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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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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四章第95-115页（
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黎漓译，江上有奇峰校。
20 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成为中世纪一个光耀而又充满不祥的传奇都市。自历史上唐朝曾
鼎盛一时的都城长安之
后，没有一个城市比上海更富有大都市的气息。在公元8 世纪和9世纪，商人和传教士
（大多都是佛教徒），从中
亚和南亚大量涌入中国，使得帝国迅速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的都市氛围。一千年后，中
国的帝制奄奄一息，上
海因之而成为不平等条约的牺牲品。也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条约，欧洲和美洲的商人以及
基督传教士纷至沓来，
怀着不同的目的，以期在物质上谋取暴利，而在精神上则企图拯救这个多难的国度。商
业的扩张带来了一系列
社会和文化的冲突。西化最为彻底的上海成为现代教育、出版、新闻的中心，以及各种
艺术形式活跃的上演场
所。
江青记忆中的上海，是一个洋人与国人、豪富与赤贫、反动与激进、投降者与爱国者的
微妙结合体——权力与
财富高度不平等所造成的两极。对她这样的被压迫者来说，生活是痛苦。
30 年代初期上海大约有5万多外籍人口，上海的总人口约达3百万。江青似乎仅模模糊
糊地认识到了外国人的存
在。在她的记忆中，无论是朋友、熟人还是敌人，没有人与众不同。但是，透过整个大
都市的广角镜，这些外
国人却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些外国人居住在国际居留地和法国租界地内，享有各种
特权，生活在为田园般
美丽的公园和赛马场所环绕的具有异国风格的公寓内，隔寓于普通的中国人。他们租建
了自己的交响乐队、芭
蕾舞团，开办了电影院以及为其它各国的书籍、报刊所充斥的书店，用以自娱。对于中
国那些受过教育而尽力
想使自己摆脱传统桎梏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洋人奢华的文化装饰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但
同时又不时透露出一些
政治的卑劣与凶险。
上海的外资商业导致一个新阶层的诞生——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野心勃勃地学习如何
弄潮于国内与国际市场
之中，并成为国民党坚强的财政后盾。如果洋人生活在世外桃源，这个新兴的具有半自
主性的商业阶层只能是
昙花一现，因为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决不会容忍自由企业及其文化商品的存在。
然而30年代好莱坞在这个商业阶层及其攀比心理极强的子女中发现了一个能为其带来滚
滚财源的市场。反映世
界其它各国颇具诱惑力的生活的电影胶片在中国商业阶层中激起了一股对都市化的热望
——鸡尾酒会、政论的
时尚、国际烹饪、舞厅、出租车、社交性舞会，当然，难免还包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
妓院，其中亦不乏白种
俄罗斯女郎以及相当多的按摩女郎。这些物质享受、西式的娱乐以及都市新贵们享有的
社会特权使其政治良心
逐渐趋于麻木。他们对那些人数远在他们之上的一无所有者视而不见，却热衷于从那些
企图在中国取得政治统
治地位的外国投资身上捞取利润，使其首当其冲成为那些尚存有政治觉悟者的攻击目标
。对盲目而又无助的大
众的关注以及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决心也是国民党韵政敌们所为之努力的，但这些激进的
作家、教师、示威者以
及演员更为注重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去唤醒中国自身丰富的资源——那些一无所有的
劳苦大众，他们认为这
种阶级觉悟是革命的一把利刃。
所有这些具有革命性的言辞——这些来自左翼的呼声，都囿于两大历史传统之中。第一
个传统是士绅阶层的责
任感。士绅在明清两代最为强大，他们摒弃了那些仅仅拘于对社会弊端的针砭或陶渊明
代的隐遁式做法，而是
倡导投身于社会改革的运动中去。在20世纪30年代具有一定政治觉悟的作家、艺术家、
教师和演员们的身上体
现了相似的民众责任感，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决心“唤醒民众”，与那些只谋一已之
利的寡头政治作斗争。
他们在面对外敌入侵所发表的激烈言辞中，30年代的左翼遵循了历史的第二个传统——
反对外族统治。而现
在，20世纪的·30年代，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的后代们将抗击日本的入侵。
20世纪不同于历史的是其交通通讯手段的多样性。政论文章的力度因得益于更为广泛和
众多的出版渠道而被大
大强化。激进者的呼声在政论性戏剧、电影中传向每个角落。电影上的革命始于满清晚
期，而在民国时期得以
突飞猛进。传统的中国戏剧尽管因地方和时代不同其剧种在各流派中有所差异，但总体
看来不外是雷同而简单
的情节、绝对风格化的人物塑造、规范的姿势、绝妙的杂技表演、高而亮的唱段以及单
薄的伴奏。除了在某一
特定地区以及现代的一些变体，所有的角色都由男性扮演。当中国人睁开眼睛在外面的
世界寻求新的观念时，
他们略过了西方文化中与之相应的对应物——歌剧，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歌剧中音乐和唱
腔的繁杂以及矫饰的风
格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注定要面目全非。然而，他们终于为西方的话剧所吸引，因在在
话剧中语言本身就足以
达意，同时话剧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新的情节、新的人物塑造以及新的哲学观点。
中国人对外国剧院的兴趣与日俱增。西方话剧很快就抓住了青年人的心，他们热衷于能
够扮演新的角色。20年
代的中国是其历史上唯一充满“现代”意识同时又未被后来的文化或政治遗憾所困绕的
10年，大量西方作品的
中译本相继问世。与此同时，富于首创与变革精神的中国剧作家运用历史和现代的体裁
创作出了自己的话剧。
在20年代中叶，曹禺、和田汉等剧作家已家喻户晓。他们的作品在整整40年中一直激励
着先行者。
对于十多岁就已成为演员的江青，她不仅从事传统戏剧表演，也涉足于现代话剧。像其
他年轻的阶级分子一
样，江青迫切地需要投身于某一团体以求生存。
在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女演员仍被视为异端，尤其是在。职业剧院中，她们在商业化
程度不高的业余剧院中收
入相对好一些。传统的戏剧大多清一色地由男性出演，有些特定的女性角色由男性反串
。他们在台上轻移碎
步——传统中女性美的象征是小脚——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但男演员在中国并非
主宰一切，卡通片从萌
芽期开始，就由男女演员同登舞台，在浙江省戏剧则由女性所垄断，她们甚至反串男性
角色。作家鲁迅即浙江
省人，他曾描述过男性是同等地喜欢全部由女性扮演的剧目。
但无论男女演员的相对地位如何，他们都为社会所不耻。即使是在30年代的上海，他们
在世人眼中也只能与屠
夫、罪犯、乞丐和妓女为伍，尽管这一行业中的精英周旋于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之中。江
青几十年后还曾为她在
当时的社会地位辩白，虽然这些不平与愤恨主要以政治术语表露出来。在业余和实验剧
场运用女演员的趋势是
田汉首开先河。江青经历中一个可悲的嘲讽是，她始终未能将她出自个人感情对田汉的
厌恶（田汉对她的厌恶程
度不亚于江青对田汉的厌恶）与田汉的职业成就相调和，因为正是田汉创立了专为业余
演员提供机会的“小舞台
运动”以及现代话剧团，而江青首次引起公众的瞩目也正得益于此。
1．“30 年代的上海充斥了各种艺术家社团”，江青宣称她属于左翼联盟，其职能包括
在国民党关于书籍的严格审
查、他们对艺术的摧残、对富有首创性的影片的压制以及对自由教育的限制的过程中保
护现代艺术家。每个联
盟都有其“政治色彩”，就好似被意识形态所唤起的领袖个人的人格表现一样。截止到
30年代中期，就已有左
翼作家联盟、左翼教育家联盟、左翼剧作家联盟，以及社会主义者联盟等等。这些联盟
最终统一成为左翼文化
联盟，以阳翰笙为首。江青早在1933年末还是左翼剧作家联盟领导者之一时就已认识了
他。、尽管这些不同的
联盟各自为政，但其成员问私人联系的网络（其中包括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却极为纷
繁复杂，使外人倍感眩惑。
1935年阴历正月左右，江青从狱中获释，她很快恢复了演员生涯。她说，她第一次得到
了真正的掌声。几个左
翼组织开始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与她取得联系。尽管她还不能被称为一名真正的、成熟的
上海共产党党员，但这
些左翼联盟设法与其取得联系这一举动证明了他们已将她做为一名“革命者”来对待。
他们已觉察到了她的存
在，她竭力想融合不同的信仰，倍感吃力。现在这些联盟相互竞争，希望她能加入自己
的组织。他们或许已经
认识到无论她的戏剧、电影及其它表演表面上显得多么天真无邪，实质上都具有革命性
的一面。
1935年年初她仍处于入狱期间因缺少食物和药物治疗而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的折磨之下
。在狱中她曾停经并长
期未能恢复，每天下午都忍受着冷热交加的煎熬。这些情况被反映给上海党组织后，他
们想送她去浙江省一个
气候温和的疗养地疗养，但她拒绝了，因为她首先想与上海的文化界恢复联系。但尽管
如此，她还是在几个月
后才得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田汉领导下的戏剧协会的新年欢聚会上，为了表达对她出狱的祝贺，赠送她一张田汉
的剧作上演的门票。她
非常高兴，但却没有足以御寒的服饰——她入狱期间所有的冬服都丢了。她大部分时期
都非常冷，她说，这一
方面是由于她体质虚弱，另一个原因则是她缺少冬服。她从一位朋友那儿借了件外套，
手持门票，走进了金城
剧院并选择了一个豪华的座位，在那儿可以尽情欣赏演出的全景。
几天以后，在庆祝新年期间，她观看了另外一场演出。当她坐在那儿等待帷幕升起，漫
不经心地打量着眼前走
过的人，她的目光突然被一张熟悉的面孔所吸引。此人脚登一双夺目而漂亮的鞋，穿一
件黑色毛皮大衣，戴着
一副眼镜。江青当时只知道她是一位“著名人物” 的妻子，叫庆树（可能指王明夫人
孟庆树）。据说刚从洪湖
苏区归来。而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江青那天晚上也在剧院。几个月后，她得知江青是左翼
剧作家联盟成员，但她
仍未意识到江青也是一名党员。
春夏之交，江青乘火车回到北平，在没有党组织保护的情况下，前几周艰难度日。后来
她旁听了李达在北京大
学开设的讲座，并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北京图书馆内的阅览。在京期间她得知田汉及其
他几位著名左翼领导人
因涉嫌共产党而于二月被捕。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听到田汉等人被捕的消、息时产生的
恐惧，因为他们曾领导
了左翼剧作家联盟。这一件事可能会对她的政治生涯产生不利影响。
当时政府极力排斥共产主义思潮，以至于观看苏联电影都是很危险的。一次，她在北京
去看一部苏联影片，剧
终后她立刻从偏门溜了出去以躲避大门外政府官员监视。当她走到街上，正巧碰到田汉
的弟弟，他曾在前一年
追求过她。她向教育者联盟的党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形。
而后她突然收到教育者联盟的一份通知让她返回上海，并允诺她可以在《玩偶之家》中
扮演娜拉。这个消息使
她兴奋不已，因为娜拉是她久已仰慕的角色。当抵达上海，她在联盟中的联络人介绍她
加入了一个由现代话剧
演员组成的著名团体。在以后的几周中他们制作了几部易卜生和雨果的戏剧，她扮演一
位女英雄。她还出演了
根据狄更斯小说《双城记》改编的剧本。她承认，她对小说中译本的熟悉程度超过改编
的剧本。尽管小说中表
达的观点是“反动的”，但她认为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历史史料。
至于她扮演的娜拉这一角色，报界和新闻界一致给予了热烈的赞扬，但她却怀疑她在上
海文化界中一些有身份
的朋友是否影响了这些评论家们的言论。只有张庚两年前在上海曾担任过她的导演，后
成为党组织上海分部的
一名重要成员——对她的演出风格持批评态度，认为她的演出“太自然主义了”。做为
一名严厉而传统的人，
他永远也不会接受江青对娜拉性格的理解，因为江青认为娜拉是一位女性的反叛者。这
一理解已超出了易卜生
原著中对人物的刻划，江青认为她把这一人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观众对她的演出报
以雷鸣般的掌声。
2．在上海舞台上出演的这些现代话剧为江青赢得了名望。她第一次开始与著名的男女
表演艺术家们建立了联系。
尽管为那些反应热烈的观众演出使她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但演员的物质生活总体来说仍
旧无法保障。大幅度的
通货膨胀导致了所有商品价格飞涨。与她曾经加入的那些价格低廉的无产阶级剧院相比
，这个商业化世界要受
贪得无厌的剧场主的盘剥。例如，如果一场演出赢利五百元，利润的一半要支付给剧场
主以获取对剧场设施的
优先使用权。
这沉重的经济负担多多少少由表演者共同承担，除此之外，她由于感到剧组其他成员对
她的轻视而倍加痛苦。
他们为什么会轻视她？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作为纯粹的非政治性文化精英，怀疑她的左翼
活动会使他们有所牵
连。正如她坦率指出的那样，他们确实认为她的演技并非超凡脱俗。这种公然的轻视使
她在与剧团一起时神经
非常紧张，甚至夜不能寝。她还清楚地记得她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痛苦异常。为了赢
得同行人的尊重，至少
是在专业领域中，她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私下的排练上。失眠时，她就半夜爬起来背
诵台词。即使是多年后
她仍能够依稀感受到那些年困苦之声的象征——她所住公寓楼下裁缝的缝纫机发出的微
弱而有节奏的哒哒声。
除了正式排练外，她正是通过这种加倍的个人努力使自己在现代话剧中的演技日益成熟
。现代话剧中最重要的
是在舞台上能够模仿出如同生活中日常谈话的口吻与语调，而这种技巧较之古老戏剧中
高而亮的唱腔和即兴宣
传演出中的粗糙刺耳的道白更为精妙。随着她在戏剧界的声望雀起，那些曾鄙视她的人
一反往昔，开始对她一
味逢迎。当江青回忆到这里，嘴角挂着一丝超然而略有讥讽味道的笑意。
上演完这组欧洲剧目后，这个著名剧组着手进行一系列“国内著名民主主义者创作的剧
本”的排练，都以现代
为主题。在进行这第二轮回的剧目排练中，部分成员脱离剧团，成立了20世40年代剧社
，他们之所以在30年代
就为自己的剧团作如此命名，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超时代的先行者，他们最早上演的一
批剧目中包括1936年9
月在著名金城剧院上演的夏衍的剧本《赛金花》。此剧以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位声名狼藉
的交际花为名，她后来
成为一位德国将军的情妇。当江青观看了一位女演员刻划的赛金花后。十分愤怒。她认
为赛金花玷污了中国的
民族主义事业。她对赛公开的看法激怒了20世纪40年代剧社的其他成员，以至于他们威
胁要杀死她，江青承认
她当时的声音因激动而十分尖利刺耳。
尽管导演张庚曾批评过她的演技，江青说，但他却迷上了江青，而他对江青的追求毁掉
了江青的政治生活。他
在上海党组织中任领导职务。在无人可与之抗衡的情况下，他开始将上海做为自己的私
有地盘。江青承认，关
于张庚的回忆是痛苦的，因为她曾备受他那种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的折磨。当江青做
为一名女演员正红之
际，他曾说：江青是“他的人”，“她是我的人，别碰她”，但她处处使他碰壁，无论
他如何恳求，江青也不
会同意与他一同回家。一次他斗胆向江青求婚，却遭到直接了当的拒绝。出于报复，他
四处散布说，江青是托
派分子。
江青认为，他的报复行为使她的政治生涯敲响了丧钟。例如，江青在一家饭店开办的剧
院内想上演一部业余话
剧，以庆祝3月8日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她已通知剧组成员7号在饭店内做最后的彩排。
她如期而至，但却没有一
个人到场，他们已完全抛弃了她。江青十分绝望，因为当时所有的门票都已售出，而观
众中大多是工人，她不
能令他们失望，她真挚的好友陶行知买了好些票。
在一阵疯狂的寻找之后，剧组成员勉强凑齐，进行了匆忙的彩排，那天她正发着高烧，
但当时已顾不得那么多
了。二重唱时她突然记忆起舞台道具尚未送来。彩排一结束，她狂奔着去购置部分代用
品，但当她离开剧院时
却从楼上滚下来，万幸的是居然没有受伤。她勉强支持起来时，却又得知这家饭店的剧
院不能上演此剧。她几
乎崩溃！关键时刻黄绍竑（国民党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的侄女出面救驾，签署了一道
在该剧院上演此剧的文件。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江青回到后台对阴谋取消这次演出的恶劣行径提出抗议。
演出前夕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打击使她在演出中泪水夺眶而出，且一发不可收，以至于
她既忘记了下面的台
词，对提示员的提示也毫无反应。这超乎剧情的一幕居然颇为感人（她现在回忆起来仍
感惊异），台下的观众纷纷
落泪。一位男演员急智下佯醉而去推了江青一把，这一下使她顿时恢复了理智，顺势以
假当真，把这出戏继续
下去。剧终时她浑身虚脱，几乎动弹不得，体温已升至华氏104度。原来的轻度感染恶
化为肺炎，她的朋友立即
将她送往医院。几天后她才渐渐恢复了健康。
3．1935 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各国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全球
的威胁与日俱增，引起了各
国的关注。在东亚，富有侵略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计划以满洲为据点，展开对中国的大
规模入侵。针对这种局
势，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主义世界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会上莫斯科对中国的
指示简单明了：抛开一
切政见，共同抗击世界法西斯主义。但这条指示要在当时的中国得以实施，谈何容易！
灾难的中国一方面长期
陷于不可自拔的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军阀混战，国共两党势不两立，政局动荡不安。
莫斯科主要借助于他们
在城市中的共产党，在那里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力量的扩大显而易见。但在暗处，毛泽东
和红军已从中国东南方
的瑞金出发，开始了以位于西北方的延安为目的地的万里长征。当时尽管由于莫斯科的
忽视，但又有谁能预料
到他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江青记忆中的1935年仍充满着城市革命的一幕。她将上半年的政治气候描述为一种“失
衡”势态。来自莫斯科
的政策倾向导致了国内各组织的变动，并进而瓦解了自我标榜的左翼分子之间井然有序
的组织生活。尽管当江
青1935年返回上海时，左翼剧作家联盟依然保持着其完整性，但在过去的四年中其成员
却发生了重大更替。七
月下旬剧作家联盟新的领导人召集了一次会议，以庆祝“八·一”。江青出席了会议。
在开幕式上领导人宣读了
由王明在莫斯科（他当时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起草的《八一宣言》。宣言号召
取消革命联盟团体，成立各
阶层救国联合会。宣言的目的是呼吁各政党团体抛开不同政见，而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作为首要任务，开展抗
日救亡运动。
这份宣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对世界各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号
召建立统一阵线就意味着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对其各分支机构的领导权进一步削弱。对
于江青而言，尽管她勉
强维持住了与其它左翼团体的联系，但由于张庚在1935年秋对她的一系列报复行为，使
她再一次被党组织除
名，仍与她保持联系的团体包括电影界救国联合会，她说她在这个联合会中属于知名人
士；还有妇女救国联合
会，以及苏联盟友联盟等。除了少数团体外，这些组织大多都是为了使原来各持不同政
见的政党团体能够握手
共建统一阵线而成立的。但江青指出，它们的名称都颇具欺骗性。尽管名义上都打着左
翼的旗号，但大多数团
体的领导人都是“叛徒、变节者和特工”（这种说法当然有夸张）。
尽管早在1935年8月各阶层抗日救亡联合会就已成立，但实质上的联合过程却极为缓慢
。江青回忆说，直到两
年后她离开上海奔赴延安时这个联合会的机构才开始正常运转。同时各左翼联盟在以后
的几年中仍得以维持，
但其领导人却日趋保守，其成员大多是像江青一样的青年革命者。
那些年轻的革命者如何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党人？有一种办法，江青解释说就是
宣称自己以前与党有联
系。但在白区，这种证实却因曾一度是共产党员（江青即属这一类）或他人做伪证等因
素而复杂化。在当时，人们
不得不事先假设一个人总是谎称与党保持联系（在延安江青就曾是怀疑对象）。事实上
，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许
多左翼团体都吹嘘它们与党有联系，但事实却往往并非如此。同时一些真正的左翼派青
年人却加入了那些名不
符实的左翼组织。江青说，在对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的判定上常常难以统一。
一些假左派专门诋毁任何被他们看作对手的才子的名誉。作家鲁迅是一个典型的左派，
但却成为他们攻击的目
标。这场运动吸引到了许多人，包括江青自己在内。一些闲话者和记者对她进行了各种
人身攻击和政治谩骂（江
青说到此异常愤怒，但却没有讲出有关这些传言的细节）。
在上层文化界人士中还有被称为“七君子”的杰出人物（沈钧儒等）。这个由新闻记者
和其它职业者组成的小
团体领导了救亡运动。他们都年长于江青所接触的“青年革命者”。他们中并没有共产
党人，但仅仅因为他们
是全中国救亡联合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国民党就大肆攻击其左翼和“共党”行动，
并于1936年11月将其逮
捕。一个月后蒋介石被软禁在西安，被迫接受全国抗战政策。即使如此，“七君子”直
到1937年 7月中日战争
爆发后才被从苏州监狱中释放出来。江青于抗战爆发之际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当然，她
并没有“七君子”的知
名度，但她为自己辩护说她亦为“所有的革命工作者”所承认，尽管她不可能全部认识
他们。在党外的左翼分
子中，以“七君子”最为著名。同时还有一些年轻的左翼分子，最终都由上海奔赴延安。
延安对江青的鉴定并不统一，因为她工作的多面性很容易使外人产生各种看法。对她个
人的“迫害”（可能来自
于党内的高层），加之上海左派领导与其下属的关系日趋疏离，对江青1935年以后的活
动产生了一种“分化”
的作用。前两年她做为一名教师和“真正的”左派团体成员，用现在的话来说，意味着
“在基层做群众工
作”；但当统一阵线开始酝酿时，剧作家联盟中的党组织合并了教育者联盟中相应的党
组织，江青的职业地位
也随之而变。剧作家联盟在表演艺术界中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使江青重新获得进入“上
层”的机会，周旋于真
正杰出的演员、剧作家、评论家和作家之间，这些人大多与左派团体和其它反政府组织
的联系并不密切。
1936 年底上海共产党因党内外各种力量的打击进一步衰落，当时处于中国大西北的共
产主义运动正经受着发展
中的种种阵痛，上海党与其联系更为疏远，使自己陷入一种危险的孤立境地。由毛泽东
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了
一年的艰苦跋涉于1935年10月到达目的地。江青认为，这些农村革命的领袖们在当时难
以知道30年代活跃在
上海的各种左派团体的活动内幕。抵达延安后，她“发现”这些领袖对当时各种自成一
体的左派团体开展的革
命活动“一无所知”。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上海的真实状态才被披露出来。
4．有一个人当时能够高屋建瓴、超越于30年代形形色色的左派和民权运动领导人之上
，他就是鲁迅。在江青的心
目中，鲁迅是她最为敬仰的一位文化巨匠，正如毛泽东是她心目中一位政治巨人一样，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
眼中文化与政治的界限常常是含糊不清的。江青毫不掩饰她对这两位伟人的崇拜。为了
维护她在“文化大革
命”直至70年代中期一直领导的某种意识形态，她在讲述自己中引用了一系列经过精心
挑选的例证，表明她对
这两位伟人之间相互的仰慕与敬重之心的觉察力。
一天深夜江青大谈起鲁迅，尽管当时她的警卫人员哈欠不断，不断用热茶、热毛巾刺激
以强打精神，江青却始
终兴致勃勃。电灯散发出的热呈在她额头上疑结成颗颗小汗珠，在灯光下闪烁。谈话
中，她不时将手伸进一本白色的塑料皮书中，抽出一把白绿相间的塑料梳子，梳理着头
顶的短发，但这丝毫不
影响她滔滔不绝的评论。
当江青1933年到达上海时鲁迅也在那里。处处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地下党不时受到清
洗，有时甚至一天内几
个地下党组织同时被破坏。尽管鲁迅并未加入共产党，但他竭尽全力掩护他的朋友。例
如，红军将领陈赓在一
次围堵战役中受伤，于1933年到上海治疗。鲁迅得知他抵达上海后，把他请到家中。陈
赓和另一位红军指挥官
谢富治在鲁迅家中隐蔽了一段时间。
甚至在还不能完全理解鲁迅那含蓄文笔的年轻时期，江青就已开始崇拜他。她常常读一
些鲁迅的杂文以及他在
上海《申报》上发表的文学评论。但要辨别鲁迅的文章却并非易事，因为他为了混淆想
堵住他嘴的当局者的视
线，经常要更换笔名。但最终，江青还是把握住了鲁迅的风格。
我问江青，鲁迅是否知道她。她说当她在上海时曾有人告诉她，鲁迅曾观看过她的演出
，但说这话时她脸红
了。江青一再强调，她只是听说而已，并不知道这是否属实。
30年代中期的江青还名不见经传，并不足以引起鲁迅的注意。但江青事后得知毛主席自
从知道鲁迅后就一直认
为他是一位杰出而敏锐的社会观察家与作家。主席还在西北时，就开始认真阅读他所能
得到的鲁迅的每一篇文
章。无论走到那里，他总是到处搜寻鲁迅的著作。在读完鲁迅的《伪自白书》一文后，
毛泽东曾与周恩来一同讨论并作出高度评价。
江青成为毛泽东的妻子后，惊讶地得知毛泽东一一这位万里长征的领导人，即使在长征
途中也带着大量书籍，
其中包括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多年后这些书大多被那些独具慧眼、意识到其历史价值
者偷走。江青曾竭力想
找回毛泽东曾做过大量批注的书籍，她强调说，这些书的价值非同小可。
红军于1935年抵达陕西后，中共曾派人设法与鲁迅取得联系，希望能保护他，并将他吸
收到他们的事业中去。
最初派出的人在上海四处寻找他，并得知他在上海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却未能找到。后
来在全国范围内搜寻，
依然毫无结果。如果中共能将鲁迅从上海带出护送到革命根据地，他不会轻易在1936年
10月就因疾病染身而
亡。江青自信地推测说，在中共的掩护下，他本可能活得更久一些。
鲁迅是一个有坚定立场的人，江青说。例如，他从不送人礼物。尽管如此，当他知毛泽
东正率领红军北上时，
他为他们送去火腿和其它食品以充饥。但却因丢失或被盗的缘故，这份礼品始终未能到
达其目的地。
鲁迅处事往往悖于常理，但要对他作一评论却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当时
的社会环境下，他是一
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花费了三、四年的时间冷静地观察自己身边的这
个社会，分析生活于这
片国土之上的各阶层，一旦时机成熟，他毅然提笔奋起，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之后，她与鲁迅的遗孀许广平结为知交。江青说，许广平讲述过，当
她和鲁迅一同外出时，
从不敢走在马路的同侧，往往分道而行。这样当国民党当局抓住了一人时，另一人仍可
脱身。这就是他们的生
活。
鲁迅不仅在上海极有威望。1936年10月鲁迅病故时，为他送葬的人，汇集成为一支庞大
的政治示威游行的大
军。“我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江青回忆说，“我们高歌除了《国际歌》之外几乎
所有的革命歌曲。因为
《国际歌》是为当局所禁止的。我们四人一排，手挽手地前行。”
江青连续数小时滔滔不绝地即席讲述着鲁迅。尽管江青的谈话很高明，她口若悬河地称
颂鲁迅对社会入木三分
的嘲弄、对愚昧人性的讥讽以及与敌人不懈的斗争，但就文学想象力的丰富程度、细致
入微的洞察力与对人性
的理解深度上而言，她仍远远逊于鲁迅。江青的谈论暗示她与鲁迅的相似之处：鲁迅虽
然名义上并非共产党
员，但在精神上却是其成员这一观点，对江青个人而言也颇具重要性。就是否持有党证
这一标准而言，鲁迅从
来都不是一位共产党员，而江青在上海也一度丧失党员资格。她在以后几年中一直受到
怀疑。江青说，她和鲁
迅都不仅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还受到文艺界要人周扬、阳翰笙等人的打击。她含蓄地强
调了在这种处境下他们
都表现了英雄主义精神。因此，对江青而言，宣讲鲁迅与共产党及其信仰的联系，对于
证明她自己政治生涯的
连续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认为自己与党名义上的联系中断后，在精神上仍旧坚持
着共产主义的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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