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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hx.cnd.org/?p=137147
中国挑起珍宝岛冲突的时间是在“文革”中的“九大”召开前的一个月。合乎逻辑的推
理应该是它与中国内部事务有关的可能性，远大于外部事务。但是中国内部事务的复杂
诡异，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也很难解读。因此在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分析中方的
动机与目的，怀疑毛泽东“试图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政治调情”。但中方在冲突
后的最初行动，似乎表明珍宝岛冲突只是用以炽热煽动国内的反苏气氛。已被确认的事
实是，从3月2日珍宝岛冲突之后的两个月之内，北京当局并无重要的举动。3月15日早
上珍宝岛再次发生战斗，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听取战况时还轻
松地说：“一个县建立一个民兵团，全国都要搞。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准备好了
，他（苏联）不来打也不要紧。苏联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寒冷
。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飞机轰炸。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
面子的。”此时林彪插话：“今天的行动（3月15日的战斗）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
线人指挥的。”毛又明确说：“到此为止，不要打了”。随后，毛泽东指示采取措施缓
和中苏关系，并让周恩来准备与苏方进行谈判。3月22日周恩来提交书面备忘录，毛泽
东批示“同意备忘录，准备外交谈判。”同时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表示
：“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3月2日的冲突，他们（苏联）上边的人也不知
道，（苏共）政治局也没有讨论。他们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毛还主张“
（将要举行的）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显然，在毛泽东
看来珍宝岛冲突的事情已经结束，其中并不包含准备与苏联开战或者纠缠不休的意图。
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毛相信中苏大战是打不起来的，“毛泽东‘不要打了’的指示
，显示他不想扩大事态。”
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谈到珍宝岛冲突，强调了精神胜利法：“我们主要靠
勇敢，靠破除迷信，这次在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破除了一个迷信。”那个在珍宝岛举
手发信号的中国军人（孙玉国），在“九大”大谈他们如何偷袭了苏方巡逻队，毛泽东
高兴得起立鼓掌，会场的千名代表极度亢奋，掌声雷动。周恩来及时指点此人向毛泽东
敬礼，场面欢腾。从记录影片来看，此人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大幅度抖动不停，毛泽
东以老人之身受此剧烈抖动，倒也没有不悦。这期间，珍宝岛冲突引起了苏联在边界局
部上的军事反应，毛泽东和周恩来基本上视其为“故意虚张声势”。周恩来还判断：“
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
军事进攻的可靠基地。”林彪此期间表现冷淡平静，他的反应基本上是无动于衷。
那么，是谁主导了这样一次目的模糊不明的边界战斗？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
”和军队系统都直接听命于毛泽东。从周恩来在珍宝岛冲突前后的表现来看，他的作用
局限在外交层面，他附和毛泽东，又模棱两可，而且一直在担心边界战斗的扩大化。周
恩来，实则不属毛氏团队，毛并不信任他参与决策，仅用他跑腿办事。周恩来的实际地
位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之下，甚至不比谢富治、张春桥。所以从周的意愿、权限和动
机来说，他不配做此事。江青等人活跃地推动“文革”，虽然勇气十足，但只是毛泽东
麾下的攻击手，更没有激惹苏联的动机，也不配做此事。《剑桥史》分析道：考虑到中
共军队是从上到下控制十分严密的组织，可以完全排除中国边界部队或当地军区自行发
动战斗的可能性，结论是：“有动机、有权力、有指挥系统下达伏击苏军的命令，只有
毛泽东和林彪两人。江青及等人缺乏指挥系统。周恩来不会认为自行采取这种大胆行动
而不受任何惩罚。”中共资料也说明“毛泽东事先知道珍宝岛战斗将会发生，但并不具
体地知道在3月2日发生。”这表明挑起珍宝岛冲突，确实是毛本人的意图；而负责军事
层面的人，就只能是林彪了。
总地来看，毛泽东对冲突后的苏联反应，是准备不足。3月29日苏联政府声明愿意同中
国谈判解决边界冲突问题，毛泽东迟钝地对苏方建议较长时间未予以答复。可以说，珍
宝岛冲突可能只是毛的反苏路线的一次发作，那路线是“通过仇外宣传，毛和他的同志
们使用外国威胁来动员中国的民众。”而林彪的最初反应很象是“事不关己”。据林彪
的秘书讲：“我注意到，林彪对珍宝岛冲突的事情，从始至终缺乏兴趣。我向他转报有
关情况，他只是听听而已。”
长期以来，苏联对周边安全极为敏感，蒙古国即是苏俄为防御中国而建立的安全地带之
一。近代历史表明，在非常注重“地缘政治”的俄国人眼里，中国东北地区处于重要地
位，关系到俄国的远东安全和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现在，中国的矛头突然“北进”
，在远东挑起边界冲突，“苏联怀疑中方意图并非仅要控制那个小岛（珍宝岛），而是
有更广泛的战略考虑。”从逻辑上说，如果中苏边界冲突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那
么真正的主导者，不一定对具体事件或战斗过程感兴趣，但一定会关心冲突所引发的后
续效应。
在当年4月份的“九大”期间，在毛泽东看来珍宝岛事件已经结束，毛的重心是要在国
内“取得更大的胜利”。按照毛泽东旨意撰写的“九大”政治报告也依旧把美国算作头
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九大”闭
幕，珍宝岛事件不但没有被淡化，相反地，中国对苏联军事进攻的前景估计发生了极大
反转，在中国掀起了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备战高潮，全国急速进入铺天盖地的“备战
”总动员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又异乎寻常地持续了一年之久。虽然这与毛泽东挑起边界
冲突的初衷并不相符，但应该说，这才是珍宝岛冲突事件的真正效应，除此之外别无解
释。
在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战争形式
或是边界“小打”，或是苏军全面入侵的“大打”，对这两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这是
毛泽东第一次具体提出要准备与苏联进行战争。
在5月底，毛泽东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苏联随时可能沿两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发
动全面战争，中国必须马上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还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因此要在思
想上和物质上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备战成为此阶段中国
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
这时，中国军队被大量调往中国北部。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400万部队进入了
战前状态。国民经济也火速转入临战状态。“一切为了打仗”成了最中心的任务；中国
各地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备战宣传；各层级“革命委员会”（1968年建立的政权机构“
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大部分工作员都投入了备战工作；大批的城市人口被疏散到乡
下（例如南京市疏散居民13万多人）；大量的物资被搬迁到农村地区；全国各大专院校
也迁往农村；留守在城市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以及居民都被当局以军事形式组织
起来，分别组成所谓的战斗队、支前队、后勤队等等；各城市挖掘简易的防空工事、防
空洞和地道。这时中方的一连串举动，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入侵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中国
行进在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之中，看来两国必有一战。
实际上中国此时并不存在急迫的战争危险。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苏联的全球战略是与美
国争霸，其劲敌是西方世界，不可能与中国“鹬蚌相争”而让西方坐收渔利；因此苏联
的本意仅是要制止边界挑衅。从哪个方面看苏联都犯不上与中国打仗。珍宝岛事件后，
苏联的总体反应是满腹疑团，怀疑中国通过边界冲突“在追求另外的政治目的”，由此
自然产生出防止中方挑衅重演冲突的意图。苏联驻华公使（叶利扎维金）也向莫斯科报
告：“现在北京的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中国某些领导
人为了加强自己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边界上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3
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要与中共领导人通电话以便解决边界冲突问题，但被北京电话局
的一个接线员自作主张和无理辱骂。柯西金只好联系苏联驻华大使，他说：“我奉苏共
政治局之命，要亲自与毛泽东或周恩来谈判。我试图同他们联系，但在北京电话局里坐
着一个无耻之徒，他回答粗鲁，拒绝接线，使馆能帮我想办法吗？”周恩来对北京电话
局拒绝接线一事极为恼火，但他只能既高度表扬接线员的“反修斗争的坚决性”，又婉
言指出不要在国家大事上自作主张。6月13日苏联再要求中方最迟在“两三个月之后”
开始边界谈判。此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Kuznetsov）主持哈巴罗夫斯克
边疆区（Khabarovskiy Kray）的边防会议，讨论如何对付与中国的边境问题，没有一
个苏军将领主张用武力解决争端。7月26日苏联政府提议通过两国总理的高级会晤来解
决边界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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