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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
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
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
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
我想到了这一点。本文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
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
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
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
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
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
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
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
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
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
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
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
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
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
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
。”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
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
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
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
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
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
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
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
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
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
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
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
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
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
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
、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
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答：“用洋瓷碗。”
问：“用什么系裤子？”
答：“给缝上两条短带子。”
问：“长裤呢？”
答：“同样用短带子。”
问：“给看报纸吗？”
答：“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问：“可以看书吗？”
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问：“可以听广播吗？”
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
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
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
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
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
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
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
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
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
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我思前想后，能送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
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
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
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
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
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
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
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
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
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
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因为不参加革命、不跟毛
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
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
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
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
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
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
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
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
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
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
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
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
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
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
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
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
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
，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
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〇二”，大概是一九七
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〇一”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
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
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
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
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
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
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
学了几遍。
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
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
“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
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
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
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
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
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
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
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
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
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
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
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
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
，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
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上午“放风”一、两个小时，天气不好的星期天则不“放风”
。有个别的时候，由于管理人员的疏忽，忘记了“收风”。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
午，把我关在里面达五个小时。等到开饭的时候，一看我不在，才查问我到哪里去了，
结果想起来了。当时正值盛夏，下午太阳直射，里面热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浃背。好在
四点以后，有一面墙可以挡住太阳，不然的话我早就中暑了。之后，管理员向我解释说
是“忘记了”。由于吃饭的时间已过，我只好打一点冷饭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员对我说，我住的牢房要修理，准备把我换到北边的楼里
去，原来的床板和东西都带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来，大约需要三个月。就在那天下
午，他们把我搬到北面一座楼的三楼东面的一间房间里，整个的一层楼只有我一个人，
因此放风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在走廊上来回活动。走廊长约五十米，“放风”的时候可
以打开窗户通风，但是不能到院子里去。时间一长，我很想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后来，
允许我每天下午七点半到八点，到楼下院子里活动半个小时。满院子里都是梨树，树上
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犯人”，只有饱一饱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动把院子里的草拨了，他们很高兴，叫我不要累着了。这是我到秦城
监狱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客气话。第二次拨草，我一时没有看见，碰到了树下的一个马蜂
窝，被蛰了好几处，脑袋上肿起了一个一个的大包。他们又叫来医生来给我治疗，这使
我得到了一点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不堪，西晒的太阳一直从窗户射到了床铺上，墙都像火一
样烫，在房间里实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很高
兴，因为三楼比较高，上下楼比较累，我也不想多下楼，在走廊上活动很舒服。有时在
走廊上“放风”，遇到大雨欲来之时，风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从搬到北楼以后，我常听到别的牢房里有音乐声，就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管理员说
是装的有线广播，我就要求给我也装一个。他说：“你一个人住这座楼上，要拉很长的
广播线，等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给你装。”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经超过三个月了，我就问是不是该搬到原来住的地方去了。
他们告诉我说，准备搬到西边的一座楼上去，说那里的房间刚刚修好，条件也比较好。
我心里还有一点不相信，因为骗我的事情太多了。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房间要比我原来住的大一
倍。我还是住在三楼，共有十个大房间，我住在中间的一间，里面有一个小厕所，房间
的光线也好，因为是刚刚粉刷的房子，卫生条件也好，灰尘少，没有蚊子。原来我住的
房间里，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烂了，所以到了这里后我就觉得很舒服。
我要求将原来睡过的一块床板搬来，他们同意了，又给了我一张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
上面写材料、吃饭。下面还有一个空的抽屉，可以用来放碗筷。饭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
些，有时候还有包子和饺子。
他们仍然是把我一个人关在三楼这一层楼上。单独有一个哨兵来看守我，不时来一个带
班的查哨。哨兵有时开门进来同我说话，问长问短。有一个哨兵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常
告诉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没有人的时候还进来帮我拖地，有时问我的历史，我简单地答
几句。有一次问我：“你认识彭德怀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他说：“彭德怀已
经去世了，你知道吗？”他还告诉我关于贺龙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你知道吗？”我当时猛地吃了一惊，头昏
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钟时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说：“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
被关押的人都没有被开除过党籍呀！而且这么大的问题，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为什
么这样背着我干呀？这样做是党章规定的吗？”他看我比较激动，就安慰我说，他只是
听别人说的，让我冷静一点，说完，关上牢房就走了。
这番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日日夜夜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真还是假？过
了两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管理员：“听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是真的吗？”管
理员说：“没有听说过，你听谁说的？”我说：“听一个哨兵说的。”他又问：“他们
什么时候对你说的。”我说：“是三天前的上午对我说的。”管理员说：“他是乱说，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从那天下午起，我就没有再见过那个哨兵，其他看守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知道这
一下坏了，可能牵连到那个哨兵，都怪我当时处事不冷静，真是后悔莫及。
又过了一天，就不让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了，他们把我搬到二层中间的一间牢房里。虽然
条件同三楼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问管理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管
理员的态度也变了，他说：“我们根据需要对你进行管理，叫你到那里，你就到哪里，
不要多问！”其他看守人员的脸也变了，过去的笑脸不见了。
从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为我对事情考虑得不周全，办错了事情，特别是那个哨
兵可能受到了处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现在何处，只有在这里向他表示歉意。
又过了半个月，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张纸条，
说：“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开除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这
两个人身着军装，不告诉我们是代表谁，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同我们多谈一句话，转身
就走。一九七三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诉我们，上面只是开除了我
们拉倒。
我在秦城监狱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生活。我从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的领
导人之一，一下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专政的“囚犯”，这个反差是非常巨大。我
过去不知道我们自己监狱里的情况，有多少条规矩，对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监
狱，才逐渐地体会到这里面的情况，才认识和体会自己是一个“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进牢门，除了看守人员之外，就谁也看不见了。看
守人员也只有送三顿饭的来了才开门。见到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在牢门外面
猛地叫一声：“打饭！”别的什么也不说，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时可以听到门外面有脚
步声，但是不见人。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
时医生来看病或者护士来送药，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了问病情之外什么也不说。，看
完病就走。提审都是突如其来，突然有个看守人员开门叫一声“提审”，你就得跟他们
走，进到一个屋子里，只见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对面是一排专案
组的人员，还有录音机，还有几个搞记录的，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问，一个
个声色俱厉，说话刻薄，动不动就拍桌子。但是我看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只是吓唬
人。
提审完就要你写材料，但是纸和笔必须要经过专案人员的证明以后才能给。纸张也不多
给，管理人员问你，需要几张，说定了以后，当面点数。不够用或者是写坏了，必须重
新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员点给你。写材料的时候，没有桌子，在铺上写
，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但是不写又不行。
一进牢房让你觉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死路一条。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们把一
切防止自杀的办法都想到了，不仅钢笔、手表、眼镜、铅笔要被没收，连衣服上的扣子
和衣服、裤子、鞋子上的带子等，也被收走。吃药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针线缝补衣服，
也要你在限定时间用完，交出。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只手还残废了，加上
牢房里的光线又很暗，我穿针非常困难，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动作又非常缓慢，
几乎每次都超过了他们规定的时间，每次都要挨骂。
开饭的时候，是管理人员提着一桶子饭、一桶子菜，按牢房的号码，一个一个地叫。有
一次，我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写材料，没有听到开饭的喊声，就没有吃到午饭。写到中午
，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我急的敲门，问为什么不开饭。哨兵说：“已经开过饭了，叫
你不应，以为你不吃饭了，就没给你。”我要求给我点吃的，哨兵说：“已经下班了，
没有人，你就少吃一顿吧。”我说：“我现在饿得不行了。”
哨兵对我比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结果到了下午给我弄了一碗面来，放了一点盐，叫
我吃了。
在秦城监狱，我们吃饭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铁汤匙，不准用筷子。刷牙不准用牙膏，每月
给我们发一袋牙粉。另外，每月发半块肥皂、一卷卫生纸，每年发一袋洗衣粉。洗衣服
没有地方晒，有时候拿到“放风”的地方去晒，却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收回来。
监狱里一个月理一次发。平时不准刮胡子，理发的时候用推子连头带胡子一起推一遍。
理发时每人只有一分钟，理完后自己回牢房去洗头。每理一次发都会弄得我们全身是头
发。
洗澡是每半个月一次。每次洗完澡，还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钟就要
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经磨钝了，很脏，剪不动。
夏天，牢房里的蚊子、苍蝇很多，监狱每个星期给打一次“敌敌畏”。但是连“犯人”
带蚊子、苍蝇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苍蝇没有消灭，但是我已被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但
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还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满身都被咬烂了。冬天，虽然有暖气
，但是放得很少，房间里只有八到十度，冻得不行。
在秦城监狱，“犯人”和“犯人”之间是绝对不准见面的。每当“放风”的时候，就一
个一个地走进没有房顶的房子，将门一锁，接着再放第二个。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牢门开
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背影，管理员就骂我走快了，说：“你是聋子吗？
叫你走慢一点，等等再走，为什么不听？”我说：“我就是耳朵背，听不见。打仗的时
候耳朵批聋了。”管理员说：“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摆什么老资格。”
在“放风”的路上，不准“犯人”东张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准向左右和向后看。“
放风”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面种有果树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
马上就会受到训斥。“放风”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往牢房里拿。牢房里只要有维持
一个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东西就可以了。牢房里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马扎，出来进去都
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关在三楼上，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请求，在日
落以后，给打开牢门通通气，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后来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们允许
每天打开牢门十五分钟。在牢房里要换一点新鲜空气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到“放风”
，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么想在“放风场”多呆一会儿，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是
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时间不到就“收风”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气，就不“
放风”。
牢房里不准吸烟，我进牢房的时候带去了十三包烟，被他们没收了，说给我十六块钱，
但要“存”在他们那里。开头给我买过一块钱的水果糖，以后就不准买了。牢房里不准
喝茶，只能喝白开水。喝了几年的白开水，也习惯了。
春节的前一天，监狱里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给几块鸡和抽去了刺的鱼。到了过年的时候
就完了，管理人员都回家团圆去了，给我们一点剩饺子吃。
在监狱里，看守人员对“犯人”的训斥多于教育。“犯人”有什么意见，只能向看守人
员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说两句他认为不中听的话，就立即把
你搬到一间最小的牢房里。整个牢房只有七步长、四步宽。过了一段时间，要是表现好
一点，再给你换一间大的牢房。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根本不作解释，只要你听从命令。
另外牢房里装有监视器，“犯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他们都能听得到、看得到。
不过秦城监狱里有一点做得比较好，这就是医疗。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我们死掉，要留
活口。监狱中设有一个小门诊部，有各科的医生。“犯人”有病随时可以报告，请求医
生来看病，随叫随到，并按时给服药。狱方还半年给我们检查一次身体，一个季度抽一
次血，头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经过上级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内大医院去检查
和住院。
秦城监狱很像一个县城，整个监狱围着数丈高的砖墙，上面有很高的电网。有三道高大
的铁门，从进入大门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铁门。里面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有一
栋三层楼房，形状是U型，牢房多为东西向，北面的楼是比较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
。这里住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要犯。自从打败了国民党以后，就有不少的共产党人，轮
流到这里住，无非是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反正不会闲着。
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
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
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
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
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 |
W********g
发帖数: 346 | 2 吴法宪放风的时候谁也看不到，但邱会作能看到王洪文，这里面似乎有点蹊跷 |
T*****y
发帖数: 18592 | |
r*******4
发帖数: 1484 | 4 整人的时候爽，自己给人整的时候就是冤，这些人都是这德性。
【在 W********g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4-10-19/59613953.html
: 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
: 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
: 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
: 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
: 我想到了这一点。本文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
: 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
: 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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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
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
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
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
我想到了这一点。本文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
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
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
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
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
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
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
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
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
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
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
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
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
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
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
。”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
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
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
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
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
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
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
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
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
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
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
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
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
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
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
、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
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答：“用洋瓷碗。”
问：“用什么系裤子？”
答：“给缝上两条短带子。”
问：“长裤呢？”
答：“同样用短带子。”
问：“给看报纸吗？”
答：“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问：“可以看书吗？”
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问：“可以听广播吗？”
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
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
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
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
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
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
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
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
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
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我思前想后，能送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
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
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
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
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
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
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
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
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
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
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因为不参加革命、不跟毛
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
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
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
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
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
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
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
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
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
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
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
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
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
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
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
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
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
，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
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〇二”，大概是一九七
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〇一”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
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
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
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
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
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
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
学了几遍。
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
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
“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
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
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
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
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
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
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
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
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
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
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
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
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
，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
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上午“放风”一、两个小时，天气不好的星期天则不“放风”
。有个别的时候，由于管理人员的疏忽，忘记了“收风”。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
午，把我关在里面达五个小时。等到开饭的时候，一看我不在，才查问我到哪里去了，
结果想起来了。当时正值盛夏，下午太阳直射，里面热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浃背。好在
四点以后，有一面墙可以挡住太阳，不然的话我早就中暑了。之后，管理员向我解释说
是“忘记了”。由于吃饭的时间已过，我只好打一点冷饭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员对我说，我住的牢房要修理，准备把我换到北边的楼里
去，原来的床板和东西都带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来，大约需要三个月。就在那天下
午，他们把我搬到北面一座楼的三楼东面的一间房间里，整个的一层楼只有我一个人，
因此放风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在走廊上来回活动。走廊长约五十米，“放风”的时候可
以打开窗户通风，但是不能到院子里去。时间一长，我很想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后来，
允许我每天下午七点半到八点，到楼下院子里活动半个小时。满院子里都是梨树，树上
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犯人”，只有饱一饱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动把院子里的草拨了，他们很高兴，叫我不要累着了。这是我到秦城
监狱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客气话。第二次拨草，我一时没有看见，碰到了树下的一个马蜂
窝，被蛰了好几处，脑袋上肿起了一个一个的大包。他们又叫来医生来给我治疗，这使
我得到了一点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不堪，西晒的太阳一直从窗户射到了床铺上，墙都像火一
样烫，在房间里实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很高
兴，因为三楼比较高，上下楼比较累，我也不想多下楼，在走廊上活动很舒服。有时在
走廊上“放风”，遇到大雨欲来之时，风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从搬到北楼以后，我常听到别的牢房里有音乐声，就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管理员说
是装的有线广播，我就要求给我也装一个。他说：“你一个人住这座楼上，要拉很长的
广播线，等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给你装。”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经超过三个月了，我就问是不是该搬到原来住的地方去了。
他们告诉我说，准备搬到西边的一座楼上去，说那里的房间刚刚修好，条件也比较好。
我心里还有一点不相信，因为骗我的事情太多了。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房间要比我原来住的大一
倍。我还是住在三楼，共有十个大房间，我住在中间的一间，里面有一个小厕所，房间
的光线也好，因为是刚刚粉刷的房子，卫生条件也好，灰尘少，没有蚊子。原来我住的
房间里，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烂了，所以到了这里后我就觉得很舒服。
我要求将原来睡过的一块床板搬来，他们同意了，又给了我一张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
上面写材料、吃饭。下面还有一个空的抽屉，可以用来放碗筷。饭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
些，有时候还有包子和饺子。
他们仍然是把我一个人关在三楼这一层楼上。单独有一个哨兵来看守我，不时来一个带
班的查哨。哨兵有时开门进来同我说话，问长问短。有一个哨兵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常
告诉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没有人的时候还进来帮我拖地，有时问我的历史，我简单地答
几句。有一次问我：“你认识彭德怀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他说：“彭德怀已
经去世了，你知道吗？”他还告诉我关于贺龙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你知道吗？”我当时猛地吃了一惊，头昏
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钟时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说：“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
被关押的人都没有被开除过党籍呀！而且这么大的问题，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为什
么这样背着我干呀？这样做是党章规定的吗？”他看我比较激动，就安慰我说，他只是
听别人说的，让我冷静一点，说完，关上牢房就走了。
这番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日日夜夜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真还是假？过
了两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管理员：“听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是真的吗？”管
理员说：“没有听说过，你听谁说的？”我说：“听一个哨兵说的。”他又问：“他们
什么时候对你说的。”我说：“是三天前的上午对我说的。”管理员说：“他是乱说，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从那天下午起，我就没有再见过那个哨兵，其他看守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知道这
一下坏了，可能牵连到那个哨兵，都怪我当时处事不冷静，真是后悔莫及。
又过了一天，就不让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了，他们把我搬到二层中间的一间牢房里。虽然
条件同三楼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问管理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管
理员的态度也变了，他说：“我们根据需要对你进行管理，叫你到那里，你就到哪里，
不要多问！”其他看守人员的脸也变了，过去的笑脸不见了。
从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为我对事情考虑得不周全，办错了事情，特别是那个哨
兵可能受到了处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现在何处，只有在这里向他表示歉意。
又过了半个月，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张纸条，
说：“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开除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这
两个人身着军装，不告诉我们是代表谁，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同我们多谈一句话，转身
就走。一九七三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诉我们，上面只是开除了我
们拉倒。
我在秦城监狱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生活。我从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的领
导人之一，一下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专政的“囚犯”，这个反差是非常巨大。我
过去不知道我们自己监狱里的情况，有多少条规矩，对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监
狱，才逐渐地体会到这里面的情况，才认识和体会自己是一个“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进牢门，除了看守人员之外，就谁也看不见了。看
守人员也只有送三顿饭的来了才开门。见到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在牢门外面
猛地叫一声：“打饭！”别的什么也不说，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时可以听到门外面有脚
步声，但是不见人。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
时医生来看病或者护士来送药，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了问病情之外什么也不说。，看
完病就走。提审都是突如其来，突然有个看守人员开门叫一声“提审”，你就得跟他们
走，进到一个屋子里，只见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对面是一排专案
组的人员，还有录音机，还有几个搞记录的，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问，一个
个声色俱厉，说话刻薄，动不动就拍桌子。但是我看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只是吓唬
人。
提审完就要你写材料，但是纸和笔必须要经过专案人员的证明以后才能给。纸张也不多
给，管理人员问你，需要几张，说定了以后，当面点数。不够用或者是写坏了，必须重
新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员点给你。写材料的时候，没有桌子，在铺上写
，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但是不写又不行。
一进牢房让你觉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死路一条。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们把一
切防止自杀的办法都想到了，不仅钢笔、手表、眼镜、铅笔要被没收，连衣服上的扣子
和衣服、裤子、鞋子上的带子等，也被收走。吃药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针线缝补衣服，
也要你在限定时间用完，交出。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只手还残废了，加上
牢房里的光线又很暗，我穿针非常困难，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动作又非常缓慢，
几乎每次都超过了他们规定的时间，每次都要挨骂。
开饭的时候，是管理人员提着一桶子饭、一桶子菜，按牢房的号码，一个一个地叫。有
一次，我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写材料，没有听到开饭的喊声，就没有吃到午饭。写到中午
，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我急的敲门，问为什么不开饭。哨兵说：“已经开过饭了，叫
你不应，以为你不吃饭了，就没给你。”我要求给我点吃的，哨兵说：“已经下班了，
没有人，你就少吃一顿吧。”我说：“我现在饿得不行了。”
哨兵对我比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结果到了下午给我弄了一碗面来，放了一点盐，叫
我吃了。
在秦城监狱，我们吃饭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铁汤匙，不准用筷子。刷牙不准用牙膏，每月
给我们发一袋牙粉。另外，每月发半块肥皂、一卷卫生纸，每年发一袋洗衣粉。洗衣服
没有地方晒，有时候拿到“放风”的地方去晒，却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收回来。
监狱里一个月理一次发。平时不准刮胡子，理发的时候用推子连头带胡子一起推一遍。
理发时每人只有一分钟，理完后自己回牢房去洗头。每理一次发都会弄得我们全身是头
发。
洗澡是每半个月一次。每次洗完澡，还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钟就要
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经磨钝了，很脏，剪不动。
夏天，牢房里的蚊子、苍蝇很多，监狱每个星期给打一次“敌敌畏”。但是连“犯人”
带蚊子、苍蝇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苍蝇没有消灭，但是我已被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但
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还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满身都被咬烂了。冬天，虽然有暖气
，但是放得很少，房间里只有八到十度，冻得不行。
在秦城监狱，“犯人”和“犯人”之间是绝对不准见面的。每当“放风”的时候，就一
个一个地走进没有房顶的房子，将门一锁，接着再放第二个。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牢门开
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背影，管理员就骂我走快了，说：“你是聋子吗？
叫你走慢一点，等等再走，为什么不听？”我说：“我就是耳朵背，听不见。打仗的时
候耳朵批聋了。”管理员说：“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摆什么老资格。”
在“放风”的路上，不准“犯人”东张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准向左右和向后看。“
放风”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面种有果树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
马上就会受到训斥。“放风”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往牢房里拿。牢房里只要有维持
一个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东西就可以了。牢房里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马扎，出来进去都
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关在三楼上，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请求，在日
落以后，给打开牢门通通气，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后来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们允许
每天打开牢门十五分钟。在牢房里要换一点新鲜空气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到“放风”
，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么想在“放风场”多呆一会儿，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是
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时间不到就“收风”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气，就不“
放风”。
牢房里不准吸烟，我进牢房的时候带去了十三包烟，被他们没收了，说给我十六块钱，
但要“存”在他们那里。开头给我买过一块钱的水果糖，以后就不准买了。牢房里不准
喝茶，只能喝白开水。喝了几年的白开水，也习惯了。
春节的前一天，监狱里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给几块鸡和抽去了刺的鱼。到了过年的时候
就完了，管理人员都回家团圆去了，给我们一点剩饺子吃。
在监狱里，看守人员对“犯人”的训斥多于教育。“犯人”有什么意见，只能向看守人
员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说两句他认为不中听的话，就立即把
你搬到一间最小的牢房里。整个牢房只有七步长、四步宽。过了一段时间，要是表现好
一点，再给你换一间大的牢房。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根本不作解释，只要你听从命令。
另外牢房里装有监视器，“犯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他们都能听得到、看得到。
不过秦城监狱里有一点做得比较好，这就是医疗。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我们死掉，要留
活口。监狱中设有一个小门诊部，有各科的医生。“犯人”有病随时可以报告，请求医
生来看病，随叫随到，并按时给服药。狱方还半年给我们检查一次身体，一个季度抽一
次血，头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经过上级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内大医院去检查
和住院。
秦城监狱很像一个县城，整个监狱围着数丈高的砖墙，上面有很高的电网。有三道高大
的铁门，从进入大门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铁门。里面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有一
栋三层楼房，形状是U型，牢房多为东西向，北面的楼是比较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
。这里住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要犯。自从打败了国民党以后，就有不少的共产党人，轮
流到这里住，无非是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反正不会闲着。
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
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
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
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
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 |
W********g
发帖数: 346 | 6 吴法宪放风的时候谁也看不到，但邱会作能看到王洪文，这里面似乎有点蹊跷 |
T*****y
发帖数: 18592 | |
r*******4
发帖数: 1484 | 8 整人的时候爽，自己给人整的时候就是冤，这些人都是这德性。
【在 W********g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4-10-19/59613953.html
: 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
: 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
: 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
: 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
: 我想到了这一点。本文摘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
: 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
: 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
|
D*****i
发帖数: 2068 | 9 没有审判，就是因为四野林彪的人，913以后立刻被抓反省改造。
81年才判反党集团骨干。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吴法宪到底什么罪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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