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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wang-kebin.hxwk.org/2015/12/18/%E8%80%83-cuspea-2/
王克斌
考CUSPEA
1980年夏天，105班已有将近一半的同学通过不同的途径出国或准备出国，张鸿欣、王
垂林、钱裕昆、徐依协、吴真等经由小批量CUSPEA先期赴美；出去或等待出去的还有李
先卉、余理华、李品官、倪煊中、周郁、吴关洪、刘祺吉、马宇培、孙立博等。这种形
势对我自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家庭状况让我却步，出国不是我的首选。首先，老
母亲已经年近8旬，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三岁，尚且幼小；二来，经济条件相当差，
把全家老小都送到人市拍卖恐怕也凑不够盘缠。走公费得不到校方推荐，想自费手头没
钱，故而对出国深造的好事只好望洋兴叹。我只剩下一个选择：等待1981年的毕业分配。
不久，消息传来，经李政道先生发起，1980年秋可以公开报名参加中美物理考试申请，
由教育部公派，面向全国，况且没有年龄限制。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的触动很大，决
定重新考虑出国问题。我年事已高，面临毕业，如果放弃这次机会，那就无异于“末车
已过”，以后再想出国可就难了。如果不报名，将来会有遗憾。如果报了名，无非再考
几回试，不存在风险。考上可以走，考不上可以留，后退有路，前进有门。何况我的硕
士论文大体完成，有充裕的时间准备。于是我争得家人同意，报名参加CUSPEA，磨刀霍
霍，跃跃欲试。
这时已经到达美国的研究生院的同学，经常往国内寄来一些试题，有好几份来自哥伦比
亚大学。高能所的10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学习互助组，把这些试题刻版油印，人手一份
。各自分头去做或去寻找答案。然后，每星期在高能所聚会几次，共同讨论。这个小组
的倡导者有陈风至、赵天池和漆纳丁。参加的还有顾友谅、何礼雄、王榴泉、夏毅、王
克斌等。当时我常常在一天之内从金鱼池到中关村，再从中关村到高能所，晚上再骑车
回家。在北京西北部跑上一个大三角，总共有100余里的路程，然而对一个35岁的青壮
年还是轻而易举。陈风至学兄是我考研究生时认识的第一个同学，他师从朱洪元老师，
专攻理论粒子物理。我们这些人大多数来于实验物理或电子学。陈兄的理论底子扎实，
成了这个小组的义务辅导员，助人为乐，诲人不倦。赵天池同学在讨论中也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经过几个月的研讨，我的物理知识和解题能力都有了显著的长进。
CUSPEA考试定在1980年阴历九月初，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我之所以记住了阴历，是
因为母亲的生日。每年在母亲生日那天，我都会买些吃的，祝福老母生日快乐。可是，
这回母亲过生日时，我却因为考试不能相陪了。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只好等着以
后再为老母庆生。可是谁知道，这次考试却让我漂洋过海，一去数载，使得1979的九月
初六成了我为母亲过的最后的一个生日。人生总会留下一些遗憾。
考试分四门，普通物理、经典物理、近代物理和英语，分别在星期一到星期四的上午进
行，试卷全部用英文解答。我们几个人围坐在图书馆的一张大阅览桌上，全神贯注，争
分夺秒。考试时我习惯于先捡容易有把握的做，拿下基本分。我多次举手向监考老师讨
要白纸。由于那年的试卷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的，有个别题目我们做过，于是又增加了几
份信心。英语考试不按托福，由小克鲁克出题，听力测试也出自他口。跟他学过几个月
的英语，对他的发音已经熟悉。那几天的下午，我都到圆明园走走，稍事放松，以备再
战。由于精神紧张，经过四天考试，我的嘴犄角起了一片大疱，一个星期后才消退。
不久，考试结果下来。研究生院的秘书张雪罗老师不厌其烦，一个一个地告诉我们考试
成绩和名次。有点喜出望外的是我的四门平均成绩是61.5分，位居第15名。在全国好几
百人参加的比赛中，能拿到这个名次显然超过了我的预期。
我马上到生物物理所的办公室，往北京磨石厂给我妻子打电话，让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家
里。回到所舍，有位同学问我结果如何，我说第15名。他说，全高能所第15？我说，不
是。他又问，全科学院第15？我说也不是。他说，那你是哪儿的第15啊？我说，全国第
15。看来，这位同学对我的考试结果也不大看好。但是，不管成绩如何，我毕竟获得了
留学美国的路条。在我的一生中，又要翻开新的一页，踏上新的征途。
在这次考试中，高能所共有7人被录取，陈风至（第7名）、赵天池（第14名）、顾友谅
、何礼雄、蔡嘉龄、漆纳丁、王克斌。从1978年考研到1980年赴美考试，几度尝到奋斗
的艰难和趣味。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谁让我当初非要考进大学改
变门风，走上一条没完没了的求学之路。
这时节，许多同学都有了录音机，扶助英语学习，偶尔也用来欣赏王结实、谢莉斯的校
园歌曲以及邓丽君女士的靡靡之音。我每月工资都得用来养家糊口，56元拿到后自己只
留下15元作伙食费。买录音机？这对我来说太天方夜谭了。现在情况变了，我要出国了
，没有录音机怎能提高英语听力呢？于是姐姐把她那辆骑了20年的生产牌自行车卖了60
元，我又从清华好友王志忠那里借了60元。
星期六上午，陈风至、顾友谅和我一起到西单商场去买录音机。友谅买了个档次较高的
双喇叭收录机，我花了120元买了个单头收录，可以听长、短波，还可以录音，一机多
能。然后我们几个到宣内大街路西的苏州饭馆吃午饭，由大师兄陈风至请客。Thanks
God，我们这个穷家破业总算又添置了一件了不起的家电。
我买来《Essential English》的书和录音带，大部分时间都在聆听伦敦先生和夫人的
对话，知道了电冰箱的塑料门装着磁铁，可以随手关闭。有时还打开短波，收听中央台
的英语广播。由于这次考试105班一起出国的人数较多，班上组织了一个午餐Party，地
点在宣内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庄。出国的每人出几元钱，不出国的每人出几毛钱。那时，
花上一两块钱，可以在一个中级饭馆吃个酒足饭饱。聚餐中，我有生第一次喝上锅巴汤
。不过，后来在美国吃到的都没有四川饭庄做得地道。
下面是聚餐后105班在京同学合影。
研究生院为了解决入选学生的英语训练，请来一位外国老师，给大约20人左右的小班上
课。学生来自高能所、原子能所、生物物理所、物理所等院属单位。班上有位不属于这
次录取的学生，他经常向美国老师暴露一些中国的阴暗面，比如他的导师房间狭小等，
老师似乎又爱做这方面的打听。我总觉得不大舒服，有时会说一些给中国人长气的话，
比如小米加步枪打垮了美式装备的蒋介石。总之，我对那位旁听的同学和这位女老师有
点反感。自然，那位老师对我也不大满意。您瞧，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还真有点左派幼稚
病哪。
到了11月中，我们开始填写志愿院校，托人写推荐信。当时参加CUSPEA的美国大学有58
个，后来又增加到60几个。每人可选三个大学。我对美国大学一无所知，只听说过哈佛
和MIT。随手选了三个院校，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前两个大学
有先到的同学，而斯坦福大学有着世界著名的两英里长的电子直线加速器，是学习高能
物理的绝好去处。
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去友谊宾馆参加两位美国教授和夫人的面试。一位年轻的教
授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中年教授来自康奈尔大学。面谈没有涉及物理，重点在于观
察考生的口语能力和一般印象。当他们问我年纪这么大，如何与20几岁的美国学生相处
时，我说我会用一颗热（hot）心去对待他们。他们没听明白，我又改用温暖（warm）
的心，设法接近西方习惯的表达。我问了哥大教授纽约132街的安全情况，这样肤浅的
问题显然转达了我对曼哈顿的忧虑。
基本上全部通过面试。这期间，我们和美国的各个大学有过不少直接书信往来，有时候
，美国邮局不小心把信投到台湾，而台湾把信转送到大陆时往往会放进一张反共的传单
。见到传单，不敢声张，怕弄不好会背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只好偷偷地烧掉。志愿书发
出不久，12月，我收到了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的录取电报。我尚在犹豫之中，没有立
即回信。有位同学批评我，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我也没大在意。
1981年2月初，我收到斯坦福大学的通知，我随即发信接受录取。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
，MIT未能按时发来录取通知，急得几个MIT粉丝在规定的最后一天，直接到电报大楼苦
等。不知申报MIT的考生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获得录取通知的。4月中，录取工作基本
结束。
5月初，收到斯坦福大学驻京人员道格拉斯—莫瑞的邀请，到友谊宾馆参加一个面对斯
坦福大学校友的接待活动。我那天穿上仅有的一身确良蓝色建设服，可是没有一双不露
脚趾的鞋子，只好提前把一双塑料凉鞋穿在脚上。好在聚会在晚上，没人注意我的脚下
。参加这次活动的每人胸前都别个纸片，上面写着英文的姓名。
道格拉斯—莫瑞先生是斯坦福大学对外办事处的主任，金发碧眼，手里总端着一把烟斗
。他对到会的校友、在校学生以及新录取的学生表示欢迎。然后让大家个别交谈，相互
介绍，新学生可以向老学生提出问题。我向一位华裔学生讨教了帕罗阿托和门罗公园的
环境。没去过美国，一直以为门罗公园是一个公园，其实那是一个小城市的名字。
招待会上预备了各种饮料、食物，我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后来才知道，这就叫
Party。交谈中，我认识了几位从北京去斯坦福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有地球物理所的
，有北京大学的，还有新闻专业的。几周后，道格拉斯—莫瑞又为这些新学生举行了一
次小型问答会，解答大家的问题。我只问了什么时候动身比较合适。通过这两次活动，
我发现美国人办事的认真和敬业，没有国内机构的官僚作风。
这次选派的120多人里，只有一位姓何的同学没有通过政审。据说，他母亲在文革时因
一件命案受牵连，而且尚未定论。因而，他必须推迟赴美时间。几年后，他才获得甄别
，到纽约州的西拉丘斯大学开始学业。
那时候，出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郑林生先生说过，到了飞机场都不算出国。高能
所的一位访问学者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时，美方突然来电，经济资助取消。所里马上派
车，一道金牌把这位学者追回。
高能所有位刘同学，联系好自费留美，准备从香港登机。出国的前一天，他来到海关。
海关说，他的机票是明天的，他在香港又无亲朋，劝他回去刮刮胡子，修修边幅，明天
再走。第二天早晨，他再到海关时，二机部和高能所等单位联合派人阻止他离境，带他
回了北京。原来出国前，老刘得罪了原单位的政工组。政工组恼羞成怒，通报二机部：
“此人知密，不宜出国。”后来老刘每天到二机部苦磨硬泡，好不容易才重新获得深造
的机会。几年后，在芝加哥的一个取款机前，105班的孙立博同学自言自语地说：“取
款机坏了。”只听得后边有人搭腔：“It is good。”老孙回头一看，竟然是老刘。老
同学异地重逢，异常高兴。
1981年夏天，教育部为即将赴美的120多名留学生在语言学院办了个政治集训，为期三
天。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教育部留学生司司长解其纲同志，办事员是年轻气盛的刘力。首
先作报告的是教育副部长、前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沂同志。高部长提到国家花这么多外汇
送大家留学很不容易，这些美元是用袜子、衣服等低价商品换来的，大家应当珍惜。他
讲道，解放前有不少留日的回来后都成了抗日的，有不少留美的后来都成了反美的，激
励大家要热爱祖国。
接着，科学院院长、CUSPEA在中国的最高执行官严济慈老先生给大家讲话。他说，有一
回，胡适问他是从哪儿毕业的，严老说巴黎。胡适接着说，巴黎可不是个学习的地方。
严教授回答，只有会读书的才到巴黎去学习。严老又说，不要强调什么抗日还是反美，
还是应当以友谊为主吗。显然与高部长的要求有些偏差。集训中大家围绕爱国主义展开
小组座谈，树立起为祖国学习的正确观念。最后，120多人合影留念，见下图。前排左
三是高部长，左四是严老先生，右二是研究生院负责人吴塘先生。
按当时的标准，教育部发给我们每人850块钱作为置装费，可以到百货大楼后边的出国
人员服务部去买各种紧俏物品。我买了两个人造革的皮箱，一个黑色手提箱、睡衣、浴
衣、大地牌风衣、两双三接头皮鞋和回力牌高腰球鞋等。活了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穿
上这些名牌。我花了130元量身订做了一套毛料灰色中山装。为什么不弄套西服呢？因
为我预计4年后拿到学位就回国了。到了国内，还是中山装更有用场。没想到几年后，
国内连自由市场卖菜的都穿上了西服。人民日报还专门撰文，称赞农民不系便宜领带。
也没想到，我花了7年才拿到学位。更没想到拿到学位后又在美国滞留不归。这套中山
装没穿过几回，倒是让弗吉尼亚的螨虫叮了个小孔。
1981年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办理出国手续。我是从科学院考出去的，属于教育部和科学
院双重派遣，先到位于三里河的科学院冻结户口，然后经过体检政审。体检时，本来美
方要求X—光胸部透视胶片，但医院不用胶片，只好拿着透视“合格”的两字当作体检
结果。赵天池、漆纳丁、陈风至、顾友谅和我一起到前门附近的大北照相馆照了护照像
，还照了张合影留作纪念。
办签证那天，我们到位于大木仓的教育部集合，拿着护照和IAP66表格，集体乘大轿车
去了秀水东街的美国大使馆。我们先坐在接待厅里，等候办签证的领事一个一个地点名
，再到窗口接受面谈。每人只需几分钟，很容易就获得了J1签证。在大使馆里，有不少
关于美国大学的介绍材料，我也带回了两本。听说后来办签证的人多了，都得在大使馆
门外排长队等候。
在一次亲友送行的家庭聚会上，我含着泪对白发斑斑的老母亲说：“父母在，不远游。
这回对不住您了。”读过私塾的堂兄王岐说：“还有一句游必有方呢。老王家有你这样
好学上进的，我们高兴，不算不孝。”
8月11日下午，我去家门口金鱼池大街路北的理发馆剃头，我对理发员说：“明天我要
出国了。”理发师不动声色，她大概以为我在发烧说胡话。然后骑着自行车到语言学院
去取机票和500美元的现金。大家左等右等，心急火燎，可就是发不下来。因为明日一
早就要动身赴美，还有不少事情要准备。我们一再向办事员刘力催促，刘力同志不慌不
忙地回答：“好事多磨。”邻近6点，我们才把机票和美元拿到手。快到家门口时，妻
子正搂着小儿子坐在街口邮报亭旁焦急地等候。
晚饭后，我独自一人，沿着天坛马路，从金鱼池走到天坛北门，深吸着这里的空气，俯
嗅着这里的土香，认真品味着这个育我养我多年的地方，这个曾经给了我快乐童年的地
方，这个使我懂得了人生的艰辛和情趣的地方。至少要等两年我才能再见到你。别了，
龙须沟；别了，天坛；别了，金鱼池；别了，天桥。
1981年8月12日一大早，我穿上崭新的毛料灰色中山装，带着两个皮箱，一个手提箱，
和一个有拉链印着BP的皮夹子，在全家老小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首都机场。按照要求
，提前两个多小时走进候机厅，办理登机手续。然后，陪着家人含泪话别。20分钟后，
我发现那个放着机票和护照的皮夹子不见了，赶忙到原来坐过的椅子上找寻，还好，原
封没动，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万一丢失，岂不耽误了登机。从那以后，我出门时总把机
票、护照带在身上，不再使用那个容易脱手的皮夹子。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到了进入登机口的时候，我含着满眼的泪水，告别了77岁的老母
亲、姐姐、妻子和孩子们。下次相见起码要在两年之后了。朝暮相处、亲密无间的一家
人，怎么舍得就这么分离哪？我就要离开北京，一个人孤独地跑到那个相隔万里两眼一
摸黑的大洋彼岸，去开创新的生活。那一刻的复杂心情是很难用笔来描述的。
第一拨派出的共有10几个人，两个去斯坦福，五六个到普渡，还有几个到以阿华大学。
安全检查的小姐似乎不大喜欢我这身行头，把穿西服的都放过去了，唯独要对我这身中
山装扫来扫去。
进了CA981，我按照座位号到了靠近机头的仓位，我的同伴们都去了波音747楼上的一层
。没出过门，只知道中国有阶级斗争，不知道机舱还分几等。原来我们那次出国的同学
，全部被安排到头等舱。我刚坐下不一会儿，一个空姐过来说：“你不能坐在这里。”
于是我跟着她来到后边的经济舱，找了个空位坐下来。整个一个土老冒，农民进城。丈
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好任人摆布。
在上海办完出境手续后，我回到座位时，发现提包不见了。急忙向空姐询问。她说我的
座位让别人占了，让我坐到一个带弹簧的折叠椅上。好在我在清华200号上班时，都是
站在黄河大卡车上来来去去，有了这么一个Fancy的座椅，已经是喜出望外了，也就不
再回想登机时的那个宽大舒畅的座椅。
我客气地问他们，为什么我从北京上来没座位，上海来的却有。她说一会儿再帮我找。
一个小时后，我被安排到一个经济舱的座位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就是种族歧视
吗？可是我没敢闹，我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听郑林生教授说过，出国不是件容易事
，到了飞机场，都不算出国。我把这个警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没到目的地就不算出国。
因为一个座位毁掉拿学位的机会，值吗？横下一条心，她就是把我撵到货舱，我都认了
，不就是10个小时吗。但我心里一直留个疙瘩。听说美国有种族歧视，可是还没到美国
，在自家的飞机上就先领略了国人对我的歧视，上哪儿说理去？不过，想到多年付出的
努力，想到机会来之不易，这些琐细的不快，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这批CUSPEA弟子由衷地感谢李政道先生，他曾经来北京为我们讲授粒子物理和统计
物理。又为莘莘学子开辟了一条留学深造的广阔通道，让我们开眼界，见世面，在科学
的山峰上勇敢地攀登。
谢谢李先生。
附李政道先生1980年12月写给CUSPEA学生的信。
亲爱的同学们：
这次由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各方面及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教授们的大力支持，使
CUSPEA的初步有很好的结果。当然，最主要地是你们自己的努力。
因为CUSPEA的程序是一种新的尝试。与中国、美国通常的方法都不一样。随信附上我给
美国五十八物理系的通告（十二月十二日发出）。其中详述了申请和录取的手续和处理
等期限。阅后请于研究生院严济慈院长办公室取得联系，使一切步骤按时进行。虽然美
国的各大学是各自为政的，但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使你们一百卅二位之中的绝大多
数取得录取。
来美国后，请不必立刻定专业。除自己的兴趣外，对将来的用处国家的需要，还请多加
考虑。大体而论，做实验的应该远比念理论的要多。还请注意，进研究院不过是学习的
初步。得博士学位还仅是就业的开始。这次你们考试的成功表现了中国的高等学院有很
好的水准。而将来你们学成回国后，可更快地提高各大学和研究院的质量，使超过世界
水平。科学基础好，工农业也可随而发展。
祝你们前途光明，
李政道 八０年十二月十三日 纽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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