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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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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下文字从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十章第 254-275页（
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节译，黎漓译，江上有奇峰校。
江青时而从个人，时而从全球政治的视角谈论50年代她往返于北京和莫斯科那些岁月的
事情。她看清了政治方向。
在 50年代她的身份对中国人和国外观察家们来说，多半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她往来于
中国和莫斯科的时候，她
的政治问题，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总是在天平上摇摆不定。50年代早期她在北京被剥夺
了所有的重要职位。她
不得不主要是借重毛泽东来从事“宫廷政治”，通过中南海之窗去了解世界的大事。在
被迫流放到莫斯科的那
一段时间里，她过着养病的生活——高地位但却远离苏联的权力、社会和文化的中心。
对江青来说，一方面她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方面关注于国家大事。
1．江青从华中地区回到北京后，她发现领导者们深深地卷入了发起的“三反”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以改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企业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作风。在首都她近来的工作得到
了承认，并接受了新的职
位。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新的行政工作比她所预料的要紧张得多，
艰难得多，使她的病情
更加恶化了。她开始再次发高烧，肝病又复发了。
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和一些她知道不赞成她参政的其它领导人建议说，鉴于她身体不好
，她应辞去职务，过平
静的生活。她向毛主席谈过这些“建议”，毛同意了其它领导人的意见。但经过他的调
停，这些领导人被告知
她应继续干“她自己”的工作。因此，快到1951年底，她不仅放弃了一个负责职位，而
且放弃了宣传部电影处
处长的职位和中苏友好协会成员的职位。从那以后，她只能从事于一个职位，那就是做
毛主席的秘书。但是，
在某些领导人以党的名义决定她应该去莫斯科再一次进行医疗的时候，甚至连她的秘书
职位都被取消了。想到
又要离开家里她便感到极度的痛苦。她尽量拖延直到1952年冬才离开。
苏联医生直接把她送进了外科实验室去探察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积聚在胆囊里的水。
经过外科手术抽样检
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
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
青霉素，每次两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连自己的身
体都无权掌握，但她的
抗议是完全徒劳的。
在那令人厌烦的雅尔塔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
她留在那里，可能只是
因为他们因没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
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
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在她被转移到的郊区疗养院，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他突然发病
的消息。斯大林逝世的
庄严宣告几乎使每一个苏联人好几天都陷入在极大的感情紊乱之中。在这紧要关头，负
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
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它各国的首脑一道来莫斯
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
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作出。
举行斯大林葬礼的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
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
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它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
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
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价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没让群众为他的去世做好思
想准备。
虽然她这次在苏联呆了大约一年，从1952年冬到 1953年底，但这对于她要理解这个国
家的任何事情也几乎是
不可能的，文化界的大事更无从知晓。她也没有其它的乐趣，阅读材料仅限于中国外交
信使送来的文件，而且
她与人接触，也基本上限制在俄国医生、护士和警卫员之间。一个俄国护士告诉她，那
个杰出的作家和编辑康
斯坦丁·西蒙诺夫从他的出版税看是一个“百万富翁”，他还有政府部长的薪水，他的
妻子佩戴着大宝石。江青
注意到那个护士也佩戴宝石。这个护士说，戴宝石应该被看作不是有政治意义，只是一
个习惯。
在她极少的接触中，钱的价值越来越令她困窘。和她打交道的那些政府人员提供正常服
务时还索要礼物和小
费。显然，消费品很短缺。但是，她说：这些领导们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没有用思
想上的鼓励来阻止人们
的物质欲望。
1953年，虽然中苏关系仍是友好的，但江青已开始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敌意，因为中俄
人之间的公开接触受到
官方的不满。她特别注意不与人交往。
50 年代初期的苏联比大多数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更亲近美国、欧洲国家。人们似仍然迷
恋于“有贵族派头的
人”。这些人宁愿讲法语而不愿讲俄语，炫耀有教养的欧洲人的习惯，而且最注意个人
仪表。她居住的那些精
致的医院和疗养院也迎合这种贵族的需要，他们大多数已成了新政权有权势的官员。一
些人批评她看起来太朴
素，不时髦。
甚至普通人都比在苏的中国人更注重服装式样和颜色。一天当她从医院的窗户里向下凝
视街道时，看到一个妇
女戴着一顶鲜绿色的帽子，与她身上的服装很不协调。还有一些男子也夸示绿色的帽子
。不少人也全身穿着绿
色的套装。她和同院的一些病友谈论这满街都是的颜色。“你难道不知道绿色是今年的
流行色吗？”一个病友
打趣地反问她。各种妇女都化妆打扮，这与她是不太相容的。
一些病友终于注意到江青没有穿标准的医院长袍，她穿的衣服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于是
她告诉病友说，她穿的
长袍是按斯大林个人的命令定做的，因为医院按规格做的长袍穿了太大，这终于引起了
斯大林的注意，他特意
命令为她制作的长袍是以他喜爱的那种绿色制作的。他们不仅羡慕她穿的深绿色，而且
羡慕她苗条的身材。
2．1953年冬直到1958年这段时期是她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因为她大部分时间是卧床
不起，病情时好时坏。
1953 年冬，她的“办公室”也就是她中南海的卧室。在这里，她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完
成的事情比在先前的整整
一年里完成的事情要多。她广泛地阅读。她从新来的邮件中、新书里和她自己的藏书中
选择资料给主席阅读，
并向他指出她认为是突出的问题。主席坐在她床边时，她就给他读报纸和电报。
由于与苏联的内部争端，1954年和1955年她被拒绝接触政策性活动。尽管她从政策条款
中所了解到的事情并
不太多。但在病好能走动的时候，她便通过一些渠道尽可能仔细观察俄国首脑们变得愈
来愈不友好以及毫无结
果的访问而来回穿梭。
赫鲁晓夫（在苏联从未接见过江青）三次访华。他的第一次访问是1954年9月29日至10
月2日，目的是来华参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
后来江青唯一和他的一次接触是在1954年。那是与领导同志们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
阅兵式、表演和烟火。
周恩来总是很注重礼节，走过来将江青介绍给赫鲁晓夫。毛主席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他站了起来，走向江
青（他们几乎从未公开地肩并肩地出现过），唐突地将她领到沿城楼边的一处地方。她
很珍视这段回忆。
3．江青又一次旧病复发了。她的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急剧下降，使她瘦得
不像人样。她所有的医生都
被召集起来会珍，妇科医生诊断她患有子宫颈癌。
她回忆起在1955年，她不得不被送到苏联做证实是无效的医疗检查，因为在那些年月，
苏联医生不相信“细胞
原理”。因而，苏联医生否决了她去苏联前中国医生所做的诊断。直到1956年她的中国
医生才注意到大概损坏
的细胞开始冲破子宫膜。在他们的判断中，两种治疗方法是可行的，外科手术或射线疗
法。由于她以前因肝病
做的外科手术引起了腹部粘连，她不能再接受外科治疗，那就只有搞射线疗法了。
她发现镭治疗太使人痛苦了，钴60更强烈，无法忍受。既然她也不能忍受他们的治疗，
她的医生简直无法救
她。因此，他们建议她回莫斯科，让俄国医生再一次接管治疗。她知道她虽然病重，但
她无法接受再次离开中
国的想法，不知道在她离开后将发生什么。因此她强烈反对他们的决定。但最终仍无济
于事。毛主席第一次安
排了一个女妇科医生陪同她出国。这是她的第4次俄国之行。
她记得到达莫斯科后就完全衰弱了，不断地发烧。她知道她得了可怕的病，指望康复十
分渺茫。当她的情况被
估量到允许进医院时，苏联医生说他们不能接受她，因为她的白细胞数低到了3千，镭
射治疗的一个方面的影响
会使她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很低。她、她的妇科医生和助手发疯似地告诉医生说既然他们
的医院有病床就应该让
她住院。他们妥协了，而且是第一次允许她让中国医疗专家守在她的床边。他们对她“
过量”使用钴60。她失
去过知觉。她坚信她骨髓都受到了损害。然后他们给她输血，但每次输血都使她烧得更
高，因此整个治疗方案
被称之为适可而止。
停止治疗，苏联医生认为莫斯科郊外的新鲜空气更有益于健康，于是他们把她送到郊区
疗养院。这是一个显然
他们不再对她负责的地方。
那年冬天是刺骨的寒冷。疗养院的医务人员试图将她放到摄氏零下20度的空气中去“治
疗”她。
她的视力都斜了，所有的图像都变得模糊不清和变了形状。她的双腿严重颤抖以致她没
有支
撑就不能站起来。在她的记忆力中，那个梦魔似的冬天转到了春天，春天又到了夏天。
经过一长段对她的任意
观察，她的医生庄严的宣布说她还患有“软骨病”。她突然大笑一声，回忆起30年代和
40年代在陕西北部，很
多同志患有他们所称的“软骨病”。这种情况是缺碘和钙而引起的。
但这一次断定她患有软骨病的真正目的，是想找个理由将她脱手，以便把她送回到城市
医院里去。
城里医生现在给她使用最有力的治癌武器。第一次，继而第二次、第三次使用钴治疗。
这样大剂量的用药，消
弱了她的身体，使得她时常需要供氧。
当她能振作精力时就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停止钴治疗法；第二、送她回国。提要求是
一回事，行动则是另一
回事。苏联的医疗界是严格地区分等级的，这就意味着，另一个医师或医疗教授以他自
己的权力担负起他的一
个病例的责任，如果没有得到他的上级的认可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又一次昏迷过去，这
时才找到一个教授在那
关键的时刻来看她的病情。她告诉他们说她极想回国，但没有人听她的话。城里的医生
，显然因他们治疗无效
而感到懊恼，又安排她回到不在他们权限之内的郊区疗养院。
通过这些日子，毛主席知道她极想的就是回国。然而他也知道苏联医生准备的医疗报告
的详
情。在周总理被派往莫斯科去进行政府谈判时，他到医院看望了她。他传达了主席的指
示说要她留在莫斯科，
直到她显然康复为止。总理在医院时，他与医务人员谈了话，研究了她病情的报告，以
便自己判定她的情况到
底怎样。当诊断和治疗的图像开始出现时，他对苏联医生所做的和没有做的大发雷霆。
她仍很高兴地见到了总理，因为她努力想跟上国内外政治形势。一天，总理带了鲍罗廷
夫人和程砚秋到她的床
边看望她，程砚秋是著名的京剧艺术家。为了逗她乐，程砚秋编造哑剧表演。
她待在苏联的时问越长，病情就更加恶化。她反复乞求回中国去。最后，他们让她走了
。在回中国的飞行途
中，她全身皮下出血。
4．1955年9月西德首脑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当时告诉他说在国际舞台上最大的问题就是
“黄祸”，即如他所说的
中国，并要求西德帮助他对付中国。
赫鲁晓夫在1959年底对中国的访问，表面上是庆祝中国国庆节，而实际上则是令人厌烦
和痛苦的。赫鲁晓夫在
那种场面宣称他要从中国撤回他所有的专家，并强制中国归还给他所有的债务。他的宣
布使人震惊，因为50年
代末中国在各方面的努力都是最困难的。赫鲁晓夫曾对中国说他们在中国要建立一个远
程广播电台。如果他达
到这一目的，苏联就有能力控制中国的整个通讯系统。事实上，主席同意了建广播电台
的最后提议，但条件是
这样的系统需由中国付款。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这是个原则问题，否则你可以撤走
一切东西。”
江青认为，赫鲁晓夫是个“大笨蛋”。主席有一次富有哲理性地对他说：“我们要上山
去了！”赫鲁晓夫太
笨，没有理解主席的意思。
在苏联仍与中国亲近时，他们掠夺了中国许多的珍奇贵重的矿物，其中有钛。江青是在
她第一次去海南岛进行
文化工作调查期间知道了这件事。这个酷热的岛比她所想象的要葱翠的多，美丽得多。
宋朝诗人苏东坡也发现
它很特别。他和他以后的浪漫主义者称它为“天涯海角”。
一天，当江青沿着这个岛的一些几乎无人居住的地方边走边拍照时，她跌进了一堆灰色
粉状物质里。她感到很
窘迫，站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要她的向导识别这种奇怪的物质。他们回答说：“钛
”。一些岛上居民告诉
她，不久前，一群俄国人来到这里宣称有权得到钛。岛上居民是怎么做出反应的呢？他
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
完全拒绝听从他们的要求。进一步追查这件事后，发现海南岛蕴藏有丰富的钛资源。
国际关系方面的事情使江青回想起一部她曾看过的关于中印边境战的电影。电影讲的是
一名印度士兵为了战争
结束后回到他在印度的家而节省钱的事情，不知怎么在密林丛战中把钱弄丢了，他大哭
了起来。一名中国士兵
找到了这笔钱，把它还给了印度士兵，印度士兵接过后欣喜若狂。
她说，赫鲁晓夫就是挑起中印边境战的人。是他指使印度人主动反对中国，以便扩张他
们的领土，却对印度人
说：“中国人不会反击”。毫无疑问，如果中国军队坚持打到底的话，他们能够一路打
进新德里，但他们没有
那样做，撤走了军队，将俘虏的士兵退回印度。缴获的装备归还印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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