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M******8
发帖数: 10589 | 1 http://www.wengewang.org
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三章第63-94页（
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黎漓译，江上有奇峰校。
1933 年江青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她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她也从此以这种身份出现在她
的故事中。对于她，正像
对于和她同时代的、抛弃了家庭而追求信仰的青年一样，参加共产党是走向成熟的主要
标志。但是像那些为了
学习、自立和在国民党残酷统治下的城市中生活而拚命努力的人们一样，江青感受到做
一个共产党员的艰难，
主要因为共产党的活动都是地下的。当她在青岛秘密参加共产党时，她几乎不知道党的
组织机构，也不知道除
了她周围的几位同志外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她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也知
道得很少。作为一个生
活在被男人统治的世界里的女子，她还很脆弱。
共产党在1923年至1927年一直与它的对手国民党合作，与军阀对抗，希望重新统一建立
新的国家。这两党不
可避免的分裂发生在1927年春天。当时国民党的首领蒋介石对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地下统
治进行了大规模袭击，
力求独占统治地位。最终的决裂是4月份的上海大屠杀。那时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和城市
潜力在上海是最强大的。
国共两党的破裂还导致了另一个分裂，即农村派和城市派的分裂。1928年毛泽东和朱德
在江西井冈山组织了初
期红军，但是城市派控制着中央委员会，他们鄙视那种农民可以被发动起来参加革命、
获得土地权力的异端说
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应该把目标瞄准城市还是农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发
言人应该是理论化的知
识分子，还是军队中农民出身的人？共产党人应该在分离的白色地区继续冒险工作呢，
还是应该在红色地区集
中？中央委员会的思想意识方向直到1935才从俄国转向中国。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终于
以自己的主张赢得了领
导权。
这些重大的历史变革是在江青十五、六岁的时代发生的。当时她在没有父母、兄弟姐妹
及丈夫的支持的情况
下，正努力地去自我生存——这种事当时的女孩子是很少做的。长在城镇、限制在城市
里，江青对中国的农村
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农村里已到处散布着隐蔽的革命根据地。
…………
1. 江青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你想知道我是怎样参加共
产党的吗？”
…………
在青岛的两年中，江青的政治意识大多是民族主义的。她记得最清楚的两件事是1931年
9月18日的沈阳危机和
1932年1月28日日本对上海的袭击。她与一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走到了一块，要求国民政
府拿出强硬的政策来抵
制日本。很快地，她发现一些她所尊敬的有学问的教授，和一度被称为“改革派”的人
，其实是主张不抵制
的。通过一系列的事情，江青意识到，她已不能再把他们看作导师而去依靠他们，他们
在政治上的保守和表现
出的不愿冒险使她开始独立并寻求一个更加共鸣的组织，她找到了最激进的共产党。
她艰难地编织了自己新的关系网。通过赢得党周围的人士的信任，她逐渐地可以到内部
工作。1931年她参加左
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并在第二年参加了反帝国主义联盟。为了自
立，她在青岛大学图书
馆担任出纳员。这种工作使她可以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许多读物。江青自己讲：在下
班时间她读了她的“第
一部马列著作”——列宁的一篇文章，这使她开始对中国的另一种可能出路——社会主
义有了兴趣。
江青的这一工作和毛泽东倒有一个明显相似之处，即毛泽东早在12年前，也曾在北京大
学图书馆当了一年低级
工作人员。他们都在这时抓住机会，大量阅读身边的书籍，并记住了他们对马列基本著
作的第一次接触。
在青岛，政局是“阴森”的。由于没有正规的地下组织，接纳新党员的工作比以往更加
因人而异，每个成员的
申请都被个别处理。
1932年后期，江青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党的负责人李大章，当时青岛党组织的书记。
1933 年早期的一天，三个共产党员被安排去假装在青岛的街上偶然碰到了江青，她被
引导着在一个男学生的陪
伴下沿着一条特定的路线散步，这两个人靠得很紧，似乎是一对恋人，但事实上，他们
走得很小心，警惕着密
探，并注意接头暗号。这次策划成功了，她与党的直接代表联系上了。到二月份，她成
了一名共产党员。
这种为她赢得了党员身份的谋略使她的态度变得严厉起来，同时，她外表看上去也开始
发生变化。她记得，那
年春天，她的一些尚不知道她的政治道路正在发生变化的朋友开始叫她的绰号，意思是
说她像两根材棍，因为
她的两条腿骨瘦如柴，还毫无顾忌地大步行走。她的体重减轻是因为她坚持每天吃得很
少，仅仅是两个烧饼。
在大学宿舍里，她吃的食物很平常，但即使这样，每天也要花去她8元钱。她从别的方
面来节省，例如，买一张
三等的戏票，尽管她喜欢坐一等的位置。
2．那年春天的后期，江青与许多左派作者、艺术家、戏剧家到了一块。他们是不可避
免地从其它城镇来到上海。
上海当时是东方的巴黎，获得西方文明而繁荣起来的中国文化的圣地。对于每个在民族
舞台抱有远大志向的演
员和被政治活动中心所吸引的革命青年来说，上海具有不可抵拒的吸引力。但是他们的
长久记忆被1927年的肃
清上海共产主义分子的“清洗”所刺痛，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看法也染着革命烈士的鲜血。
江青离开青岛，既感到兴奋，又有些害怕。一些朋友到码头上为她送行，为她介绍了一
个男青年作为她南行上
海的旅伴（她在谈话中没有公开他的姓名）。尽管她没有反对，但这种安排让她感到窘
迫。第一次航海，江青晕船
晕得很厉害。尽管她可以“像一只老虎一样”地爬山，她却没有航海的天分。那次航行
是一场恶心和呕吐编成
的恶梦，她几乎失去了控制，不得不向别人求助，包括那个别人为她安排的伙伴。
为她增加了更多麻烦的是，她和她的男性旅伴的关系不安定。那个男伴从他们的谈话中
得知，江青在到达上海
后，将在码头上与她的另一个男性碰头（是她以前的校友），当她对这一安排表现出不
大确信时，她的男伴冒失地
提议两个人应该一块去饭店度过上海的第一夜，她被他激怒了，坚决拒绝这样做，并从
此认识到他“很坏”。
她告诉他，在上海的一些地方设有专为妇女提供膳食的宿舍，如果她没有在码头上碰上
接她的人，她将直接到
那种地方去，她将叫出租车或黄包车送她到那里。那个男伴改变了策略，却提议：如果
她肯给他15元钱，他愿
意为她提供一个合适的住处，她还是拒绝了。当他们到达上海码头时，她仔细地在人群
中搜寻她的朋友的面
孔，当她找到他时，大大松了一口气，直奔到他身边。他们一块冲进他的车里，迅速地
离开了。（她红着脸回忆
说）连行李也忘在了码头上
到达上海的那天晚上，江青偶然碰到了她的另一个朋友。这人属于一个与俄国联合的戏
剧社团。这个戏剧社当
时正在排一部有关中国农村的“进步戏”。这个朋友邀请他到一家公司吃快餐，这个公
司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百
货商店。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饭店的沉静被一阵从街道上传来的女人的尖叫声打破了。
“怎么回事？”她警惕
地问。“只是一个妓女在拉客，”他回答说。这就是她对上海有名的街道生活的第一次
观感（当她回忆起这事
时，她笑了）。
那天晚上的谈话对她以后在上海的四年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她第一次知道了一个新成立
的春秋剧社，那时这个
剧社是左翼戏剧活动的主要力量，由戏剧家田汉领导，他也同时是左翼剧作家联盟的头
领。江青后来说，那时
田汉可能不知道她在1931年，也就是联盟成立的那一年，已经加入了其在青岛的分会。
他与共产党的多方文化
和社会联系使她相信，如果她能见到他，赢得他的信任，他会让她与上海党的领导人物
取得联系，从而使她可
以保持她的党员身份。
我问道，既然她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与上海的组织取得联系会这么难？
她解释说，由于王明路线，上海的党组织结构日益不定，到了30年代中期，几乎完全解
散，所以公开和直接地
和其它城镇的分支组织成员取得联系是不可能的。用她的话说“我们幸运得像‘浮萍’
一样生存下来，”即意
味着那些像她一样转移的党员就像流浪者一样四处飘流。她说，离开青岛就意味着她把
以前的党员身份抛在了
身后，因为在上海，宣称过去的党员关系是没意义的，除非你与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她确信，作为左翼戏
剧家联盟首领的田汉可以帮助她。在那些日子里，他是一个很难找到的人物，在一点也
不知道他住在哪儿的情
况下，她开始找他。她不能忘记，在白色恐怖下找一个如此显赫而人际关系又很好的左
派分子是她人生中的一
次冒险。
就这样，江青在寻找田汉和春秋剧社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中度过了自己在上海的最初日子
。找人，建立联系，对
她来说都是极困难的，因为她的山东口音和她为舞台表演而学会的北京口音都与上海的
口音毫无联系。当她怀
着年轻人的不安站在出名的剧作家和严肃的政治家面前，解释她是谁，和来上海希望干
什么时，她说，她希望
被引见给田汉。她的真诚和热情奏效了，他们为她安排了见面。
在跟随他们指引的过程中，她知道了田汉是两兄弟中的长者，他弟弟被指定来处理她的
事情。田汉弟弟接近江
青的方式使她越来越觉得不满。在得到指示后，他带她去见他的哥哥，田汉那时正在为
了避免遭受政府的扣押
而不停地在他的几所住处搬来搬去。她被带到一个他母亲住的地方，那个地址江青记不
起来了，但她记得那位
给她很深印象的母亲慈祥地接待了她，她请江青和她一起住几天，把她自己的所有事情
都告诉她。没有别的现
实选择。江青小心地编了她的故事，她只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事，她在青岛知道的一些
党员的名字，使她得到
了田汉一家人的信任。
过了几天，江青见到了田汉、周扬、阳翰笙。他们说他们熟悉青岛党组织的情况，决定
允许她通过正常渠道与
上海党组织进行联系。然后，他们问她想要做什么工作。得知她想当演员，他们给了她
在舞台和屏幕上演出的
机会。她同意文化工作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但是她拒绝了这两种选择，宣称她想做“基
层的群众工作”，即她
不追求名声，宁愿作宣传，把她和基层群众联系起来。她的这一反应使他们很吃惊（她
现在很高兴地认为），因为
这与他们料想的相反，但他们还是同意了，把她安排在一个无产者的戏剧团里，它是由
剧作家、指挥家张庚领
导的，她在和这个人的交往中遇到了困难。
剧团的名字是陶行知起的，江青崇拜这个人。那时，陶行知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像闻一多
一样有名，尽管他们都
不是共产党员。当江青认识陶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他对待理想主义的青年的态度是家
长式的。
由于是免费，剧团吸引了许多来自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较落后的工人及附近农民家庭的学
生，它的全部课程包括8
门科目和其它辅助形式的教育，这些辅加的教育主要是为妇女、商店服务员和其他早期
失学的人设置的。从一
开始，陶行知对这个学校有很大兴趣，他经常参观它，并强烈地感到自己对这个学校的
生存负有责任，如果学
校经费短缺或某些学生没钱吃饭，陶就和其他老师带他们一块度难关，为学校筹集资金。
抱着很明显的喜爱和尊敬，江青说，陶是一个学识广博和富有哲理的人，这种素质可以
从他的名字和他改名的
意义中看出。他最初的名字叫知行，出自理学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的主张，
即“知行合一” 的直观
论，其意思是“只有你知道后你才能行动”。但是，当他长大后，他把名字反过来，写
为：“行知”，这种颠
倒后的意思是“只有你行动了你才能知道”。
五四时期，哲学家约翰·杜威在中国发表演讲。受到他的激励后，陶行知到美国继续学
习，这次经历使他的思想
更解放。回到中国后，他不屈不挠地提倡免费并提供住宿的大众教育，这是他的同行晏
阳初所发起的大众教育
的一个结果。当江青第一次认识陶时，他已经是一所学校的董事，那是一个在重庆享有
很高声誉的免费小学。
早在这之前，陶行知就与晓庄实验农村普通学校一块闻名，这个学校是他在南京附近建
立起来的。据江青说，
晓庄学校“强调思想自由”，即任何政见都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原则是国民党害怕和痛
恨的。从1927年国民党
进行独裁统治开始，无数的学校学生，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遭到逮捕，主要
因为他们公开宣扬民主
和无政府主义。后来在1930年，政府关闭了这所学校，将学生和教职员工集中扣押。这
种对一种非常规教育机
构的压制被新闻界从两个政治极端危言耸听化。作为一名激进青年，江青也被这些面对
监狱仍高唱“英特纳雄
耐尔”而不肯屈服的英雄青年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由于田汉负责安排她到剧团，他便认为自己有权控制她生活的各方面，他派他的弟弟陪
她上学，并负责汇报她
做的每一件事。她发觉这是令人沮丧和难以忍受的。另外，田汉弟弟还干涉她的工作并
且迷恋她，使她更不欢
迎他。终于，她疾书了一封信给田汉。在信里，她详细描述了他的弟弟是如何令人难以
忍受，并要求给她另外
找一份工作。
不过，通过与田汉结识，她也认识了另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廖沫沙。作为一名“战
斗”作家，廖“在那时
还很安全。”江青提到，廖的妻子有一位有名的父亲，但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在30年
代早期，廖的生活很贫
困，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一种悲惨的境况里，他们的住所在一间属于别人的房子的小阁
楼里。当江青第一次去
看他们时，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显然，由于江青还在“寻找”党组织的指挥部，廖沫沙
便邀请她和他们住在一
块，可能是想检查一下她的政见和性格。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可去，江青接受了邀请。
他们的住处很挤，她只
好睡在一张小桌子上。他和夫人经常发生口角，主要是因为她，她是一个外来女人。这
样争吵日益恶化，使人
筋疲力尽，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在她与廖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时期里，她开始接触集中在大夏的知识分子团体，大夏是上
海大学的俗称，她在那
里旁听。从30年代早期到1935年11月19日的示威游行，这一知识分子社团的政治色彩仍
是“极左”的，代表
了俄国式的王明路线。每次当学生和教工发动游行时，都有无数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和共
青团员被国民党政府关
押。在学生的反抗浪潮以11月18日示威游行推向顶峰时，“大量的王明路线的青年高举
红旗”，她强调说。那
些被捕的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当她在大夏开始上学时，天气变得又热又闷，她还记得那种身着最薄衣服时的愉快感觉
。在学生中交朋友进行
得很慢。作为一名来自小镇的演员，并且卷入了各种左翼事件，使他人对她不能坚定地
信任。为了在大夏团体
中建立起她的地位，她采取了另一个行动是离开廖沫沙夫妇，因为与他们的交往既是个
人性的，也是政治性
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尽快搞到钱。她拜访了一位她认为经济状况应该不错的女
同学，那个女孩热情地
接待了她。这使她很吃惊，因为她以往总是遭到断然拒绝。当她把话题转到了要借20元
钱时，那个女孩犹豫了
一会儿，嘟囔地说她刚刚付完学费，缺少现金。但是，她还是借钱给她。江青装起钱直
奔廖沫沙的小阁楼。她
坚持要把钱借给廖，因为他也需要钱。她想用钱“收买”他使他对她突然离去保持沉默
。当他接收了钱后，她
宣布她将搬出去住，并且让他尽快还那些钱！
不再去考虑廖，她必须尽快给她的同学还钱。她怎么能够还这些钱呢？她只有一些微薄
的收入来源，包括在中
学做兼职汉语教师的津贴。她在上海最主要的花销是交通费——去上课、教书、演出，
和去其它城市活动，所
以她可以节省一些，并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还给她朋友那20元钱。这个女孩——一个对
她的地下活动一无所知
的女孩——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廖沫沙没有再对她提什么要求。她也决心不再参与左翼
剧作家联盟成员的事（但
这种决定很快就被打破了），至少不再与那些“阻止”她与共产党关键人物接近的左翼
成员接触。他们一直对江
青在政治上不很相信。
3．对于30年代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左倾”分子来说，政治示威游行已成为一条生
活道路。以团体的形式出现
可以使他们在全国的新闻界公开他们的观点，并且在向政府请愿时比单独行动更安全。
1933年示威游行动比之
后的几年要容易许多。八月份，也就是江青开始教课的时候，她代表一些郊区女教师，
和一些工人、学生一块
到码头上去欢迎英国工党的马莱爵士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人道报编辑瓦扬. 古久列。
他们是来参加九月份将在
上海举行的反战会议的。伴随着两支乐队，欢迎的人群挥动着红旗、燃放鞭炮，以示对
这两位“反帝国主义
者”的尊敬。
在大学里发起的示威游行与那些在上海大马路上进行的游行有很大不同。她回忆说，大
学环境的组成因素只是
单纯的教授、学生和简单课堂、连续演出，这些都不及危险的被捕和动乱真实。她记得
，在1933—1934年
间，上海及大夏的党组织仍旧是王明路线的代表，而青年团的政治方向比王明更要左。
不管党内同志有多大分
歧，但他们都还是共同生活在国民党的威胁下。那时国民党暗藏了一些密探混在学生社
团中，以竭力破坏有组
织的反抗运动。所以，在上海的大多数情况下敌友是很难分别的。
不久江青参加了全上海地区的示威游行，以推进民族反抗运动。1932年7月18日国民党
19路军奋力反抗日军、
保卫上海。在这件事的一周年庆典时，江青和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男孩一块走出去为这
个军队募款。在这过程
中，他们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反抗者，包括一群完全以此为生的人。当她看到那些卧在铁
轨上不屈服的人们，她
知道这是对政府消极抗日态度作出反抗的最后姿态。
一个学生领袖会在没有任何预示的情况下宣布游行的时间、地点，支持者便会很快地从
四面八方汇集，排成队
打出标语和请愿书，然后在警察和便衣来临之后迅速解散。对青年时代的“英勇行动”
的记忆，使江青很振
奋。她说有好几次这种游行都是冒生命危险的。
她记得为纪念“九一八”事件而举行的游行，对于一般的左翼学生和激进分子来说，那
几次游行组成了一个充
满激情的秋天。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内部的叛徒逮捕了许多杰出的青年团员。为了不做
“敌人的爪牙”，被捕
的青年团员发誓宁可为事业而死也不愿做懦夫而生。他们在公众面前高唱：“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宁左
勿右”。江青为这种情景感到害怕，但是她很敬慕他们。她说，从那以后，她更加审慎
地选择参加某些游行。
她“决心”重新努力去与中共地下党联系。无疑她的策略，即参加大规模的游行是带有
冒险性的。但是，她希
望以此引起一些党内热心的同志的注意，让他们意识到她在“英勇地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这一策略奏效了，
她赢得了某些领导的信任。
现在，她要经受更多的考验。一位示威运动的领导让她负责照料两名刚刚加入到他们行
列的女工人。当她第一
次见到她们时，她吃惊地发现，这两个女工人比她穿得还要好，这是怎么回事？她们显
然没有家庭负担，不用
去养活别人。但是她的境况则不同了。尽管她的衣着不是很出色，但还是与平常的女工
不同。作为一名演员和
学生，甚至因为某些政治原因，她不再保持无产阶级的风格，尽管这在游行队伍中是不
相称的，但是游行的人
们并不反对她的像参加演出一样的衣着。
一天下午，江青参加了一次义演——《婴儿杀戮》，这是由一部日本电影改编的戏剧。
募到的钱都给了正在罢
工的英美烟叶厂的工人。想往常一样，戏票有好几个等级，一般的每张在20至30分之间
，最贵的要5至10元。
由于票房没有卖空，他们忠实的支持者陶行知买下了其余的票。
那次特殊的演出江青永远也忘不了。它激励了观众和演员。包括其他示威者。通常她在
舞台上演出时很少注意
观众的反应，但是这次，她很留心观众的动静。由于戏剧的主题是反抗的，不仅演员，
观众也可能会遭到惩
罚。而那天下午确实发生了逮捕。当戏剧的最后一幕结束，演员们迅速地从后门撤离了
剧场，参加到了游行的
队伍中。
当人们最后解散时，江青感到精疲力竭、饥肠辘辘。她想从钱包里搜点钱出来，但是没
有钱，这意味着她也要
饿肚子了。她忽然想起附近有一个由一些白俄罗斯人经营的小饭店，那里有很好吃的俄
罗斯浓汤。她认识饭店
的主人，并且确信那个老人会免费给她提供食物。当她走进那家饭店时，吃饭的人都惊
讶地看着她，因为他们
以为在演出之后她已经被警察抓走了。有人告诉店主，陶行知勇敢地站在观众中看了她
的演出。由于店主支持
陶行知的自由主义，便对江青也很热情，盛情地款待了她。
第二天，她准备去参加又一次抗日示威游行时，一名妇女带她到了出发地点。但是由于
她的自身原因那个妇女
在途中抛开了她。她转到了另一个地区，发现那里完全被骑警队包围，这些骑警代表的
是英国殖民政府。江青
在人群边缘走，尽可能隐蔽地寻找熟悉的人，结果碰到了一个男同志。他告诉她示威活
动改在北京西路。
她在游行示威队伍人群的边上，认出一个个男孩――曾经是她的学生，现在是学生会的
成员。他当时带着一个
包裹，里面可能是枪和传单，这必定会引起怀疑。就在那时，一个骑警发现了他。骑警
举起警棒，屈身到马背
的一侧，将包裹从那男孩的怀里挑了出去。男孩被这一突然的袭击吓住了，瞬时失去了
平衡，但他很快就恢复
了冷静，逃走了。江青被骑警的粗暴激怒了，她的第一反应是追那个男孩，去照料他。
但这事实上是很傻的，
因为她也会被盯梢。为了不把注意力引到她身上，她在一个时装店旁缓步地蹓跶，假装
在研究橱窗里的时装。
由于她必须把目光集中在陈列的服装上，她只能看到周围发生的一部分事。不久，一个
叫老王的中年妇女走了
过来，静静地站在她身边。这个妇女曾在上海做了一年左右的基层政治工作。江青领会
了她的眼神，跟着她到
了另一条街。突然，她们感到有警察在跟踪。江青说，由于那个妇女对地形不很熟，“
我就让她一个人先走，
自己与敌人周旋，最后回到了正在任教的学校”。
她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名声日渐扩大，使她在参加示威游行时总是做一些特殊的防备。
如果有人叫她去参加那
种随时组织又随时解散的“飞行集会”，她总是在接受以前要仔细审慎一下情况。其实
她是经过反复的思考，
求得既要愿意自我牺牲，又要谋生存，同时还要追求名利的精美统一。
能够在左翼政治文化组织中生存，全靠高效率的行动和联系，以尽可能少地引起警察的
注意。江青和她的朋友
总是在为谋求最佳方案争执。在她工作的地区，社会和政治的组成结构很复杂，外人是
很难理清头绪的。这种
表面上的混杂，使所有的地下联络都成为可能，但是通常仍是有防备的。
那年秋天，她收到了一份信，收信人名是“云鹤”，但是，其中的“鹤”字有所不同，
即只有右边的“鸟”
字，左边的被省去了，这主要是为了安全。在白色地区，这种事是很平常的，这不仅是
为了政治原因，也因为
人际和事务原因。这封信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锻炼。信上说，以为她被疯狗咬了，住进
了医院，而且仍在恢复
阶段，写信对她表示同情。这些话隐藏的真实信息是，她的处境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
那时，这种秘密指示简直让她发疯！从她到达上海时起，她的目标就是取得那些可以帮
她与共产党联系的人的
信任。但是，左翼组织中的竞争团伙，其中包括一些令人气愤的人，给了她相反的建议
，拖延了她的时间。现
在，他们中的革命联盟已经远离了左派，“甚至比以王明为主的党中央还要左”。这些
极左派劝她和她的一些
朋友不要出城。左翼教育家联盟得知她的困境和个人矛盾后，再次命令她马上离开。刚
开始，她不同意，因为
上海除了她的政治和职业利益外，也是她有亲近的人际关系的唯一地方。但是，她最终
还是同意了，启程去了
北京。
在她的记忆中，北京的白色恐怖和上海一样残酷。“第三种人”的出现，使局势更紧张
。这个“第三种人”出
现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以保护国民党政府的利益。她比以前更加孤独和脆弱。作为一名
旁听生，她依附在北京
大学。这是她的第三个学校（继青岛和上海大学之后）。她转向了社会科学，这一领域
的一位理论家李达先生是北
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每当他讲政治学时，全校的许多学生都会挤满他的课堂，她就
是其中之一。
在北大，她的钱很紧缺，收入每月仅有7元（来源不详），付完房租后，每顿饭只有4分
钱。北大是全国高等院校
中最著名的大学，毛泽东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即使向她这样的旁听生，也可以通过听讲
座、读书等在那儿学到
很多东西。她自己说，她还搞到了一张可以进入市图书馆的卡片。在那几个月里，她的
大多时间是在市图书馆
度过的。她一边阅读那里丰富的藏书，一边靠面包和白开水来维持生活。
她在北京第一次学习骑自行车。重重地摔了几次后，她掌握了窍门。她承认，在年轻时
，她在许多方面都很笨
拙，身体平衡能力也差。正像对待其它事一样，她靠意志学会了骑自行车。
4．在左翼教育家联盟的党组织安排下，江青在春天秘密地从北京回到了上海，这次迁
移也是她人生的重大转折。
联盟做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她与党的联系中断了一年多后得到了恢复。在教育联盟的巧妙
引导和其它左倾社团的
渗透下，上海教育系统的许多部门很快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下，用江青的话说，“落
到了我们手中”。
她被党指派到一个为女工开办的夜校任教。这个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
导，尽管基督教女青年
会在这方面得到尊敬，但它其它方面还是“很反动的”。显然，她对基督教精神的基本
原则不感兴趣。
江青在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两方面的服务显然是矛盾的，这使她不得不为此做出更多的历
史解释。1927年，当蒋
介石背叛了他的共产党伙伴时，许多由共产主义者控制的工会团体被解散，或是被其它
缺乏政治力量或由国民
党控制的集团代替。这种变化伴随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和共产党向江西的转移，使得
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劳工
组织者必须去开拓新的出路。那时他们的人数很少，除了国民党组织的渗透，他们几乎
没有别的选择。但是，
基督教组织当时在劳工界还是受到尊敬的。在 30年代的城市危机中，基督教青年会非
常看重工业福利和在国外
的布道活动，在中国，这些活动集中在劳工最密集和广泛的上海。从国民党政府的利益
来看，外国人和基督教
的传入提高了它的声誉，因为它正寻求国际的肯定。所以，基督教青年会是当时上海仅
有的、可以公开参与爱
国改革运动而又不会遭到政府反对的非官方组织。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可以像安排外国人一样安排中国人。也许是受到教育家联盟的推荐
，得知她在上海有过教
书的经历，江青也成为被安排的一员。他们提供给女工（主要是一些农民出身的妇女）
的工作，·包括社会上的俱
乐部、工厂工作条件改善调查、文化培训以及基本的医疗服务。他们也赞同抵制日货运
动，编排抗日戏剧，安
排以爱国为主题的演讲和讨论。
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活动的同时，其他的一些激进组织也在活动，其中包括左翼教育家联
盟、作家联盟、戏剧家
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当然后面这些组织的活动目的不仅是文化和爱国，也同时在提高广
大工人的无产阶级觉
悟，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1934 年，江青被转派到劳工界，这些人都不熟悉她过去的经历。这种安排并不意味她
要和其他女工一样干体力
活，她是一名教师，一个与她所辖管的女工住在一块的多角色人物。这是由基督教女青
年会安排的，她在那儿
干了一段时间后，基督教青年会派她到工人家里参观、搜集有关他们生活条件的资料。
她喜欢这种私自进入他
人家庭生活的工作。后来，她又被安排去调查一些诊所及不受外国公司管辖的小工厂的
情况。
在对一些小工厂做了充分的调查汇报后，她转向了大工厂，通常是一些中国人经营的外
国人所有的厂家。进入
这些厂家是很困难的，因为经理们害怕由外人写出的调查报告会带有政治煽动性，激励
工人联合起来抗日，从
而破坏了工厂的生产秩序，影响了他们的利益。据他们说，厂里的工作条件是最好的。
江青感到，这种对大、
小工厂的参观很吸引人。
她在工作中得到的不快都在她调查工人生活时得到了补偿。他们都住“集体宿舍”里，
是工厂用来安排一些离
家远的工人的住宿。在那里，男女混住，并在各方面都要受严格的限制。
江青分配到了一间位于厂区的宿舍，她自己在后面还有一间房子。前面的房子用作教室
，女工们住在附近的另
一间房子里。刚开始时，由于是新手，工作效率不高，她感到很扫兴。比如，在参加演
出和政治活动的同时，
她要花去相当长的时间备课，还要批改学生作业，结果总是筋疲力尽，没有时间睡。在
她的记忆中，那段日子
最主要的感觉就是非常疲惫。
然而，与那些女工相比，这又是微不足道的。她的学生大都来自中国人经营的日本纺织
厂，其他的在英国烟
厂，尤其是英美烟叶公司。这些人早晨六点开始工作，为了准时到厂，她们四点就得起
床，摸黑往厂里走。英
美烟叶公司的工作条件如同“地狱”一样，女工的最高工资是每月 17——18元。童工
也很多，但挣得的钱却
很少。夏天，天气很热时窗户仍是关的，车间闷得像蒸笼。而冬天，窗户又是打开的。
为什么？因为雇主认为
太舒服了工人就会变懒，所以用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寒冷来控制工人。车间里脏得让人
一看就恶心。
烟厂几乎没有什么设备，只有几行粗糙的木凳。为了能够在早晨分到坐位，那些工作没
有保证的童工必需在前
一夜就去排队，挤在队里站一夜。那些幸运地分到坐位的，需要连续地工作好几个小时
，中间没有休息。
为了描述烟厂的情形，江青举了一个富贵小姐的例子，她没有说明一个富人为什么要把
自己的女儿送到那种条
件恶劣的地方。显然，那个女孩是有雄心的。为了能够得到一个位置，她前一天晚上很
早就去排队，但是，那
个主管工人合同的想把他支持的一个人插在她的前面。那女孩站在那坚决不让，那人便
上去抓住了她的肩膀，
把她拖出去，踢到楼梯下。女孩摔得很厉害，很快就死了。看到这样的事情，江青暗暗
感到，工人是很容易发
动起来的。
除了这些工厂的工人，她的学生还有一些来自附近的中国人所有和持有股份的小工厂。
那儿的工资比烟厂还要
低。工人受到的剥削是无限的。如果编织机上有一根针坏了，那个看守这台机器的人就
要付1元钱去换针。她有
一个学生在一个月里坏了8根针，付完罚金后，便再没有钱去付房费、养活家人。江青
说，那是她自己也挣得很
少，没法去帮助那女孩。
尽管如此，这些女士的境况比她接触的那些合同工还是要好些。为了保证各个工厂随时
有新的工人补充，一些
劳工中介人经常到乡下去招一些农民到城里做廉价工人。这些人非常精明，为了诱惑那
些无知、贫穷的农民，
他们把上海描述成天堂，人人都可以发财。为了生存而拚命挣扎的老农民信以为真，便
把儿子或其他家庭成员
卖去做包身工。事实上，那种“天堂”完全是“地狱”，工作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
休息时则挤在一个跟笼
子差不多的屋里，经常只得到很少的稀饭和水。他们都营养不良，许多人死去。
江青发现，不仅国民党敌视她的政治工作，一些极左团伙也嫉妒她的成功。在她任教期
间，以上海为基地的共
产党领导和共青团也在争取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当她开始搞基层群众工作时，马上就有一些青年团的成员迎合她，希望同化她的成功。
很明显，这些人知道左
翼教育家联盟的党组织在保护她，对她的这层联系不满。一天，在她的女工宿舍里，她
被一个突然出现的青年
团员吓住了。那人可能想要强奸或殴打她，因为他不能忍受她在个人和政治上胜他一筹
。她镇静下来，坚决地
说她不愿卷入“他们那种政治……”。
当然，最主要的敌人还是国民党，它的保守力量经过了各种伪装。以往的经验使她能更
加谨慎和敏捷地摆脱他
们。那时的国民党警察是很常见的，他们经常抓人，随意搜查公共汽车。江青说，每当
她看到有警察向她及她
的战友乘坐的公共汽车走来时，她会用各种方法来避免被认出和逮捕，尽可能快地下车
，在他们开始搜查之前
逃出他们的眼界。如果她下了车还是被警察碰到了，她就很有礼貌地与他们对话。这些
人被
软化后，就会让她走掉。但是，如果她被困在了公共汽车里，无法逃脱检查时，她就会
作好防卫。如果她带着
敏感的政治文件而被敌人栏住时，她就会变得很厌烦，使那些人不耐烦地放她过去。
尽管她做出了示范，那些在她班上的女工还是不善于伪装自己的政治活动，有几个人不
小心落在了反对派手
中，遭到了谩骂和虐待。学生遭到了侮辱，她感到是自己的过失。也许是因为只受到一
点教育，女工仍在危急
时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来开脱自己。她很清楚地记着一件事，在她上识字课的时候，她突
然发现有的女孩把政治
传单带到了课堂上，她被她们的疏忽惹怒了，当着她们的面烧了传单以示批评。当所有
的传单烧成灰烬后，她
命令女孩子们在厨房烧几壶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女厨师又被吸引到课堂里，大家
一块收拾起传单残迹，
浸到开水中，隐去了所有痕迹。这些传单都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她那时的任务是教两个班的课：一个是早晨为那些上夜班的女工开设，另一个是晚上为
上日班的工人开设。由
于中午从没有课，她便可以自由地从事其它活动。有一天晚上，她回去的很晚，在家里
继续为学生批改作业，
直到凌晨四点才上床。那些上夜班的工人拂晓时回来，按着习惯，她们在门外脱了鞋，
穿着袜子踮着脚尖走进
屋里，以防吵醒了老师。因为屋里通风不好，她有时把门打开一条缝以换换空气。那天
早晨，女工们在楼梯上
的脚步声比以往大了许多，其中还夹着一些东西撞在墙上的声音。她感到很迷惑，打开
了门看着那些女工走过
去。平时，她们只带很小一盒的工作材料，在厂里散发，但是，这次她们每人都带了一
大捆她认不出的东西。
她马上警惕起来，命令她们直接进屋，等候检查。
她也吃惊自己怎么会这样专横。因为她在女工中有很高的威信，她在合适的时候也让她
们干工作。“她们对我
也很好，”她一点也不尴尬地说。对于那捆东西，她命令她们打开。女工慢慢地一层层
剥去外面包的包装，她
感到不耐烦，便推开她们，自己去打开，发现里面都是传单，外面用纸包着，以便不被
人认出。“那么傻的
事！”她斥责地说。她让女工就地把包裹分开，挑出有用的，丢掉没用的和报纸，并且
建议她们以后尽可能用
小的包裹，甚至可以把传单塞进伞里。这样，一旦在路上遇到搜查，可以马上丢掉传单
而说自己的伞里什么也
没有。
一天晚上，当几名工人没有在日常时间返回住处，她担心她们遇到了麻烦，无法入睡。
结果她们都回来了，除
了两个人回来晚了几个小时。这些人确实被人跟踪了，她们溜进了其他同事的家里，等
到道路上没人才返回。
江青感到她的住处已不安全，于是她打起了行李，借了些钱，在别处租了房子。
搬到新的住所后，她有一天在去寄信的路上碰到了一位从青岛来的老朋友，江青清楚地
记得他穿一套白制服。
谈话中，那人说他在国际住宅区的上海邮局工作，但是，他显然属于左翼的某个组织，
在邮局工作只是一个幌
子。他多次强调，很高兴见到她，她会对他的工作感兴趣并去帮助他吗？她愿意替他给
她任教的学校里的人送
信吗？她对他的这些提问感到迷惑和害怕，她说她“还没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她向教育家联盟的党组织汇报了这次意外的相遇，组织对她如何再去见面给出了建议。
几天后，她去晓风公园
散步，这是一个由外国人建的公园，但是她可以进去，因为她买了一张季票。在那里，
她第二次碰到了她的朋
友，根据教育家联盟党组织的指示，她交给他一封信，尽管她不知道信的内容。他们交
谈了几句，她告诉他不
应该再见面，他似乎理解她的处境，但又很明显地不想与她失去联系。几天后，他给她
送了一份左翼的出版物
《世界知识》，仍然表达了对她的好感，并邀请她一块吃饭，她有些害怕，说是没有时
间，谢绝了他的邀请。
为了缩短路程，她从另一个方向离开了公园。那条道在一片住宅区旁，她在那又碰到了
一个原来在青岛当秘书
的女朋友。那女孩邀她到她的屋里谈话。江青不敢耽误时间，拒绝了，继续往回走，那
条道上没有公共汽车。
在离开那女孩后，一阵男人的叫声从她背后传来，她看到有两个人在追一个人，向她这
个方向跑来，另一个人
在骂：“你们这些蠢猪！”过了一会儿，她感到两个人紧紧跟在她后面，她转过脸去，
看到其中一人是工人模
样，另一个像商人——都是特务伪装的。没等她说出话来，那两人就抓住了她。平生第
一次遭到“绑架”，她
很气愤地告诉那两个人，在外国人住地进行这种绑架是非法的，但是这种争辩是没用的
，她被鲁莽地带到了警
察局。主管人不在，那两个人不能像以往那样搜身，他们没有让她脱衣服，只搜到了那
份《世界知识》，这刊
物本身是没有争议的。
尽管没有足够的理由把她扣在警察局，那两个人还是决定把她送出市区。江青害怕被送
到陌
生的地方，便告诉那两人她在夜里找不到出城的路，而且她的穿着也不合适做这种旅行
。那两人没有被她的话
打动，为了让她尽快离开，他们给了她一件亚麻布长袍，若是平常，她是绝不会穿这种
衣服的。但现在，她将
它套在了自己的身上，又在上面加了自己的外国风格的礼服，还有一件毛织马甲。就这
样，她穿着奇怪地离开
警察局，走进黑夜中。
像她生活中其它恐怖的事情一样，江青把这次黑夜逃亡描述得荒诞离奇，她走得很快，
能跑则跑，路上有次差
点又被拦劫，她都逃了过去。很快，她到了城市边缘，乡村就在前面，她累得气喘吁吁
，继续往前走。突然，
有一双手从身后抓住了她，她尽力去挣脱，但是失败了，她大声地叫“有人遭绑架了！
”，但是没有用，在城
外是没有人会听到，来救她的。她以为抓她的人是警察，但是，当她仔细看时，发现他
们是身着便衣的密探。
逃跑是不可能的，为了给自己壮胆，她显出很生气的样子，她指责那些人像是畜牲。她
的话起了作用，其中一
人放松了她，显出一点骑士风度。
她被押到了一个地区警察局，锁进了单人牢房里。她听到他们在打电话汇报说他们抓住
了一个嫌疑犯。
在审问的时候，她对每一件事都装得很无辜的样子。他们看到了她在公园里出现和她与
一个年轻人的约会——
显。然，是那人告密（她已经多次被盯梢了）。她说，去晓风公园散步是她的习惯，因
为她喜欢在那儿看小孩子
玩。她编的故事让那些人相信了，但仍受嫌疑，从地区警察局转到了市里。她很气愤：
“你们应该把时间花在
抓真正的共产党员上面！”
5. 牢里的大多是政治犯，其中有一个有经验的共产主义分子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建议。
打量了一下江青的外表，她
告诉江青不该留短发，那样会让人觉得她很激进，她自己就留着长辫子。但别的狱人唱
革命歌曲时，她唱京
剧！（江青说，那段日子，她确实很懦弱。）不管她尽力装得多么迟钝，警察还是没有
停止对她的调查。她后来知
道，警察之所以不肯放过她，是因为牢里的另一个“女叛徒”告了密，说她并不像看上
去那么迟钝。
牢里还有一个女工，在江青入牢时她已经被扣押了八个月，她是诸多被叛徒出卖的好同
志中的一个。这个叛徒
以前是跟随王明“错误路线”的，他出生在安徽，是在共产党江苏委员会工作，在上海
工作时，被逮捕，没到
两个小时，他就背叛当了国民党的秘密警察。表面上仍装作共产主义者，开始在左派圈
中干坏事。他知道一个
女同志，便决定先从她开刀。他跟踪了她好几天，最后发现她住在法租界区。他取得了
她的信任，并告诉她，
她的身份被官方知道了，生命很危险，她必需带上所有的党内材料离开住所。
这是一条很残酷的诡计，因为那个女同志住在法租界区是可以避免被逮捕的，当她刚走
到法租界边缘时，一帮
警察就包围了她，把她抓入监狱。
对于江青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与外面的世界取得联系。她希望有人能来证明她是无辜
的，除此还能有什么办
法呢？她给她教过书的夜校写了一封信，要一个证人来，但是她等了几个星期也没等到
，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通过一些不清楚的渠道，她知道党组织“没有忘记她”，他们给她匿名送了被子、面包
和一些钱，警察把钱扣
去，面包也经警察的手被弄成碎末，只有被子是好的。
不久，又有一批新的女犯入狱。江青发现其中五、六个都是她的学生，从她们那里，她
知道是党指派她们中的
两个给她送被子、面包和钱的。她们看上去对她有些不满，因为她们认为正是由于给她
送东西才遭捕的。江青
要求与监狱主管谈话。经看守引导，她站在了主管面前，大声斥责：“你们抓错了人！
你们不知道如何去抓真
正的坏人！你们只抓了几个为我送东西的善良女孩，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汉奸被激
怒了，打了江青一记耳
光，她几乎站不稳。他用各种脏话骂她，她还嘴道：“ 你们怎么敢这样对我！”
江青的学生听了这场争执，感到非常不平，为了使她感到她们不是对她不满，她们说她
们的被捕与她无关，可
能是因为参加了示威的原故。在她们彼此安抚的时候，江青注意到了窗外正在举行一个
葬礼，那是一个因政治
活动而遭到杀害的女共产党员的葬礼，那个叛徒也看到了那个场面，眼睛凶残地闪了一
会，很快又装作很善良
的样子。他告诉他的同伙以及犯人，他不会通过再逮捕一些人而为自己谋利。这种声音
讽刺地意味着，监狱里
的犯人已经多得无法再容纳别的犯人了。
呆在牢里，江青开始教一些人如何对付审讯，一有机会，她们就证明自己的无辜，如：
“我们只是站在一边观
看游行。”但是她们说得都很笨拙，无济于事，其中有一个人是因为随身带了传单被抓
，她忘了传单的内容是
宣传自由的。在江青的回忆中，犯人都很容易动感情。如果有一个人擦眼泪，其他一大
帮都会跟着哭。为了证
明这一点，江青让一个尊敬她的学生开始哭，那个女人顺从地哭了，整个监狱都跟着哭
起来，看守们被哭声搅
得也不安起来。这些看守大都是男的，比监狱主管年轻、善良，其中一个很不安地拿着
鞭子，让大家别哭。但
是大家都还是在哭，甚至几个看守也跟着哭。
这些新的犯人被审讯时，都是单独进行的，那些等待提审的和被审的一样烦躁不安。结
果，新进狱的大多数人
被释放了。为什么没放江青？她说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她的 “政治清白”。在她的一个
学生将要被释放时，江青
把她叫到一边，让她向党组织汇报，如果没有决定性的证词，她是无法获得自由的。她
还让那女孩告诉党组
织，她的“真正身份仍然没有被揭穿”。
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否按她教的做了，只是她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江青最后决定动用自己
与外国人的联系，因为
她知道，狱官都害怕接待外国人。她让另一个即将出狱的学生与基督教联系，找一个外
国人来保释她。这个方
法奏效了，一个外国人来证明了她的无罪。她被释放了。
出狱后，江青没有回到以前的住所，她搬出去和一个朋友住。到了1935年2月的春节时
，她的个人生活又开始
进入一个新阶段。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