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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1962 “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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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
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
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廖伯康先生曾经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
曾向中央报告大饥荒而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他说:历史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可
以胡乱说!现在不是网络上在追查谣言吗?谣言止于事实,谣言止于真相。为何不让事
实和真相传播出来
廖伯康访谈录
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
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
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
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
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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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
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
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
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
”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
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
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
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
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
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
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
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
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从工作团的同志口中知道的,说的是农村的一个老头儿,亲人都饿
死了,只带着一个孙女儿活着。那年月的邻居爱管“闲事”,好久没看见那孙女出来玩
,就去报了案。派出所的同志到老头屋里屋外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孙女的影
子。临出门的时候,有人随手揭起了锅盖,才发现锅里骇然煮着一只小胳膊和一只小腿
儿孙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经被她爷爷那些天“慢慢省着”吃掉了!这件事情令全县震惊
,也让公安局的同志很为难,最后决定,逮捕老头,但没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劳的
人民,在解放已经十多年的“大好形势”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高调下,老百姓
竟然饿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
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
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
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
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
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
搞得杀气腾腾。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
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
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
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
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
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
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
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
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
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
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
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
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
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
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
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
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
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
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
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
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
,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
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
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
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
,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
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
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
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
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
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
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
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
,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
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
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
,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
”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
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
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
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
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
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
:“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
上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
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
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
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
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
”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
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
”。
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
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
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
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
,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
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
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
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
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
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
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
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
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
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
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
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
没有。
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
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
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
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
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
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
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
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
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
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
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
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
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
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
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
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
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
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
,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
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
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
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
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
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
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
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
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
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
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后记: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
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
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
,“萧李廖”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
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
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
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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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f 的大作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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