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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版 - 星光福音:越南爆发“4万亿核酸试剂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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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以来,一场核酸试剂腐败案令越南进入官场大地震。
一家越南生物科技公司被控溢价45%向越南各地供应核酸检测试剂盒,销售总额高达4万
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这期间,上至越南卫生部、科技部,下至各地医院
和疾控中心,大量公职人员牵涉其中。
6月7日,随着警方向越南原卫生部长、原河内市长和原科技部副部长发出逮捕令,此案
已有超过60名涉案人员被起诉及逮捕。
近年来,越南政府大力反腐,尤其2016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
每年都有大批官员落马。
在此背景下,却依然发生如此肆无忌惮的系统性腐败窝案,还是在疫情期间。落马官员
之多,职位之高,让人瞠目。人们不禁想问,为何仍有这么多官员“顶风作案”?
在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卫华教授看来,阮富仲的确是一位非
常重视反腐的领导人,“他对反腐工作是有决心的,也是有成果的”。
不过赵卫华指出,虽然越南这几年抓了很多人,阮富仲总体上还是属于“温和反腐”,
对贪官处罚力度较低,这也导致贪腐事件“前赴后继”。而越南社会的腐败情况十分普
遍,“整体氛围是这样,不是一任领导人可以在短期内改变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
“越南之光”
时间倒退回2020年初,当时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扩散,越南检测能力紧缺,几乎完全依
靠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援助的核酸检测试剂盒,给疫情防控造成极大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越南科技部于当年2月批准了一项预算189.8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546.
7万元)的研究项目,由越南军医学院和越亚科技股份公司(Viet A)共同研发核酸检
测试剂盒,希望生产出价廉物美的“越南制造”。
据《西贡经济在线》介绍,越亚公司成立于2007年,当时注册资本仅8000万越南盾(约
合人民币2.3万元)。到了2017年10月,该公司注册资本从2000亿越南盾骤增至10000亿
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89亿元)。
近年来越亚公司和越南官方的合作十分频繁。2016-2017年,公司成为越南175军医院供
货商,提供药品、化学品和医疗用品。2018年-2019年又中标越南中央皮肤病医院采购
项目,向其提供除菌剂、测试仪器等。
但在2016-2019年期间,越亚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直到2020年。
研发仅一个月后,由越南军医学院和越亚公司共同研发的新冠Real-time RT-PCR 及RT
PCR检测试剂盒(以下简称Viet A试剂盒)便获越南卫生部门批准使用。3月5日,越南
科技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有关试剂盒的成果,牵头研发的越南军医学院下属军
事医学研究院副院长胡英山(后被捕)表示,该试剂盒的敏感性、准确性等与世卫组织
和美疾控中心研制的试剂盒相当。
Viet A试剂盒的诞生让越南全国为之振奋,时任越南科技部副部长、现已落马的范功柞
当时表示,这让越南成为世界上成功研制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试剂盒的少数国家之一,“
世界多国订购越南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
与此同时,越南媒体也在大张旗鼓地宣扬Viet A试剂盒“获得世卫组织和英国卫生部的
认证”。
越通社有关Viet A试剂盒获得世卫组织认证的宣传图
有了世卫组织和英国的“加持”,一时间,越亚公司风光无两,Viet A试剂盒俨然成了
“越南之光”,其生产的试剂盒在越南被大规模使用。
2021年3月,在公司所在地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的推荐下,越亚公司还被越南政府授予
了三等劳动勋章,以表彰其在研发方面的“卓越成就”。
跌落神坛
2021年中旬,随着德尔塔变异株肆虐全球,越南确诊人数骤增,核酸检测需求也随之上
升。而当时的越南市场,新冠检测试剂盒已不是紧俏货,随着其他越南公司产品和进口
试剂盒的涌入,Viet A试剂盒的价格问题逐渐显现。
不少越南企业和民众开始反映Viet A试剂盒价格无序,检测成本过高。Viet A试剂盒的
官方参考价为每套47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35.4元),而其他越南国产同类型检测试
剂盒的价格在17.98万至38.5万越南盾之间,进口产品价格在则28万至60万越南盾之间。
平阳省卫生部门的一名官员表示,疫情早期缺乏核酸检测试剂盒,只有越亚公司可以提
供。但后来,他们发现很多试剂盒生产商的报价更低。
随后,越南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越南卫生部后来指出,越亚公司的核酸试剂检测盒溢价
严重,需要严肃处理。
2021年12月18日,越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潘国越及公司多名管理层被捕。调查显示,
越亚公司在Viet A获得流通许可后,与越南卫生部门官员勾结,伪造文件、夸大试剂盒
材料成本,将试剂盒的参考价抬高了45%。
截至潘国越被捕,Viet A试剂盒已被销往越南63个省市中的62个,销售总额达到4万亿
越盾(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越亚公司至少从中获利500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45
亿元)。
越亚公司高管后来承认,他们“充分利用了”新冠疫情紧急情况下政府给予的简化投标
程序。
为了让全国各省市能采购自家产品,越亚公司还花了800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3亿
元)向各级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通关系”。
例如,海阳省疾控中心负责人范维先被指控从越亚公司处受贿27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
币779万元),该省疾控中心其后与越亚签下了总价值高达151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
4354万元)的试剂盒购买合同。
随着案件逐渐浮出水面,人们发现,Viet A试剂盒似乎并不像此前宣传的那样“优秀”
。越南媒体乃至官方曾宣称“Viet A试剂盒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但事实是,
Viet A试剂盒只是向世卫组织提交过申请,并未被列入“紧急使用清单”(EUL)。
世卫组织2020年10月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Viet A试剂盒并不符合世卫组织的采购资格
。直到2022年4月世卫组织“不获EUL接受的产品”清单中,Viet A试剂盒仍榜上有名,
理由是有关申请“未能满足安全性、性能和/或质量管理体系(QMS)所需的文件证明”。
至于“得到英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的认可,获发欧洲标准CE认证和自由销售证书(CFS
)”等消息,据英国政府网站,截至2022年6月9日,英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批准新冠测
试产品有56种,同样不包括越亚的产品。
在“越亚案”曝光后,越南科技部于12月20日删除了其网站上有关Viet A试剂盒获得世
卫组织和英国认证的信息。科技部一名官员承认,该部当时“没有充分考虑世卫组织关
于越亚公司试剂盒的反馈”。
此外,越亚公司之前一直宣称试剂盒的产地为胡志民市和平阳省。然而,越南公安部门
实地走访后发现,位于胡志明市的总部只有一块招牌,没有员工。其在平阳总部的“工
厂”只是一个“10多平米的房间”。
平阳的技术人员声称,他们每天生产3万个试剂盒,但《西贡经济在线》指出,这些员
工只负责分装配件、打包成盒,至于原材料在哪里生产,他们也不知道。
越南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VnExpress今年1月报道,越亚公司在过去5年内进口了价值约
2860亿越南盾(约合人民币8280万元)的医疗用品和设备。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9
月到12月,越亚公司从中国进口了300万盒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共花费646.8亿越南盾
,平均每盒价格2.15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6.24元)。
虚假宣传、简陋的厂房,引发外界对Viet A试剂盒有效性和准确性的质疑。越南裔美国
医生Wynn Huynh Tran去年12月对英国广播公司越南语频道表示,如果检测试剂盒质量
不好,越南控制和追踪疫情的能力也可能受到影响。
不过,越南卫生部去年曾表示,Viet A试剂盒的定价确实存在问题,但质量方面是完全
符合越南标准的。
随着新冠变种病毒不断出现,越南这个“抗疫优等生”风光不再。经历了2021年下半年
的疫情,越南的疫情曲线从2022年2月开始急剧上升,至3月中旬达到峰值,单日确诊人
数一度突破20万例,随后开始下降。
目前越南疫情基本平稳,每日新增病例在一千左右。自疫情暴发以来,越南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超过1073万例,全球排名第12。
官场地震
潘国越的被捕仅仅是开始。一场波及越南卫生、科技系统,甚至牵涉到军方的反腐行动
由此拉开序幕。
2021年12月30日,越南中央反腐倡廉工作指导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在越南举国上下抗
击新冠疫情之际,越亚公司事件在舆论上引起的轩然大波,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政府防疫
工作及打击腐败的信心。
声明要求有关部门依法从严处理此案涉及的违法行为,“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不受任
何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越通社报道,2021年12月31日,越南公安部调查机关以“滥用职权”罪,对原卫生部医
疗设备与工程司司长阮明俊、卫生部财务规划司司长阮南莲、科技部技术经济科技司副
司长郑青雄提起公诉。
在此之前,越南公安部门已对乂安省疾控中心主任阮文定、乂安省疾控中心总会计师阮
氏红参、平阳省疾控中心主任阮成名、平阳省疾控中心财务会计处副处长陈清风、原平
阳省疾控中心实验室负责人黎氏红川、平阳省卫生厅财务处副处长、总会计师焦国强进
行起诉。
2022年3月,越南公安部发言人苏恩苏中将透露,该部已委托越南62个省市的公安机关
搜集有关越亚公司一案的材料,截至3月,追缴、查封和扣押的资产已超过1.6万亿越南
盾(约合人民币4.6亿元)。
3月底,越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多名涉及越亚公司案的官员违法违规调查结
果进行审议,认为越共中央委员、河内市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市长)、原科技部长
朱玉英;越共中央委员、卫生部长阮青龙;越共党委委员、科技部副部长范功柞;卫生
部副部长阮长山及若干科技部和卫生部领导干部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承担共同责任,对
履职和执行任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
这场会议还公布了对越南军医学院有关领导的处理情况。该校党委书记阮曰亮中将、军
事科学处党委书记阮松灵、财政处党委副书记吴英俊少校、学院设备和物资处化药部门
主任黎长明等得到警告处分。
军医学院下属军事医学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胡英山上校;学院物资和设备处党支
部副书记、处长阮文校大校被开除党籍。胡英山正是核酸试剂检测盒项目的负责人。
进入6月,朱玉英、阮青龙和范功柞相继被开除党籍并免去公职。
越共中央认为,科学技术部党组和卫生部党组的违法行为十分严重,朱玉英、阮青龙、
范功柞等同志在政治、品德、作风上衰退,违反党的规定和国家的法律,违反党员十九
严禁规定以及先锋模范责任制;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并造成国家财政重大损失和浪费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造成影响,引发社会不满;对党组织、科学技术部和卫生部
的权威产生负面影响。
6月7日,越南公安部调查机关以违反国家资产管理使用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浪费罪
对朱玉英和范功柞提起公诉,以滥用职权罪对阮青龙提起公诉,并下发搜查令和逮捕令。
据越南媒体统计,截至6月9日,已有超过60名与越亚案有关的人员被起诉及拘留。
据介绍,此次案件涉及越南十几个省市的官员,其中,阮青龙和朱玉英在越南政坛的地
位比较重要。
现年56岁的阮青龙在2020年1月,也就是新冠疫情出现后不久成为越南卫生部副部长,
同年7月成为卫生部代部长。2020年10月,美国驻越大使馆举行美国国庆暨美越建交25
周年活动,阮青龙代表越南政府出席;11月,他升任卫生部长。
至于现年57岁的朱玉英,他算是一个“重点培养”对象,“(2020年9月)从越南科技
部部长调到河内市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在十三大上继续当选越共中央委员,实际
上是重用和提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甚至有可能冲击下一届政治局委员。”
在阮青龙、朱玉英和范功柞落马后,越南政府可能会继续追究一些参与“越亚案”的具
体涉案人员,但不太可能再牵涉到部级以上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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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之路,还有多长?
“越亚案”震惊越南社会,杜克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裴添(Thiem Bui
)认为,此案与其他腐败案件的区别在于,它严重破坏了越南民众对政府防疫努力的信
心。
昆士兰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未来政策中心名誉研究员阮海洪(Hai Hong Nguyen)
今年2月就此案撰文指出,腐败是蔓延在越南所有部门的病毒,此案可能只是越南腐败
的“冰山一角”。
事实上,越南的反腐道路已经走了很多年。
自2011年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尤其是2016年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阮富仲积极开展反
腐运动。
“熔炉烧旺了,湿柴火扔进去也得燃烧。”阮富仲的这句反腐名言在越南社会广为流传
。阮海洪解释,这句话意味着,当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打击腐败时,反腐就能成功。
近年来,越南的反腐运动确实成绩颇丰:
2013-2020年,越南各级党委、检查委员会共对13.1万名党员进行纪律处分;全国审判
机构对超过1.17万起腐败案、经济案进行起诉、调查、审理,由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
跟踪指导的案件超过800起,由中央管理并受刑事处理的干部18名,包括越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1名、原越共中央委员7名,4名部长、原部长,7名军官等。
2021年越南全国共起诉查处贪污罪和滥用职务犯罪案件390起,涉案被告人累计1011名
。同一年,越南在监察贪污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由
104位上升到87位。
然而,在反腐“铁拳”打击下,越南为何仍会在疫情期间出现系统性腐败案件,越南的
各级官员为何敢“顶风作案”?
越南的腐败情况十分普遍,中国游客去越南,很多都有在海关被索要小费的经历。尽管
大力推动公民社会建设,但越南总体上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裙带之风从上到下非常盛
行,越南民间也有“一人当官,全族可恃”的说法,“一个人当官后整个家族都依靠你
,或者一个人在中央当了大官,就会提携周围的老乡。越南社会的整体氛围是这样,不
是一任领导可以在短期内改变的。”
阮富仲的确是一位非常重视反腐的领导人,特别是自第二任期以来,他的政治根基基本
稳固,开始采取大力的反腐措施。
“从打击腐败分子的数量上来看,他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从反腐的总体效果来说
,目前来看依然不容乐观。因为没有遏制住腐败的势头,每年贪官还是一抓一大把,大
家还是‘前赴后继’。”
看来,阮富仲的反腐可以称为“温和反腐”,“处罚力度是比较低的,几乎没有无期徒
刑或是死刑,这种做法的积极方面是降低了反腐过程中的阻力,消极方面是对腐败分子
的震慑力度不够。越南最高层的权力结构是所谓的‘四驾马车’体制,由于要照顾和协
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阮富仲反腐的力度。”
阮富仲现在第三个任期刚开始,从他第二、第三个任期来看,他对反腐工作是有决心的
,也是有成果的,但越南想要达到消除腐败、成为‘廉洁社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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