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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_CHN_Hist版 - 谌旭彬:重庆武斗的真相与文革认知的五大误区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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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zhonghangyue (中行说),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谌旭彬:重庆武斗的真相与文革认知的五大误区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Dec 17 11:50:43 2016, 美东)
http://hx.cnd.org/?p=131319
武斗的历史,还相当混沌
文革武斗,今人批评虽多,但长期缺乏深入的专业研究。试以重庆红卫兵墓园之往事言
之:
位于重庆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是目前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
1、墓园内埋葬的大多数是工人,“红卫兵墓园”的名称并不恰当
1960年代中期,血腥武斗遍及中国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
”十年史》一书中沉痛总结的那样:“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
无一例外。”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也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过:“1967年7月July和8月
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重庆武斗,只是这“天下大乱”里的一隅,但从
这一隅,多少也能窥见这“天下大乱”的部分本质之所在。
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有31次,动用枪
、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死亡645人。这个数据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官
方并没有对武斗做过完整的调查统计。具体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专门研究
该墓地的陈晓文据碑文落款辨识统计,“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
的到1969年1月结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1968年。”1968年,恰恰正是文革武斗发展到
巅峰且即将迅速落潮之际。依据碑文,陈晓文还推算了墓园内具体埋葬的武斗死难者数
目,认为“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陈晓文的统计,“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达58.9%
,26岁以上的也达46.5%”,这意味着,墓园内虽埋葬有红卫兵,但他们并非主体,将
该墓园称作“红卫兵墓园”并不准确——“红卫兵”通常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既包
括“文革”初期以高于子女为主体、集中出现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包括各地方党
政干部仿效北京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包括一度受“官办红卫兵”打压,后又
受到毛泽东支持而逆转的“造反派红卫兵”。该墓园比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文革武
斗死难者墓园”。
“红卫兵墓园”这个名称,源自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该墓园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时的命名。据参与命名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吴涛回忆:“我们就红卫兵墓
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两
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为什么不使用更准确的“武斗墓、文革墓”
呢?不得而知。但这个不准确的命名,却恰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今人对当年那段历史
的一知半解与欲语还羞。
重庆红卫兵墓园内部照片
2、大规模武斗,与造反派内部分裂、争权有极大的关系
沙坪坝“武斗死难者墓园”里埋葬的,主要是当年的“八一五派”,其敌对势力是“反
到底派”。两派的由来,按当年“八一五派”政委周家瑜的说法,“重庆武斗中激战的
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
,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
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8月15日,周家瑜等率重庆大学、重庆师专附中等校学
生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支持的文革组织对峙到深夜。8月26
日,为纪念这次对峙,周家瑜等将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命名为“八一五战斗团”。按周
家瑜、郑志胜等“八一五战斗团”骨干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起来造反,与重庆大学校长
郑思群在8月2日被市委支持的文革组织迫害致死有莫大的关系——“1966年7月19日中
午,他(周家瑜)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
,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
。——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郑志胜则说自己“是因为
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缘于郑思群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周、郑等人的说法,或许是确切的,郑思群在主持重庆大学期间确有令名。但必须看到
,即便没有郑思群的死,类似“八一五战斗团”这样旨在向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组织,
也必然会在1966年8月的重庆出现。8月5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
的一张大字报》中已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
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
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8月8日,文革
的纲领性文件“16条”颁布全国,明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8月22日,中央又出台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令的规定》
。至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地方党政干部及其支持下的官办
文革组织(包括官办红卫兵组织)夺权,已是大势所趋。周家瑜们在8月26宣布成立“
八一五战斗团”,显然与上述中央文件的号召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伊始,绝大多数地方省委、市委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
吴德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
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其基本应对措施,一是效仿北京的“
老红卫兵”,也发起由自己的干部子弟主导的地方红卫兵组织,二是由党组织在每个省
、市、区乃至学校组织起各种“官办造反派”,其造反对象,则继续沿袭反右的逻辑—
—高级知识分子郑思群就是在这种反右逻辑下被“官办造反派”迫害致死的。这些组织
从经费、办公地点到人员的安排,全都受到党委支持,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各级党委政府
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其应对之策,是动员另一批造反派起来,把这些“官办
造反派”( 当时被称作“保守派”或“保皇派”)打下去。
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并没有发生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大约在1966年底1967年初,
造反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打垮了保守派(保皇派)。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市沙坪坝
区志》里就说得很明白,“1967年1月6日,晚,沙坪坝区12个造反组织夺取区委、区人
委权力,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而“红卫兵墓园”内“造
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血腥的武斗更多地发生在造反派“八一五战斗
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其分裂的原因,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
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在奉命“支持左派”的当地驻军
的支持下,1967年1月24-26日,以“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完成了对重庆市委和
市人委的夺权,2月8日,46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对这次夺权的合法性持有不同意
见的一批造反组织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着对革联
会的态度,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各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为首,前者
支持革联会,后者反对革联会。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且都认
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些市民在重庆文革红卫兵墓园大门口参观
3、动枪动炮动坦克的背后,有高层的鼓动和支持
武斗从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但大规模的武斗,一直到1967年7月才开始出现,重庆也是
如此。即便“八一五战斗团”分裂成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彼此势不两立冲
突不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也并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的夏天。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武斗之风在区内蔓延,是
从该年5月开始的,“5月2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大坪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
方动用钢钎、铁棒、匕首。是月,……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
生武斗。”到6月份,武斗规模已经较大,据《四川省志》,6月5-8日,“西南师范学
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但升级到使用
枪、炮、手榴弹等武器,则始自7月8日的红岩机器厂武斗;7月25日,重庆工业学校武
斗中再次使用了枪支。其后,全市范围内持续出现“抢夺”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的
事件。到8月,重庆的武斗达到高潮,坦克、高射机枪、改装炮船等除飞机之外的一切
军事装备,全部出现在武斗当中,参战及支援人员动辄上万。
重庆武斗之所以在1967年夏急骤升级,与高层此一时期的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该年7月
,毛泽东亲赴武汉处理当地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激进派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
委,保守派则反之,且得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的支持。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武
斗不断。保守派人多势众,有军队支持,在武斗中常占上风;激进派人数虽少,但有“
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也拒不退让。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
史》一书披露,毛泽东的立场是明确支持激进派,但毛泽东亲临武汉,并未能够扭转局
势,相反,在7月20日发生保守派大举出动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通称
“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当晚“悄然乘专机到上海”,王年一评价说:“被迫离开
一地,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七二0事件”的第二天晚
上,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
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此前的5月份,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
还说过“小青年,爱玩枪,玩一下也没什么关系”,这些话,无疑都是对武斗的鼓励。
8月9日,林彪又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具体到武斗中枪炮弹药的来源,据曾亲历成都武斗的学者徐友渔回忆:“到了1968年初
,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
、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
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
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
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
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
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入
‘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
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
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
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
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
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
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
。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
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徐
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重庆“八一五派”受到军队的支持,其武器来源大概与徐友
渔所说大同小异;“反到底”的武器来源,据其领袖人物李木森回忆:“重庆的军工厂
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厂里,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
当时重庆地区从部队流散出去的武器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见统计数字,但可参考《重庆
市沙坪坝区志》的一段记载:“1967年9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沙坪坝区支左部队开
始收缴各造反组织非法夺取的武器和车辆。至10月底,共收缴各种枪支2778支,子弹11
万多发,炮109门,手榴弹9831枚,各种机动车辆67架”。仅沙坪坝区即有如此规模,
整个重庆市的状况,可想而知。
原重庆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武斗罹难者墓碑
不仅仅是武斗的历史一片混沌,对整个文革的认知,也常常误入歧途
在今天的主流语境里,“文革”已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是一场必须被彻底否定的历史
浩劫。但遗憾的是,因为对历史真相认知的不完整,今人对文革的认知常常误入歧途。
试举几例:
1、错把什么都归罪于造反派
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词汇。而文革中复杂的派系斗争并不为普通
民众所了解。于是乎,文革中的一切打砸抢的罪恶都笼而统之地全部归罪于造反派了。
举个例子,《沙坪坝区志资料汇编第3辑》收录有一篇《原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传略》
。据该文介绍:“文化大革命前期,在林彪、江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
线下,郑思群遭到一系列政治迫害,被诬为‘黑帮’,被扣上‘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
场上,同情和庇护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活动’的罪名,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勒令停职检查。在他点名批判的四十天中,
他始终抵制,反抗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七月三十日竟被隔离关押三天时间
,遭到无情的折磨摧残,1966年8月2日被迫害致死。”
按这段描述,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死于“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众所周知
,林彪、江青当时支持的是造反派。但郑思群是造反派害死的吗?并不是,恰恰相反,
周家瑜等人组织造反派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愤恨于郑思群被迫害致死。害死郑思群的
其实是重庆市委主持的文革工作组,工作组实际上是林彪、江青要打倒的对象。历史是
极其复杂的,文革中的每一起罪案,都应该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随意套个“造反派”
的帽子就草草了事。
2、错把文革“大民主”当作“民主”
将“文革”视作“大民主”,可谓时下的“文革”怀念者们的共同认知。这一认知有一
个特殊的出发点,即“文革”前夕官民关系相当紧张,这种紧张,经济层面,与大跃进
、三年困难时期等有很大关系;政治层面,与历次运动给民众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很大关
系。“文革”来了之后,许多民众得以通过随意的贴大字报、开批斗大会等手段,将其
对基层干部的怨气发泄出来。这种自由,确非“文革”之前所能奢望。
但这种“大民主”绝非什么真正的“民主”。理由有二。其一,这种“自由”是单向度
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运动中“自由”地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思
想”,但若有人希望“自由”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其结局可想而知,是有切实的案
例可查的。这样一种单向度的“自由”,其实恰恰是一种极大的“禁锢”,与“民主”
完全是背道而驰。其二,“大民主”虽然确实给了民众某些自由和权利,但这些自由和
权利是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赋予的,同时也必须围绕着有利于这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运
行——1966年,造反派们被赋予“大民主”的资格,1968年造反派被镇压,该资格又被
收回;可见“大民主”的有无,全赖高度集权的权威的个人好恶。而在真正的民主之下
,这些自由和权利本应由民选的权力机构和民主制定的法律来赋予,也应在这个民选权
力和国家法律的保障下运行。
何况,即便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提倡者毛泽东,也从未将“大民主”视作自己固定
的价值观。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就曾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狠批过“大
民主”:“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一下
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
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毛泽东还说,“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
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
一个针对领袖个人的“忠”字,是贯穿整个文革的核心之义
3、错把文革当作“多数人的暴政”
与“文革”的怀念者们不同,时下“文革”的批评者尤其喜欢用“多数人的暴政”来形
容“文革”,且将其视作“文革”的实质。“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概念,是托克维尔针
对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所提出来的,意指“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最典型的例
子就是雅各宾派专政。
但文革却绝不是什么“多数人的暴政”。原因相当简单:文革实际上更近似于一场提线
木偶戏。所有取得胜利的群众运动背后,都有至高无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及数百万强大的
军队在背后支持。离开了这种支持,文革期间所谓的“多数人”,根本无力对任何其他
群体实施“暴政”。在转型时代,“多数人的暴政”确实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可能发生的
现象,但将文革视作“多数人的暴政”,却显然误判了这场运动的本质:它从发动伊始
,就承载着高层明确的政治目的,一直到运动结束,它也从未真正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
机会。它自己尚且是提线木偶,又如何能行“多数人的暴政”?
从一位当年的武斗参与者对自己第一次打死人时的心境的回忆中,不难体会这些“施暴
者”的“提线木偶”性质:“两派武斗,双方都有枪,我们这边是县武装部发枪,枪更
多,还有炮。打起来以后,对方一下子倒下不少人,败退了,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我们
打了胜仗,却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倒是吓坏了。毕竟开枪的多是中学生,不知怎么办
。面对倒下去的人和鲜血,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不知所措。这怎么交待?既有政治上
的责任,又有良心上的东西。像是在恶梦里。这时,有一个干部,成年人,出来讲话,
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他说,我们打
败了国民党!大家的情绪这才转过来,既然是共产党打国民党,那么怎么打都可以,而
且死人越多越好,良心上的问题解决了。人的心理有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辩护的要求。
只要这一条界限越过了,那么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开庆功大会,
大造舆论。后来,我理解了,为什么战争中每次大的战斗之后,都要开大会,庆功授奖
,军事统帅有意识地用这种方法解决士兵打死人以后的心理负担。”(印红标,《“文
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一群中学生,实体武器是县武装部发的,思想武器是成
年干部灌输的毛主席语录,他们不是傀儡又是什么呢?
4、错把文革与西方同时期的青年造反运动相提并论
1967年、1968年,文革风起云涌时,西方青年的左翼运动也搞得风生水起。这种同期性
,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文革的造反运动与西方左翼青年的造反运动本质上
相同或者相似——其实,这种认知在文革时期就已存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
画报》等报刊曾刊登了很多西方青年左翼运动的消息和照片,并将其视作中国“输出革
命”的成果。
这种认知可谓彻底的南辕北辙。第一,西方的造反运动,是社会内在自发酝酿的,完全
不同于文革是上面煽动起来的。第二,即便这些西方造反运动在形式上乃至经济上对中
国有所依赖,但在具体的诉求上,却与文革造反派有天壤之别。以法国学生1968年造反
的“五月风暴”为例,其基本诉求是警察退出校园,大学应该精神和思想独立。后来学
生与警察爆发武力冲突,工人加入进来,其诉求也很理性:1、支持学生,警察退出校
园;2、结束失业,增加工资。而中国的造反派,当时呼喊的口号却是“誓死保卫毛主
席”,并无现代公民意识在其中。
5、错把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当作文革受害者的主体
不论是文革的怀念者,还是文革的批判者,这两个群体中都有不少人认为,文革的受害
者主要就是那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通老百姓没受什么太多伤害。确实,文革结束
后,在各种场合发声控诉文革被迫害史的,主要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长期成为
媒体上以亲身经历控诉文革罪恶的主体,确实很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文革的
主要受害者就是他们。
但事实是,普通百姓才是文革受害者的主体,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发声,而文革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自己发声都忙不及,
自然也顾不上为这些普通百姓代言。久而久之,这些受害的普通百姓,愈发沉默,恍若
不存在一般。但只要稍稍翻查如道县大屠杀等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即不难发现,在绝
大多数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屠杀中,受害的普通百姓数目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武
斗也是如此,一开始造反派确实主要针对保皇派,保皇派里确有不少老干部及其子弟,
但保皇派被镇压下去之后,武斗在在造反派内部发展到高潮,死伤最多的,其实还是普
通百姓,一如重庆红卫兵墓园内所埋葬的主要都是工人一般。
结语
一切历史包袱的和解,都必须建基于真相的披露。
来源: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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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 -“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四)史实:1968-1979“上山下乡”始末(上)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上)——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转载)Re: 民主政治其实实现的方式很多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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