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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 发帖数: 565 | 1 六四专题 / 六四专题/研究
出 处: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
反官倒,反腐败——八九民运起因初探
(北京)吴庸
1989年民主运动的最强音是“反官倒”,有时联称“反官倒,反腐败”,表示在反
腐败声中突出地反对官倒现象。
(一)官倒因何而来?
1985年开始,鼓励国有企业用计划外原材料增加产量,增产的产品不实行价格控制
,直销市场,产销完全市场化。这样就在计划经济之旁诞生了由计划经济派生的市场经
济,生产资料价格也就出现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双轨制。市场供应趋紧时,两种价格形
成的价差不断扩大。以煤炭为例,1988年上海吨煤计划价70元左右,市场价120元左右
,实际到手价170-210元,江苏则为250元左右,福建为300元左右,海南为400元左右。
如果考虑到煤炭生产基地的计划价格就会更加令人吃惊:当年山西地方矿吨煤坑口价仅
20元,中央矿吨煤坑口价不过27元。〔1〕巨大的价差是巨大的利益所在。任何了解市
场的人都会懂得,只要善于倒手,就是可观的收入。利益驱动促使厂家向倒买倒卖、商
业炒作倾斜。倒腾原材料买卖比利用计划供应的原材料生产所获利润高得多。1988年上
海吨煤市场价为计划价的1-2倍,一吨煤转手就获益100-140元。当年全国计划供应煤炭
约4. 5亿吨,其计划价较市场价低270亿元。这样形成的价差,仅煤炭、钢材、电力、
粮食四项即达741亿元——多么强大的诱惑力!生产资料计划供应指标是由政府审批的
,这里存在相当大的模糊空间。一是行政官员不可能准确计划所属企业对原材料的需求
,二是行政对原材料的调拨权不受监督,三是各经济部门年生产计划可以相当机动。这
些因素在完全计划经济条件下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只是在计划经济旁产生一块市场经济
时,它的重要性才凸现。这时,企业用调拨的低价原材料生产超计划产品可以获得较高
利润,倒卖这些原材料所得收入更是高得难以比拟,这必然促使企业争夺计划内生产资
料供应。这种利益追逐使负责审批计划供应指标的权力得以膨胀。企业争相设法使这一
权力对自己有利,如果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达到目的,就会千方百计用金钱购买。审批权
由此从行政管理职能异化为市场特殊商品,出高价者捷足先登。审批权的价格随生产资
料市场价格的浮动而增减,越是紧俏的原材料,购买其计划调拨权的价格越高,但最高
不会超过该种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额。这就是权力的市场化,它使官员有
机会分享企业利用生产资料双轨制获致的超额利润。
市场炒作最初限于实物,倒煤炭,倒铝锭,倒钢材,倒粮食等等。有时计划价与市
场价相差悬殊,实物还可在流通过程几经倒手,逐层分剥价差,有的实物倒手6到8次,
最终却回到原生产厂家。以后,批文、指标也成为倒卖物件。比如,国有土地的使用存
在批地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因而抢夺政府的土地批文成为获致高额价差的关键,只
要拿到批文,转手即可获得数十上百万元批文转让费。在金融界,倒利差(市场贷款均
衡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差)、倒汇差(市场均衡汇率与官方汇率之差)成为热点。炒
买炒卖的结果是,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破坏生产,助长腐败,成为蛀蚀经济的漏洞,
国有资产流失的暗道。官员与厂商勾结起来劫掠财富,构成严重经济摧毁力量。政府官
员以出卖审批权为渠道,参与和助长倒买倒卖,因而被称为“官倒”。这种利益攫取方
式很快被众多掌权者参悟,他们认识到这是劫财大好时机,时不我待,于是,由权力机
构直接支援和掌握的各种贸易公司纷纷成立,企图霸占市场投机倒把的全部利益。用趋
之若鹜形容官倒公司的成立是毫不夸张的。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党政军群机关及附属
事业单位所办从事倒卖活动的公司近30万户(包括分支机构则近50万户),从业人员达
4088万多人,占第三产业劳动者总数43%。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倒公司以及大大小小倒爷
劫夺国民财富的规模究竟多大,学者胡和立有一总体估算:1988年全部控制商品价差
1500亿元以上,利差1138亿元以上,汇差930亿元以上,加上税金流失、地租流失、进
口许可证体现的价差等,共占当年国民收入40%左右。这就是权钱交易的总标的,其中
相等部分流入官倒腰包,成为暴富!这里介绍一个官倒公司,以斑窥豹。1984年9月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中国康华有限公司,邓朴方任董事长。基金会投资600万元,
中央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经贸部给予出口经营权,财政部税务总局给予免税
待遇。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所获利润,1985年997万元,1986年1756万元,1987
年2200万元,应交税金3056万元全部免交。这就是“小康华”。不难看出,官方的强大
政治背景和官方的强力经济优惠使任何官倒公司垂涎三尺、难望项背。这一举措无疑向
各级权力机构开放绿灯:均可以此为榜样,不惜代价成立官倒公司劫夺国民财富。钜额
利润助长邓朴方胆量,他策划大干特干,酝酿成立“大康华”。游说十余位中央级权力
者,得到支援。1987年6月总理李鹏批准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领导,特批免税待遇
。注册资金两亿元,实投1. 2亿元。
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
京市常务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凭藉国务院的行政背景、邓朴方的政治优势、退休官
僚的业务关系和经济上的优惠待遇,自然一帆风顺,财源滚滚。大康华发展迅速,一年
后已拥有二级公司58个,三级公司113个,多数从事流通领域经营,倒买倒卖。查有实
据,无法掩饰的活动是:倒卖外汇,逃汇套汇;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偷税漏税。由它带
动起的这场搜括国家财富的台风猛刮,物价随之猛涨,生产形势猛落,财政收支猛紧,
生活指数猛增。这是大陆第一次国民财富大流失,党政军群商大发横财、大暴富!
(二)官倒的实质
如果以为官倒、腐败仅是某些领导者意识“堕落”的结果,那就是仅看到表相,未
触及实质。官倒现象泛滥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文革”结束后盛传“有权不用,过期
作废”,这是复出的当权派发出的心声。掌权者意识到面临最后一站,要使手中权力派
上用场,不致荒而无用。权力意味着一切,这是中共理念。林彪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
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非常精炼、传神地表明权力的可贵。还有比他说得更透
底的吗?没有!“文革”中流传的“权权权,命相连”,“夺权,夺权,夺大权”,表
达的就是林彪概括的信念。权力等于一切,既包括政治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这是不言
而喻的。不过,在运用中由于着力点不同而显示不同的功能。“文革”时权力突出地表
现为政治上的能量,统治时的威力,成为政治地位的显著标志。“文革”后以经济建设
为纲,权力的运用重点从突出政治转为突出经济,表现为搜敛财富的疯狂,挖掘国库的
贪婪,成为经济地位的显著标志。政治标志和经济标志并无本质区别,不过是运用的侧
重点不同而已。
官倒产生于“文革”后、改革初不是偶然的。“文革”实施的高层官员大清查,再
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画面。中共派系争斗的激烈在动乱中达到历史高峰,夺
取权力的残酷无与伦比。经过“文革”炼狱之灾,大部分老革命苦尝九死一生的戏弄,
多数满怀困惑。叶飞说:此生最难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
问题怕至死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师哲被关13年、流放5年,释放时的结论是:没问题。
他慨叹:“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廖沫沙称自己有三
个糊涂:入党几十年被打成反党分子,弄个清什么是党;学习马列几十年被指为“反马
列主义”,弄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弄不清什么是革命。党
内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由此而产生。某些掌权者感到前途茫然,政治上没有什么盼望,
因而决定在经济上大捞特捞,以肥私囊。他们默许、庇护、支援、勾结亲属、密友、旧
部、新知,在价格双轨制中以权易钱,以权营私。这种寻租行为的撞击效用非同小可,
迅即成为党内潜滋暗长的“管涌”,及至扩展为溃堤之势时,已无从扼制。
中共上、中层分裂出的这股强大势力构成“文革”的对立群体。“文革”中权力的
滥用表现为对老革命的政治迫害,改革中权力的滥用表现为对财富的大肆侵吞。这两种
不同表现的背后是中共两种不同力量的相互较量:“文革”中毛派对中共权力中坚实施
严酷的政治过滤,不惜血本地使中坚力量家破人亡、沦为囚徒;改革中复出的中坚势力
则以经济大吸血方式猛噬国民财富,不惜搞夸中共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以索回所
受迫害的补偿。这是中共统治者内部权力搏斗的否定之否定。
(三)文革——官倒——六四
“文革”大动乱与官倒大吸血均使民众遭受涂炭,这是中共当权派(不管哪派掌权
)绝不顾及的。叶剑英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文革”“浪费8000亿元”。
8000亿是个什么概念?它是“文革”国民收入的39. 5%。这个损失落实到百姓身上就
是职工的低工资自1964年开始冻结,至1978年实际工资不仅未增,还不断下降,职工只
能节衣缩食,勉强度日。农民生活更苦,1978年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30. 7%,16%的
农民为赤贫,即年收入人均不足40元,不够支付粮和柴的需要,这些赤贫人口约1. 2亿
。万里1977年亲见一家父女三人没有裤子,冬天缩在草堆里度日。这时的大陆是名符其
实的“贫穷的社会主义”。毛派退隐后,又值官倒猖獗,导致物价飞涨。与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零售物价指数,在官倒大肆活动的1985-1989年增长指数为8. 8%、6%、7.
3%、18. 5%、17. 8%,大大超过前6年平均为2. 8% 的水平。严重通货膨胀意味着
对平民的经济剥夺,生活水平必然严重下降。职工工资虽然在1979-1984年增长较快(
带有补偿性),但1985年后实际工资又在下落,乃至国有单位低工资状况仍未改观。特
别是脑体倒挂问题迄无改变迹象,“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成为时尚讽刺而流传。
1988年北京大学一青年教师贴出《卖身启事》,甘愿以5万元价格卖身入赘,以取得赡
养父母资金。同时,该校王丹等10余名学生携带工具,到天安门广场为全国人大代表擦
鞋,勤工助学。由于通货膨胀的侵害,农民状况也趋恶化。这从官方资料就可看出:
1985-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从7. 8%下落为3. 2%、5. 2%、6. 4%、-1.
6%,以后一直未能恢复到1985年增幅。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就更能接近实际而看到农村贫困人口仍停留在1亿左右,
绝对贫困者不少于3000万。总之,大众在深受10年浩劫之害以后,又遭受官倒抢掠造成
的通货膨胀的洗劫,苦不堪言。
沈默的劳动群体的不满之声是微弱的,不会引起中共高层关注。因此,代言人的出
现非常重要。1989年北京学生游行中高呼“官倒官倒,不打不倒”就申张了民众心愿。
北京大学学生1989年4月18日于天安门广场宣布的7项要求,其中的“反对贪官污吏”、
“国家领导人及家属的年薪及其他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就表达了民众呼声。中国
政法大学学生提出的口号更是明确要求“官倒曝光”、“惩办贪官污吏”、“反对通货
膨胀”。此时,民心得以表达、释放,直达高层。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只限于反
对将权力作为商品出售,要求废弃这一范围的权力滥用,使权力遵守规范,不得越轨。
它没有反对中共所有特权,并不危及中共执政地位。应该说,这一要求的有限性使它能
够得到最广泛的群众,包括那些闭塞的、资讯缺乏的、与政治最少牵涉的群众的拥护和
支援,因而保证学生运动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共中下层党员痛恨官倒者颇多
,上层也不乏清醒者,他们认识到官倒不治,危害甚大。因此,学生的反官倒呼声也得
到这部分党员不同程度同情和一定的支援。八九民运所以能一呼而起,奔腾澎湃,与所
提要求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它的主要经验之一。
然而,这一合理要求引起中共保守派激烈反弹。学生、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
民主党派、宗教人士等等,成百上千万群众一致以和平请愿、理性示威方式,呼吁治理
官倒,惩处腐败,如此庞大的群众运动表达的声音,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也是民意的显示
。然而,民众意愿到达保守派耳中,一切均予遮罩,只留下模糊音响:“乱哄哄”,得
出的印象是:“折腾”,结论是“乱”,以政治概念表述就是“动乱”,并发出严厉警
告:中国不允许乱。就是说,首先在情绪上,然后在理念上与民众处于对立地位,不仅
反感,厌恶,而且仇恨,敌视,欲动杀机。这的确说明保守派与亿万斯民是绝缘的,无
法在情绪和理念上建立沟通渠道。其实,他们心里清楚:“腐败现象的孳生,使一部分
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
失败的危险”。这是他们坦率的内心独白。但是,他们同样清楚的是:这个依靠政治暴
力存活的党,现在只能凭藉腐败毒剂的注射兴奋神经,维持生命的延续,彻底戒毒将导
致全身机能障碍,危胁自身存在。保守派面临的是这样的两难选择:反腐则亡党,不反
则亡国。这就是当时形势的真实解读。1989年5月陈云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
与会者认为,“动乱”不平,“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中共元老宁要腐败,不要“动
乱”(社会监督),态度十分明确,毫不含糊。依据这一明白无误的态度,再看看他们
的表演:“本来我们就是要反腐败的”呀,“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呀,“反对腐
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呀,“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
乱纪的事”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与他们一心镇压“动乱”的凶心毕露的态度相比还
有什么价值就不言而喻了。中共保守派不肯、不敢铲除官倒、彻查腐败,是这个党的性
质决定的。
(1)官员以权寻租,倒买倒卖,是一种由整个政权支援和运作的特殊权力。这种
特权是中共全部特权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特权共同凝结为坚固的体制,不容任何松动。
这些权力,按照列宁的理论,是由共产党独家所有,独自享用的。因此,哪怕只是质疑
其中一项特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会被保守派视为“侵权”而予拒绝,甚至做出强烈反
应。他们认为,如果接受民意,限制或取消其中一项特权,定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他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特权也会凸显其非理性而遭质问和反对,整个
特权体制将面临解体。这是保守派深以为忧的。
(2)游行示威,表达民意,是现代社会正常的社会监督机制。它是制衡权力运作
,使之循规蹈矩的有效途径。这样的社会监督源于权力的社会委讬制,即权力由社会委
讬而产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必须处于社会监督之下,体现权力的民有性质。一党专制
的政权理念与此相反。按照列宁的理论,这样的政权不受任何限制,更不接受社会监督
。政权一旦建立就君临社会之上,成为强制社会服从自己意志的工具。因此,对游行示
威的社会监督形式不认可、不同意,加以打击和镇压,是一党专制政权的必然逻辑。在
他们看来,社会监督机制的口子不能开。一旦游行示威的监督合法化,媒体的舆论监督
自然也不可少,随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就必须兑现,再进一步,社会监督机
制的深入发展必然提出权力来源问题,即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中共保守派深以
为惧的。看来,反官倒、反腐败要求竟被敷衍、塞责,请求约束权力滥用的呼声竟被诬
以“动乱”,根源是相当深的。
“六四”枪声向世界发出了暴力的宣言书,同时,向腐败发出了权威的通行症。它
助长了权势者掳掠公有财富的胆量。腐败经由官倒→股市哄抢→圈地运动→走私贩毒→
买官 卖官等等环节,如溃堤洪峰冲决而出。“文革”是中共在政治上自毁江山的大动
乱,腐 败则是中共在经济上自毁江山的大抢劫。大厦将倾的征兆就在眼前。除了从暴
力走向崩溃,从腐败走向腐烂,中共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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