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z**********e
发帖数: 22064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zhonghangyue (中行说),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志愿军老兵口述抗美援朝：朝鲜金矿多怎会吃不饱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Aug 20 13:46:04 2013, 美东)
http://news.sina.com.cn/c/sd/2013-08-20/115727997987.shtml
2013年08月20日11:57 南都网
2003年5月，湖南攸县农村的8位志愿军老兵。10年后回访时，其中6人已悄然逝去
图王景春
几位志愿军老兵展示自己的立功证、伤残军人证与勋章
图王景春
作者：万静波 海鹏飞
重新打量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半岛延续数年的战火终于
熄灭。
在得来不易的和平背后，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伤亡情况，至今尚无定论。官
方资料显示：前后四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参战部队共达24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志愿
军共伤亡36万人。
60年后，当年的志愿军老兵，绝大多数已经离世。数十万志愿军将士的伤亡，“巩
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地位，也巩固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稳定，为中国后来
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学家沈志华语)
10年前，湖南攸县籍志愿军老兵颜桐生对记者回忆，当时对抗美援朝的宣传说法是
：美帝侵入我们的邻国朝鲜，其实是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要不抗美援朝，就有吃
二遍苦受二桩罪的危险。
60年后，我们重新打量朝鲜战争。这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战，如今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朝鲜的存在，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了战略缓冲空间；也有人认为，中国参
战，代价沉重；朝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数十年的一笔“负资产”。
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也许并未如想象般牢固。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
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入朝作战，中国死了这么多人，但没有
得到应有的回报，国人都觉得非常失落。另一方面，战争结束后，实际上在朝鲜的领导
决策层中，并没有激起对中国的信任和感激之情，反而是一种很深的怨恨。他们认为：
是中国导致朝鲜没有实现统一，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主权……
“知道朝鲜人现在生活困难，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吗？”日前本刊记者探访健在老兵
时，面对这个问题，老兵们或摇头不知，或很困惑，“朝鲜怎么可能困难呢，朝鲜大金
矿多着呢，我们行军打仗时都见过。”
奇迹背后有创伤
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士兵解甲归田，回到故乡。岁月流逝，这些垂垂老矣或生命
已逝的老兵们，他们过得怎么样？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残酷战争，他们还留存着怎样的记
忆？
10年前，2003年5月下旬，记者曾深入湖南攸县农村，走访了数十位志愿军老兵或
其遗孀，发现残酷的战争给战士留下了巨大的身心创伤。当年在朝鲜战场，战士们用普
通装备，创造了战争的奇迹。奇迹背后是巨大代价。
“初上战场的农家子弟都没见过战争的世面，飞机扔下炸弹的巨大爆炸声、炮火连
天的惨烈场面，以及面目全非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使战士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
湖南攸县文史工作者彭志文，对当地近百名志愿军老兵走访、调查后发现，残酷的
战争不仅给部分战士留下心理阴影，而且由于美军的狂轰滥炸，震聋了耳朵的士兵有十
分之一二；后勤保障时断时续，冻伤的士兵也不在少数。美机投掷的一种燃烧弹，数百
米之内一片火海，侥幸逃脱了的战士不是烧伤，就是肺部和呼吸系统受损，此种损伤也
难治愈，不少人回国后感到呼吸困难，走路都是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此外，长期
山洞、坑道和野外露天睡眠，使许多战士患有风湿病。
几天几夜的强行军、激烈的战斗、肩扛手提的后勤保障，也使不少志愿军老战士落
下病根。一个极端的例子，攸县一名老战士在夜行军时，扑面跌了一跤，导致下体重伤
。此战士在参战前结婚，回家后丧失性功能，一个乡人与其妻长期通奸，后来干脆把妻
“让给”对方(主动与妻离婚，让他们结婚)。
老兵越来越少
在世的老兵正越来越少。2013年7月下旬，本刊记者回访当年走访的攸县8位志愿军
老兵，发现其中6人已悄然逝去。
以湖南攸县为例，据《攸县志》(1990年5月版，中国文史出版社)记载：攸县籍志
愿军共八百多人上了朝鲜战场，3年牺牲、失踪了110多人。幸存者绝大多数回到了家乡
。2003年攸县民政局调查，这些返乡的老兵已过世了五分之二；10年后的今日，这些老
兵只剩下了一百多人。
10年前，攸县农村籍志愿军老兵普遍生活困顿。2003年，攸县志愿军老兵的抚恤金
，每月仅为55元，但在全国并不算低(各省标准不同)。那时农业税还未取消，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尚未普及，老兵们一旦患重病无钱治疗，家庭遭灾得不到救济。
志愿军老兵复员后，大多回到农村种田耕作。相比之下，朝鲜战争美军士兵退役后
，享受了美国二战尾声之际颁布的“教育资助”安置，很多人走进大学校园接受教育，
并逐步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南方周末》曾报道，对于美军退伍军人(包括朝鲜
战争)，政府向他们发放包括伤残补偿金、养老金及税收优惠在内的津贴补助，为他们
建立专门的医疗保障系统，甚至为他们准备了国家公墓系统中的安葬地点。
如今，志愿军老兵的待遇已明显改善。其中，攸县籍老兵们的抚恤金(湖南省内标
准一致)，10年后已经由每月55元增加到640元，老兵们的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每年
需缴费160元，也由地方财政承担。老兵若逝世，乡镇民政干事会前往吊唁，送一个花
圈，给200元丧仪(慰问金)。此外，县民政会一次性多发放半年抚恤金。
民政部官方网站介绍，对年老体弱、没有工作、生活困难的在乡老复员军人(包括
志愿军老兵)，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自行制定当地具体抚恤补助标准，确保生活不
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并要求抚恤金逐年增加。
走访中，攸县籍志愿军老兵家属普遍呼吁：对亡者遗孀给予定期或一次性补偿，或
给遗孀办理低保。
本刊刊登的8位志愿军老兵的口述故事，其实又何止发生在攸县，在更辽阔的土地
，在几百万返乡朝鲜战场老兵身上，他们的经历同样真实地发生着。
汤有叶
1928年生，攸县皇图岭镇鹏江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
所在部队：志愿军后勤第五分部暂编6团5连
汤有叶老人是典型的“战争综合症”受害者。从朝鲜返国开始，老人就头脑不清，
常常一个人在山上发呆，一坐就是半天。喊他名字，也似乎是充耳未闻。在长达二十多
年的时间里，他经常头痛，睡不着觉，总觉得有飞机在“嗡嗡”叫。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他才开始慢慢和人说话，能和人交流，能自己照顾自己了。50
年的光阴流逝，老人仍无法完全摆脱战争的创伤。
2003年5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背着两个箩筐，到地里锄草，神态自足又略有笑
容。一个普通农民，在被卷入到残酷的战争环境几十年后，终于渐渐回到正常的生活道
路上来。
2011年10月12日，汤有叶心脏病病发去世，终年83岁，葬于家乡的青山上。
我们新兵连在衡山训练了3个月，就是学习如何打枪，如何使用炸药。平时都用木
枪，最后打过3次枪，每次一发子弹。当年4月就“烧急火”地去了朝鲜。
我被编在后勤部队运输团，驻扎在新义州。主要是夜晚去火车站卸运军用物资，那
种卸货也有危险，主要是常有敌机轰炸和扫射。有个老乡刚去没几天，就被敌机的机枪
子弹击中，子弹从背部打入，从腹部射出，肠子打出一大截。他一手扛着大米包，一手
抱着肠子往前冲，大概跑了百余步就倒下了。
还有一次，敌机炸断了铁路，发现情况的火车司机紧急刹车，但由于惯性，火车还
是往前走。一个四川兵扛着一根大铁棍冲上去，将铁棍斜插在铁路中间，用肩膀顶住铁
棍，火车滑过来了，只听“嘭”的一声，这名战士被劈成两块。人虽然牺牲了，却保住
了火车，火车滑到炸断处刚好停住了。
有一个夜晚我们正在卸货，敌机扔下大量炸弹，部队伤亡很大，我被炸弹的气浪掀
出几丈远，脑部、肺部都受到损伤。
停战回国后，我在1958年结婚，生下一个孩子，不久就离了婚，1967年又结一次婚
，没多长时间又离婚了。头次离婚时孩子还不满半岁，孩子一直是我娘带养。一家三代
3口人，我自己经常患病，我娘又要帮我带孩子，还要服侍我，老人家1982年去世，她
一辈子不仅没有享我的福，还让我害苦了，想到这些我就伤心不已……
颜桐生
1930年生，攸县皇图岭镇麻城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6月
所在部队：志愿军38军112师336团一营3连
老人的家不难找，和邻居相比，他家的房子格外醒目：一片白墙红瓦中，他家的外
墙裸露着，由于风雨侵蚀，墙体已变得黎黑。
2003年，记者找到老人时，他正在门口自制蜂窝煤，光着脊梁，打着赤脚，沾满了
煤黑。他门牙缺了几颗，牙齿快掉光了。老花镜少了只脚，就用铁丝穿着挂在耳朵上，
看得出来，铁丝早已生锈了。
因早年建房，家里欠了金融部门一些钱，到期无力偿还。2004年，对方催还款很急
，说要将颜家唯一的母猪赶去抵债。颜桐生弟弟介绍，哥哥当时很绝望(母猪一年产数
只猪仔，每只可卖七八百元，是当时颜家主要经济收入)，即在2004年6月19日独自跑到
村子河边，整整喝下一大瓶农药自杀身亡，死时很痛苦，“手指抓地，把身边的草都扒
光了。”
我本来已参加了工作，在区里给区长当通讯员。但我还是决定去当兵。父母不让我
报名，我记得那是195l年农历三月，一天我在田埂上种豆子，种一阵后，丢下粪箕，独
自去乡政府报名，验兵时身高不够，踮着脚才通过的。那时不只我一个积极性很大，都
是横下一条心，刀放在脖子上也阻挠不了的。
我是1952年9月去的朝鲜，进朝鲜后行军一个月零3天，到达三八线附近驻扎。都是
夜晚行军，特别艰难。有天晚上，向导是个特务，带着我部爬山涉水绕圈子，天亮时特
务跑了，我们又回到了原地。那晚下大雨，天气又很冷，很多人得感冒。我们几个人伴
着老百姓的一条黄牛取暖睡觉。我们班一个战士把扛在肩上的一包粮食扔丢了。以后一
个班12人就靠我带的七八斤小米吃了3天，每人每天约二两小米，熬一锅稀粥喝下。
10月中旬，我们师攻击三九四点八高地。我们营是尖刀营，是部队开路先锋。悄悄
接近高地后，没有发现敌人，原来部队一个文化教员做了叛徒，泄了密，我们刚到高地
，就有敌机来轰炸，地面还有火炮向山头猛烈炮击。又有大批敌军向山头进攻，幸有其
他部队在地面反击，付出很大伤亡，我们才撤出高地。全营兵力损失一半，我们班12人
，只剩下5个，还有3人受伤。后来在东海岸又打了两次仗。
我是1953年10月回国的。1957年复员时，部队首长向我们宣布了一条纪律，就是回
家不准谈论战场情况，具体规定哪些可讲，哪些不可讲，不晓得现在可不可以讲了。
我的身体还好，就是暗病(老人不愿意讲，他老伴告诉记者说，是生殖器发肿，肿
起来又痒又痛，抓烂后流脓流血，走起路来一垮一垮的。这种病当地方言叫“烂吊坨”
。)把我缠了一生。最早发病是1953年在前线的坑道里，开始不好意思说，后来加重了
才接受治疗。这几十年来都没有好过。1960年，病又发了一次，痛得不得了，乡里的干
部帮着说话，县民政局每年给我50元让我治疗，给了5年，以后就再没给过。
邓三元
1933年生，皇图岭镇新联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3月
所在部队：不详
2003年，记者去老邓家的路上，正是“芒种”时节。田垄两旁的稻田里，处处是埋
首插秧的农人身影。有母亲带着孩子采摘鱼腥草。小河蜿蜒而下，水流湍急，许是前些
天下雨，河水有些浑，有人正用电网捕鱼。
到老邓家时，老邓不在，上山干活去了。下了好几天雨，好不容易停了，红薯地得
翻翻土透下气了。据说老邓很能吃苦，从家里到镇上近六七公里，他天天挑菜到镇里卖
，走到镇上时天还刚蒙蒙亮。
老邓是个感情细腻的人。除了军功章等外，他居然保留了一本相册，都是当年战友
的照片，厚厚的。也许很久都没人翻动了，有些灰尘，老邓一页页轻轻翻过，手有些抖
，那段令人激动的岁月仿佛又回来了。
2012年农历二月二十八，邓三元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9岁。去世前两年，七十多岁
的老人依旧挑着菜，步行一小时到镇里卖。他脑溢血的病因，是一次挑菜时摔了一跤，
撞到了头。
老人葬在村子附近山头上，丧事办得隆重，送葬、哀乐、吃饭、工钱，总共花了4
万多元。
十多年前，孙子想去当兵。当时老邓拦着，死活不同意，说当兵太苦、太残忍。“
他是后勤兵，常从死人堆里背人去埋，哪知道今天当兵这么轻松。”邓的儿子说。
我18岁去朝鲜。我们这个团本来是去沈阳，学开汽车，忽然接到命令，前线要兵员
，就转而去前线打仗。到了丹东，首长向上级反映说：我们这批兵没受过军事训练，个
子矮，不适合上前线。这样我们就成了后勤兵。
虽然不打仗，但我们部队也经常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有一天晚上美军飞机来了，我
卧在一小山包上，按常识躲避飞机轰炸必须卧在低处。我发觉后，迅速滚了下来，恰在
此时，原处一颗炸弹爆炸了。好险呀！最危险的一次是，战友晚上点蜡烛，忘了关窗户
，被敌机发现，飞过来投炸弹，结果炸弹就在两三米外爆炸，差点就报废了。
当时朝鲜男人少，女人多。部队纪律规定，有通奸行为的，关3天禁闭；犯强奸罪
的，枪毙。朝鲜的生活很困难，常有老百姓来讨吃的。部队首长曾号召每人每天节约一
两米，捐给他们。给他们半块肥皂，就很高兴了。
其实有段时间，部队也很困难，没青菜吃，很多人得了色盲症，什么都看不见，晚
上行军只能手牵手地走。
我在朝鲜有过两次伤害，一次扛货太重压伤了腰，一次背货仰天跌了一跤，背部受
了伤。我复员时，连长对我说：小邓呀，你也受了两次伤，我给你办个残疾证，回家可
以得到一些补助金。那时军中传闻，残废军人名声不好听，既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对
象。我就谢绝了连长好意。结果回家后腰伤背伤经常发作，一发作就下不了床，把我折
磨得好苦。伤发了又没钱治，更谈不上住院，只花几角钱请郎中抓几把草药敷一敷伤痛
处，停了痛便要坚持出集体工。
我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回家，在大队当过民兵营长、治保主任、支部委员，当了
二三十年基层干部。我们这些人从抗美援朝到现在算是吃足了苦，每个人大体上都如此
。要说意见的话就是补助金太少了，一个月才55块(2003年)，抵得几包烟钱。你们记者
来采访我，我表示感谢，但你们要向上级反映我们的苦楚，不这样，这采访就没有多大
意义。
易岳林
1929年生，皇图岭镇新联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3月
2003年记者探访时，易岳林已去世。他的遭遇由同村战友邓三元叙述。老邓记性好
，讲的往事很清晰。
易岳林的情况现在只有我最了解，他比我大4岁。在朝鲜战场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
，编个快板、写稿子都是好手。另一方面他个子高，长得魁武。我们是当后勤兵，每天
太阳下山时，我们在地洞里吃晚饭，天黑时下山去火车站卸货。火车开来有几十个车皮
，按规定一个排负责卸两个车皮的物资，卸一列火车半小时。当时易岳林当了我们的排
长，他力大无比，50斤一包的面粉，他能扛8包，三四百斤一桶的汽油，我们两个人都
抬不动，他一人能扛上一桶。有他身先士卒，我们排总是提前完成任务。还帮助别的排
御货。
这样他多次荣立三等功，我们排也多次荣立集体三等功。易岳林后来还参加了战斗
，立过一次国际二等功，参加过一次金日成举行的盛大宴会，和金日成、彭德怀等许多
大官在一个厅吃饭。
1958年易岳林转业回地方工作，当初安排他在长沙一大医院当总务，干了几个月后
，不愿干，回家了。攸县县委又安排他去一家铁厂当支部书记兼厂长。那时地方搞浮夸
风，铁厂每天只出两吨铁，叫他报四五十吨，他搞不来，县委书记要整他，他便逃回家
乡。以后公社又安排他在小学当校长。
当然英雄也不是十全十美，1960年过苦日子，一天9两米，他食量大，肚饥难熬，
夜晚便去田间拔萝卜吃，被人撞见，这事老百姓都原谅他。但组织上免了他的校长职务
，书也不让教了。最后回到农村。
在朝鲜装卸货物时由于用力过猛，导致脱肛，痔疮非常严重，大便中经常带有血丝
。到了1970年代，他身体一直不好，慢慢地就如“八十岁婆婆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后来走路都困难，到1991年7月就病故了。
王庆云
1930年生，攸县皇图岭镇阴泉村月形村民小组人。
入伍时间：1951年4月。
所在部队：不详
老王家在山区，住的仍是黄泥土房，和隔壁左右的瓦房相比，甚是显眼。
2003年，记者到他家时，见到堂屋靠墙一边，停着两口空棺材，红油漆刷过，厚重
实在。为仍在世的老人准备棺材，这是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
老王是二级乙等伤残军人，腹部受过重伤，当年多次手术的刀口，50年后仍清晰可
见，紫红色的伤疤，如蚯蚓般弯弯曲曲地盘踞在老王腹部，令人不忍卒视。
2010年农历二月初三，王庆云去世，终年80岁。2008年5月，老人不慎摔断左腿股
骨，即去长沙住院治疗。不久尿路阻塞，特别痛苦，最后在株洲医院治疗。去世前，王
庆云吐血不止，痛得浑身汗水湿透，但咬紧牙关不吭声，直到渐渐没了气息。
1950年11月，我结婚刚满一个月，就瞒着父母和妻子报名参军，在衡山训练几个月
后，1951年4月，随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去了朝鲜。开头一段时间编在后勤部队，就是
装御军用物资。1952年春又编入作战部队，我们打过穿插战，有几次去敌营哨摸哨，都
抓到了“舌头”。后一次被敌军发现，那是1952年6月25日，我们遭到炮击，我的小腹
部中弹，肠子炸断了，右手骨折，还炸丢一节食指。
在接受了4次手术治疗后，医生给我接上了肠子。1953年下半年复员回家。当时部
队首长对我说：“小王，你是个残废军人，按政策你回家去，不需要参加重体力劳动，
地方政府将会好好照顾你的。”回家后，生产劳动很吃力，毕竟那时还年轻，慢慢也习
惯了，又加上生儿育女，不干活是不行的。1958年大炼钢铁，我和其他民工一样地日出
夜战，终于劳累过度，引发旧伤，又在医院再次进行手术。
我是个多灾多难的人。先后生下4男3女，结果死了3个男孩，都是二十六七岁死的
，都是患肝病。为给孩子治病和安葬，我欠债一万八千多块，那些年利息高、每块钱月
息二分四厘，利息滚来滚去，滚成四万八千多块。
我是个二等乙级残废军人，我回家后，政府给我的残废补助每年由几十块增加到现
在的2100多块。这天灾人祸是意外的，怪不得谁，我领了残废金，就不好意思再向国家
伸手了。
近年来，有贩子用50元一枚的价格收购我的证章，我跟他说：“你晓得我流过多少
血，才换来这几枚证章，我就是穷到讨米当叫花子，也不可能卖给你呀。
王康恒
1933年生，皇图岭镇阴泉村井泉组人。
入伍时间：1950年12月
所在部队：47军139师417团10营2连
2003年5月，记者找到老王时，他正卷着裤子打着赤脚在水田里锄草。老王能读报
看书，是共产党员，曾经长期担任过大队干部。
他是个细心人，回屋后特意找了双皮鞋穿上，还戴了块手表，手表是他自己省钱买
的，花了一百多块，只有来客人时才戴上。
10年后，本刊记者再次见到老王时，他即将迎来八十大寿。老人家身体硬朗，精神
也不错。只是当年被弹片击中的左臂依然疼痛，伸不直，在朝鲜得的风湿，天一冷还折
磨着他。
老人家里还有三亩水田、五分旱地，儿子在外打工，老伴早些年患眼疾双目失明，
家中务农就他一人负担。虽已80岁，他仍一如既往去田间耕作。
如今，老人最高兴的是，家里修起了两层楼的红砖新房，镇政府还补助了6000元。
在攸县农村，很多人去广东打工一二十年，最后倾尽积蓄，总要修起新楼房，客厅宽敞
，墙壁瓷砖白亮，四扇铝合金玻璃大门也很气派，不然就很没“面子”。
我是1951年4月11日去的朝鲜。过鸭绿江后，一连9个晚上急行军，不少人打嗑睡倒
在路旁。9天后到达朝鲜顺南，在那里修筑飞机场。当时朝鲜很冷，部队还没有发棉衣
，战士一个个冻得面部紫黑。没有蔬菜吃，都是吃干炒米，一把盐烧一大锅开水，每人
喝一碗，那叫“玻璃汤”，因此许多人患了夜盲症，天黑后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白天住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夜晚去修飞机场，有几个晚上被敌机发现，投下
许多燃烧弹。那弹投下来就是一片火海，不打仗，伤亡也很大。
机场修好后，我们开赴临津江一带作战。我们营在18号阵地驻守，开展阻击战。有
天下午我在阵地前沿修壕沟，一颗炮弹落在离我只七八米的地方，我的左手臂中了一块
小弹，鲜血浸透了衣袖，战友帮我包扎后，我被转移到团部卫生队养伤。
一共打过四次大仗。最长一次守卫战打了20天，2天3夜没喝水，没睡觉。打穿插战
，有时从河里趟过去，起来后全身都是冰块。
我是1957年5月复员回家的。我去朝鲜后，我娘在家以泪洗面，回家时娘的双眼都
哭瞎了。我站在娘面前，我娘双手从我头上摸到脚下，她说：“孩子，你长高了，回来
就好了。”
我们这些抗美援朝老战士抚恤金太低了，从1980年开始给点补助，由每月5元加到
15元，到2000年才每月加到55元(注：2012年10月起每月640元)。我们去朝作战，那时
国家刚解放，装备落后，与装备精良的美国为首的16国作战，完全靠人力拼搏。这场战
争对我们伤害太大了，刚复员回家时还年轻，有点三病两痛也顶得住。现在人老了就不
行了，像我吧，当时手臂上挖出弹片，只一个月就治好了。如今这手臂伸不直，晚上睡
觉时，没有知觉，早上起来后要揉半天才行。搞几天生产，手臂就要痛几天。
在朝鲜住了两年多山洞，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我很后悔那时没有转业到企业或机
关单位，(老了)有工资和养老保险。
王其花
1928年生，皇图岭镇阴泉村人。
入伍时间：1951年初
所在部队：不详
王其花已于1978年病故，他的遭遇由其弟王成瑞、志愿军老兵王庆云等讲述(2003
年采访)。
王成瑞说：我哥哥是1956年上半年复员回家的。他立过几次功，带回7枚证章。可
能是在战场上被炸弹的巨大爆炸声震聋了耳朵，回家时就已经得了一种晕病。
老战士王庆云说：1973年下半年，县里召开一次复员军人会议、主要是换发复员证
――我们当初的复员证上有彭德怀的名字，彭总倒了，又写上林彪的名字，林彪倒了，
又要换证。那次我在招待所看到王其花，他说报到处没有他的名字，中饭都没吃。我便
带他到饭厅讲明情况，服务员打饭给他吃了。吃饭后他说：“没有我的名字算了，明天
我要与人家换工砍柴，不能耽误人家。”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说：“我不抽烟，
就给你抽了。”还说只剩三角钱，只得走路回家去。我说：“这包烟我就抽了，我给你
五角钱，加你三角就有八角，车票是六角五分，搭车回去，剩一角伍还可在镇上吃一碗
面条。”后来我才得知，他还是走路回家的。只走了十几公里，他就在一处叫大同桥的
公路段晕倒了。当时天黑了，围了一帮人，他又昏迷不醒，谁都不知他是哪里人。一个
老大娘给他盖上一件旧棉衣，又给他灌下一碗姜茶，半夜才苏醒，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走
回家。
王其花弟媳刘菊英说：我是1962年嫁给大哥二弟的。我来时就看到大哥患了这古怪
病，有时两三天发一次晕，有时一天发两次晕，有时几个月发一次、只要听他大喊一声
“丢炸弹了”，他就会倒下去。一般要晕倒一个时辰才醒来，当初他晕倒后，大家便把
他抬回去，晕得多了，也就不抬了，只用些稻草给他垫背。有几次晕倒在江边，只尺把
远就可能掉到水里。有几次砍柴晕倒在山上，醒来一身都是蚂蚁，痒得一身皮都抓烂了
。大哥死那年正好50岁。
陈映辉
1933年生，皇图岭镇皇图村培园组人。
入伍时间：1950年底
所在部队：15军44师直属2营1连
2003年时，老陈家的堂屋里几乎没什么招贴画，除了“天地君亲师”之外，正对大
门还贴着毛主席的大幅头像。
不像走访的其他老人，他们一般都不会在家，几乎都上地里干活去了，体貌特征也
像得很：黑，瘦，挽着裤腿，拖鞋或光着脚。老陈穿得很整洁，肤色较白，这也许跟他
的手艺有关：他开钥匙铺，整天都候在家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唱起当年的军歌，老陈两眼发亮，精神振奋
，双臂还合着节奏上下挥动。
10年后，本刊记者再次走访，80岁的老人已明显衰老。满脸皱纹、皮肤干枯，双手
颤抖，走路也颤巍巍，被子弹打坏的右腿膝盖，越来越影响行动。这两年身体不大好，
钥匙铺就没再干了。
除了平日依旧喘不过气来，老人精神不错，思维还清晰。行动不便，老人喜欢坐在
家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沉思，经常陷入当年硝烟弥漫的回忆中。
我参军时，我哥哥当时已先入伍到了朝鲜。家里就我兄弟俩，按政策我是可以不当
兵的。但我本人强烈要求当兵。我奶奶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这仇我能不报吗？哥哥也
从前线写信回家，鼓励我去抗美援朝。
有关朝鲜战场的事很多，我可以讲几天几夜。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战争
牺牲很大。当时作战前首长动员说；要不惜牺牲，要以一个排对付敌军一个班的代价夺
取胜利。每人袋里放一张纸条，写上姓名、家庭通讯地址。
回国后，我们驻在黑龙江嫩江地区的一家部队医院。那医院住有大批从朝鲜战场退
下来的伤病员，缺胳膊少腿的、冻丢手脚耳朵的、眼瞎耳聋的、枪弹损伤的以及精神病
的都有。有次首长来作报告，寂静的礼堂，突然有战士站起来大喊：冲呀！杀呀！然后
就昏倒下去。一个下午这样倒下去的有3个。
刚回国那一阵，走到哪里都有“欢迎志愿军战士凯旋归来”的巨幅标语，都把我们
当作“最可爱的人”，地方领导搞慰问的来了一拔又一拔，战斗英雄去单位作报告一场
又一场。钢笔、茶缸、汗衫等纪念品发了不少，伙食也很丰富。
复员回农村后，就再没看到这种场面。当然不可能长期保持那种热烈气氛，事实上
做不到，也不需要。但问题是，回农村后这些老兵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受到任何照顾。
我这样说，并不是向政府讨价还价。参加抗美援朝我至今不后悔。那时国家经济落
后，不给我们补助，我们可以谅解政府。回家后，当初我还在供销社工作，1962年精简
人员，把我下放到农村，我也没有意见。
由于参军早，不会干农活，别的劳力10个工分，我只能拿6分，婆娘4分，饭都不够
吃。这些年都靠搞自行车修理为生。如今70岁了，手脚不麻利，冒得(方言：没有)力，
一个单车轮胎都扳不上去，我两老只能靠配锁赚点生活费。
前些年(2003年以前)，小儿子欠了农业税，政府转而要从我的抚恤金里扣，我就找
到乡政府，“这是我拿命换来的，你们凭什么要扣？”最后好歹没扣。
现在经济发展了，政府都用上了好车，还可以公款吃喝，我认为政府给我们增加补
贴是应该的。
这些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朝鲜现在是什么样子？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