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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0589 | 1 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六章第144-169页（
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黎漓译，江上有奇峰校。
1．江青在谈及她是如何逃离上海时中断了话题，当时的上海正因日军的入侵而浓云密
布。疑虑之中，她会怎么指
称自己的命运？香港有过一个不合逻辑的报道，称江青曾加入了中央电影公司，是国民
党宣传部的一个机构。
她随着这个公司到过重庆和其它内地城市，一路上拍摄国防电影，一两年后她便在延安
露面。相比较来说，共
产党电影史学家程季华的看法更可靠，据他所写，1938年江青一直随中央电影公司在武
汉工作，第二年她去重
庆拍摄影片《中华儿女》。在这部影片里她扮演女主角，她的搭档是潇洒而又多才多艺
的赵丹。
江青说，1937年7月在卢沟桥事件后她离开了上海，国难当头，使得表面上的联合阵线
出现裂痕，并且也产生
了另一范围的“中日抗争”。她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公开信》的文章
，公开了她个人的困
境，之后便气愤地离开了上海。当她经过长途旅行来到西安时，战事变得更糟了。8月
13日日军轰炸了上海，毁
坏了被人们忆作“30年代的上海”这个旧中国唯一的社会和文化繁荣的奇迹。
30年代后期的西安是陕西南部一个贫穷破烂的市镇，满是过去上千年来的历史遗迹，它
曾经是11个王朝的首
都。当时西安的人口下降到只有大约50万人，而且其中有5千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人，这
些人主要通过其地下组织
控制着西安城。
1936 年的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从1937年到1946年，该
办事处（70年代后期被
作为革命历史纪念馆修复）一直是左翼人士在进入延安之前的最后一站，从这里往北经
过三百公里山路使是延
安。江青是成千上万名年轻的寻求庇护者们中的一员。同他们一样，她也是通过这条路
到达延安的，并且也同
他们一样，这次旅行成为她生命的转折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当时张学良拘禁了蒋介石，局势多少有些改进。但是我
们 （红军）仍然受到很
多限制。蒋介石纠集了一支号称30万的军队来包围和攻打我们的根据地。也只是在西安
事变之后，我才得知我
们的部队已经到达陕北，于是我便要求去那里。但是直到1937年夏天（确切说是8月下
旬）我才到达延安。那时
去延安是非常困难的。我是坐一辆部队运粮的卡车上路的。当时暴雨冲毁了路面，我不
得不中途停下等了很长
时间。那时我的钱花完了，我完全不知所措。有人给我找来一匹马，但我不知怎么骑它
。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了
马背。那匹马只是低头吃草，一动不动。我害怕承认我不懂骑马，于是我又下马去折了
一枝柳条，又上马，并
用柳条鞭策着马。于是马疯跑起来。我感到自己似乎要摔成碎片，并且随时都会被摔下
来。终于马跑累了，速
度慢了下来。
“ 我到洛川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正在开会。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深恐会在他们面
前晕过去。但是组织上还
是决定我去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们见面。他们大家都出来问候我。我鼓励自己不能
在他们面前垮下去，此
外，我必须笔直地站立着。于是就这样我同他们大家都握了手。他们当时正在开的会议
很重要。”
撇开这个话题，江青又转而谈起了马、军国主义、西北男人的做派，等等。马匹在当时
的延安是很珍贵的，因
而也主要是为领导同志所用。最后，因为她同毛的婚姻也配给了她一匹马，于是她必须
克服自己对马的恐惧。
为了强迫自己骑马，她逐渐地把速度增加到了每十分钟五千米。
“到现在我都可以骑一匹温顺的老马。我喜欢骑马。”
她又重新开始谈论她到延安的路上。她说，从洛川到延安那最后一段50公里艰难的跋涉
中，她和其他同志坐在
一辆卡车上面。后来她才知道，当时她的卡车恰好返回延安。延安的老城墙留给她的第
一印象是难忘的。在南
门上写着“安澜”两个大字。“一扫旅途的劳顿，”她颇有点怀旧地说道。
江青没有提及，在她1937年8月到达延安的7个月之前，党中央才从保安迁到了东南四十
多公里外的延安。于是
延安便成为长达十多年的陕甘宁边区的政府。该地区南接洛川，北临长城，黄河在此拐
弯，形成东口和西口。
江青来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地方——这里洋溢着共产主义的信念。而这信念，在长征结
束近两年后，沉淀着那
最惨痛又最具建设性的经历，这一切构成了共产党人独有的品性和特质。长征的幸存者
们经历了在人类耐力方
面令人无法置信的考验，他们构成了革命的一代奠基者。而江青的经历，在这点上却永
远是个缺憾。她只是参
加了后来的解放战争。延安是个古城，有着厚厚的城墙，三千年来一直是抵挡北方外族
入侵的堡垒，直到19世
纪中期的穆斯林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为止，它都一直很繁荣。1928～1933年遍布西北的
大饥荒夺去了数百万
人的生命。这里没有都市的痕迹。所谓的延安“城”，实际上是钻凿于山坡中的自然的
村落。数世纪以来人们
双手造就的这些建筑——窑洞，由于其裹藏于厚实的黄土坡中，其独特的隔绝状况使其
有冬暖夏凉的特点。那
些窑洞远比印第安人的居所精致得多。它们都有拱形的门，窗户是木条构成格状的，上
面糊着纸。窑洞的内部
呈长方形。上好的窑洞一般都装有结实的木漆门，内部也都要比普遍老百姓的多些文明
的色彩。曲曲折折的小
径顺着山势联接着一排排的窑洞。红军刚到延安时，那里的人口只有大约3万人。而在
其后的10年中，它的人口
达到了10万人的顶峰。
掌管着延安革命社会的那些军方人士对新来的人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对女性。
要想成功地为他们所接
受，通常要依靠一个有威望的革命者的引荐，并且这个人要设法讲清其历史背景，然后
才能赢得共产党当局的
信任。江青到延安后很快前去拜见了当时共产党组织委员会的负责人李富春（也是妇女
运动的先驱蔡畅的丈夫）。
她讲述了自己的政治历史，描述了她在上海时所遭受的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她讲了她
如何一直在设法同党组
织联系上。但一直没能如愿。她讲了自己在青岛就已加入了共产党，上海党组织的那些
领导们歧视她的理由和
原因她从来不清楚。在李富春面前的这一番陈述和控诉令她很是激愤，李富春对她很是
同情。于是他不假思索
地安慰她道：“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都好”是依据一个人到达延安的时间而对其政治立场所做的一个判定。先前就同
党有过关系的人可以优
先获准进入党校和其他主要的教育单位。大战爆发后大批的学生和城市知识分子涌入延
安，因而进入这些学校
和部门便有了很强的竞争性。江青立即看准了最高学府党校。录取权取决于中央委员会
的决定，他们只收那些
历史上清白的人。江青回忆说自己当时站在那些著名的领导人面前时心情十分地紧张，
他们把过去的她评论为
是一个女演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他们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而不管它是否同他们当时的
政治情形有直接的关
联。
毛泽东的老对手张国焘是少有的几个当代领导人中记述到江青被延安政府接纳情形的一
个。当时他是陕北边区
政府的主席，也就是唯一被外界承认的当地政府。他的回忆录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江青
到达延安的时间。他写
道：1937年夏末，录取权由公共关系部掌握。尽管名义上是在边区政府书记处的领导之
下，但它实际上是直接
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并且是作为其政治安全局来行使自己的职能的。但在实际情况中
，公共关系部是由两个
人的意志支配的，他们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被公共关系部接受的一些人，他们尽管被怀
疑为是准共产党人，但
却依然被看作朋友，他们中有“民主人士”梁漱溟，军事家何致礼，以及成为毛的最后
一位妻子的女人江青。
作为一位“演员”她的到来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
几年后，江青回忆说，当她和李富春谈起他们在边区的日子时，李富春笑了起来，他想
起了当时他是如何吓唬
江青的。那时江青正在参加党校的面试。然而江青还是通过了面试，但那只是她跃过的
第一道障碍。她同样也
想进入鲁迅艺术学校（后来的学院），但这是在她进入党校的同时还是之后的事就不清
楚了。光有过去在表演艺术
方面的经历是不够的。政治资格才是最重要的。当她在鲁艺的官员们面前陈述她的情况
的时候，当时的组织部
负责人、中央委员之一陈云会见了她。知道了他亲自负责录取工作时，她竭力地使他对
自己渴望学习马列主义
的热诚产生深刻的印象；她不容他有戏剧是她的唯一兴趣这样的想法。她告诉陈云她是
带着行装来的，她是如
此渴望进入鲁艺。她的表白必定使他确信了她愿意服从组织的决定，因为他直接录取了
她（现在，她却嘲笑起了
当时自己做事的那种热诚劲头）。陈云实际上从不曾是她的戏迷。在他录取她进入鲁艺
后不久，他去观看她的表
演，然而他又对她所演的戏不感兴趣，使她很是失面子。
总的来说，她的延安生活已开始步上了正轨。在秋天，她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军训，这
是她生平第一次在军队
面前亮相，这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她自豪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后，她一直热心
于引起军方对自己的注
意）。军训的同时，她也接受了她在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这方面的最初正规
训练。而后者，当时主要
是由王明在党校倡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教。尽管王明比江青大不了几岁，
但他在上海那些自称是
共产主义者的人们当中，却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高的传道者，而毛泽东，则只不过
是其远在延安的一个思
想认识上的对手而已。她继续从事着表演艺术方面的工作，但她却避而不谈其演出的剧
名和角色。
她强调说她在文艺方面并不曾于多久。“在上海我度过了四年，两年我是在文化圈子的
上层工作，另两年则是
在基层。当我到延安后我的职业变了。最初我并不想去鲁艺，但我不得不服从组织在那
里工作。”
“我喜欢在群众中工作。同艺术这样的工作比较起来，在群众中工作更重要。群众工作
是政治工作的基础。”
很显然她的感情是很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心理则产生于对过去的回忆。也许她觉得重新
搞戏剧工作并且又是在
强调戏剧的鲁艺，这会使人们重新把她看作是演出过外国 “资产阶级戏剧”和“国防
电影”的女演员。抑或她
最初被安排的秘书工作对她来说是一种明显的轻侮，因为它太低级了？抑或再一次工作
在学院那帮新的当权者
们手下——他们是周扬和张庚，在上海时他们就“迫害”过她——的那种经历太痛苦了
，以至她都不想回忆？
再抑或是因为鲁艺变成一个名人汇萃和王明思想主导的学院，使她不想强调她现在的伴
侣当时正旗帜鲜明地发
动群众，而她也积极投入之的原因？
2．（此节写江青的翻译张颖，略）
3．谈到江青的延安时代，很自然地，外国记者想知道她是怎么遇见毛的，又是怎么进
入毛的私生活的。对此她没
有回答，但是在那张众人熟知的面孔上，显然闪现着浪漫思绪的光彩。还在上海时她就
听到过关于红军神奇领
袖毛泽东和他的著名搭档朱德的许多传言。零星的新闻报道及穿梭于红区与白区的旅人
所描述的毛的形象，既
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也是一个用现代军事意识武装起来的人民的保护神。对毛的外貌
她只略知一二，对毛的
个性，她则是一无所知。同许多其他新来者一样，江青也深深地为领导同志中间个性与
地位的差别所吸引，并
且她也逐渐地意识到了毛的高踞奥林匹斯山之巅的清冷的光辉，一些人私下里把毛比作
了宙斯神。但在她到延
安的最初几个月里，她的生活主要是受那些掌管着延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机构的领导
人的左右的。
然而在她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还是知道了她叫蓝苹，是位女演员。对此她又是如何说
的呢？毛找到她，给了
她一张他将在马列主义学院举办的讲座的入场券。她吓了一跳，谢绝了，然后又很快地
克服了自己的羞赧，接
受了这张票，并且前去聆听他的讲座。
他们约会往来的方式对领导层来说是不显眼的，你很难把他们的交往同群众场面区分开
来。她不想让事情公
开，传统的观念与革命的条规都不允许她公开她与毛恋爱与婚姻的细节。每当谈起思想
意识上的纯洁以及在公
众面前频繁亮相时，江青会说，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去表现那些体现着“
资产阶级谬误”的个人
的情感、罗曼蒂克的幻象和颇具诱惑力的性，都将是对非个人的和不讲性别的“无产阶
级”理想的歪曲。尽管
有些自相矛盾，但还是发现她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情感、不同寻常的想象力以及显而易见
的女性气质的人。然而
她所讲的又不足以让人相信她曾经历过因浪漫的爱情与革命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冲突而产
生的困惑。
那么，江青与毛二人有没有感到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表面上看来他们二人历史背景
上的差别要远比他们相
似的东西更令人注意。难道是那种种的差异有什么奇异的吸引力不成？
毛生长在湖南，这是个南方的内陆省份。两千五百多年前湖南曾是楚国的辖地。从宋朝
以来湖南曾因绿林土匪
的出没而闻名。从19世纪以来湖南更是孕育了无数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革命者。
而江青，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她来自沿海的省份山东，这里曾是古代的鲁国，孔文
化的诞生地。19世纪山
东爆发过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并且产生过一支叫作“红灯照”的妇女部队。20
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
强争相要控制山东半岛，从而激起了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并唤醒了江青的政治意识。
毛在满清王朝的末期诞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受的是儒家典籍的教育。他对家庭为他规
定的儒家文化的反叛，
开始于他对如下这些古典小说的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
共和初年诞生于一个贫穷的文化家庭的江青，只是对最基本的儒家价值观知道个大概，
诸如严格的自律及三纲
五常的区分。她要比毛年轻20岁。她只是粗略地浏览过那几部历史小说，这些传统对男
孩子和男人们更具吸引
力。她的兴趣在现代剧上，那些戏剧为她展示了外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她仍然对传
统文化很感兴趣，尤其
对《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两部书。书中描绘了置身于财富、贵族身份以及权力中的
生活。
江青19岁入党，毛泽东28岁入党，这一差别常常令人误解，因为共产党在毛泽东他们倾
心建立起之前在中国并
不存在，并且江青的党员身份也曾因一度脱党而并非连续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四处云游
的青年，他曾不很认真
地考虑过自己的职业，诸如制皂工人、教师、律师和商人。也只是在他的后几十年的生
命中，他才把全部精力
倾注在做一个革命领导人上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江青把自己献身于一个职业上几乎
达十年之久，当她23岁
遇到毛泽东后，她才把自己的精力分散于她的专业与党的工作二者上。
也许可以这么说，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反差正好体现了时代的一个主要的辩证法，即农
村与城市的对立统一。
直到1949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从未曾连续地在一个大城市中生活过。而江青从15
岁起，就居住在优美的
省会济南，然后是现代港口城市青岛和上海，并且偶尔还到北京去旅游。其实她的整个
成年生活的上海，则是
她的文化品味上的试金石。在这里，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她采取了一
个战略立场来与北京的
当权派们相抗衡。
毛在上海的经历则比较动荡不定和琐屑：1921年他出席了共产党成立的秘密大会，1922
年冬天又很快地返
回，第二年成为党的组织部的负责人，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职予国民党。他也曾
做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
的洗衣店的送衣工——这在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是人所皆知的卑下的工作。他的都市生
活经历的贫乏同时也体
现在他的著作中；他没有一篇文章是论述上海的政治史或它的先进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
如同其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在婚姻生活中毛也自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毛的第一次婚姻
是同一位没有文化的农
家姑娘，是按传统的方式由其父母包办的，当然毛从未与该女子完过婚。这无疑是打向
毛的父母长辈及族人的
一记耳光。他的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杨开慧。她是毛在长沙开明的伦理学老师的同样开
明的女儿。作为一位男
人以及如此一位不受条规和贞洁观限制的人，毛总是无拘无束地谈论他的伴侣。纵使在
两次再婚之后（他的第二
位妻子是贺子珍），在一首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他仍然表达了自己对杨开慧
的敬爱之情。
“江青同志”。一个新的名字和一个新的形象。她像成千上万名皈依者一样，在共产主
义大家庭中为自己起了
一个新的名字，从而完全隔绝了自己同李云鹤和蓝苹及其在上海的一切故交的联系。难
道像有些人所想的那
样，江青这个名字是毛给起的？
其实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从字面上讲，是“江河青翠”之意。她解释说，第一个字“江
”与她的姓“李”没有
关系。但是，“江”反映了她爱悠长和宽广的长江，她在上海看到过长江的入海口。“
青”表示她爱青山碧
海，而且在中国画中都被表现作青色，这是自然的色彩。中国人认为，青蕴含于蓝色之
中。青即是一种特别的
蓝，如江青所引用的古诗所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此，江青说人们应该能读明白
她的名的含义。
她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很是有意思。江青的“ 青”字可以让人联想到她的旧名蓝苹
的“蓝”。而江青的
“江”，意味着河水；很能使人联想起“阴”。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阴便是女人。在
神话与历史中，女人要
为河流泛滥和洪水灾害而受到惩罚。直到现在中国老百姓中仍有这么一种说法，即“女
人是祸水”。
她名字中这种明显的“阴”性正好与毛的名字的明显的“阳”性相匹配。在革命的宣传
画中，毛被象征为太阳，是宇宙的基本能量，“阳”便是男性之意。在这些图画中，太
阳的象征意义总是积极
的，是统领一切的，无论是文字的注释还是人们口头所咏唱的，都是“毛主席是我们心
中的红太阳”。
还在他们结婚的最初的时日里，他们就经常拿他们二人径庭相对的经历背景开玩笑，江
青脸上出着怪样地回忆
道。主席经常向她指出，在孩提时她学的是“要相信圣贤和读孔子的书”。而后来她便
学的是“资产阶级那套
东西”，包括对戏剧的沉迷。而以后她要开始学习的是马列主义，这是她学习进程的第
三阶段。事实上她很小
的时候就对孔夫子的东西不感兴趣。当她逐渐长大时她便学习从思想上支持共产党。即
使是现在，她也仍未完
全在理论或实践上掌握马列主义。
江青与毛结合在一起的时代，两性关系在苏区极度不均衡。参加长征的人们中，只有三
十位妇女，而且她们大
多都是红军将领们的妻子。几乎所有已婚的士兵都不得不在出发前丢弃他们的妻儿。而
由于漫漫路途及不利的
战局，几乎很少有家庭能够重新团圆在一起。在红军于西北安定下来的地区，男女比例
是18比1。一些人在没有
与被丢弃的和失踪的妻子离婚的情况下，就与当地的女子同居或再婚。但是绝大多数人
由于太年轻和贫穷而不
能结婚，指挥官们要求他们不得把金钱和精力浪费在娼妓身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丈：
为着他们的首要职责，
即打击敌人。
在红色根据地，结婚与离婚都是按苏维埃共和国的法规来进行的。这些法规最初是在
1931年起草的，1934年
修订过一次，1939年又再次修订，而江青和毛便是在这一年结的婚。法规的条款是反传
统的，主张男女平等—
—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取代了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在旧中国通常主要是有钱人这样），自
由选择婚姻伴侣取代了父母
包办和媒妁之言的婚姻。简单的结婚程序依据的是苏俄模式，是由王明加以改进引入到
中国的。但是一些革命
史籍的记载并非只是机械地申明某些社会真实。婚姻可以只是男女双方简单的口头协议
，然后由党的结婚通告
公布认可。妇女部也负责一些结婚与离婚的事情。
长征的幸存者们是红军队伍的精神核心。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如同法家的革新一样，为解
放区的每一个人树立了
行为准则。在过去他们也许曾为讨父母的欢心而结婚，但现在在延安这一进步的生活圈
子里，父母的权威和儒
家的圣贤们都被摒弃一旁，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只要这个婚姻与党的利益一
致，并且当然不能是同
剥削阶级联姻。作为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轻蔑矫情的浪漫、令人不齿的私通及形形
色色的对个人情感的沉
迷。他们的一切为了革命利益的清教徒般的高尚思想，更是得到了西北地区的文化背景
方面的加强。当离婚的
情况发生时（很少有），被休掉的妻子便遭人唾弃。这样的标准对他们的领导人来说，
也是适用的。
此外，追随红军而涌入延安的大批的城市学生、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不羁的
社会行为也打破了那些
顽固的农民准则。他们不论男女，都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妇女解
放运动席卷了年轻一代
的文化阶层，并激起了中国艺术界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风气。他们蔑视一切婚姻的成规
，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
国的——他们男女双方共同起草或解除他们的婚约，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婚姻行为方面
的先锋派。抑或，文化
界“上层”的一对男女，他们可以经由某种现代成规便能够同居一起。关于电影明星们
动荡易变的私生活方面
的流言蜚语，也从沿海的大城市传到了内地的延安，并且将会传得更远。
电影明星们的绯闻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边。表面上他已同他的妻子贺子珍这位为他养育
了几个孩子的“老长
征” 关系破裂，并且已同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开始交往。江青所面临的因而不只是打
消革命领导人们对她作为
蓝苹时的政治背景方面的怀疑，同时还要打消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们对大都市女子名声
在外的自由同居、自由
恋爱的生活方式的恐惧和轻蔑。
江青同毛的感情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往往都同一些历史记载混淆于一起。
认识江青或是毛的人没
有人敢于在报刊上公开讨论那些谣言。抑或这里没有什么可要解释的？譬如：什么人炮
制了这样的故事，即中
央委员会曾反对他们的婚姻、并做出决议——如果毛的同僚们同意他同这位颇为活跃的
女演员结婚，则她必须
安于家庭生活而在二十年内不得参政，甚至是终生不得参政？一些观察家注意到，江青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
现在时间上距她结婚后有二十余年，似乎又证实了这种谣言。
离开上海后很久，江青气愤地忆道，她都不能不去想她在上海时那些交恶的人，因为他
们中的许多人又都出现
在了延安。为了能在延安得到“公正”的对待，江青向政治局的那些高级领导人解释了
她在上海受“迫害”的
政治背景，以便他们能清楚地了解她的过去。然而，在她成为主席的妻子后，她发现自
己仍然不能从事她想做
的工作，她担心人们对自己个人历史的误解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没有一个人保
护（很显然甚至毛也没有
保护她），于是她又一次专门去找了党组织，她想要那些外表上似乎讲求公正的人们对
她在上海的不幸有个深刻
的印象。
“我们清楚你的历史，”他们答道。
他们的话令人确信，但光是这些并不够。江青引用了戏剧导演及当时上海地下党员负责
人张庚的话，她问道：
“他为什么说我是托派，并且让其他人也都相信这件事？”
“张庚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含含糊糊地答道。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江青认为，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周扬的手下，他们声称张庚及其他人
“并不了解她”。其实
张庚对她知道得很清楚。直到她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才逐渐意识到原来张庚及
其同党实际上是“敌
特”（即国民党特务，然而何以特务在红军大本营中不曾暴露过）。她从不曾忘怀是他
们把她的上海生活搞得一团
糟。甚至在她成为主席妻子之后，她有权力去消灭他们，然而她控制住了自己。在延安
时张庚被批准担任鲁艺
戏剧系的负责人。对这一安排，江青或许可以加以阻挠，因为这不符合她自身的利益。
解放后，张庚又是戏剧
研究院的指定导演。
党组织对她不断的抚慰并不能驱散她心中的疑团，她认为一些现任的领导人反对她，并
且要冷落她，不让大家
知道她，承认她的地位，并且把她接纳到他们的圈子中。
基于这一想法，她又一次找到党组织的首脑人物们，向他们提供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她
如何成为其牺牲品的更
进一步的细节情况。以她作为主席夫人的身份，她想要他们明白，她是不会报复那些曾
经亏待过她并且目前还
在继续与她作难的人的。他们应当明白她是愿意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的。只要他们承认
他们的过错，她就会原
谅他们。然而没有人坦白。
多年后，她怀疑周扬应当为她与上海党组织失去联系和关于她的令人不快的谣言的四下
传播，以及在延安时她
同大家的隔绝状况负主要责任，因为从30年代中期以来，周扬一直是一手控制着党的文
化事务工作的。但在时
机成熟之前，她一直保持沉默。
多年来她一直疑心周扬、田汉、阳翰笙、张庚及其他一些左翼戏剧联盟的成员是切断她
与上海党组织联系、散
步谣言以及隔离她与延安群众联系的罪魁祸首。但是直到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
她才抓住机会最终来到周
扬面前，直截了当地质问他：“你知道当时我在上海以及我在寻找什么吗？”
“我知道，”他谨慎地答道。
“我努力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他低下了头。江青用低沉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道。
4．江青知道国际上流传的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情形的流言蜚语，也知道那些出现在伦
敦《中国季刊杂志》上的种
种臆测。周总理很关心她的事，不论是周还是其妻邓颖超，都知道江青不想谈论围绕着
她同毛的婚姻而引发的
争论。因而，对此她有些事情要说。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而江青本人则
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
西安到的延安。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并已在苏联疗养。尽管她从未见过贺，但她
从毛的家庭成员那里，
以及偶尔从毛本人那里（他很少提起贺子珍）所得到的情况，已足以对贺子珍有个“认
识”。江青认为，贺子珍是
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这一点同她的家庭背景不无
联系——她出生在一个
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从小她就习惯了富绰的生活。每当红军在长征路上攻下一个城镇时
，她都会宣布自己不想
走了。因为她习惯于居住在城市里。她小的时候被宠坏了，她从没有克服掉自己对体力
劳动的蔑视心理。她拒
绝替主席剪报及其它简单的她份内的工作。
这些性情上的问题同她不幸的命运又纠缠在一起，江青继续说，长征期间她几次负伤，
这些经历毁掉了她身心
的平衡。1935年晚期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局势，无
法照顾她的孩子们，也
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很自然地，主席觉得她的行为无法忍受。当党中央到达中央苏
区时，贺抛下主席，发
誓永不在延安定居。她自作主张去了西安。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关心她同主席的关系，
试图劝说她回延安，但
她拒绝了。没有人能说服和左右她。她总是拿两个孩子出气，发狠地打他们。甚至在他
们成年后他们都解清楚
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大约是在1939年贺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她得到的治
疗是很粗略的，那些试图
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出于对与世隔绝情形的绝望，她又开始打起了孩子。
最后她放弃了对孩子们
进行抚养的努力。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四十年代后期（
此时斯大林对越来越抱幻
想）她被送回了上海。年迈的她原来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她定期接受电疗。
对贺的处境有什么解释吗？我问。
对于严酷生活的忧郁反映，江青平静地说。
无疑，毛同贺这位忠诚的妻子、多子女的母亲、长征老战士关系的破裂，其间的故事要
远比江青的陈述的总和
还要多。难道她从贺子珍的悲惨命运中悟出些什么来？
贺子珍的命运，江青的命运，以及其他毛所倾心过的女子，都不可避免地同革命、同他
的个性及其个人权力联
系在一起。当时的一些观察家们对此曾留下一些记录。同许多对政治罗曼史感兴趣的外
国记者一样，尼姆·威尔
斯（Nym Wales）有幸接触“延安的神秘世界”。她称毛是“中国的亚瑟王，……延安
圆桌会议的首席。他的男
人们便是他的骑士，他的女人们则是真正的夫人，高贵、骄傲，并有意识地为中国的这
偏僻一隅树立着行为标
准。”尽管尼姆·威尔斯从不曾见过毛的最后一位妻子，但江青符合尼姆·威尔斯作为
一个美国人的直觉理解，
这种直觉能够捕捉到毛泽东欣赏女性的什么方面。
她写道：“毛是那种特别喜欢女人，而且是不寻常的女人的男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
味的女人能为他营造出
一种家庭气氛，他喜欢漂亮、聪颖、不但忠于他本人同时也忠于他的思想的女人。他不
怕具有独立见解的人，
他也不反对口红与烫发。”
在 1968年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曾提到过吴莉莉这个人。她是位
女演员，曾令毛迷醉过，
并且无疑是后来的江青的前奏。30年代后期吴莉莉作为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译员来到
延安。后者是一位记者，
并且是中共领导人的朋友。吴莉莉是位招人眼的女子，风姿绰约，并很有天份，也很有
自己的见解。在当时都
留运动短发、不抹脂粉的延安，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涂浓艳的口红（她从上海
带来的）。1937年5月毛
随便拜访史沫特莱，恰逢还有吴莉莉、斯诺夫人（即尼姆·威尔斯）也都在座用晚餐。
同许多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
狂热分子一样，吴莉莉崇拜毛。当他们都酒酣兴浓时，她大胆地要毛握住了她的手。
贺子珍听说了这件绯闻——而传言是否要比斯诺夫人看到的要多，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一
一她正式指控吴莉莉使
她丈夫移情别恋。毛否认了这一指控。据斯诺的说法，离婚因而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
特别法庭裁定的，其结
果便是吴和贺都被流放出延安，而后者我们知道，去了俄国。
难道被放逐的吴莉莉真的是江青的先锋官不成？尽管江青没有专门指明她与毛交往的时
间，但毛的对手张国焘
的妻子杨子烈却从侧面告诉了我们这一点。1938年早春杨从上海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在那里她被安排和贺
子珍一个房间。一脸病容的贺向她介绍说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子烈问她为什么不在延
安和她的丈夫及同志在
一起。贺说她想去莫斯科看病，不想回延安。“泽东对我不好”，她解释说。“我们总
是吵架。他摔板凳我就
摔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
结婚的同志不应当这样，杨这么认为，并提出到延安要去见毛，劝他给她写信。贺谢绝
了。
后来另一位叫刘春嫻的同志告诉杨子烈：“蓝苹很漂亮，她能演戏。她一到延安老毛就
迷上她了。他使劲为她
的演出鼓掌。”
几天后杨子烈到了延安，她向毛讲了贺子珍的情况，并曾建议带她回来，但贺拒绝了。
“这全是你的错”，她
气愤地对毛说，“你应当马上给她去信。”
毛只是笑而不语。几天后她再见到毛时，毛告诉她，“我已写了封信给贺子珍，但她是
不会回来的。”这封信
写没写，杨无法确定。所能明确的只是贺子珍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不得不去莫斯
科。人们都还记得贺子
珍是多么的固执——她很是有一股湖南人一样的犟脾气。
显然，蓝苹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了她。
5．总的来说，江青很少谈自己的亲属和家人，但对毛的家人她却谈得很多。原因之一
，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导致
的。中国人认为，女子一旦嫁人，便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而成为夫家的人。其结果
便是她自己的家庭就此
永远退隐于后，丈夫的家庭成为她的生活中心。毛的家庭生活模式，同大多数漂游四方
的革命者一样是反传统
的，即丈夫和妻子同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此外，丈夫的父母亲传统上应是一家之主，但
毛在很早以前便已背弃
了父母。甚至是在七十几岁时，毛仍然公开地批评他的父亲。但是毛自己作为一个父亲
时，他尽自己可能地把
他的几位妻子所生养孩子聚笼在自己身边。对这一点，江青很是有番切身感受。
毛的家庭悲剧在他那一代革命奠基者中是很典型的。长征的幸存者们到达西北时，由于
内战而牺牲的人数已猛
增到数百万。在革命队伍中复仇的情绪是很强烈的。然而，尽管有许多的个人苦难，共
产党的领导人们却是革
命的战略家，而没有陷入个人的感伤。单靠讨还血债的激情是不能造就历史的。最终，
他们把个人的复仇情绪
导向了意识形态上的认识。
与此矛盾的是，革命的戏剧家们却更多的是关心大众的情感而不是政治意识。一次在观
看京剧《红灯记》时，
江青开始谈论起毛泽东的家人。从这出剧江青联想到了那些令人心痛的故事：毛的孩子
们、妻子们和其他牺牲
的亲人们。该剧有一幕是李奶奶讲述李家的悲壮的家史，这期间江青讲到了毛的六位“
为革命牺牲”的亲人，
她不由得落下了眼泪。按江青所叙述的顺序，他们是“毛的妻子杨开慧、他的二弟毛泽
覃，
他牺牲于苏区；他的大弟毛泽民，他牺牲在新疆；他的儿子毛岸英，他牺牲在朝鲜；他
的侄子毛楚雄，他牺牲
于部队撤退之时；还有他的堂妹毛泽建；此外。他的另一个儿子的神经系统也受到了严
重的摧毁。她气愤地补
充说，国民党仍在恶毒地散布谣言，说他的神经失常是“我们造成的”。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江青又谈到了杨开慧一一毛的第二位妻子，实际上的第一位妻子。
他们的三个孩子——毛
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生于他们婚姻的早年。后来毛离开她去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为什么毛不把她一同带
上以保护她，这一点不论是江青还是毛都不曾解释过）。杨开慧理解他的抱负的严肃性
，她全力支持他，后来她
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作为要挟毛的革命活动的人质。由于她拒绝声明反对她的丈夫
和共产党，1930年她在
长沙被湖南军阀何健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毛的堂妹。
至于毛的前妻贺子珍，江青从不清楚她到底生了几个孩子，毛从不谈这个问题（另外一
些报道说在长征前贺生过
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被送给农民暂时或永久性抚养）。有个儿子他们叫他“毛毛”，
主席特别喜欢他，但40年
代后期在陕北的战争中间孩子丢失了（显然是在从延安撤退期间）。
江青同毛刚结婚时，她曾照顾过毛的另一个孩子（显然是贺子珍的孩子）。这个小男孩
最后被送往了莫斯科，后来
又回到上海（可能是在1944年，江青在此没有讲明时间，） 被安置在一个牧师家里。
这个牧师有两个妻子，非常
狠毒。他们打孩子很凶，以致使他的平衡感永远损坏了。江青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
小小的身躯如何大幅度
地左摇右摆，甚至几年后他仍是这么左摇右晃，经常突然地跌倒在地。
江青逐渐爱上了这个孩子，一直到50年代初期，她都在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
后来她患了癌症进行放
疗，很自然这种强化治疗使她难于照顾他了。“其他人”（没有指名）决定她不再能抚
养他了。“他们”不顾她的
请求，硬是把孩子从她身边带走了，并且不告诉她孩子被安置在哪里，（如果监护权是
江青的，那么甚至在解放
后，要否决这一监护权又怎么可能是在身为父亲的国家领导人的毛的决定权之外呢？）
这个孩子的失去很是让江
青痛心，因为他非常聪明可爱，在他3岁时他就能把《国际歌》从头唱到尾。她一直不
知道那些人把孩子弄到了
哪里，毛也不知道。
主席从不对她多谈贺子珍，江青说。她对贺子珍的了解多数是从毛岸英那里知道的。在
毛同贺离婚时，岸英已
是十好几岁了，他陪同贺子珍及她的小女儿一同去了苏联。在他回来时（大约是1944年
）江青和他成为很好的朋
友，因为她实际上只比他年长几岁。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微小的年龄差别与她同贺子珍
的女儿之间的差别，形
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后者，她显然在年龄上足以担当得起母亲。
从岸英那里她对毛的这一代亲人有了近一步的了解。贺子珍的女儿还是一个婴儿时就临
时托管在一个农民家。
在苏联，当贺子珍被送到收容所后，她便被送到了一家国立幼儿园全托，在那里她受到
了典型的苏俄式教育。
后来，当母亲被送往上海一家精神病院时，她被送到了江青身边。江青为她起名李敏，
并把她同自己的女儿李
讷一同带大，两个孩子在年龄上很接近。
一些国外的报导称她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江青不容质疑地答道，她只生过
一个孩子，而主席便是
孩子的父亲。在几次谈话中她都曾提到她的女儿李讷，李讷是学历史的，并且喜欢文学
，曾被送到农村锻炼
过，这对她有好处，江青眼中洋溢着光彩说。
她把李敏、李讷一同抚养大的事实也反映在她为她们起的名字上。她把自己的姓“李”
给了她们，然后又给她
们起了在古汉语意义上相对的名字。她们的名字源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语。
这种名字上的对比在现
实生活中并未完全体现出。她自己的孩子李讷在学校总是得五分，但是却因为死读书而
变得有点“笨”。但李
讷实际上并不“讷于言”，因而很多时候她都需要端正思想认识。至于李敏，她也并非
是“敏于行”，对此江
青未作进一步解释。
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牺牲之后（1943年被国民党追随者杀害于新疆），他的儿子毛远新
请求到毛泽东的家来。很
自然地他们欢迎他的加入，并很快融洽起来。尽管他应当称江青“ 伯母”，但他却喜
欢叫她“母亲”。这位有
天赋的孩子后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必须同大家一起去接收锻炼。
江青自己的女儿李讷从孩提时起就埋头于历史，成为一个眼界狭窄的知识分子。当60年
代社教运动开展起来
时，江青把她送到了农村，因为农村人多，只在那里她才能拓宽自己对人类客观世界的
认识。于是李讷加入了
成千上万的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列，来到了农村。从农村返回北京时，她结婚了，
并且生了一个孩子。
“这使我当上了外祖母！”江青自豪地说。她的继女李敏，她补充说，是学自然科学的
，结了婚，有两个孩
子。
6．1939年开始，国民党部队在胡宗南（他因抗日的上海保卫战而出名）的统帅下对共
产党边区进行了封锁。这一举
动使得共产党边区同外界的贸易和通讯联系中断了五年之久。其结果便是造成了边区的
通货膨胀及物资的匮
乏：粮价飞涨，棉花、布匹这些主要依赖进口的东西一下没有了。占边区财政收入百分
之九十还要多的盐的出
口一下子也不可能了。此外还有差不多90万人的红军部队的武器的进口也成了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盘踞这些地方的地主与军阀总是把增加农民的税收作为最后的一着棋来
使用，这们做，必然会
使农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人们清醒自己不能重蹈历史覆辙，他们提出一
种激进的边区精神。毛
是一个善于利用逆境的天才，他把“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变成了积极的口号。士
兵们都被发动起来务
农，在延安的城墙上，用黑漆刷着大字标语：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发展经济、保障军需！
靠自给自足，我们将建设一个繁荣的边区！
一手拿锄一手扛枪，我们自给自足保卫党中央！
甚至就现在来说，在共产党到达延安的35年之后，这里仍是落后的地方，江青承认。但
错误是“我们的”，她
容忍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的失误”。这几年他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国际义务上。
此外西北的自然环境也
一直是无法战胜的挑战；高山深谷，梯田，在这里要提高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开发新
土地和改善耕作条件一
直是人们所期望的。实际上，在那些一直对公共利益不感兴趣的领导人中，“某些分子
”要部分地为这种落后
局面负责。
但是在毛生活在西北的那段时间，他提出了最具热情的耕作规划。1939年冬天他命令年
轻的军官王震率领三五
九旅去南泥湾农垦，那是在延安东南30多公里远的一片荒山野岭。他命令他们要生产出
解决因境所需的全部的
粮食和布匹。于是他们找来庙里的钟、锅、神像等熔化掉打成犁头。羊毛是从他们养的
羊群那里得来。他们自
己挖窑居住，形成村庄和学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问互助合作，蔚然成风，首先体现在
农业上，然后是手工业
和小作坊上。虽然是士兵们树立起的劳动模式，但最终当地的男女老少全都参加了这一
劳动竞赛。那时，虽然
是在荒山野岭之中，文娱活动依然起着其特有的作用。士兵们自娱自乐，当地的百姓们
也不由得加入了他们的
行列，通过文娱活动来表现他们生活的根本变化。
然而，作为一个懂历史的革命领导者，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大规模的军垦计划看
似革命，但其实际上不
过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边疆地区军事殖民活动的一个翻版。于是领导人们，包括毛在内，
他们定期地从延安到南
泥湾参观，偶尔他们也把自己的印象写成诗句。
当然，对南泥湾的印象并非都是田园诗般的。江青也去了那里，但不是作为一个领导人
去视察，而是作为一个
领导的妻子去劳动。她是1939年2月到那里的，当时南泥湾农垦刚开始不久。她在那里
呆了六个月。她告诉
说，她这次南泥湾之行，大多数领导同志知道，但一般群众就很少知道的（也许毛和他
的同志想要考验她，希望
以此来改变他们对她这位城市姑娘的耐力的怀疑和轻视）。
当主席为她和别的一行人送行时，他告诉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生产所有的粮食和布匹，否
则他们会饿死在荒野
中。在这种决心一战的使命下他们出发了。他们自己建起营地。由于以前从未从事过体
力劳动，江青的手上打
起了泡。她继续说道，当时有不少参加这种劳动及其一些生产竞赛的女同志都受到特别
照顾。比如，在月经期
间，她们可以休息一两天不干重体力活，只是做些洗洗涮涮的轻活。她一直没有接受这
种照顾。一些女同志喜
欢做一些轻松点的、传统上女人做的活，因为她们讨厌被迫像男人们那样做重体力的工
作。在那些日子里，她
们认为干男人的工作是“二等阶级”的事。
由于那几年她一直闹结核病（西北地区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的地方病），她没有做纺织
工作，这种工作对她的身体
来说是太紧张了。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编织毛衣上（这是当时三五九旅所有的士兵
们都从事的任务）。尽管她
一开始没有经验，但她最后还是织出了十件毛衣，并都上交了。毛衣在当时是很需要的
，山区的气候总是很
冷，那六个月里她一直穿着厚棉袄。当她和她的同伴们下山回到延安时，重新感到了夏
天的气候。她回忆道，
当她们重又换上单衣时是那么地快活。回忆南泥湾的经历，她承认其他人要远比她干得
好，她补充说事实上她
在那里的成绩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
回到了杨家岭，回到了那间窑洞，回到了首长们身边，她又和毛居住在紧邻着延安的那
平缓的山坡上。她又开
始从事起了她所喜欢的文化工作，不过，不像日后她逐渐成功实现的那样，那些年的文
化工作，对当时的她掌
握权力无所帮助。 | T*****y
发帖数: 18592 | | M******8
发帖数: 10589 | 3 江青谈了很多她在上海时的性事，包括在码头上跟美国水兵飞媚眼的事，这里都没有翻
译。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写得一点儿都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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