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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479 | 1 东北经济的坏消息似乎看不到尽头。2016年3月，黑龙江龙煤集团双鸭圸矿业工人讨薪
，再一次揭开东北国企面临的困境。在此之前的2015年，东北三省GDP增速分别排在了
倒数第一、第三和第四，与他们作伴的是山西（倒数第二）。2015年全年，辽宁省的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都为负，最后三个月甚至是-13.3%、-11.8%和-12.7%。
在经历了中央的10年“振兴东北”计划之后，东北经济陷入了断崖式下跌，坊间出
现许多对东北经济的解读：东北人太懒惰、东北人好面子、东北太腐败、东北国企在吸
血、东北产业结构畸形、东北人口流失严重，甚至是东北遭到了“资源诅咒”……这些
说法有多大程度上可信？东北到底为什么会衰落？
殖民地的遗产
要对东北衰落之谜一探究竟，至少得回溯到1949年前的东北。1905年日俄战争过后
，日本赢得胜利，从而获得了进入东北（满洲）的机会。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日本前后影响东北40年。无论日本人出于怎样的意图来经营东北，日本都对东北未来的
经济结构起到了难以忽视的作用。
20世纪初，东北尚属资源丰富的处女地，松花江、嫩江两个流域，都是适合农耕的
肥沃土地，这些肥沃的平原占去了东北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东北被视为矿藏宝库，俄
国人在19世纪就已经染指东北的金矿、煤矿开采。根据《满洲开发四拾年史》，日本以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称“满铁”）为渠道，先建设铁路，后投资港口、煤矿、
钢铁和炼油，推动东北经济的现代化。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占外资总额已达72%，取得了垄断地位。
煤炭产业等现代化工业开始飞速发展，当时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钢铁厂都由“满铁”经营
。日本资本使得东北煤炭产量在1930年达到了1004万吨，大约是1918年的3倍。即使是
1937年神州与日本爆发战争，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也未曾中断，东北变成了
亚洲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其发展程度堪比当时苏联库兹涅兹克和印度的钢铁工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占领后的哈尔滨工业区/AP
长期研究神州的《神州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数据显示，将1941年的东北
与1952年的神州进行比较，人口占神州8%的东北，贡献了全神州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值。
《神州季刊》总结，“日本人无疑给神州人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遗产’。”这
份遗产的不足在于，东北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基本与本土民营资本无关，只受到少数几
个外国财阀的控制；1931年后日本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侧重东北重工业发展，完全无
视农业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畸形，这种畸形将在未来几拾年深刻塑造东北的经济脉络。
另外，由于东北资源大开发和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加上华北自然灾害不断、
军阀连年混战，外来移民涌入东北。不仅如此，东北城市化速度也傲视全国。曲晓范在
《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中估算，1907年，东北总人口1677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就已经超过10%。随着关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涌入，1931年，东北地区总人口增
加到2990万人（增加人口的一半为农业移民），城市化水平上升至13.5%，而到了1942
年，东北总人口为4550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了23.8%。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5年
神州城镇化水平也才刚达到23.7%。
共和国长子
截至1949年，东北继承了奉系军阀和日伪政府打下的经济基础，尤其是较为完整的
重工业体系。《剑桥神州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估计，1949年，东北
提供了神州34%的工业产出。马迎淇援引《当代神州的基本建设》数据解释道，1949年
，“按照原有设备能力计算，东北炼铁能力占全国的71%，炼钢能力占91%，轧钢能力占
50%，发电设备容量占30%，各项主要化工酸碱等工业以及机器工业，东北占的比重都很
大”。
除上述经济基础外，东北的工厂大多是当时国民政府所有，新神州接管后根本无需
将其没收或者国有化。再加上东北最早彻底解放，苏联也最容易对东北施加影响，致使
东北成为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计划经济最晚、贯彻计划经济最彻底的地区。
苏联以另一种姿态频繁地介入到东北的经济中。中苏双方率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协定，苏联向神州提供3亿美元贷款，分5年付给，年利1%。根据董
志凯、吴江合著的《新神州工业的奠基石》，横跨1950-1969年的“156工程”对当代神
州经济具有革命性作用，而1950-1952年，苏联就帮助设计了42个项目，30个位于东北
，其余位于关内（6个）、噺疆（5个）和内蒙（1个）。
1968年，鞍山钢铁厂/Gettyimages
“156工程”最终实施的项目为150个，1960年中苏交恶前，苏联实际援建了其中的
133个。在150个项目中，106个涉及民用企业（东北50个，其余大多位于中西部），44
个涉及军工企业（部分造船厂位于沿海，35个在中西部）。可以看出，沿海地区的浙江
、福建几乎没得到任何青睐，它们也从此长期游离在计划经济的边缘。
苏联不仅给神州带来了苏联的技术、设备和专家，也带来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整套模
式。东北在高岗的领导下，1948年就率先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建设计划，1949年更是进一
步执行了包括生产、修建、经理三个方面的国营工业计划。中央鼓励东北起带头作用，
东北模式很快推广到全神州，1952年10月，神州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
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接踵而至，国家还制订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没有谁是全知全能的”
受影响最深的东北，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国家包办一切”。在“一五计划”中，农
业的存在就是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大部分投资都
流向了工业（农业投资不到8%），“156工程”的大工厂受到重点关照。中央、东北人
民政府、省、市、县的计划部门纷纷开启上帝视角，规定企业生产的产品类型、每年的
产量还有产出该如何分配，以达到计划的目标——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与苏联有所不同
的网状监管结构（这些在苏联都由中央经济办公室来计划）。
根据《剑桥神州史》，1952年-1956年，全国受上述调拨形式制约的商品数就从28
种增加到200种以上。当时国营企业的领导者恐怕还不能认识到，一旦市场被排除在经
济活动之外，一旦企业的定价机制、工资策略被政府控制，那么就意味着企业没有动力
改进、研发产品，国企的低效问题、浪费问题只会必然发生。1949年的工业恢复期，东
北许多工矿企业已经存在只重视数量轻视质量以及造成巨大浪费的现象。像未来几拾年
的计划部门一样，当时的东北工业部发出了《东北工业部关于加强经济核算制开展反对
浪费斗争的决定》，徒劳地希望能以精神鼓励和政治高压来改善国营企业效率，但这些
努力均存在“边际收益递减”问题。
大跃进时期(1958-1961年)，计划经济的致命缺陷被无限放大。辽宁鞍山钢铁厂在
“一五计划”中表现抢眼，但在全民大炼钢运动中，鞍钢兴建了141座小高炉、37座小
转炉和各种土炉子，导致产品质量下降、设备磨损严重，钢产量从1958年的392万吨、
1960年创纪录的561万吨，猛跌到1961年的295万吨，一夜回到1957年水平。
1978年，鞍山钢铁厂的工人从各自的单位中走出/AP
东北成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战场，这些政治运动很多是为了提高国营企
业运行的效率。1960年，毛澤东提出“鞍钢宪法”，主要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
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
，毛澤东号召全国向鞍钢学习。但其实早在1960年之前，一场类似的运动已经席卷东北
。根据复旦大学林超超的考据，在中央动员下，黑龙江鼓励大胆突破“陈规陋章”，“
谁感到什么制度不顺眼，谁就可以宣布它束缚了生产力而不加遵守。”庆华工具厂在几
天内就废除和简化了260余种报表，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搞起了无人发放工资、无人收
售洗澡票，这是平均主义最风光的时刻。
对于干部来说，在高指标的压力下，他们早就失去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的信心，
还不如将责任下放给工人；对于工人来说，自己的收入与生产效率不相关，再多“鞍钢
宪法”，也不能提高积极性。这场运动的结果令许多人失望，工厂上下工序之间的手续
减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提高了生产组织效率，但由浪费造成的成本激增、质量下降、机器
损坏都非常严重。
在计划经济的边缘
要想更深刻感受计划经济体制对东北造成了怎样挥之不去的阴影，最好得把目光投
向当时东北的反面——东南沿海的浙江。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浙江都号称是处在“计
划经济的边缘”。
《2005年浙江总志》介绍，浙江陆域面积仅为10.18万平方公里，是神州面积最小
的省份之一，其中山地和丘陵就占了70.4%，耕地面积仅208.17万公顷，人多地少、资
源匮乏是浙江的特征，和资源丰沛的东北形成对比。上文已经提到，“156工程”并未
顾及东南沿海地区，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地区投资占44.3%，
中部地区32.9%，西部地区20%，共计97.2%，留给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的投资所剩无几。
而根据《神州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3-1975年（“一五计划”到“五五计
划”），浙江获得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仅为122.54亿元，而辽宁为479.03亿元，黑龙江为
365.09亿元，吉林也有200.04亿元。浙江排在西_藏、宁夏、青海、福建之上，位列倒
数第五。进一步计算人均投资额，浙江排在倒数第一。浙江中部、南部的温州、台州、
丽水和金华，更是“共和国的弃子”。
同处计划经济下的浙江，没能得到中央垂青，结果就是浙江的中央直属企业和大中
型企业难觅踪迹。据浙江省统计局王杰的文章，直到1978年，浙江省乡及乡以上工业总
产值，中央企业占2.6%，大中型企业占16.0%，分别比全国低4.2%和27.4%。而浙江乡村
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16%，比全国比重高出约7%，城镇集体工业产值比重也比全国高
出9%以上。根据《新神州六拾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年，浙江不仅工业总产值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仅为132.11亿元，按1978年价格计算），国有企业所占总产值比重也是全
国倒数，为61.3%。
1960年，浙江杭州的农民/Gettyimages
浙江省统计局的王杰还提到，浙江数量多、规模小的国营、城镇集体和乡村企业所
生产的产品，多属一般工业消费品和小农具，没有受到指令性计划太多管控，市场或准
市场机制在其投入分配中起一定作用，个别产品甚至由企业自销和定价——这对当时的
东北国营企业根本不可想象。
此外，在东北这样的计划经济核心地带，城市化水平延续了奉系军阀、日伪治下的
高速发展，更多的人得以进入到体制内，享受计划经济父爱主义的保护。根据《新神州
六拾年统计资料汇编》，辽宁省的城镇化水平从1950年的20.0%，一路飙升至1960年的
42.4%，由于“大跃进”和“文ge”的恶劣影响以及对城市人口的下放，城镇化水平跌
到1970年27.6%，但到了1978年，还是恢复到了31.7%。
相比之下，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11》，浙江在1953年城镇化水平仅为11.9%，到
了1978年，城镇人口比重竟然才缓慢爬升至14.5%，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人口基
本就等于体制内群体，体制内群体意味着医疗、住房、招工、粮食等一整套福利待遇，
乡村人口基本被排除在体制外，因此在这30年时间内，将近90%顶着“乡村人口”帽子
的浙江人必须另谋出路。
逃离管制
这条出路就是经商。
浙江素来有商业传统，隶属于浙江金华的义乌，至少从清朝开始就有农民参与“鸡
毛换糖”的交易。敲糖是义乌农民自产红糖的再加工产品，换回来的鸡毛则主要用作农
作物的肥料，清乾隆年间至抗战爆发前夕，义乌县从事这一商业活动的人数多达上万人
，“敲糖帮”形成了特殊的帮规和内部层级分工。据白小虎引述《义乌县志》的数据，
解放初外出鸡毛换糖的季节性商贩仍然占全县人口5%以上。
随着1956年神州开始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12月，“敲糖帮”基
本被迫解体，但鸡毛换糖仍然可以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苟且偷生。这是因为鸡毛换糖学
习成本低廉，家庭传承容易，也是因为鸡毛换糖不与计划经济有直接冲突。鸡毛换糖实
施了一套逃避计划经济管制、保护私人产权的机制。由于日常交易随时可能被“打击投
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员抓获，敲糖农民便把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的形式，他们用糖饼（
或者其他渠道批发来的小商品）换取鸡毛，而鸡毛肥料正是义乌农业生产和公社的需要
。生产队和公社为农民开具鸡毛换糖的证明，农民则上缴鸡毛换取工分（10工分大约为
0.5元，），这相当于生产队和公社对鸡毛换糖这种“资本主义尾巴”的默许。
从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和户籍制度的实行，一直到计划经济结束，神州的大多
数农民就“再也没有吃饱过肚子”。为了解决各种商品短缺问题，浙江义乌农民在换鸡
毛的同时，也拓展更多的交换用品，从针线、橡皮筋、纽扣到小孩玩具，鸡毛换糖的供
货物品逐渐形成了小百货。刘成斌引述义乌后乐村村民的话，解释鸡毛换糖怎么利用证
明信规避计划经济的管制，“那个时候……都是想办法的，把‘卖猪’两个字改掉，换
成‘换糖’两个字，还有用柠檬酸配置的药水可以把字褪掉，然后再写。……我把‘江
山’（浙江的一个县）改成‘江西’，这样就可以到江西去了。”
1982年的义乌，人山人海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现了浙江人被压抑许久的经商热情 /
义乌国际商贸城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鸡毛换糖实质上已经不止是生产队肥料的来源，而成为了追
求利益的交易方式，在“买”的一端，换糖的人提供货源的“糖坊”出现了；“卖”的
一端，只要是供销社或商店里没卖的小商品，都会成为紧俏的货源，这实际上再一次形
成了分工。受到利润驱使（换糖收入是集体分配收入的1-5倍），即使面临被“打击投
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员抓获的风险，这一时期的敲糖农民已经不局限在浙江省内，足迹
遍布江西、安徽、山東，甚至远至云南、贵州等省。
类似“鸡毛换糖”的黑市在这一时期的浙江并不少见，也不仅仅局限在浙江农村。
许多研究浙江模式的文章，都曾经引述过这些例子：浙江温州虹桥一带的农民在50-60
年代仍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集市贸易，每市日有2-3万人，上市品种达到400多种。温州
永嘉桥头镇不到5000劳动力，外出弹棉花者在1962年就有200人，1968年达到1000人，
70年代外出共达3000人。在浙江乐清和温州等地，许多人往返于温州和上嗨、杭州之间
，通过倒卖粮票、油票和布票谋取糊口的利益。
受到官方长期宣传影响，大多数神州人都以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神
州接下来30年经济取得非凡成就的源头——这其实是对这次会议的过度解读。神州的改
革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神州最终走向市场经济也不是这次会议有意设计的结果，相反
，是市场经济本身提升了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
正如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王宁在《变革神州》(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所说，神州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真
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营企业，而是那些
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正是他们将私有经济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由于浙江悠久
的商业传统未被计划经济破坏殆尽，反而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再加上国营企业缺位，地
方政府对私营企业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支持，使得浙江的私营经济得以在改革开
放前就悄悄走上了恢复的步伐。相反，指令性经济横行、国营企业林立、人们逐渐对单
位组织产生依赖性的东北，就没那么好运了。
资源的诅咒？
资源富饶的东北，从人迹罕至的处女地一跃成为亚洲工业巨头，在计划经济时代更
是成为“共和国长子”，可谓风光了数拾年。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改革开放后，东北
的经济改革很难称得上是成功，东北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坐上高速
列车，自己却在泥潭里挣扎。
有学者认为，东北的发展其实是陷入了“资源的诅咒”——有时自然资源丰富的国
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或地区，也就是丰富的资源阻碍了经
济的增长。人们发现，日本、新加坡、瑞士、卢森堡这样的资源穷国，往往可以摆脱自
然资源的束缚，实现经济腾飞。而中非、赞比亚、委内瑞拉、塞拉利昂等国，丰富的自
然资源并没有长期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陷入“资源诅咒”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制度相对落后。委内瑞拉石油资源丰富，这些资源却被政府把控；几内亚拥有
富饶的铝土矿和铁矿，但财阀和军事强人为矿产资源争斗了数拾年；尼日利亚同样以石
油丰富闻名于世，但丰富的石油资源吸引来了寻租利益集团，使尼日利亚成为腐败、官
僚化问题严重的国家。
反观澳大利亚、智利、挪威这些自然资源丰裕、同时制度健全的地区，并没有遇到
“资源诅咒”的问题，也就是说，资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人们使用资源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神州东北的“资源诅咒”其实也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诅咒”——
东北没有形成有效的产权制度，而科斯已经说过，“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激发
企业家精神必不可少的前提”。
周其仁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中提到，“当国家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整体
性竞争转向市场开放，即各种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在同一产品（服务）市场上的
竞争时，公有制企业面临的命运就是，或者在市场竞争中淘汰，或者进行市场化改革。
”周其仁认为，国企搞不好，根子在于没有把国企看作科斯所说的“一组市场合约”。
国企中有国家的资源，但也有私人资源，比如员工的人力资本。国企应与人力资本签订
市场化的合同，保护私人人力资本的产权，而不是靠行政体制配置资源。
辽宁阜新的露天煤矿，资源对东北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东方IC
国营企业作为东北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改革显然用力不足。根据《东北振兴的新
制度经济学分析》一文的数据，1978年到1997年间，全国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下降了52.3
%，而同时期东北仅下降了27.8%，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2001年，浙江的非国有工
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5.0%，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分别是34.6%、19.8%、17.3%
。2002年，浙江的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额是2366亿元，而辽吉黑分别是960.8、402.2、
569.1亿。2002年，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
黑龙江是89.3%、吉林是77.8%、辽宁62.7%，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的52.8%。
东北的国企改革，起步晚，质量低，效果差。东北的国企改革，直到90年代才算真
正起步，之前虽然也有改革，但总体上还是小打小闹，没有触及真正的改革核心——产
权。80年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品价格都逐渐放开，但煤炭、原油、基本化工原料
、军工产品等产品仍然由国家统一调配，而这些化工产品正是东北特产，当时东北的工
业产品实行统配价格的比例都在一半以上。比如，石建国在《神州工业化的路径转换与
东北工业基地的兴衰》中援引数据称，1985年，黑龙江省的木材依然实行”统配材“和
”非统配材“双轨制，统配材占全省的70%。六五期间，黑龙江省的原煤净调出7501万
吨、木材4383万立方米、原有21907万吨，分别占产量的40.5%、57.7%、82.7%。
2003年，神州政府启动振兴东北战略后，将目标对准国有企业改革。虽然经过几年
，东北三省的国企改制基本完成，但是质量堪忧。很多企业不仅没有改掉国企的弊病，
反而重新加入央企，到2007年，辽宁省有四成国企重新加入央企。这种改革方式，没有
触及核心问题——产权改革，反而是强化了公有制特征，无异于引鸩止渴。2015年8月
，全国工商联发布2015神州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其中辽宁省有6家企业上榜，黑龙江3
家，吉林则无上榜企业。相比之下，浙江的上榜企业为138家，江苏为91家。
边缘革命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东北和浙江越来越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东北还陷在公
有制改革的泥潭里摸爬滚打之时，浙江等地的私营经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从改革开放起步到1990年代初期，浙江创造了一个非公有制经济体系。据赵伟引用
的另一套统计数据，1978年，浙江省的工业产值，国有占63.89%，集体占36.2%，私营
只有不到1%。而1990年，仅仅过了12年，集体经济就超过了公有经济：国有23%，集体
61.3%，私营15.7%。而且，浙江很多乡镇企业，名义上是当地政府兴办的集体企业，其
实质是正儿八经的私营经济，也就是所谓的红帽子企业。这也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因为
非公有制企业长期被禁止，乡镇企业面对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歧视，只能在夹缝中生
存。
上文曾提到了浙江义乌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暗潮涌动，除了他们之外，这些由社
队企业发展而来的乡镇企业，是边缘经济力量最为活跃的一支。科斯在《变革神州》里
提到，即使企业改革后，国营企业仍然无法摆脱各种“红头文件”的束缚，而乡镇企业
最重要的优势，就是他们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并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做出迅速反
应。名义上，它们还是乡镇政府领导的集体企业，但在实际运营中，企业的主导权逐渐
从地方政府转向企业，即从官员让渡至经理阶层。这一制度变迁，在经济学家周其仁考
察的乡镇企业范本——浙江省横店集团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横店集团的早期模式与“苏南模式”大同小异，都受到当地乡镇的控制。直到1989
年，横店集团仍然是“镇办集体企业”。从1990年开始，性质变成了由浙江横店集团公
司领导和管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横店集团的缔造者徐文荣先后赶走了5任企图干预横
店企业的乡镇领导，最终得到上级支持，在制度上实行政企分开，公司的总经理不再由
镇政府任命，也无须经过镇政府同意；投资项目也不需要政府审批。换句话说，经理阶
层获得了充分的企业控制权。夺取企业控制权，靠得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企业家的能
力。
在横店集团的产权界定过程中，徐文荣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有学者将横店模式
直截了当称为“徐文荣模式”。周其仁认为，企业经理能够摆脱官员干预，完成产权的
制度变迁，依靠的是企业家的能力，“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的能力界定企业控制权。”
其力量源于两种能力，“通常的企业家才能即从事成功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作为制
度企业家的才能即实现‘制度和组织创新’的才能。”
浙江义乌，被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顾客来自世界各地 /东方IC
这种企业家能力不是凭空出现的，在浙江当地，流传一句俗语，“白天当老板，晚
上睡地板”，这不禁又让人想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有所松动的浙江。包产到户并非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首创，早在1956年的浙江永嘉，便产生了包产到户现象。1979年11月
30日，第一个正式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在温州诞生，拉开了神州私营经济复兴的大幕
。而三个月前，叶劍英才在庆祝∮共建政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并认可个体
经济。
计划经济时代，浙江人阴差阳错保护的私人产权激发了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企业家
精神没有绝迹）。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正是这种企业家精神，反过来才促使浙江完成产
权制度革新，并最终引领全国。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一带即涌现大批专业商品市场，根
据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温州的调研报告《小商品，大市场》，1978年，温州总产值中，种
植农业占64%，工业和其他行业加一起只有36%，而仅仅7年以后，工业产值猛增至16.5
亿，占65%。到了80年代中期，温州已有415个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年成交额在8000万
元以上的就有10个。时人称温州人致富靠的是“一双手、两条腿、三分邮票、四种产品
”。
在《寻路神州》里，何伟也描述了颇有浙江特色的专业市场现象：“沿着330国道
，只要经过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我都要停下车来，问一问路边的人：“你们这里生产什
么东西？”他们通常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连话都不说也能回答我的问题
。在武义县，有个人就直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扑克牌。后来我才了解到，武义年
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神州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
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神州产量的百分
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崧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分水专门制笔，上官专
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
作嵊州的地方。”
1992年到1990年代中期，浙江将重心放在体制内突围。突围的企业主要包括三种，
产权模糊的集体企业、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地方国有中小企业。期间绝大部分集体企
业变成了私有企业，戴红帽子的企业几乎都摘了帽子。到1997年，私有工业企业增加值
占比40.6%，集体工业下降到36.7%。浙江省的工业化范式改变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模
糊的产权界定，将企业产权明晰到个人出资者。到了2004年末，浙江全省二三次产业有
“法人企业单位”30.93万家，可以明晰到个人的企业资本高达69%，高居全国第一。
东北人懒惰吗？
相比之下，长期浸泡在计划经济父爱主义保护下的东北，改革开放后一直被计划经
济的遗毒所困扰。东北以国企为首的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体，公有制经济用官僚等级制
替代了产权制度，其官僚化程度居全国前列，似乎让外地人对东北人形成了刻板印象：
懒惰，而且崇拜权力。
《凤凰周刊》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振兴东北，先震东北人》，身为东北人的作者
激愤地说道，“懒成了现代东北人的通病。在南方，你可以到处看见30度高温下，民工
挥汗如雨，干活不惜力的情形；而在东北，你会看见大家更愿意衣着光鲜，不管真实情
况如何，也要刻意表现尊贵而不屑选择‘下贱’的劳作；许多青年宁愿游走江湖、给人
看场，用鲜血和生命去搏杀，以期一朝富贵，也不愿意本分地干活，靠勤劳吃饭。”
但东北人并不是天生如此。实际情况是，民国时期东北不仅有东北传统文化、山東
胶东文化、西方文化，还融入了鲁西、豫东、晋南、江浙、两湖文化。《近代东北城市
的历史变迁》提到，在20世纪头几拾年，关内移民融入东北多元化的城市生活，必须要
面对严酷的社会压力和生存压力，接受近代大工业流程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
分工，勤劳是必备品质。
关内移民的身影出现在铁路沿线车站，装卸、搬运、打包货物。他们从事房屋和道
路建设，工作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但是可以获得比农业劳动更高的收入。像林木采伐
和加工等危险性高的劳动，征召对象也普遍是关内移民。移民进入东北后，许多人甚至
会进行东北范围内的二次迁徙，以求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这种自发的有理性的
迁徙活动使东北地区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状态得到改善。
黑龙江黑河，冒着严寒在街头卖茶叶蛋的老奶奶 /东方IC
当时的本土东北人不仅没有担心因此失去自己的生计，反而担心劳动力不足，“按
现今的状况，要雇百万、二百万的苦力尚无甚不便，但苦力的需要年年增加，将来对于
雇佣苦力，将不免感觉困难。”20世纪头30年，在东北永久定居的关内移民就将近1000
万，现代的东北人许多就是这些关内移民的后代，也是上述不排外的本土东北人的后代
，说其具有懒惰“天性”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就是改革开放后，除辽宁之外，黑龙江和吉林都成为了人口净流出地区。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36万。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3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除去流入人口，净流出180万。在“五普”中
，黑龙江省15-44岁年轻劳动人口占迁出人口比例达70%，初中文化以上的人口占迁出人
口75%，其中有许多外出寻找就业机会的东北人，你也很难把这些人称为“懒惰”。
只是那些留下来的东北下岗工人，确实有不少还怀念改革前的国企时代。无论自觉
还是不自觉，他们都继承了安德鲁•华尔德(Anderw Walder)所说的“计划经济时
期国营工厂存在的权威关系”，即个人对单位组织的“组织性依附”和以“庇护关系系
统”为核心的权威制度文化。国企工人对单位组织产生极强政治和经济依赖性，以换取
合法的身份、特殊分配的福利。在那个年代，工人的收入和生产效率不相关，积极性低
落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事，反正他们捧着铁饭碗，平均主义又何妨。过了数拾年，当这种
关系或者文化开始消褪时，他们只能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在原子化的计划体制中融入太
深、过得太久了——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
如冬季一般寒冷
东北计划经济的遗毒还表现在东北恶劣的营商环境。2008年，神州社科院和世界银
行联合推出《2008年神州营商环境报告》，选取了四项指标：开办企业、登记物权、获
取信贷和强制执行合同，将样本分为东南、环渤海、东北、中部、西南和西北六大区域
。沿海城市如广州、南京、上嗨、杭州，营商环境综合指标毫无悬念地领先全国，东北
数据并不乐观。
东北（长春、哈尔滨、沈阳）开办企业所经历的程序、时间和花费分别是最后一名
、第三和第四；登记物权（例如房屋土地产权）的流程，上嗨只需要4个步骤、29天，
东北表现最好的沈阳也要12个步骤，整个东北平均得花54天；获得信贷方面，中小企业
融资便利程度哈尔滨、沈阳、长春分别排在了第10、第14和第19；强制执行合同，东南
沿海审理一件普通的商业纠纷案件平均花费230天，东北地区竟然需要363天时间，地方
法院系统执行效率和信息透明度都存在明显差异。
辽宁大连，散落在地的商务区规划图 /东方IC
根据智库Bruegel员工在知乎上公开的2012-2014调查数据，在东北地区461家受调
查的外地企业中，有306家企业“已实际撤资/停止在东北地区经营”或“在（2012）未
来五年内有离开意愿”，占66.38%。这些企业以制造业（99家）、批发零售业（91家）
、服务业（79家）为主。剩下的115家五年内不准备离开东北的企业，以房地产业（74
家）和重化工业（69家）为主。
在Bruegel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企业（51.33%）认为“当地政府以及相关政策”
是企业“在东北地区发展遭遇到的最大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比例最高，浙江所属的华
东地区，认为当地政府及相关政策是最大发展阻力的比例仅占18.93%，远远低于东北。
是制度，而不是资源，再一次成为东北的诅咒。 | P****R
发帖数: 22479 | 2 整个东北就是国企的天下。
国企包括大庆油田都苟延残喘，根本无法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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