但实际上的一些行为，让美国极其担心：中国要在经济上取代美国，还要建立一套自己的“世界秩序”。虽然中国领导人自己觉得很冤枉，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也没有怎么扩张，可是在别人眼里，它却成了充满威胁的头号大坏蛋。这和当时的德国一样，由于中国的个头，你韬光养晦别人尚且狐疑，你还战狼，人家早吓得结盟了。亚洲四国联盟就像当年针对德国的三国协约，中国唯一的同盟对象就是俄国，就像当时的奥匈，伊朗则像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未来的世界大战，大约会发生在中俄伊为一方，盎格鲁撒克逊同盟（五眼），北约和亚洲民主国家（日印韩澳台）为另一方之间。中国也有个像威廉二世一样的二世，也是一个变数！但是在民族主义方面，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如一战前那么强烈。中国民族主义最起劲的都是些社会下层，韭菜，而上层都和西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没有为了民族尊严开战的意愿。如果这第三次世界最后也因为政治恐惧而打起来，此方（中俄伊）与彼方恐惧的东西不一样。尝到了通过意识形态打垮苏联的好处，美国是想重复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故事的。西方对集权制度的妖魔化已经深入人心，例子也比比皆是，纳粹的集中营，古拉格的故事，红色高棉的恐怖，文革的残酷.....在这点上，连中国自己的媒体也不否认，那些黑苏联，黑文革的作品，在中国也没列入禁书。而中国自己的宣传，则完全是防御性的，还搞出什么“污蔑英雄罪“，对英雄事迹表示怀疑就要坐牢，怎么能伏人心。在中国人心里，gcd就是邪恶，干部就是腐败，你再禁言也没用，也无法赢得道德高度，政权也因此缺乏合法性。在意识形态上，中g是多么绝望，多么无助。俄国和伊朗尽管有选举制度，但也同样陷入不民主，无人权的话语权陷阱。那里的人民由于网络封锁不如中国搞得那么好，知道得更多。对此，三国的领导阶层是非常恐怖的，他们下台后不会如西方政治家那么逍遥，可能面临齐奥塞斯库那样的被满门抄斩的命运。因此，此方的恐惧主要是统治阶级对失去权利的恐惧。彼方的恐惧，则主要来自人民，由于被集权制度的恐怖往事所吓坏，人民害怕集权国家会发动战争，从而把集权制度施加于全球，建立起1984式的老大哥专权的制度。人民的恐惧，会迫使政府加强军备，甚至采取主动攻击，先发制人消灭敌方。如最近透露出来的美韩战争计划，如果朝鲜的核弹数量高于50枚，美国将发动先发制人的斩首攻击。因此地缘政治和政治恐惧，仍将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如果中国想加快战争的到来，就采取加剧地缘紧张的措施，加大恐惧的力度，美国也一样。至于有人认为，因为有核武器的存在，不会有世界大战了。热战，也许对，但冷战和新式作战，则一定有。苏联崩溃就是一场政治战，也是一种战争模式，以后还有网络战，金融战，斩首战，代理战，要打，总是有办法的！
m*******n 发帖数: 4186	7 什麼主流媒體，根本就是下流媒體 : CNN高管自己亲口说出来，不报道非裔袭击亚裔的案子，为了帮助BLM运动保持势头；回 : 避有色人种枪击案，只报道白人作案的枪击案。挑起种族斗争的，就是这些没有底线的 : 所谓的“主流“媒体，挑拨中底层互斗，方便精英层割韭菜，让民众产生恐惧感从而依 : 赖强权和政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zU4NzM2NQ== 【在 w**********5 的大作中提到】 : 从一战爆发看中美要怎么才能走向战争 : 来源: 朱头山 : 现在国人都很兴奋，经过耻辱百年，连美帝国主义也承认，中国是它们的头号对手，俄 : 国只是个小混混，拜登都懒得理它。这和朝鲜战争时不一样，虽然当时出人命的是中国 : ，美国还是没把这笔仇记在中国头上，中国只是俄国的爪牙。能混上世界头号强国的头 : 号对手，是中国一百多年努力的结果，国人能不兴奋吗？如果能打败美国，那更是一个 : 令人向往的梦想了，就像陈微将军说的那样，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 要想胜利，就得向历史学习。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大的转折点。俄国革 : 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都是源于这次大转折。但一战的起因，不像二战那样有个清 : 楚的脉络，至今历史学家对此依然争论不休。让我们回顾一战的历史，来看中国要采取
k*******r 发帖数: 16963	8 炮党就是个暗杀团伙，常校长是头号杀手
w**********5 发帖数: 1741	9 Best Picture： “Nomadland” Best Director： Chloé Zhao, “Nomadland” Best Actor： Chadwick Boseman, “Ma Rainey’s Black Bottom” Best Actress： Frances McDormand, “Nomadland” Best Supporting Actor： Daniel Kaluuya, “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Yuh-Jung Youn, “Minari” Original Screenplay： “Promising Young Woman” Adapted Screenplay： “The Father” Animated Feature： “Soul”
w**********5 发帖数: 1741	10 Best Picture： “Nomadland” Best Director： Chloé Zhao, “Nomadland” Best Actor： Chadwick Boseman, “Ma Rainey’s Black Bottom” Best Actress： Frances McDormand, “Nomadland” Best Supporting Actor： Daniel Kaluuya, “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Yuh-Jung Youn, “Minari” Original Screenplay： “Promising Young Woman” Adapted Screenplay： “The Father” Animated Feature： “Soul”
w**********5 发帖数: 1741	11 陶斯亮：相逢一笑在梅州 2007年5月12号清晨，我接上发小曾延丽夫妇同赴机场，此次是去梅州参加叶帅诞辰110 周年的纪念活动。有130多位开国元勋、将帅、前省部级干部的后代前往参加此次活动，可谓一次空前绝后的大聚会！用一位元帅之子的话说“也就是叶家能做到，别人谁家都不行！”我理解是因为谁家也没有叶家这么宽泛的人脉和实力，当然叶帅的威望更不言自明。叶家枝繁叶茂，五代人就有好几百口。叶选平、邹家华是国家领导人；叶选宁神龙一个，连江主席都戏称他“老板”；叶向真是着名的电影导演；叶选基、叶选廉……个个不凡。从这次请的人就可以体会到主人的良苦用心。特别是向真，皈依佛门后，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就更是想促成子弟们的“大和解”。在这里有四部分人在过往的所谓路线斗争中是受到牵连的：毛远新来了；刘源、邓林和我，代表“刘邓陶”来了；“彭罗陆杨”的子女也来了。林小霖来了（林豆豆也被邀请但没来）。无论什么场合，即便晚宴上，她都背着个漂亮的小草帽。我问她干嘛老背着呀？她说没地方放。大热天也总是围着一条长纱巾。总之她是个与众不同、有个人特色的人。 1958年被错误打成“教条主义”的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的儿子们来了。胡、赵、华家都受邀派了后代来，他们父亲都是前国家领导人。除我外，方方的儿子方超，古大存的儿女，冯白驹的女儿冯尔敏，也都受到了邀请，这分明是想让“反地方主义”的双方握手言和。最意外的，向真前夫，大名鼎鼎的钢琴大师刘诗昆也受邀来了。现在与向真相依为伴的是着名电影摄影师罗丹，其外祖父是我党传奇特工钱壮飞。选宁和向真打小就认识选宁，早在 50 年代就认识了他，是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场合。那时我在广州第十五兵团小学上学。有天上体育课，跑 50米，我穿了双皮鞋，鞋有点大，我又很笨，没跑几步就摔了个大马趴，一只鞋飞出去老远，只听见旁边一个男生哈哈大笑：“陶斯亮，陶司令，飞鞋司令！”那男孩就是叶选宁。从此以后，只要一见我，第一句话准是“飞鞋司令”，这一叫就是半个世纪。不过我们只是偶尔碰面并无深交。我知道他是个有权势又神秘的人物，从事高层情报工作，就更觉得有距离感。叶选基曾指着选宁对我说：“你的档案都在他那儿呐！”这意思是说我的一切情况选宁都门儿清，我的小命儿攥在他手里。但他是叶帅的儿子，特别他母亲是我崇敬的曾宪植阿姨，因此对他又有几分敬畏。 image.png我们抵达梅州后，选宁亲自来机场迎接。印象里那个风流倜傥的小生，变得完全认不出了。选宁不幸，在文革中失去了右臂，但是他练就了用左手写得一笔漂亮书法的本事。别看他现在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小老头，但那落拓不羁的做派，透着帅门虎子的霸气。他一见到我就来了句“飞鞋司令！”除了我没人听懂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着人中龙凤的父母，选宁占尽基因优势，既有父亲的才华智慧，又有母亲的豪侠仗义，活出了自己的不同凡响，也因此他能超越父辈的恩怨（在土改和反地方主义的事情上，叶陶有分歧是众所周知的），雍容大度地对待我。 90年代到本世初，我在广州扑腾得很厉害，为市长协会建联络处和培训中心，为中国医学基金会建医院，那十来年几乎每个月都会飞去广州1-2次，折腾得一溜够。选宁长期生活工作在广州，选平当时任广东省长。现在回想，叶家人对我是很宽容的，他们从未为难过我，否则我在广州的事业不会那么顺风顺水。 2016年夏，选宁因肺癌已瘫痪于轮椅上，他请战友文工团的老演员重拍了《长征组歌》，并请了他的一众朋友去广州，名为听红歌，实际上是向大家告别。选宁也邀请了我。我知道选宁请的都是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密友和同事，都是与之交情很深的一批人，按说轮不上我，所以接到他助手电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选宁见到我依然幽默地一声“飞鞋司令”。离开广州前我给选宁助手发了个短信，大概意思是：我这次才算真正领会到了为什么有人说选宁是我们这些人的“精神领袖”。我感谢他一以贯之地叫我“飞鞋司令”，只有我能从这个称呼中悟出童年时光的美好…… 助手后来告诉我，选宁听他念了我的短信后落泪了。一年后选宁去世，那规格哀荣备至。唉，相识半生，我对选宁一直是敬而远之，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才切身体会到他对我的友善。向真，即大名鼎鼎的导演凌子。我们同一年在延安出生，是发小，后来还是初中同学，我们私底下都叫她“牛牛”。听我妈妈说，由于牛牛的母亲有病，所以她是叶帅亲自带大的，应该是叶帅最疼爱的女儿。 image.png 从小到大总觉得向真跟我们不一样，她比我们长得高，长得漂亮，打扮洋气，很有文艺天赋，在实验中学是出名的人物。记得有一次与《董存瑞》的主演张良联欢，全年级去爬八达岭。那时我们崇拜英雄已经到了角色和演员不分的程度，张良在我们眼里就是董存瑞，能够呆在他身边是不得了的荣耀。而当时能够陪在他左右的只有向真等一批比较出色的学生，而我们，只能去陪扮演穆仁智的演员。后来向真果然走上艺术之路，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我们上大学期间是决对不许谈恋爱的，但是向真在大学期间不仅结了婚还生了孩子，她的夫君是当时如日中天的钢琴家刘诗昆。向真在文革中经历坎坷，文革后她导了一部高水平的文艺片——由刘晓庆主演的电影《原野》，令她闻名遐尔。可惜片子被禁，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走后门才看到的该片。不知是不是受电影被封的打击，总之向真以后就淡出了影视界，并且皈依了佛门，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谢晋十分称赞她的才华，认为她后来不拍电影太可惜了。向真还非常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现在任“孔子研究会”的副会长。这十来年，她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行书院式的教育，主张以 “孟母节”代替现在的母亲节。还经常能在媒体上听到她发声，批评官场贪腐现象，反对转基因食品……爱尔公益基金会推出孤独症儿童救助计划后，她头一个让她的基金会来找我们合作，惜因她病倒而末能实现。 image.png在省委省政府晚宴上抵达梅州当晚，即参加广东省委省政府晚宴。邓林、刘源、陈伟力、林小霖、毛远新等与张德江，黄华华在主桌就坐。我被刘丹拉到他那一桌坐下，这桌上陆德、曾世平是老熟人，安民、耿志远、薄熙成等都是小弟小妹级的。坐我旁边的曾生的儿子曾世平挺逗，哈军工毕业的，却操一口广东普通话。席间他给我讲起当年他父亲是如何被我爸爸点将当了广州市市长。曾生原是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少将，是位将军市长。我去向毛远新敬酒，说“我最后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男孩儿呢！”五、六十年代，有几年冬天，我总会在广州小岛宾馆的江青住处见到他和李讷。少年时期的远新朴素低调，上哈军工后，他是被总政认定为表现突出的三个学生之一（另两个是罗箭和罗东进）。远新现在的状态远比我想象的要好，白白净净，面色也红润，但拄拐杖，他说双膝关节都做了人工关节置换。 image.png 文革前选宁与远新是好朋友，后又同为哈军工的同学。文革中两人命运却天上地下，一个下放到工厂劳动，被机器绞掉臂膀。另一个则飞黄腾达，成为文革中的大红人，甚至有望成为钦点的新国家领导人。 1976年叶帅、华国峰和汪东兴等神武果断地逮捕了“四人帮”，毛远新也应声倒下，被判 17 年有期徒刑。1993年，毛远新出来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开始工资只有几百元，妻子是工人，女儿和外孙女都有听力障碍问题，自己也成了半个残疾人。而选宁却已成为隐蔽战线的显赫人物，荣获少将军衔。这真是造化弄人，世事无常啊! 我到网上重新搜索“张志新事件”，试图找到选宁隆重请出毛远新的政治依据，很遗憾，没有找到，没有一篇文章为毛远新开脱，看来时任辽宁一把手的他实在难推其责。倒是有一小段文字把我气得七窍生烟，这篇文章为了抹黑张志新，竟说张志新的丈夫曾真是我妈妈的弟弟，依靠这层裙带关系，俩人升迁都比较快。如此厚颜无耻地造谣，真让人无奈！既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么选宁的举动就是人性本能，是恻隐之心，是历史的仁慈。念朋友旧情和同窗之谊，选宁请远新来参加这次大聚会是可以理解的。一位上将的虎子就说“阿宁，你请远新来做的对，大家都别扯过去那些事儿了！” 向真导演“和解” 5 月 13 日，上午参加叶剑英纪念园剪彩仪式。这个纪念园由故居和新的纪念馆组成。展馆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展出了600多幅相片。看后，我深感叶帅不愧是一代伟人！他的革命生涯和人生阅历都太丰富了！毛说叶帅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个评价我认为非常符合叶帅的大智慧。 13号中午是叶家的答谢宴会，向真做主持，选宁代表叶家讲话。我没想到向真“导演” 了最轰动的一幕。酒席至中间，突然听向真喊道：“陶斯亮，到台前来！地方主义的都到台前来！”我想向真只说“地方主义的”没有说“反地方主义的”，应是种善意的表达吧。尽管意外，我还是第一个站到台前，接着冯白驹的小女儿冯尔敏来了，古大存的一双儿女在等待了一会儿后也都上来了，我们四个加上向真和选宁站成一排，场上掌声雷动，无数相机对准我们，一片闪光和咔嚓声。向真又让我们四人手拉手合影，我喊话方方的儿子方超，但他始终没有上来，不知是没有来，还是不愿上来？我与方超、古梦贤都是小学同学，如果没有“反地方主义”这件事，那该多好啊！对这件事我觉得有点不自然，有种被导而演的感觉。但向真的心意令我很感动。事后我对向真说：“谢谢，你用心良苦，我心领神会了。” 晚上在梅州市的剑英体育馆观看演出。前半段是颂扬叶帅的，用的形式都是客家山歌，汉剧等，体现了厚重的客家文化。后半场千百惠、高胜美、黄安等港台歌星表演，他们惺惺作态，在叶帅的画像前扭来扭去，与晚会主题显得格格不入。最后的压轴，也是最感人的一幕出现了——刘诗昆钢琴独奏。他一上场，就掌声雷动，毕竟是元帅的前女婿呀！当他转过身向叶帅像深深一鞠躬时，我的眼眶竟然湿润了。刘诗昆今晚演奏了四首曲子：《解放军进行曲》，《长征组歌》，《欢庆粉碎四人帮》，《长江之歌》。这四首特定的曲子象征意义很强。演奏完毕，当他将人们献给他的一束鲜花恭恭敬敬放在叶帅画像前时，人们都深深地被感动了。与彭钢回忆彭老总梅州风景如画，我们去游览参观了雁鸣湖、灵光寺等着名景区。一路上我都和彭钢坐在一起。彭钢谈起我爸爸给他家送姜的事，我则回忆起了彭总接我去他家过周末的事。 image.png对这件事，我是难以忘怀的，至今细节都很清晰。那大概是1955年的春天，在一个周六，刚放学，就见一女同学（估计就是彭钢）走过来，说彭总知道我在北京实验中学上学后，让她带我去中南海过周末（当时我家在广州）。彭伯伯的家非常朴素，只有用具而没有任何摆设，最显眼的，是在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张硕大的军用地图。站在地图前的彭伯伯非常和蔼可亲，说他在井冈山时就认识了我妈妈，还说我像妈妈，管我叫“小曾志”。彭总夫人浦安修清秀苗条文静，在我眼里就像是古画里的美人儿，与“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简直就是阴阳两极，又像是太极的黑白相合。彭总请我吃了顿简朴的晚餐，然后由浦阿姨照顾我睡觉，至今记得那间小小的房子和那张干干净净的小床。临离开前浦阿姨将几个小日记本放在床头柜上，说是送我的礼物，这几个小本子我至今仍保留完好。 59年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曾批判过彭老总，虽然他话说的不是那么狠，但他的“从一而终”论充满了封建主义的迂腐，那不是我想看到的父亲！彭钢说陶铸之左与贺龙一样，都是太过盲从了。庐山会议后，贺龙虽然当了彭专案组的组长，但彭总始终相信贺的人品，是不会干无中生有的事的。让我们陶家后人感到荣幸的，1978年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同时为彭德怀和我父亲召开了追悼大会。能与彭老总同一天洗清沉冤，恢复名誉，我为父亲感到欣慰。媒体先热后冷这次活动，媒体的表现有点奇怪。他们先期采访之热与后期报道之冷，形成了明显差距。 5月12号，下了飞机，刚进酒店房子，《梅州日报》的记者就紧跟着来采访。当日晚，参加晚宴后，刚进屋就接到《羊城晚报》记者的电话，要求采访。我说我封口了，她说她已经站在门口，只好开门让她进来。我谈了几点感受，一是叶家利用这次机会促成二代大和解，用心良苦，情真意切。也提到这样的规模，空前绝后，除了叶家谁家也搞不起来。我还谈到后代们的热烈响应，我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凭吊我们共同的父辈。” 参观叶剑英纪念园时，更是见到各路记者，长枪短炮，四处找人采访，我又被他们抓到，只好又说一通。 5月15号，在广州，我特意买了几份报纸，发现我们在梅州那些热气腾腾的事情，居然没有被媒体炒作！叶帅110周年的新闻，也不像我想的那样轰动。 14号的《南方日报》有个小标题，提到我在叶帅纪念馆翻拍相片，说“叶帅年轻时真帅！”文中还写了周秉德、刘源的心得。15号的《羊城晚报》在第十九版右下角登了一幅向真的相片，标题引用的是我说的那句话——我们凭吊共同的父辈，副标题是“叶帅 110诞辰周年纪念活动上，众多开国元勋后代聚首”，但完全没提人名，也没提我与古大存、冯白驹后代的合影之事，更不会转发手拉手的相片了，这样的题材一点没被炒作，网上也没有，真是奇怪！向真的意图悄悄被淡化了，甚至被抹掉了。媒体刻意地淡化，我想原因不在媒体，应是上峰的意思，毕竟活动涉及的敏感人物太多。“反地方主义”更是广东的一桩历史公案，很复杂，少碰为妙。文革前，从来没有感觉到“反地方主义”与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两位最好朋友的父亲恰恰被认为是犯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干部（广东副省长冯白驹、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云广英），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父母很喜欢她们，她们父母待我也是和蔼可亲。文革结束后，中央为被错误打成地方主义份子的一批干部平反，我方如梦初醒，极力想为父亲做补救，一些人也热心地想帮助我。除了向真，王任重叔叔和他的小儿子四龙，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刘主任，都曾很真诚地为我们做调解工作。接受作家米鹤都采访时，我说“当时那种DANG文化就是我把你打成反党分子，后来我也变成反党分子，最后实际上大家谁都不是反党、反主席的，绝大多数所谓反党集团都站不住脚，这就是我的观点。” 最近痴追电视剧《跨过鸭绿江》，边看边浮想联翩。我想到仅在朝鲜战争停战六年之后，1959年，彭老总、邓华、洪学智即被打为“反党集团”；文革中杨勇、解方、秦基伟等，还有“杨余傅”一批战将纷纷倒下；梁兴初、温玉成等又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牵连。总之在抗美援朝中战功赫赫的一代猛将，在以后的岁月中风蚀雨浸，沉沉浮浮。一网民写道“将军没有在战争中牺牲，却在斗争中倒下”。所幸的是他们最终都得以平反。当然，我这里指的是文革和文革前党内政治基本生态，现在的事，我就不甚了了了！我不知叶家子女是怎样看待党内路线斗争的？但他们这次做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消除党内斗争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弥合长期以来留在我们心灵里或深或浅的创伤。虽然他们的好心未必能得报，和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但他们的善举弥足珍贵。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写在后面的话转眼梅州行过去14年了，当年欢聚之人就如同老树枯叶一样，随时都会被秋风卷走。如今主人选宁走了，选平、选基走了，向真仍在病中，彭钢，小鲁，文惠，爱琴，远志都随风而去了…… 此刻，我呆在海南这个小渔村旁，远离了繁华与喧嚣，耳旁只有大海的声音。心一旦静下来，大脑就会异常活跃，我突然产生一个愿望，要把“梅州行”写出来，以告慰天堂里的选宁和病中的向真。今年是叶帅124岁华诞，也是选宁5周年祭，这篇文章就算是我献上的一束白花吧！
w**********5 发帖数: 1741	12 戚本禹回忆录（2016）第五章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 1．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 2．关于彭德怀等老帅批判大将粟裕 3．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5．1 关于“高、饶反党集团”案毛主席的治国思想里有一条是很坚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制。他赞成秦始皇的郡县制，不赞成分封制。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如果再长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机构，那就等于是有一个大中央，几个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顺应农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农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开发文件反对合作化。这样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准，只要向中央备案就行了。这些文件在下面看来，就等于是中央文件，都要执行的。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据我观察，毛主席对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满意。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年在石家庄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班底组成的。建国初搞计划，没有经验，计划不周，问题出得不少，经常闹出矛盾来。在这样一个多重复杂情形交织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个新的战略步骤，就是在 1952年把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和西北局的习仲勋这五个中央分局的书记调来北京，调整和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分机构，加强中央统一领导。这就是后来一般所说的“五马进京 ”。高岗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东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国的，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岗把东北的经济搞得挺好，因为距离苏联近，向苏联学了不少，搞计划搞得也好。所以，五马进京，主席调高岗到中央管计划，后来就有人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与刘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怎么产生的？这是个值得研究者发掘的历史点），主席调高岗进京，确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高岗在政治上平衡刘少奇。那时主席对于刘少奇搞专权感到不满实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听江青说，其起源在于延安分兵留下的后遗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强大兵力进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这个道理说服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同时主张分兵，坚守陕北，打通西安。本来该是刘少奇坚守陕北的，可刘少奇不会打仗，主席就自己坚守陕北，让刘少奇代表中央，让朱德指挥军队，率领中央工委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因为华北有粟裕和彭德怀为其各挡一面。用康老（康生)的话说，毛主席这是“有刘邦的苦衷”【注1】。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以区区人马对抗胡宗南20万大军，忙得不可开交，又因为发电报，容易被敌人跟踪到信号，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刘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请示。刘少奇离开主席后，独立指挥中央，形成习惯，以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华北土改期间，刘少奇向全国发指示，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这些东西过左了，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当时，连康老都受到影响，听刘少奇的，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在晋绥搞过左的东西。1948年主席进入山西之后，发现了问题，就想纠正，但是刘少奇已经形成了不请示主席、自己做决定、自己发文件的习惯了，主席回来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干预了。当时是在战争中，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全国的胜利，主席也不便批评刘少奇过多，只是暗示性批评过紧跟刘少奇的杨尚昆，期望杨尚昆提醒刘少奇注意一下。杨尚昆确实提醒过刘少奇，刘少奇点点头，文件却还是照发。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党内的重大事情，组织上提拔一个人，刘少奇都自己决定，让杨尚昆向全国发文。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就是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主席一直没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组织人事权。这样主席和刘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经出现了路线色彩，例如土改问题，合作化问题，就是带有路线性质的。在这类路线问题上，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评过总理，但主席对总理的不满意，性质上有别于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例如，总理主管财经方面的工作，财经方面的问题出了很多，物价涨了，票子发多了，等等。总理说，不是不请示主席，是请示主席就不能干事了，一个问题就要汇报半天，什么事情都汇报，那整天都只有汇报了，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只能当机立断。总理对我们这样说，是想得到我们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说了很多，我理解总理，因为经济问题非常具体，不好说清楚，说起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要讲前因后果的。比如要进口什么东西，就很复杂，从哪里进呀，用汇呀，等等。这就好比一个公司，什么事情都要先汇报，等汇报完了，事情也耽误了。当然，有些问题，总理也是拿不准主席的意见，就回避。例如搞新税制，搞财金减税，资本家减税，国营企业却要加税。这一条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认为至少同等，两免三减半。主席批评总理抓小事，这样的大事却抓不好。外交部和军队里很多人都替总理说话，说不是总理的责任。后来就追到薄一波，就发生了薄一波错误【注2】。高岗好像不很尊重总理的。我进中南海的时候，当时中南海有两个舞会，一个是主席那里，另一个是总理在紫光阁单独有个舞会。高岗一来，就在他自己家里也开了舞会，变成了中央有三个舞会。那些舞会跳正统的、规范的交际舞。我当时年轻，也常去参加的。我听高岗秘书说，高岗叫总理去他那儿参加舞会，就像是指挥部下一样指挥总理。当然这只是一点迹象，或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高岗和总理的关系，高岗夫人李力群有个回忆，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作参考的。李力群说，高岗从来就没有反总理，倒是在毛主席面前给总理说过不少好话。李力群既然这样说，就说明当时高岗和总理之间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有不协调的因素的。高岗主持的经委和总理主持的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当时还是第一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这些民主人士副主席，是摆样子的，不能定事情的，按工作程序总理也要向高岗汇报的。高岗出问题了，在七届四中全会受到中央批评，之后立即就有一个“高岗问题座谈会” （这两个会议主席都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这个那个，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也可以反过去证明，高岗之前和总理的关系应该是不融洽。高岗对于主席调他进京的用意有明显的判断错误。他当东北王当惯了，到中央以为是主席喜欢他，其实主席是倚重他而已，不是像喜欢林彪、粟裕那样的喜欢他【注3】。他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但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主席对腐败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的那些事情主席不会一点不知道，知道了就不会喜欢他。刘少奇不愿意搞合作化，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注4 】还有乱发文件，这些主席的确也是不满意的。1953年年底，主席带人到南方搞宪法，让大家想一想，提提建议，看中央日常工作怎么安排。这个时候，高岗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他跟陈云、邓小平他们私下商量，多设几个副主席，轮流值班，你一个，我一个。这就等于真理过一步就是谬误。拉帮结伙，搞宗派在当时是比刘少奇反对搞合作化还要严重的错误，主席当然也不能放任自流。无论谁，一旦卷入宗派之中，主席打击起来都是毫不手软的。这就难免给一些人以利用的机会。刘少奇搞掉高岗，明显是利用了主席的毫不手软打击宗派主义。陈云、邓小平到主席那里告状，刘少奇就有了机会，就借机搞名堂，说高岗是分裂党，还里通外国。这样，主席也只好把高岗拿下【注5】。高岗当时自杀了，如果不自杀，也许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清楚，比如“你一个，我一个” 这个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说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问题要弄清楚了，也许就没多大个事了。刘少奇的人特别喜欢在底下四处散布关于高岗生活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把高岗讲得像魔鬼一样。高岗的那些事是有，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刘少奇那些人在散播中是夸张过分的。我们秘书室是何载去参加中央会议旁听的，何载回来后就跟我们大讲特讲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刘少奇叫何载写关于高岗问题的社论，何载肚子里东西不多，写不来社论，就叫我帮他弄，我那时也不知道高层斗争那么复杂，就帮他弄，我弄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弄出个题目来叫“保持党的团结”。我念初中时就看过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根据上面的语言稍作改变就写到社论里去了。何载为了动员我帮他写社论，又跟我讲了很多高岗的事。高岗事件确有苏联因素。高岗是经常给苏联提供情报的，关键时刻，苏联出卖了高岗，踩了他一脚，把他的材料给了主席。这好像是给主席送礼。高岗说要建立联邦共和国，美国要打过来，那就如何如何。那其实是底下说说。有人说他给苏联提了，跟苏联提了那就问题大了。我觉得，说高岗“里通外国”，从党的原则上来说，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他是通了外国的。只不过这个外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又还要作历史分析。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一些习惯的做法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而且高岗较长时间主政东北，与苏联为邻，为搞好与苏联的关系，获取支援，向苏联通报一些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说高岗卖国就不能成立，他卖国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毛主席提出批评之后，他马上就不再继续向苏联通报情况了。刘少奇、王明那时都是亲苏联的。苏联踩高岗一脚是不是刘少奇一派搞的阴谋，让苏联支持刘少奇？这就不好说了。但“莫斯科派”（“国际派”）发挥了作用是无疑问的。战争年代，王明是“莫斯科派”的领袖，唯斯大林马首是瞻。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些人其实都是“莫斯科派”的。王明搞左倾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张闻天就是王明的坚决支持者。虽然延安整风后，王明路线不吃香了，王明和他的“莫斯科派”遭到分化，刘少奇成为了毛主席的支持者，周恩来遭受了批评，关向应、任弼时这些人已经转向了毛主席。但周恩来与王明有那么深的历史渊源，怎么可能完全分手呢？解放后他们实际上还是关系很好，而解放后王明在党内还是很有力量的，“二十八个半”中的人，还在党内的，好些都还是王明的支持者。王明那时支持刘少奇，周恩来跟王明。这就好像“莫斯科派”又重新集结起来了，只是当年的王明为核心变成了现在的刘少奇为核心了。高岗如果真像事发后传出的那样和总理过不去，要打倒总理，而苏联又出卖高岗，狠踩他一脚，那主席就是想保他，也是保不住的。降职使用，让他去当个地委书记，恐怕就是主席当时最大的能力了。高岗要是不自杀，就是去当个地委书记，也还可以东山再起，可是他自杀了，说什么也没用了。所以，主席对他的自杀是很惋惜、很气愤的。但主席对他的遗孀李力群和她的孩子都关照不错。相反，周总理对李力群和她的孩子是有点刻薄的。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主席和总理在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方面还是很不同的。饶漱石的问题和高岗还不一样，饶漱石案子是完全的冤案。连高岗都说，把饶漱石搞进去，是大冤案。饶漱石调来中央是当组织部长。组织部原来的部长是李富春，李富春调到政务院后，主持组织部工作的是副部长安子文。主席为什么不让安子文直接接任组织部长呢？刚才说过，刘少奇、杨尚昆他们以中央名义发文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毛主席的委婉批评而收敛，违反组织原则一直违反到解放后。后来因为一个重要文件主席发火了，说以后重要文件不经过我的同意，不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我是党的主席，你们却发文不经过我的同意。话说到这个程度，就说明主席是忍无可忍了。这个事情华国锋 1977年把它公布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了，其中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说的就是这个事，全文如下：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一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二（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6：该文件具体来源和原注释】。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心腹大将，他在以副部长身份主持组织部工作期间，行为和杨尚昆如出一辙，在刘少奇的授意之下，有好多重大的事情都不请示主席，甚至任命省一级的干部都不请示毛主席。安子文当时还犯了很多其他错误，例如提倡剥削，公开支持党员雇工，说党员不带头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还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二，我们的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党 ……。所以组织部长的位置，主席没有让他接，是调来饶漱石接。饶漱石这个人很不简单，是很有能力的。他原来是留学苏联的，见过斯大林，是“ 莫斯科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后来从王明阵营里反出来了。饶漱石上任组织部长后，就了解到安子文私自拟定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事很可能是刘少奇授意的，没有刘少奇的授意，安子文怎么敢？实际上，刘少奇一直是想插手军队的，但军队没有人听他的，他插不进去，就通过安子文控制下的组织部，在党内安排自己的人。当时就有传言，说党、政、财权都不在主席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是在彭真，财权是在薄一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所以组织部那个时候是刘少奇的重要力量。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可是个大事，属于党内的小组织（宗派）活动。饶漱石就追查这个事件，追查下去当然要追到刘少奇那里，但是刘少奇不承认，安子文就代他受过，一个人挨批了。刘少奇和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就有矛盾，这个事情一出来，两人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深了。而饶漱石和高岗解放前就没有工作关系，解放后即使都进京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交叉。刘少奇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一起，实际上不过是因为饶漱石揭露了安子文私定政治局名单，让安子文替刘少奇受过遭受批判。安子文既然是刘少奇的人，那反安子文，就等于是反刘少奇了。高岗反刘少奇是分裂党，那饶漱石反安子文也成了分裂党。就是这么个逻辑，它暴露了刘少奇的宗派思想。所以，刘少奇对高岗、对饶漱石，都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的。饶漱石没有倒，批判安子文还好，等到饶漱石倒了，说批安子文批错了，安子文就稳坐了组织部，从副部长变成部长了，权威更高了。换句话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力量因为饶漱石的倒台又加强了。高、饶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刘少奇搞的名堂。高岗再不好，但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刘少奇先就反对办农业合作社，后来又认为搞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主张搞一段资本主义，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在这些问题上，高岗和刘少奇有明显的分歧，而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主席在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但不点名批评过刘少奇，说他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不妥，“走向”就是老在走，而没有达到，或者不想达到（这些批评在1977年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也有，见“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但后来出的毛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删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主席又是那么支持高岗，刘少奇不把高岗搞掉，是坐不稳权力的。（毛主席对刘少奇右倾思想的批评还进一步反映在高岗事情之后毛主席亲自主编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之中。该书实际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还在一次中央的会上说，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这其实也是针包括刘少奇本人在内的一批人的。而且1955 年主席说的“小脚女人”表面上是说邓子恢，实际是批评刘少奇）。主席信了刘少奇他们的，以为高岗、饶漱石真是一起的，就做了一次“党的钟馗” ，让刘少奇借了去打高岗、饶漱石。党内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信饶漱石和高岗是一起的。所以，毛主席在1955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在报告里亲自出面说服党代表接受饶漱石是和高岗一起反党的说法。高岗、饶漱石都是刘少奇搞掉的，他很善于搞这些，不要以为他是傻瓜。主席调邓小平进京，原意也是用他分刘少奇的权，但邓小平和刘少奇搞到一起去了，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回头看历史，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5．2 关于彭德怀等批判粟裕 1955 年，彭德怀在中南海的西楼开会斗争粟裕，骂粟裕骂的都是很下流的粗话。那是夏天，办公室的窗户都开着。我的办公室离西楼会场的距离是两部汽车并行的路宽加上人行道，合起来是十几米，声音斜传过来还要再加几十米，这么样的一个距离，彭德怀骂的下流话，我都可以听到。我打听了一下，知道是军委在开会，就在休息的时候有意路过那里看了看，发现主席不在，几个老帅在，邓小平也参加了。老帅资格老，坐在前面靠着桌子，彭德怀在那里拍桌子。后来知道，那次是批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刘伯承是军事学院的院长，粟裕在这个学院有兼职，受到牵连。彭德怀批粟裕的理由是说粟裕下命令，调动了几个部队为解放马祖作准备。其实，这事粟裕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彭德怀他们就抓住这一点，说没有毛主席的签字，也不给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报告，就下达调动部队的命令，是有野心，是极端个人主义，是想夺权。粟裕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后来“七战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国民党五大主力有三个都在那里对付粟裕，粟裕照样打胜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聂荣臻丢了张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围，林彪在东北四平打败仗。唯独就是粟裕打胜仗，还是在人家国民党家门口打胜仗。陈毅也指挥过一个战役，涟水战役，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陈毅就不指挥了。那个张灵甫可是国民党的第一英雄啊，那时我在上海，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宣传他。他打败陈毅后，向蒋介石吹牛，说共产党算啥，我这个部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了。这“第一英雄”也还不是让粟裕给收拾了！他那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部队训练也好，都不怕死的。所以，打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军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后来说过，那个仗他不敢打。建国后，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从不争功。江青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江青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主席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主席高兴得流泪！毛主席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没有这个经验，他那是小米加步枪，刘伯承也没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美式现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们用于作战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们两人懂得怎么运用那些远程武器来打仗，而且两人都组织过几十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兵团作战。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尽管如此，粟裕还是愿意去朝鲜，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说他犯病时经常是不省人事的，无法指挥这么重要的战争。最后主席亲自给粟裕写信，让他安心养病。林彪不愿去朝鲜跟美国打仗，就推称有病，因为那是个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没有了。这方面彭德怀是够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来以后就骄傲了。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帅，那半个是叶剑英。粟裕是只听毛主席的，其他人怎么说，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怀骂他，说他什么他都承认，还自我检讨，这样他们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怀他们怎么整他，主席还是信任他。毛主席说过：“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来我还是用粟裕” 。彭德怀整刘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错。刘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事实上当时不但是这些人对彭德怀不满，而且是党内普遍对彭德怀有怨气。1957年，彭德怀又批判粟裕，说粟裕私自发布命令，调志愿军回国。当时，调志愿军回国是军委决定了的，但总参不能发布命令，只有军委才能发布命令。粟裕是总参谋长，总参发布命令，涉嫌越权。彭德怀是常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抓住粟裕这个事情不放，小题大做。粟裕承认越权。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如果不是军委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实质问题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战功，又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毛主席都说粟裕是“大树将军”【注7】，对这样一个人搞残酷斗争，彭德怀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众怒。这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一个伏笔。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而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受过。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 ，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我们不等做李自成”、“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1955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杨尚昆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书记。凡控告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告状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杨尚昆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杨尚昆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上报，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主席。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主席汇报。这位姑娘告状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见不到中央领导，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中南海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杨尚昆到了也没跟主席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领导人，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叮嘱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自杀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书记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找个人结婚，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恶梦。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不愿嫁人。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决不是一个。高岗事情、粟裕蒙难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行径，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造反派们说：“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永远记住……”我1968 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邓小平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腐败变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难免遭受党内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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