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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2版 - 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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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太祖和朱太祖的惊人相似性
读书札记: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读这本书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读的是朱太祖,头脑里涌现的却是毛太祖,两人有惊人
的相似性。
作为打天下的开国皇帝,朱太祖和毛太祖都是出身草莽,造反创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都号称有军事谋略。其实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
平竞争,而独善于破坏规则的恶性竞争。这在战场上得到最大发挥:不择手段,用最大
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光明正大地使用阴谋来欺骗对手,欲
擒故纵、调虎离山、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度陈仓、借刀杀人…。中华民
族不是一个智慧超群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人才辈出。中国的自然科学
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亦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
多的是语录式、片断式的灵感火花。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
。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也许是因为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
了“琢磨人”上。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这些智谋
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而张仲景、张衡等自然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
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朱元璋,登上皇位前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最和善的面
孔。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岂
料据有天下,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举起手中的鞭
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
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朱元璋的经济措施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计划性
。朱亲自拟定的计划无微不至。符合朱元璋凡事要求皆在自己控制之下的个性,桑麻枣
的比例,全国统一的计划,理想主义的设计。朱元璋的互助社构想包括闻鼓下田,颇像
毛时代的生产队打钟出工。
大明王朝把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
口本上。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为了统治的
方便和社会维稳,建立了保甲制度和互保连坐,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单位。每一件事都
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强调政令统一,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和一元化领导。 “
学《大诰》运动”是朱太祖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腐败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运动。这一运动和“文革”有着相似之处。大诰户户一
本,有如毛选。朱元璋下令表彰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
》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
人,并赐钞遣还”。 朱元璋还呼吁人民造反:任何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
意的吏员。呈现出“三明治式”的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
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朱太祖和毛太祖一样喜欢社会大跃进,都有激进主义者的特点:看事过易、意气用事、
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朱元璋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
叫作“申明亭”,一个叫作“旌善亭”移风易俗,改造思想、改造社会。每个月的初一
、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令
》、《教民榜文》,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
感戴皇恩,不敢犯法。化民成俗的举措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在城乡各地开展得广泛、
深入,无论在规模、影响和实效上都开创了人类史的先例。
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皇权从来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官僚体制、政治传统等诸多因素
的制约。在许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国策,日常政务由丞相等高级官员代理。唐朝的门
下省可以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令。宋朝的参知政事扣留皇帝手诏三日不传达,皇帝
也无可奈何。唯有在朱元璋时代,皇权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突破了层层限制,
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皇权管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朱太祖认为老百姓被管得严一
点,不但不妨碍幸福,反而增进了人们的安全感。治理就是管理,纪律和秩序就是好的
管理。认为自己是正义与公理的代表,有权为老百姓规定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乃至审美情趣。穿衣戴帽,居住面积,反奇装异服。把老百姓当猪喂,没有个人自由。
专制社会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抑制人民的主动性和活力。西方个人主义强调
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及个人的独立性。约翰·密尔认为,个性自由和专制统治的斗争状
况,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盛衰和浮沉。伴随着个性的舒展,人类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样
、生气勃勃。在专制社会,人类生活必会变成一池死水,首创性极度缺乏。人心的这种
低下状态又导致平凡的统治,平庸、落后的民族便将出现。
朱元璋忘恩负义,杀戮功臣,却教民向善,虚伪到家。这一点儿也像毛太祖,两性关系
混乱,却要求全国人民保持性贞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受到毛称赞的很少,大概只有
两个:第一个是秦始皇,第二个就是明太祖。毛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把朱
元璋晚年写得太坏。毛肯定在朱身上看到了自己,故而惺惺相惜。
建文帝削藩: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诸王一个措手不及,
从而一举消灭潜在的危险。而他却又爱惜面子,拖泥带水,举动错乱,从而铸下不可挽
回的大错。因为他想做一个符合儒家教条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要讲究名分,要削藩,
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真正的有为人物,做大事并不需要认真的借口,有借
口要做,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做。做成之后,自有人来擦屁股。
儒家的伦理标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压抑心中的自然欲望,通过自我
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
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
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
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王朝板荡,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
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
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洪承畴
和吴三桂在儒家道德压力下,就在这两极之间转换。
吴三桂是悲剧人物,两次背叛导致上上下下的家人都被杀掉。同时导致朝代更换。既误
国,又误家,误身。当断不断,几次犹疑,都为了保家人和红颜,但最后既失家人,又
失战机。
西方社会没有中国这样多而且剧烈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
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和高度刚性的程度,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
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请愿。欧洲国王们的王权是脆弱的,有限的,国王也
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
约关系。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被统治阶级有渠道进行诉求,不同利益集团会
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诉求渠道,像抗税抗捐这
样微小的反抗总是被无情镇压。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社会,造反是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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