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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589 | 1 2018-02-19 杨津涛 短史记 微信号tengxun_lishi
功能介绍
短史记栏目。
图：《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起源》，方德万/著
文 | 杨津涛
人们对于赫德早已不再陌生。其领导下的中国海关，已被今人誉为清朝“唯一没由贪污
腐败的部门”。赫德从英国来华时只有19岁，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在中国海关
做了48年“总税务司”。
其实，赫德及其继任者安格联、梅乐和、李度，除了为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
管理海关外，还在近代邮政体系的建立、对外事务的交涉、西洋知识的传播、海军舰船
的更新等方面，对中国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
荷兰历史学家方德万的新书《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起源》，全面梳理了
这段历史。
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掌管中国近代海的赫德等外籍总税务司，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是负
面的。
远的不说，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界重启海关史研究时，赫德和助手金登干还被看作
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控制下的海
关，名义上市中国的行政机构，实际上是各国共管的侵华据点”（陈霞飞《中国海关密
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序）。在1987年出版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中，
作者汪敬虞对赫德进行了全面否定，指责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西方侵略者”。
好在随着档案的发掘及研究的深入，中国学界对赫德等外国人管理下的海关的评价日趋
正面。方德万的《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一书，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方德万是一名荷兰人，现任教于剑桥大学。2007年，大陆曾出版过其代表作《中国的民
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本书对战时中国政府持鲜明的同情立场，使用了大量原
始史料，颠覆了史迪威、白修德等人在西方构建的错误的“中国抗日形象”——蒋介石
及国民政府从来不愿意真心为抗日出力，只知道伸手向盟国要求援助。
方德万对中国海关的研究，同样建立在丰富的中外档案基础之上——《潮来潮去》每章
后的注释都超过200条，其中引用最多的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共5.5万卷，系第一次被
学者利用。与大多数海关史著作不同，方德万没有将全部重心放在赫德身上，他用全书
大约一半的篇幅，记叙赫德之后的三任外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梅乐和、李度——对
民国政治的影响。
这是一本短小精炼的中国近代海关史。
洋人维护下的中国关税主权
中国近代海关建立的契机，是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攻占上海，导致清政府设立的
槯关——江海关瘫痪。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认为，“若在等待中国海关重建期
间停止所有贸易，这会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货船不缴关税就离港而去
，又是对《南京条约》的违背”。他希望与清政府合作，重建江海关。
江南地区的督抚急于恢复对关税的征收，同意在上海任命外籍税务监督，管理洋商。这
一经验后来在全国推广，英国人李泰国成为第一任由皇帝任命的总税务司，管理各地海
关及其中外属员。在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手上，海关成为一个“集权并有纪律”的组织
。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如《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严厉禁止懒散、欺诈、酗
酒、经商、受贿等风气。中国近代海关的廉洁之名，由此而来。
海关由外国人管理，但并不受外国控制。赫德曾通令属下：
“务必一直牢牢谨记，总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机构，所以每一个海关官员在
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官员时，应严守分际，这样才能避免引发任何可能的冒犯和厌恶情
绪”。
英国商人违反贸易法则，并援引治外法权，拒绝接受海关处罚时，英国外交大臣及驻华
公使亦不予支持。因为海关是清政府的下辖机构，在中国领土上行使征税权力，英国领
事无权干涉。美、法等国亦对此原则也表示支持。
得海关者得天下
赫德恐怕不会想到，他竭力经营下的海关，后来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决定着
政权的存亡。
按照方德万书中的说法，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后二十年，海关税收已占到全国总税收的1/
3~1/2。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海关两（海关专用的一种记账单位，约合
38克）赔款、3000万海关两“还辽费”；八国联军侵华后，《辛丑条约》规定的4.5亿
海关两赔款，都不是全年国库收入仅8000万海关两的清政府有能力偿付的。除向外国银
行借贷外别无他法，而能作为担保的只有关税。
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任总税务司安格联指示各地海关：
“现在到了要保护关税以偿外债的时候了，不要使之沦为革命党的军费。”
在混乱的局势下，海关获得清政府同意，成为了关税的管理者和支配者。借用方德万的
话说，海关从此“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无论是袁世凯，还是
革命党，都不敢有侵犯海关的举动，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掌握关税，才有可能成为获
胜的一方。
随着“金银比价的改变和一战过后迅速的经济扩张”，以及中国停付德国、奥匈、俄国
的庚子赔款，海关税收有了结余——“关余”。因各省大都拒绝向中央上缴税收，北洋
政府想要维持运转，必须利用关余举借外债或发行内债。这使得安格联被视为中国的“
太上财政总长”。
与海关权势扩张伴随而来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知识分子对于由外国人掌控
中国财政命脉的现状，感觉难以忍受，最终导致安格联被北洋政府强行停职。
第四任总税务司梅乐和由国民政府任命，他首次用中文宣誓，并向孙中山遗像和青天白
日满地红国旗三鞠躬，意在昭示自己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梅乐和承诺，海关未来
不再雇佣新的外国人。国民政府牺牲“反帝”立场容忍外国人出任总税务司，在财政上
也获得了巨大回报。
新政权营建新海关
在近代中国，海关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由外国人掌管，更在于它的统一性。
如方德万在导论中说的那样：
“海关在近代中国，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从太平天国运
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唯一或近乎是唯一最有权力的官僚机构。”
对于那些不受控制的省份，国民政府也能通过海关遍布全国的网络，对这些独立地区施
加影响。
日本侵华改变了这一切。
“满洲国”建立后，海关失去了对东北的控制。
沦陷区的骤增，迫使海关一分为二。日本人在沦陷区任命了自己的总税务司，梅乐和的
权力被局限在西南一隅。当梅乐和要求下属各海关税务司——“要义不容辞地尽可能坚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不仅是出于对国家及我们所效忠的政府的责任感和忠诚，同时也
符合海关的利益和它的古老传统。”——其实已是在着手准备落幕，希望海关在历史上
留下一个忠于职守的好名声。
梅乐和无力维持战时支离破碎的海关，他的继任者美国人李度在战后同样束手无策。四
九年的大变局之后，最后一任总税务司李度在台湾离职，残留的海关组织经过和与新政
权的短暂磨合，在1952年终结。关于此番落幕的具体情况，方德万没有详述，只是颇为
遗憾地在书中写道：
“想要以任何细节来复原最后一连串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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