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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四川1958-1962年大饥荒饿死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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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 发帖数: 3552	1 四川省的饥荒始于1958 年冬，结束于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 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粮食所职工宿舍坐落于熙攘的肉菜市场边上。楼房老旧得仿佛被遗忘，里面却是一片热闹的小天地——麻将桌充斥在院子里、茶馆里、过道里，围满了专注的老人。他们沉浸在麻将的世界里，偶尔抬起头来，也是眼神空洞、不容打扰的模样。“李盛照？” 胖老人听到我的问询，指指脑袋说，“我们都叫他疯子！” 李盛照静静地坐在茶馆里。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许多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呆在人群中间、呆在麻将世界的边缘，一言不发。夜幕来临的时候，他会蹒跚着穿过肉菜市场，来到隆昌县城的大街上。那里，夜灯闪烁，一身流行打扮的小青年们站在商店门口，和着欢快的音乐击掌叫卖…… 这天，李盛照颤巍巍朝我走来。我们穿过麻将的院子，穿过麻将的走廊，走进他昏暗的小房间里。另一重隐秘的世界旋即在眼前展开：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幽闭中的诗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这些早已发黄发脆的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忧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论“春天”中，他称斯大林为封建暴君，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遣送回乡后，他又成了一名“大饥荒”的上书者，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此后，他不断抗争，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光里，世界几乎从未给过他积极的回应。饥饿报告李盛照的故事从1949年开始。那一年，他考入了国民党军校，18天后，解放军接管成都，他被收编。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到了战场，担任侦查科见习员。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 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才知道农村的变化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妙。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挤到远处一个小房子里。当他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了粮食情况报告，被四川一份内部刊物采用。这一年9月，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接下来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享受调干助学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疯狂读书学习，和同学真诚坦率地交流，直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 “反右”之前，他在《文汇报》读到了《斯大林的时代》，书里所描写的1936年至 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让李盛照深深震撼——他至今仍记得图书馆里被翻烂的报纸的模样。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则直接击碎了他的迷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天使就会用银盘拖着奶和蜜奉献给每一个人”。自此，苏联经济史成了李盛照的科研题目，厄运便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当自由鸣放的春风吹拂校园时，李盛照在自由论坛上斥斯大林为封建暴君，防止苏联惨剧在中国重演。政治方向突然转变后，他开始历经各种大小批判会，被划为川大极右分子，受到“ 劳动考察”处分。 1958年，他去修河渠、炼钢铁。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李盛照的思想，还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中国。在四川德昌，他看到为炼钢铁抽空劳动力、烧光树林的荒诞，也看到了路边饿得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饥荒的存在。紧接着，自己的粮食供给也减少了，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让他患上了水肿病，在那时的宣传中，水肿病被描绘成由细菌所致。李盛照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流传较广的是，脱了衣服坐在机器边上，接受蒸气疗法，“往往水肿好了，人也死了”。李盛照那时还不知道，饥饿造成的水肿病患者大量死亡，当时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之为“疫病流行”。回到学校后，他又提出了对“割私有尾巴论”的异议，给中央和地方报刊寄去了题为《苏联集体农民的宅旁园地及个人副业》的文章。随后又寄文章论述统购过头的危害。不久，他收到了“支援农业”的通知。 1961年4月，保卫科的人将他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他下了火车，从广场走向公路时，一具干瘦的尸体闯入了眼帘。快到乡政府的时候，又目击另一具饿殍。事实上，四川的饥饿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这年3月份，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随着毛泽东到郫县红光高级合作社视察，“三面红旗”狂飙四川，浮夸风开始吹刮，7月开始，亩产神话“卫星”陆续放出来。在毛泽东走过的郫县，亩产神话从三千多斤狂飙到上万斤。那时，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不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余粮。许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征购粮食入库，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拖着浮肿的双腿、挺着孕妇般的肚子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了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在《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中，他写道：最近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数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雷家公社六耕区成立时共有2200人，现有1600人……玉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9月到现在由200人减至160人，有一个小队只剩下一个能耕田的人……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了… …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已，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极大……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纵使生产完全恢复了，这次劫难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远弥补不起来了… …因而假如对此应该负责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会是天理难容，是对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则的挑战…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只有事实、真理、理智才会是最后、永恒的胜利者，一切虚伪、矫饰终究会破灭。 “反革命” 半个世纪后，李盛照读着当年的书信，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记忆烟雾般在周围缭绕。他自然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反映意见的危险，但已经忘记当年的勇气源自何处。他只是朴素地描述了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种无法自主的力量。当时，他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最终命运，虽然，那里面托付着一个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给郭沫若的信写道：郭老：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吸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他并不知道牢狱之灾即将来临。他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回信，那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马寅初的回信写道：盛照先生：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祝早日康复。马寅初 1961年9月邓子恢则回信表扬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邓告知他已将信件转交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李盛照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入狱的通行证。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邓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饥荒情况。他至今记得，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大门外对他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尾随着他，将蹒跚中的他架上车，送到劳教场所——天回镇新生电机厂。他清晰地记得，到了劳教办公室，当胸就挨了一拳，倒地后拳脚相加，那封视为珍宝的回信被搜走后，便开始了牢狱生涯。在电机厂，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被劳教及劳改者，其中有许多是流浪汉。通过他们的叙述，李盛照才意识到，饥饿并不是四川独有，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在他接触的案情中，有“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情绪长时间被愤怒支配。在一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空隙里，李盛照开启了另一种独立的叙事。在这本学习材料里，他还写下了许多诗歌，其中一首叫《致狂恋过的人》：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了狂恋过的人，几年的悲惨景象，磨灭了我诚挚的爱情。雪莱死得太早，拜伦死得正巧，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那就是我们的列宁，永受万世的膜拜、尊敬。在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再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身体好一些时，他开始强硬地反抗。有一次，他因劳动报酬有异议，用头顶了管理者的胃，结果受到“背铐”的刑罚。为了拒绝“像狗一样吃饭”，他绝食124小时，才得以从背铐中解脱。此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调查，写成了上万字的《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改革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人们应免于因思想问题而入狱。他将报告和信件交给素不相识的外出探亲的刑满者，心里仍怀着一线希望——它们将遇到知音者。许多年后，他在自己的档案里再次看到这些未曾投递出去的信件。它们为他招致了更大的灾难。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了。牢狱里的抗争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挠，以他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一遇见来自那些亩产8万斤、4万斤地区的人，就询问调查。他想戳穿这样的谎言，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写各种控诉材料，偷偷塞在院子晾晒的衣服的口袋里。他仍心存幻想——信件或能抵达那些理解自己的人，帮他找回清白，昭告赤子之心。两年后，法院开庭，当市检察院读完起诉书，他立即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直到被关进看守所，李盛照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都遭到四川“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此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1960年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四川仍 “咬牙坚持”。四川省的饥荒始于1958 年冬，结束于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 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李盛照慢慢看清其中的症结。当第一次审判以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而匆匆告终时，李盛照坚持上诉。反抗的结局是更严酷的惩罚，最终，他被处20年有期徒刑。狱友刘光策记得，李盛照刚入狱没几天，就被安排去山上干活，当时风雨交加，雨水打在犯人身上，李盛照坚持犯人也应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这把监狱人员气坏了。当晚，一场针对李盛照的批斗会在监狱举行，狱警把他从楼梯上倒拖下来。刘光策看到，有犯人为了表现，跳出来指责李煽动反动情绪，对他一阵拳打脚踢。李盛照坚持不认罪。他被关押进一个1.8米× 1.2米×2.5米的黑暗小监。他这样描述它惟一的小窗户：“大概是30×40公分。首先有4根拇指粗的钢筋，这是第1层。第2 层是12片百叶板，百叶板往下斜。第3层就是玻璃窗。玻璃窗也是双层玻璃，而且每层上都涂蓝漆，所以里面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 在这间小监里，他戴着手铐和28斤的脚镣，待了7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度过那漫长的岁月。他曾听到隔壁的犯人不断怒吼，后来就疯了。而他依然愤怒，他把这种愤怒转化为诗歌，在头脑中翱翔。低声吟哦是李盛照惟一的乐事。当他有了笔，就把烂熟于心的“苗溪奴隶歌七百字”写在烟盒上，藏于砖缝。在那些幽闭的日子里，他写道：为民请命痴愚笨，吊民伐罪抓祸首。我洒热血荒山野，正气天地就长留。后来小黑监地基下沉，拆除重建时诗稿被发现。作为惩罚，在寒冬，李盛照裹镣的破布、碎棉全被撕去，这使他身上留下毕生难以消除的疤痕。回顾这一生，他说自己始终没有消沉的情感，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精神保护。1973 年，在周恩来提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第二年，李盛照终于从小监中解放出来。那时，刘光策看到李盛照被架到晒场上，他一阵晕眩，几乎分辨不了方向。直到两天半以后，他才重新学会了走路。难以遗忘的历史李盛照走在大街上。气候变得不一样了，神的时代宣告结束。书的种类也丰富起来，他挑了一本关于彭德怀的传记，在宾馆读罢，泣不成声。他说，尽管二十多年历尽苦难，这却是他第一次流下眼泪。这是1980年，他刚获得平反。他已经50岁了。他将第一次参加工作，第一次恋爱。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善于遗忘的国度，遗忘并不需要特别的论证。人们会用一套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搪塞。人们需要放下包袱，忘记伤痕，走向未来。可是倔强的李盛照要寻找历史，要找回尊严。于是，在出狱后的30年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一次又一次向法院索要他那些被没收的书信和手稿，却举步维艰。他去寻找历史中的当事人。比方说，当年的审判长。他对其夫人说：他戴着手套杀人，沾满鲜血，就算把手套扔了，血也洗不掉……当年主持他的批判大会的川大同学，后来已是校党委副书记。这位同学摆摆手，对往事已经不愿再谈。川大举行110年校庆时，昔日的同学鱼贯上台发表演讲，感谢母校培养之恩。他在台下散发和张贴传单，并邀请当年的同学（如今的党委副书记）重新主持他那关于斯大林历史反作用的学术讨论会。他要求给当年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川大女学生冯元春平反。“大鸣放”那些天里，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拒不认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李盛照打听冯元春的下落，得知她饱受酷刑折磨，后被枪毙。对于李盛照的传单和要求，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有一些人要求将他赶走，以便营造和谐气氛。 “我们对他的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都给他平反了，他还想怎么样呢？大多数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历史，而他不行呢？”李盛照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对他们而言，安度晚年是最好的选择。狱友刘光策似乎是最理解他的朋友，在他看来，李盛照所继承的，是那种心怀天下而又迂腐的士大夫传统。他回忆起牢狱的岁月，每当看到李反抗却换来更深的伤害时，他会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盛照总回答：“太霸道了！你们受得了，我受不了！”在他印象中，羸弱的李从未屈服过。出狱这些年里，刘光策也曾陪他去监狱拍照取证，印传单，做调查。刘记得，李盛照还曾去看望在监狱的批斗会上第一个冲上去打他的犯人。对方已经病重，流着眼泪请求李盛照原谅。李安慰他，过去的就不要提了，还给他了50块钱。李盛照的生活并不宽裕，平反之后，他被安排到四川隆昌粮食所工会工作，但他并不甘心“成为二等公民”。他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撰写文章，甚至还向报社举报自己单位搞小金库贪污腐败。这让一些领导耿耿于怀。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向本刊记者提起这事。 “隆昌只要哪里打个雷，他就会立刻赶到现场去调查！”这位前女领导表示不可思议。另外一些人，则流露出不屑：“很反感他总提过去的事，总对体制不满，既然不满，为什么还拿共产党给你发的工资？”这样的逻辑似乎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1990年，李盛照退休，他依然保持着做调查参与时代议题的热情与习惯。他奔赴各种新闻现场——政府为了打击二胎而拆掉超生者的房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被抛在街头、实行门禁的中学里学生们翻墙摔成重伤、农民对火葬制度的抵触……通常是写一篇现场调查再配上一篇对背后体制沉疴的思考，然后寄往各大报社。极少有回应，还引起妻子的不满，她不理解，费时费劲费钱去调查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他爱摆龙门阵，谁都不爱听，可我知道他的经历，我原谅他。”妻子总和他吵嘴，即便是在纪录片导演谢贻卉的镜头里，她也不掩饰。可她依然带着同情。在谢贻卉心目中，李盛照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拍摄《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时，她感到李盛照被深深的孤独所包围，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理解和支持，却也没有孤独感。她甚至觉得他过于平静、过于强大了。 “我就是要做反抗者。”李盛照说，他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大饥荒”成了他的关键词。过去几十年，他重回亩产神话之地再调查。冬天，在那些曾经的神地里，他看到小黄花瑟瑟发抖，感到有点凄凉。他终于了解到神话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他还四处收集粮食志和县志，他想了解那3年间的非正常死亡率，想证明当年自己对1000万饿死人数的估计是正确的。四川大饥荒中确切死了多少人？如今很难考据，学界普遍的估算在1000万人以上。李盛照的资料都还堆积着，他82岁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大多数时间，他在书桌上静静写着，整理着，还开通名为“倔老头李盛照”的博客。他对妻子说，他死后，这些文字不要扔掉，要把它们装在一个盒子里。他想着，会有人来到这所小房子的。他们将找到这些文字，看到一段嵌入个人生命的民族历史，看到他一生的反抗、寻找及焦灼的思虑。廖伯康：我的大跃进 3小时等于20年廖伯康，1924年出生，重庆人。1943年至1947年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1962年，在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四川大饥荒真相，回川后受到政治打击。1982年获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目前离休在家。（图/郝非）萧风报告第一页：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 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 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J*****3 发帖数: 25	2 吹牛皮
J*****3 发帖数: 25	3 30省不是饿死4万万吗
c*******e 发帖数: 5818	4 安徽也是重灾区
J*****3 发帖数: 25	5 安徽为啥不说直接饿死1亿人
J*****3 发帖数: 25	6 都是国库收缴粮食的缘故吗
j****f 发帖数: 3552	7 廖伯康先生对记者说：历史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可以胡乱说！现在不是网络上在追查谣言吗？谣言止于事实，谣言止于真相。为何不让事实和真相传播出来？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向中央报告大饥荒而付出了个人代价，此后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离休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政治元老，从2000年开始，整理有关四川大饥荒的回忆录。两年后回忆录成稿，可是至今没能出版。尽管党内一位很严谨、也很熟悉南方史的专家，通过认真细致地查证，证明廖著可靠，四川省党史办的意见，也认为可以出版，却没有一家出版社认为“可以出版”。 2010年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辑录了廖伯康的回忆录。这个版本经过了某种 “脱敏处理”，例如，原文中提到了当时四川的“主要领导人”——也被认为是四川大饥荒的直接责任人的名字，出版时被抹去了。廖先生想把“要事实录”中他个人的部分抽出来，自己出钱印，自然也是不行。据廖伯康的回忆录，四川大饥荒危害最为剧烈，饿死人数一千多万以上，约占全国三四分之一。廖先生的回忆录是目前所见最权威的记录，但也只是在小范围传播。向党中央报告情况，如同做地下工作廖伯康1924年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贫寒家庭，1943年考入当时已经迁至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很快转入中央大学，攻读经济学。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倡导各地共青团“议大事，管本行”，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团市委的几位副书记有一天讨论到：中央可能并不知道四川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廖伯康提出，安徽的情况就是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批示派人去查，“就把盖子揭开了”。但另一位副书记，也是后来牵连到“萧李廖反党集团”中的李止舟认为：写信没用，毛主席收不到。酝酿的结果，就有了由另一位副书记于克书给中央写的一封后来在四川受到严厉追查的信。为了避免从笔迹上看出写信人，信写好后再打印，寄出打印件。打印员是一位哑巴，绝不可能说出去。为了防止寄信地址泄露机密，信是托人带到武汉交邮局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担心和谨慎并不多余。廖伯康提到，已经有拆看信件、监听电话的现成例子。1959年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打电话有人监听，写信也有人拆看。邓自力写给他堂兄邓垦（邓小平胞弟）的信，邓垦写给邓自力的回信，都被拆看过。但事实证明，这些用心都是白费了。后来，这封信的情况，被四川省方面查了个水落石出，当事人也因此受到政治迫害。多年以后，获得平反，他们也只承认自己是“半勇敢分子”。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中共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打定主意，向中央反应情况。会议期间，在前门饭店的住地，廖伯康向胡耀邦面对面汇报过3个小时。胡耀邦没有带秘书，他带着铅笔和稿子，自己记录。胡耀邦没有就事件表态，但他把记录交给团中央另一位书记，整理成一份简报，报送了中央书记处。同时，胡耀邦又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话。他告诉杨尚昆，感觉廖伯康跟他虽然谈了许多情况，但言犹未尽。 1962年6月28日下午，团中央给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一些掩人耳目的理由，把廖伯康和“一个共产党员”于克书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一间小会议室，见杨尚昆去了。杨尚昆说，他找四川的多位干部谈过。有的“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杨尚昆表示理解：不怕官，只怕管嘛。然后问廖伯康：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但杨尚昆也表示，知道四川的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提到国务院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叫《一字一泪诉川情》，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很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把信转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看了。杨尚昆还提到办公厅收到一封只有两页半纸的来信，简明扼要，写得好。应该是指于克书的信。这表明，当时下层民众和普通干部给中央写信，还能寄到的。接下来是一段关于四川大饥荒死亡数字的经典对话。公元两千年后，这段话流传出来，对不知情的新生代产生了震动。杨尚昆说，四川死亡数字的详情，无从证实。中央要求四川报，四川没有报。找民政部问：你是管救济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四百万。民政部是找四川省民政厅问的，中央不相信。然后找公安部问，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勾，死一个就抹一个，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伸出一根指头：一千万。如何得来的？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县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办，我为什么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样——你看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 于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一份省委行政编制小组的文件，后面附有各地区人口数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另一《户籍年报》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比较表明，3年之内，四川人口减少一千万。但廖伯康补充说：实际死亡，应该不止一千万。杨尚昆又问此话怎讲？廖伯康提出的理由是：一，1957年至1960年的自然增长人口；二、从1961年到1962 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廖伯康说，基于这两点，还应该加上250万。廖伯康回忆道：杨尚昆听到这个数字，“一拍大腿”，表示赞成。并立即吩咐秘书打开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说：“就是这个数字！”这个情节表明，当时的中央领导是在各种数字中做筛选，找实情。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四川省前政协副主席（离休前的职务）廖伯康认为四川大饥荒期间饿死1200万人的版本的由来。中央派来秘密调查人员了解天府之国的惨状廖伯康还以四川省荥经县为例，向杨尚昆具体描绘了大饥荒的惨状。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当时，杨尚昆问道：“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廖伯康回答，归纳起来是，四川省“主要领导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不过，现在廖伯康说，那只是他们当时的思想水平。现在，他认为，“其实这位领导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央，只不过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恶，又从‘左’的方面加以发挥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何了解真实情况，他们给了中央一个建议，那就是派出一批四川籍的司局干部，以探亲的名义去调查。为什么是司局级，因为部长级干部到地方要报告省委，司局级不必上报，不引人注目。 7月2日，也就是廖伯康和于克书汇报后第四天，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向邓小平汇报了四川的情况，邓小平同意“按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四川籍司局级干部中提了16人名单。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有关这些人员的部委的党书记会议，把名单交给杨尚昆。会议的保密程度是：只让参加会议的人知道，不得告诉其他没有参与会议的部党组成员。后来实际到川的是17人。多出一位萧风，刚从《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社机关党委书记，调任中央办公厅财贸组长。他到杨尚昆处汇报工作得知情况，要求前往。他不是四川人，年龄偏大，身体不好，但他热心这件事。这批人到四川后，完全依他们的意愿调查，没有当地官方的指令和安排。跟任何人联系，都不会说出真实目的。跟廖伯康等几位知情人，是心照不宣，很有秘密工作的味道。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当时包括重庆)，在大饥荒期间，可谓饿殍遍地，惨不忍睹。据现在可以查证的资料，郫县人口在1958到1961年4年间，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 万。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有7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后剩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 亩土地，后需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全部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这里举的郫县、温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历史上鲜有饥荒饿死的记载。大饥荒饿死的都是农民。但当时四川的城市市民和公职人员，供给粮食定量，只有 21斤（远低于全国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是31斤），还被要求“节约”两斤，实际只有 19斤。廖伯康回忆，当时的重庆市委机关食堂，一个窗口卖一两饭一份，一个窗口卖二两一份。可是，有人说，我一顿吃一两，太饿，吃二两，粮票不够。于是，廖伯康作为办公厅的副秘书长，决定为食堂增设了一两五钱的窗口！可以想见，当时的调查人员给中央的报告内容是何等凄惨。廖伯康说，田家英看过所有报告，并打算送请刘少奇看过转毛主席，但接着八届十中全会，政治风向变化，并未送到毛主席那里。这些报告至今尘封整整50年了。能够查到的，只有萧风的一份报告，流落到民间。 2002年，廖伯康跟已经93岁的萧风取得联系，获得了萧先生当年报告的自留底稿。 “萧李廖反党集团”，真相与判断廖伯康向中央报告大饥荒的政治后果，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萧风在四川调查期间，曾应邀与《泸州日报》编委座谈，其间以个人的理解回应过“包产到户”的话题。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消息很快传到了四川省委，直接影响到萧风的工作，“文革”期间还受到追查。杨尚昆和廖伯康那次谈话，在“文革”中给杨尚昆造成麻烦。1968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在北京提审杨尚昆，一个在重庆提审廖伯康，追查1962 年那次谈话的问题。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廖伯康等人。四川追查“对不起省委的事情”（向中央报告大饥荒情况），从给毛写信开始（于克书作了检讨勉强过关），直到查出“萧李廖反党集团 ”。其中，萧指萧泽宽，当时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指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廖即廖伯康。这个排序由当时3个人的职务大小得来。他们的“罪名”是：“1962年正当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萧李廖等人……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 其中，廖伯康受到的冲击最大。他的检讨无论怎样都过不了关。他因“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纪律”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建筑工地劳动。此后，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逃亡……20年间，备受苦难。其间，眼见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在1949年之前的地下活动期间，廖伯康学习过如何坐监狱，这帮助了他。他在“学习班”打太极拳，不允许，就围着桌子跑。终于迎来了平反的一天。1978年第一次平反，1982年，第二次，彻底平反。 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现在，廖伯康先生在家安享晚年，做口述历史。大饥荒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最难忘的历史。“大跃进”时代有一句口号，“一年等于二十年”，“我的大跃进，三小时等于二十年”（报告四川大饥荒，跟杨尚昆谈话时间3小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四川为什么比全国更悲惨，在廖伯康心里，这些问题早已梳理得清清楚楚。自然原因？廖伯康查过气象纪录，不是问题。外调粮食？廖伯康把四川和外省做过对比，四川调粮算是比较少的。结论是，政策原因，而四川比全国更左。廖伯康说：58年谎报（产量），（其他省）59年补回来了；59年谎报，60 年补回来了。就四川顶得住！所以，（四川）62年还在饿死人。在廖伯康的回忆录里，有两个“动人的故事”说明年轻人需要历史真相。一个是， “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重庆造反，当时廖伯康已经化名“廖纯”被关押在重庆周边。革命学生找到他，带回重庆。当学生们知道他是因为捅开四川大饥荒而“ 犯错误”，当晚就把惟一的一张床让给他睡，他们全睡地板。第二个故事则有些浪漫：廖伯康和政治难友们避难北京期间，一直得到闹革命的大学生们的帮助，学生们组成了“专案组”。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在“专案组”发生了恋情，后来结婚了。廖伯康称，“萧李廖案”是他们的红娘。 30年后，廖伯康问这对夫妻，当时为什么那么热心帮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时，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回川调查大饥荒的一位川籍干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他们还从邓照明的报告中，摘抄了八千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J*****3 发帖数: 25	8 专案组更加的不可靠
J*****3 发帖数: 25	9 是真是假
z******1 发帖数: 1	10 真的，很多反贼的爷爷三岁就在大陆饿死了【在 J*****3 的大作中提到】 : 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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