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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娅的故事
荞麦疙瘩羊肉汤，死死活活相跟上。
树叶叶落在树根底，挨打受气全为你。
《陕北民歌》
孟娅不是我们队里的知青，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前两个，是
老公和前妻生的。她自己的，一个拉着，一个抱着，还在吃奶。孩子脏不兮兮的，衣服
也七长八短，破破烂烂。再看孟娅，就知道孩子为何这副模样，她头发蓬乱，衣服皱皱
巴巴，前襟掉了两个扣子，也没有缀上，下摆裂着，露出了裤腰带。若不是鼻梁上还架
了一副眼镜，整个就是邋遢婆姨的形象，哪里还能看出一点北京知青的影子。
孟娅原本可不是这个样子，和我一起到她队上的肖开益，是孟娅的中学同学，他说，当
年在学校时，孟娅还是班上的卫生委员，好干净出了名。她父母都在大学里工作，也算
书香门第，她虽然长得不算漂亮，可举止文雅，挺受老师同学们喜欢。
我此时早已离开农村，在省里一个杂志当编辑，为采访一个知青的专题，拉着同事肖开
益故地重游，来到他插队的村子——寺湾儿。路上，肖开益向我讲起了孟娅的事。
说实在的，虽然肖开益事前的介绍，已使我对孟娅产生了一些印象，可见到她本人，还
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一个北京名校的高材生，如今的样子，放到村里婆
姨堆儿里也算是差的。别看陕北穷，人们生活可不马虎，那些勤快的婆姨经常把院子收
拾得干干净净，就着一点水，也会将灶台瓦瓮擦得锃明瓦亮的。衣服虽旧，但也要补得
整整齐齐，不让人笑话。真不知道孟娅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肖开益还说，孟娅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全怪成莉莉。
成莉莉和孟娅，好得像一对姐妹。在学校时就形影不离，插队自然也在一起。不知为什
么，成莉莉偏偏看上了队里的老男人十六。这是我们都不能理解的事，因为十六实在没
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他貌不惊人，本事平常，婆姨前年病故，留下了两个孩子，日
子过得紧紧巴巴。要说知青和老乡结婚，在当时也有先例，可把全村的男人排个队，怎
么也不应该轮到十六的头上。知青们自然反对，成莉莉的妈妈更是着了急，她通过关系
，把成莉莉送去当了兵。
本来这事到此就了了，可千不该万不该，成莉莉临走前向孟娅留了话，让她好好照顾十
六。孟娅这人实在，把好友的嘱托当了真，三天两头地往十六家跑，帮他家洗衣服做饭
，一来二去，孟娅取代了成莉莉的角色，和十六的感情慢慢地起了变化。
我们做过一件很对不起孟娅的事，肖开益说。
眼看着孟娅和十六越走越近，知青们心里都很着急，他们实在不理解，孟娅为什么要和
连老乡们都看不上的人相好。他们把能想到的话都向她说了，可孟娅一句都听不进去。
为了挽救她，有人出了个下策，跑到公社告了一状，说十六勾引女知青。
这在当时可算作重罪，扣得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帽子。公社自然十分
重视，派了一个武装干事，让他把十六带来问话。
知青们得知公社要来人，便把孟娅反锁在窑洞里，不让她和十六见面。
那个武装干事带了两个人来到寺湾儿，找到十六，不容分说，一条绳子，绑了就走。十
六哪见过这阵势，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正在这时，孟娅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她浑身是土，衣服都扯破了，像一头暴怒的狮子
，五官都气得变了形。她一把抱住了十六，朝着公社干部吼道：“你们凭什么抓人，十
六他犯了哪条法了？谈恋爱也犯法吗，哪个文件说知识青年不许和贫下中农结婚呢，你
们拿出来，你们拿出来！我就是要嫁给他，你们管得着吗！”
孟娅跳着脚地骂，声音嘶裂，尖得刺耳，不管不顾地叫喊，还上手撕扯押着十六的人。
同学们全吓傻了，他们从没有见过孟娅这幅疯狂的模样，公社干部也被镇住了，这是谁
勾引谁还不好说呢！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挥挥手，让人给十六送了绑，悻悻地
走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再没有人说反对的话。孟娅大摇大摆地拉着
十六去公社开了结婚证，把自己的行李往十六的窑里一搬，就算成亲了。
真是事与愿违，本打算棒打鸳鸯，反倒促成了他们。后来才知道，孟娅听到了些响动，
情急之下，竟然从窑面上方的小窗子爬出，赶到了村口，救出了十六。
知青们集体把孟娅给得罪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孟娅和知青们断了来往，见面连话也
不说。
北京那边，孟娅的家里可炸开了锅。她的父母痛不欲生，她的兄弟们则说，孟娅要敢回
家，就打断她的腿。
过了一年，孟娅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知青们忙着送东西，关系总算缓和了一些。
知青们在寺湾儿办了个医疗站，又在北京联系了一批捐赠的药物。公社找了辆汽车，要
去北京拉货。知青们逮着这个机会，纷纷搭车回北京。孟娅也想回去。
肖开益说，可谁敢带她回去呢，万一家里人真打了她，谁又能负的了责。知青们骗她说
，一定带她走，背地里却在商量，怎么甩掉她。
那天，孟娅和十六一早就来到医疗站门口等候。孟娅背着她的娃，十六则提着一袋红枣
，一袋小米。十六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卡机布制服，头上没系羊肚子手巾，换成了黑呢子
干部帽，却依旧佝偻着腰，看上去那么不协调。这可能是十六第一次出远门，他规规矩
矩地跟在孟娅身后，显得跼促而紧张。
等了半天，汽车终于从医疗站里开了出来，孟娅把孩子抱到胸前，十六把袋子扛到了肩
上，正准备上车，谁知那车开到他们身边，却突然加速，扬起了漫天黄尘，一眨眼的功
夫，就跑得没了影。
孟娅愣住了，一家三口像一组雕塑，半天一动不动，任凭尘土从他们头上纷纷扬扬地落
下来，洒满了全身。孟娅的头发变黄了，十六的呢帽也不见了黑色，他们甚至都没有掸
一下。许久，许久，孟娅好像明白了什么，眼中涌出了泪水，她紧咬着嘴唇，没有向别
人发问，默默地拉着十六，蹒跚地走了。
这一幕，使在场的人都非常尴尬，看着孟娅，无言以对，因为大家都是这场骗局的参与
者，而没想到结果却使孟娅如此的悲伤。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孟娅绝望的眼神，那个悲伤的背影。我虽然不是这场恶作剧的制
造者，也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可我总觉得，这样对待孟娅是不是太过分了，肖开益说。
孟娅并没有得罪任何人，她只不过是自主选择了生活的道路，尽管不为伙伴们所认同，
但这是她的权力。我们没能帮助她，起码也不应该伤害她。
后来的日子，孟娅过得很苦。知青们陆续离开了寺湾儿，虽说在一起的时候发生过一些
磕绊，但毕竟是多年的同学，感情还是有的。现在，孟娅连个说北京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听了肖开益的叙述，我执意要到孟娅的家里去看一下。
那是在村边边上一座有三孔土窑的小院子，院墙塌了一半，用柴草秸杆乱七八糟地堆着
，一座快散了的朽木架子上，挂了几辫玉米和辣椒，鸡和猪在院里随意跑着，一切都显
得零乱，不像会过日子的庄户人的样子。
孟娅一家正在吃饭，小小的窑洞里面黑黢黢的，十六和他的父母坐在炕上，孟娅则在灶
台忙活。他们吃的是小米搀了洋芋块煮的稠粥。炕上摆着一个木盘，里面是一小碟盐，
一碟辣椒面，还有切成条的腌酸菜。孩子们捧了碗就跑出去了，两个老人坐在那里，像
两座木雕，没有表情，也不说话，只等着孟娅把碗递到他们手上，十六捧着碗，稀里呼
噜吃得山响，孟娅在炕下伺候着，询问谁还添饭，她一口地道的陕北话，已和当地人无
异。
孟娅没留我们在她家吃饭，也许是饭根本不够，也许是她怕我们已不习惯了庄户人的饭
食。还有可能，是她不想向我们展示她的生活状况。
我和肖开益离开寺湾的那天，孟娅一个人来送我们，那条路在一个长长的山梁上，一直
通向公社的大路边。我原以为孟娅要借机和我们说一些话，可是她却一言不发，只是默
默地走着。到了山梁的尽头，眼见到通往县城的大路，她挥了挥手，算是和我们告别了
。我和肖开益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扭身往下走。
下了坡，站在公路边，我们回头望去，孟娅还站在山梁上，一动不动，风吹起了她的头
发，遮住了她的半边脸，我们也看不清她的表情。突然，她向我们伸出了手臂，高高地
举过头顶，慢慢地挥动了几下，然后，扭身走了，头也不回。
回去的路上，肖开益半天都没有说话，许久，才叹口气道，我们走来走去，像放个屁那
么容易，而孟娅要想离开这儿，可就难了。我们班到这个公社插队的有十二个人，都走
了，只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想想，心里头真不是滋味。
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市政府有了新规定，允许知青回京，家里头纷纷为游
子们找单位，开假证明。孟娅还算本事大，把老公连同四个孩子都办回了北京，她在一
所小学教书，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老公没文化，孟娅的一个同学当了公司老总，通
过他的安排，让十六去看大门，虽然钱不多，也能贴补家用。只不过十六陕北旧习不改
，回了家，依然要盘腿坐在床上，等着婆姨把饭给端上来。
陶蕾和建国的故事
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四十里山路瞭也瞭不见个人。
牵牛花开红通通，露水夫妻一场空。
《陕北民歌》
陶蕾调回北京的时候，她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喜还是忧。喜的是，终于可以回到母亲身边
，从此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不挣工分挣工资，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土里刨食吃了
。忧的是，她走了，她的“哥”可怎么办呢。
文革后期，北京的中学奇缺教师，于是政府决定，从知青的高中毕业生里选调一批补充
教师队伍，陶蕾有幸入选，一切手续办完，马上就可返京。这如同天上掉馅饼，做梦都
想不到的喜事，陶蕾的母亲听说这事，都快乐疯了，但当她看到同院张大妈的脸，便硬
把那笑声给咽了回去。
谁都知道，张大妈的儿子建国，陪陶蕾一同去的陕北。
张陶两家共住一院，陶家原是房主，张家是租户。后来房子都归了房管局，也就没了主
客之分。照理说房客和东家之间，总要闹些矛盾，可这两家却相处甚好，胜似亲戚。陶
蕾父亲死得早，她妈就守着个宝贝闺女。张大妈有两个儿子，老二建国大陶蕾两岁，自
小就把她当妹妹看，处处护着。建国功课一般，初中毕业就上了商校中专。陶蕾却是个
读书的料，后来考的是北京著名的女中。上了三年，还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
文革闹了几年，插队之风骤起，陶蕾被分派到了陕北。陶大妈死活不愿放闺女走，但架
不住学校和街道三天两头地上门催促，她哪里挡得住。眼看出发日期临近，陶大妈只得
每日以泪洗面，气喘的老毛病犯得更重了。
看着陶大妈无助的样子，建国动了爷们的义气，他提出要陪同陶蕾一起去陕北。一是想
让陶大妈减少些痛苦，二呢，他也实在不放心陶蕾一个人跑到那么偏僻荒凉的地方。他
还想像上学时那样，尽一己之力，护佑这个妹妹。虽然两家老人从没有把事情说透，可
在心底里都认为，建国和陶蕾，将来肯定是一家子。
能有建国陪伴，陶大妈当然乐意，可张家却要送别一个儿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轮到
张大妈犯难了。在她心里，陶蕾如同自己的亲闺女，又是未来的儿媳妇，一个人出去，
她也不放心，但让建国离开自己，她又舍不得。
其实那时建国已从商校毕业，分在西单的一个大商场当售货员，不属于下乡人员之列。
他对母亲说，咱家里还有大哥照顾，陶蕾一个人出去，世道又这么乱，万一有个三长两
短的，陶大妈怎么受得了。我跟她去，多少能有个照应。
建国从小就有主意，张大妈也说不过他，只好随了他去。
建国马上开始了行动。他向单位申请，说要去支援西部建设，那时社会正在提倡到艰苦
的地方去，自然很快获得批准。单位并为他联系了陶蕾下乡那个县的商业局，对方也欢
迎他去。建国拿着手续去派出所转户口，出京容易进京难，不到五分钟，一张小纸片扔
出来，建国就不是北京市民了。
两家共同为他们做着准备，能想到的东西装了几箱子。两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该说的
话都说尽了。
尽管如此，临别的那天，两位母亲还是哭成了泪人。从此，陕北那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小
县，就成了两家人共同的心病。
一路风尘，下了火车换汽车，才进陕北地面，有的知青就哭了起来，那荒凉的景色一下
子就让人的心凉了半截。陶蕾却相对平静，建国在她身边，起码分担了她一半的痛苦与
不安。在颠簸的卡车上，建国用棉大衣紧紧地搂着她，遮挡着风寒，使她的心里，充满
了比别人多一份的温暖。
到了地方，建国先把陶蕾送到村里，帮助知青们收拾窑洞，整理灶具，一切弄停当了，
才到县里去报到。商业局把他安排到供销社去卖货，并分给他一间小小的窑洞作宿舍。
建国心细，换了窗户纸，找来石灰抹了墙，沿着炕边钉了一溜床单子布，充当炕围子。
七弄八弄，把个小窑洞收拾得整整齐齐，舒舒服服。
建国和陶蕾就这样安顿了下来，幸运的是，陶蕾插队的村子离县城并不远，只有七里路
，所以叫七里铺。县上逢五是集，陶蕾便趁赶集之机，到建国的小窝里，俩人像过家家
一样的，起火做饭。建国怕陶蕾在乡下受委屈，每次她来，总要割上点肉，买几个鸡蛋
，让她补补身子。他那一点点工资，除了自己吃饭，几乎全用在了陶蕾身上。
两个人的世界，就像小小的港湾，使他们暂时忘却了世间的风雨，片刻的欢娱，多少补
偿着受伤的心灵。而每次，建国都要把陶蕾送回去。这七里路，正好在延河的边上，曲
曲弯弯，绕着山边，虽说风景平常，但在陶蕾眼中，强似北京护城河。他们也不避讳人
，手拉手的，不知走了多少回。
周围的同学，很羡慕陶蕾有这样一个“哥”，他俩的事，也在全县知青中传为美谈。我
们都佩服建国为人义气，为“情”而两肋插刀。所以我们一到县城赶集，总要去供销社
看看建国，和他拉拉家乡话。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建国为个女人放弃北京的生活
太不值得。还有些人，专门琢磨陶蕾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男人为她而跑到陕北来。
当时我们还年轻，对两性关系无知而好奇，还经常故意表现出不屑一顾。但对建国和陶
蕾的相依为命，大都理解甚至羡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在建国心里，对将来的事，只
是一种隐隐的默认，一种期待。而陶蕾呢，更多是对兄长的依赖。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爱
情，反正在陌生艰苦的环境里，她和建国的感情，几乎成了她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根
本就没打算在这个地方成家，但今后的出路如何，却没有人知道。
原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却不料，事情这样快就起了变化。北京抽调教师的通知下
来后，陶蕾曾和建国商议过，要不要报名。建国极力主张她去试一把，陶蕾的中学是北
京名校，她的学习成绩又不错，入选还是有可能的。
正如建国想的那样，陶蕾的名校身份，她的学识功底，以及她的秀气，很快博得了招考
人员的好感，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板上定钉了。
事到如今，陶蕾反倒觉得对不起建国了，人家本来在北京过得好好的，只是为了她，才
调到陕北的小县城来。现在她回了北京，却把建国一个人抛在了这里。就像在火车站，
那旅客没上车，却把送人的给拉走了一样。陶蕾拿着调令，左右为难。
关键时刻还是哥哥给妹妹拿主意，建国知道陶蕾的犹豫不决，是因为自己，要想打消她
的顾虑，自己得有一个姿态。他说，我们不能都窝在这里，能走一个是一个，你放心，
我很快就能回北京，和你团聚。建国的话，尽管没有任何的保证，但对于陶蕾说服自己
，还是起了宽慰的作用。
临别的那天晚上，陶蕾留在了建国的小窑洞里，她抱着建国嚎啕大哭，泪水打湿了两个
人的衣襟。回京的如愿，却要付出离别的代价。此刻她的心情，是伤心，是感激，还是
愧疚，她也说不清。她疯狂地和建国做爱，极尽缱绻，似乎这样，心里还能好过一点。
她甚至盼望建国说出留住她的话，可建国什么都没说，两人相拥着，直坐到天亮。
建国不是傻子，何尝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在动荡的社会里，事事难料，送走了陶蕾，
何时能够相聚，谁也不知道。更要命的是，他不是知青。国家对知青的任何一项安抚政
策，比如招工、推荐上学、病退、困退等，都不会落在他的头上。他就像一片飘零的孤
叶，独自品尝着命运的艰辛。
陶蕾走后，建国就开始了艰苦的回京之旅。他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事情远比
他设想的复杂，在职人员要想进京，在当时只有对调这一种方式，可在北京的人，有几
个像他那么傻，愿到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来呢，找来找去，一拖就是几年。
看来一步登天是不可能了，建国只好改变策略，想方设法往北京周边调。他好容易找到
一个机会，先对调到了河南的安阳，烧了两年锅炉，又进了廊坊，他觉得，自己离目标
越来越近了。陶蕾也不断来信给他打气，说等他回京就结婚。
就在建国四处飘泊的时候，陶蕾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七六年“四人帮”倒台，
文革结束，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一年后，又恢复了高考。陶蕾一直教书，功课自然不陌
生，没费劲就考上了。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又留了校，当上大学老师。此时对外交流
加强，陶蕾被公派留学，到美国去读书。
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是老天开眼，建国终于调回了北京。办完手续的那天晚上，
建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正是华灯初上时候，十里长街，流光溢彩，车流滚滚，一派喧
闹的景象。望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建国有些恍惚，十几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
好像一场梦，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自己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些年，似乎
回京成了生活的惟一目的，他的所有心思，所有精力，所有的收入，全都用在了这一个
地方，然而，当他回到了故乡，他最想见到的人，却不在了。
和陶蕾分别后，建国就一直在追赶她，可是越追，距离越远。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掉了
车的旅客，正所谓一趟没赶上，趟趟赶不上。
虽然回了京，建国却没能找到好工作，最后，只能在街道办的运输社里蹬板车。
我也是那个时候从西安调回了北京，在新家卸下行李，就跑到西四家具店去买书柜。交
了钱，店家找来车送货。我一看那蹬车的师傅，正是建国。一路上，我们聊起过去，我
自然问到陶蕾。他说，陶蕾出国后，还给他来过信，表示了不想回来的意思。
“那你和她的关系……”我问。
他说：“我明白她信里有没说出的话，咱一个蹬板车的，就别扯人家的后腿了，我给她
去了封信，骗她说我等不了她，已经找了对象。几年前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就感觉到，
和她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除了说点当年的事，就是傻坐着。不如趁早了断，对两个人
都有好处。”
到了家，他帮我摆好书柜。留他吃饭，他不肯，说还要争取时间多拉几趟。给他运费，
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我曾经想问他是否有悔不当初的念头，犹豫了几次，终没吐口。其实，对与错，悔与不
悔，用今天流行的价值观说起来都没有了意义。我至今仍然佩服建国当年的勇气，承认
他是条汉子，尽管他的付出与得到那样的不成比例，起码在一个社会整体扭曲的时代，
他还保持了做人的良知，他当然低估了社会的复杂与不平，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遭受
坎坷的，远不止他一个人。我也能理解陶蕾，谁都不能拒绝命运赐予的机遇，建国都说
“希望她过得比我好”，那我们旁人，又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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