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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五指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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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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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底，大学六年届滿，因正逢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推迟了几个月毕业，同
一年，分配了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大学毕业生，我们是最后一批，至十二月底才正式
分配出去。
我们被分配到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白沙县。当时海南岛尚属广东省
1968年12月29日过海。在海口停留一天。海口还是一个偏远的地级市，十分破旧，一派
脏乱差。
1968年12月31日启程往白沙。我们到达时，车站空荡荡的，没有停泊的车，也没有来往
的人。只见一个年青人独自拉着一部小板车过来，一眼便看出，不是本地人，其衣着外
形都象广州客，一问，果然也是毕业分配而来，比我们早一天到，姓梁，是从广州医学
院毕业的，被分配到青松卫生院。
第二天便是元旦，无丝毫节日气氛，静悄悄的，于孤寂傍惶中，我们在白沙县城度过了
1968年的最后一天。
牙叉是白沙的县城，虽为县城，其实基本未成为城，连墟镇也不及。马路在砂石地上开
出，路面上留有许多鹅卵石，凹凸不平，基本未成为路。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部门，
诸如百货商店、邮电局、银行、旅舍、汽车站等，散落分布在马路两边。有几幢二层楼
房，主要还是平房，还有不少茅草屋。政府部门及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等
，则在周边各佔一个小山头，散落分布着。白沙人口5万，比不上内地的一个公社人口
多，也难怪其县城之小了。城小，行人更少，白天疏疏落落，晚上更是静悄悄的了。
汽车从牙叉开出，不久便进入一座大山，公路在山林中穿行，曲折逶迤，如入迷宫。公
路应是新开不久的，路上及路旁的泥土砂石明显地露出新开挖的痕跡。
还有更原始的公路。道路基本就未有修造，只是车子一路颠簸着可以开得过，走多了，
便自然形成了一条路。
白沙县有九个公社，每个公社一个卫生院，共九个卫生院。我被分配在邦溪卫生院。
邦溪在白沙县的西北部，正在西线公路与白沙县内公路交叉点上。东距白沙县城50公里
，西距八所港63公里，西南距昌江石碌镇17公里，北距儋州市62公里, 自然环境恶劣，
土地贫瘠，一看便知是个贫穷的地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邦溪公社人口八千，是全县最大的公社。公社所在地既不是墟，
也不是镇，那时全县境内都没有墟镇，没有墟日，没有市场。邦溪就只有一条泥路直入
，全长500米左右，在路的两旁分布有公社机关、供销社、粮站、信用社、邮电局、学
校等，还有一个林场，卫生院在最后，旁边便是黎族孟果村。
卫生院有四间房子，十多个工作人员，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很年青，均毕业于岛内外
大中专医学院校，我算是第一个本科生。
卫生院负责全公社的医疗及预防工作，其实最集中的任务是防治疟疾。海南少数民族山
区是高疟区，一年四季疟疾肆行，当地蚊多，百姓大多没有蚊帐，其一生反复发作疟疾
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来诊的病人，特别是对有发热的病人，几乎不用多想，治疗的首
选便是三天的氯化喹宁。那时，农村实行合作医疗，看病基本是免费的，国家为防治疟
疾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广州中医学院有个专家组常年扎住在那里，观察研究青蒿素及
针灸治疗疟疾的效果，后来果然获得很大成绩。青蒿素治疗疟疾是中国首创、国际公认
的医学成就。
有时，卫生院也会碰上急危重症。记得我刚到不久，有个晩上一下来了二十多个腹痛、
腹泻、呕吐的病人，原来都是食了大雨之后村边生长的野蘑菇而迅速发病的，医学上称
毒蕈中毒。我立即翻书，查找急救方法，全院出动，迅速补上液，使用阿托品，很快见
效，全部病例获救，无一例死亡。这是我从医后的第一宗成功病例，印象深刻。
亦有失败的病例。有一天晚上，公社一干部的爱人来分娩，婴儿娩出后窒息，助产士呼
我过去帮忙抢救，只见婴儿全身乌黑，怎么弄也无自主呼吸，产妇无事，但婴儿救不过
来，是个男婴。家属悲伤，我们也心情压抑许久。
医为仁术，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天职。面对生命，救治成功，自然欣慰，倘若失败，
虽不是亲人，亦会感到悲伤。这也许亦是人性的自然表现。
赤脚医生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那时候，每个大队都配有赤脚医生，卫生院有负责培训
与指导的责任，与他们常有接触。
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组成农村庞大的医疗网络，农民只花很少的钱甚至不花钱便可得到
简单的医疗服务，而医务人员却是尽心尽意的。今天的医疗服务水准是提高了，但昂贵
的医疗费用却成了压在民众身上的大山。孰好孰坏？孰是孰非？纠缠不清。看来什么事
情都有正反两方面，不能只对一面唱赞歌。我们这一代人曾在底层生活过，经历的时代
演变大，最能体验国情与了解民生，从衣食短缺到物质过剩，从思想单一到信仰迷失，
都有着切身经历，凡事均有所感，并非过眼云烟。想要忽悠这一代人，难矣。
有一点必须指出，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是十分淳朴、忠厚的，虽然贫穷、落后，但民风很
好，不偷不抢，诚实善良，对外来人充满善意。当时，由于伙食差，有些农场知青饿得
发慌，趁黑夜上山去偷挖乡民的木薯，有时被守夜的碰个正着，这些少数民族兄弟大多
不计较，不打不骂放任他们走，未听说过有知青被伤害。那时农场那么多女知青，天未
亮便在胶林干活，未出现过她们被侵犯的案例。住地周围，连小偷小摸的事件也未曾发
生。虽然生活在荒山野嶺，安全感却很好，真正有“路不拾遗，夜不闭並户”的社会风
貌。有说，“衣食足而后知廉耻”，现在物质可谓足够丰足了，但寡廉鲜耻的事却无
时不发生，对比思索，实在不知该如何解释。
文化大革命时期，据官方后来承认，当时的国民经济已走向崩溃，故物资短缺司空见惯
，一盒火柴、一块豆腐也得凭票，更不屑说肉类与米面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缺乏则
更为显著，公社所在地算是个乡镇，但与汉区的乡镇差距甚远，没有集市，则无农贸市
场，无鸡、鸭、鱼、肉、蛋等食品可在市面购买，所有商品只在国营商店里出售，而且
凭票。我在邦溪那么多年，未曾在商店外买过一样东西，连一只鸡蛋也未曾买到过。那
时工作人员大都年青，未成家，一日三餐都在饭堂解决。早餐青一色白粥，天天如是，
正餐午晚都只有一个菜，大多是冬瓜，少有青菜，碰巧有时有少少肉。
肚子指挥脑袋，谁都想办法弄点吃的，可有钱也买不东西，奈何！偶尔听闻食品站杀猪
，听到消息急急赶去，往往只是看到卖肉的在刮猪肉台了。有时实在嘴馋或来了客人，
就到供销社买罐红烧肉，玻璃瓶装的那种，现在已经绝跡了。最好的肉类罐头是午餐肉
，午餐肉得从大陆带过去，吃多了，那股味直到現在一闻便知。
有一次，买到猪骨头煮汤，汤正喝着，骨头啃干净便丢弃地上，在门口守候的狗马上捡
到又在啃，一中山医毕业的医生忽然觉得，还可以再熬一次汤吧，于是立马追狗，从狗
嘴里把骨头取回来，真的又再一次熬了汤。饱汉不名饿汉饥，现在你怎样也无法想象当
年的这些思维与举动。
物资短缺年代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要想大口吃肉，得碰上买到野味。我在邦溪还真有
机会吃了不少野味，诸如穿山甲、水鹿、野猪、果子狸、蠎蛇等，还吃过一次熊肉，不
知是那条村猎杀的，公社很多人都有份吃到。最宝贵的那个熊胆，公社指令要卖给了卫
生院，70块钱，由我放着，也不懂制作，有人来要，就这样糊糊涂涂地用完了。吃野味
得靠机会，不是想吃就能吃到。最奇特的是，有时吃野味不用花钱，不只不花钱，有份
吃还可以分到钱，譬如吃穿山甲或大蟒蛇就这样，因为穿山甲的甲片、蛇皮比穿山甲与
蛇的本身还值钱，买回来，吃过后，将甲片或蛇皮往收购站一卖，除去本钱，多出部分
便可以按人头分钱了，所以有份吃便有钱分。这些事若不是亲自经历，真是无法想象。
野味即野生动物，吃野味未免过于残忍，但在当时，食物短缺，特别肉食短缺，那有保
护动物意识？现在想起，仍感到羞愧。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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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虽然物质生活贫乏，思想纷乱迷茫，但并不缺少信仰，不缺少爱心，守得住
道德底线，求知上进还佔主流，不少人珍惜时光，把握好这段时间用于学习。
那时，农村还没有电视，一个月也轮不上放一次电影，没什么娱乐节目，更没有社交活
动，唯一富余的是时间。白天上班，来的病人不多，处理完了，便回宿舍守候，时间也
可以自已支配。晚上的时间，多数人是用来打扑克、下棋，或就是围坐聊天。对这些我
均不感兴趣，晩上的时间便都用于读书学习。那时还没有电网供电，公社配有一台小发
电机，晚上7～10时发电
在那几年里，我主要读了下面几方面书籍：
一类是医学类书籍。这与所学专业有关。由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下半年始停课造反，
耽误了不少课程，后来糊里糊塗也就毕业了，专业上有多少斤两，自已十分清楚。现在
好了，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认认真真复习所学的各门科目，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各门课程，
如《诊断学基础》、《药理学》、《内科学》等。所学的这些书一直留存至今，里面用
红蓝铅笔划得密麻麻的，可见当时确实是花了不少功夫。俗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
所下的功夫为日后的业务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类是文学类书籍。我对文学感兴趣，喜欢读这方面的书籍。可惜文革时期，这些书，
或为四旧，或为毒草，大多被禁止了。但鲁迅著作是革命的，于是成了我读得最多书，
凡是找得到的鲁迅著作我都读了，包括日记与书信，还摘录了一本笔记本语录。此外，
读得最多的还有古典文学著作，诸如唐诗、宋词、历代古文、几大名著等。有说，熟读
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同理，文学书读多了，于潜然黙化中也提高了写作水平
，为日后撰写科技论文及编写医学专著打下了基础。
三类是学习外语的书籍。我在学期间学的是俄语，实用性有限，后来中苏交恶，就更无
应用价值了。那时，有的是时间，脑袋记忆也好，还是想学一门外语，想到日语中还有
不少汉字，可以自学掌握，成功率较高，于是找来学习课本，自学起日语来。学习还算
比较认真，手上的课本、语法书都反复阅读了。没太多的书籍，就利用日文版《毛泽东
选集》对照阅读，厚厚的一本选集，反复多次阅读，对提高日语水平果然有很大帮助，
此后借助字典，基本可以阅读日文书刊。后来的医院有几份日文医学杂志，看的人不多
，我则始终是忠实的读者。
那时候，人才往下走，仅一个3000人的光雅公社，其卫生院，单是医生就有中山医本科
毕业的3人，广州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的1人，汕头医专毕业的1人，海南医专毕业的2人，
还有其他一些，可谓人才济济。
我们这批人，原先都互不相识，是共同的命运使我们走到了一起。特殊时期，特殊环境
，患难之交，情真意切，艰苦岁月里所建立起来的情谊真可谓是刻骨铭心。1978年10月
，世纪伟人邓小平，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
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务院关
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上山下乡运动到此宣告结束，我们这批人
也就陆续得以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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