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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300 | 1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成就永存史卷
我们这一代人在几个历史重大问题上，不能交白卷。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
是最为出色者之一。
主持人让我总结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不合适。还是让我作为高华的朋友，一个与他
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讲高华这个人，讲讲高华这本书。
高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件事无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
改革，这是我们的生命底色。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写，后代人也可以写，但文革的历
史，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交这个答卷，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交白卷。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各种文本、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交出了答卷，但在众多
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 的老根—
—中共党内生活之渊源。文革发生已经有四十多年来，到现在还是一个聚集风云的话题
。在历史上，它还会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运一样，让多少代人持续不断地争论
下去。但无论是后面有多少代人参与讨论、争论、辩论，它绕不过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
者所交出的答卷，绕不过高华这个人。
高华让我最感佩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历史系有很多
人，但对于党史专业，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绝。高华毅然敲门，破门而入。 这是需要勇
气，需要担当的。20年前，在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进入这个大门以后，再去敲党史
这第二扇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在怎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来写那本书的：是收音机里传出苏联八
一九政变的广播，在一个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摊开稿子，黑夜奋然命笔。今天的学术
氛围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现在是钱抢人，大
学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其实是人民币淹没，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大 大小小的所
谓课题的人几乎没有了。2002年我与高华参加夏威夷国际会议，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
我们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我们俩人住同一房间，曾为此感慨并预感学术
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更为崩坏，80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
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我们 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
文雅的说法叫“共勉”。但高华坚持下来了，我们可以去查高华在南大的学术履历，在
取得如此学术成就、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 的同时，他是否申请过一个“国家课题”？
高华留下的这一成就，对那些动辄以是否取得国家课题来量人度己者是一个有力回击。
高华当时进入这一行，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太难出成果了！有想法，有书稿，怎么能流
传下来？一辈子锁在抽屉里？那实在也于心不甘。高华用他一生的经历，最好不过地回
答了 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还不是一般的
成果，一个大大的成果，一鸣惊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他没有交白卷，交了一份非常
漂亮的答卷。我们今天在追悼会上看到，余英时先生也写了：“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
佩服”。
其次，我们今天在这个民间场合，不能不正面谈谈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时回避提及的高华
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上下两代人，同时交口称赞，
这是不容易的。上面一代人，我以现在党内所谓“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
为例。他最近写了《党史笔记》两本，一而再再二三地引用高华这本书。我与何方老先
生有两次交谈，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两次都谈到这本书。须知何方先
生眼界是非常高的，不用说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与他的同代人，他都直言不讳。我就
知道他和李慎之通信中，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坦率批评，慎公是有傲气的人，
他对他们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对我说过，党史这一块，他重视何方的意见。而在
谈到高华这本书时，何方竖着大拇指，连声说好。让一个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而且是有
高层阅历的过来人，来承认一个后代人完全靠资料，而且是公开的资料不是什么秘辛传
闻，写延安整风，竟是一部信史，靠得住，绕不开，这是不容易的。
下一代人中，我问过，我教过书的，或者有交往的晚辈，党史这么多书，你们看过哪些
？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看过《红太阳》（编者注：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当然
，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复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一个人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但是能
够得到国内年轻读者这样广泛的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罕见的。高华的书虽然是
在香港出版，传播发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国大陆，上中下三代人，该看还是都看到了
，读过了，多少学党史的后来之辈，都在千百次地引用，仅此一点，作为一个学者，高
华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视体制内那些蝇营狗苟 的众多伪学者。
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
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
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高华选择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无憾，无论是这个人，
还是这本书，都永存史卷。█
萧功秦（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儒家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
历史学需要史才、史学与史识，而史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这种能力在高华身上
是非常突出的。
我可以说是高华的老朋友了，大概与他交往有33年之久。1980年前后，那时我是南京大
学的研究生，高华是本科生。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交往。我和他在台湾待了很长一
段时间，我们经常一起去逛重庆南路的书店，几乎是无话不谈。他每一次到上海来，我
骑着我的破摩托车，到他那个狭小的阁楼上面去找他，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然后他把
我送到楼底，我就开着摩托车离开。
那么多年来，我觉得高华的身上，他是把儒家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得最完美
的一个人。他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风度和风范，既内敛又有非常强的责任感，
有“天下为公”的精神，同时在思想上又是充满了宽容。我觉得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儒
家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和自由主义理想有如此完美结合的人，他是首选，确实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典范人物。
我要谈一下对他的史学地位的评价，我曾经说过，他和在座的很多学者用自己的一生的
努力，形成了一种学派。我把它称为叫“新实证主义”学派。包括杨奎松、沈志华、韩
钢各位，他们是在治史过程中当中逐渐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的。高华曾经也偶然说过
这个事，他说，实际上我这个研究可以称为“新实证主义”。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
呢？它反对过度解释。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反对对
它进行教条化的先入之见的过度解释。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用
常识的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华可以说是这一学派中的佼佼者。
不久以前，我在重庆、成都的一个会议上，做一个长篇的关于中国史学的发言，内容就
叫做“新时代需要新史学”。我特别提出了“新实证学派”及其重要意义，特别指出了
高华本身的作用。我说，高华的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历
史学家，留给一百年以后的子孙的一个礼物，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思历史的，我们
从历史当中获得了什么，我们感悟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
高华那么多年的努力，我把它总结成三点，作为我们历史学者，作为后一代的历史研究
生们、大学生们值得吸取的经验，或者说可以从那里得到启示的。
第一点，我觉得，他的成功在于他具有一种超凡的洞察力，我把它称为叫“历史的悟性
”。所谓的“悟性”，就是说当你用有限的信息，来还原整体历史的那种能力。你的信
息是有限的，但是你是依靠这种感悟，把整体面貌还原出来。这种能力在高华身上是非
常突出的。他曾经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
》上写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对他说，我到南京
来，就是我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
？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
实，你把我父亲内心世界点活了。你把我父亲讲到点子上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什么
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高华这种洞察力我觉得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人们说。历史学需要史才、史学与史识，
而史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当你读了二十本书，就能通过悟性得出人家看一百本
书才能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你的一种悟性。高华身上这种东西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点，我觉得他有一种儒家所具有的那种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他没有进入体制。他虽
然在体制里生活，但是他和体制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从来没有申报过官方的课题。他在
这种边缘状态当中，自得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这种在边缘状态那种自得其乐，就是儒家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第三，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口号，而是通过人生的经验，通过自
己体认，去追求这个社会的真善美，从而写出他的著作来。
他这种责任感，就是通过他的这种事业表现出来的。那么多年，可以说，我认为他是我
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当他到上海来开刀的一天，因为是好
朋友嘛，我就干脆把纸捅开了。我说人生来是有限的，也许你可能比我早走，我们很多
人比你晚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十亿年这个生
命历程来说，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
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他当时非常感动，他把这句话告诉他的
太太。
在他过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想像着他在天堂里的样子。我想像着那是天堂
里一个朦胧的早晨，他一个人，坐在一张长椅子上，有点孤独。我总觉得我们大概总有
一天，会去见他的。我想像着，在这个长椅子上面，继续着我们的长谈。█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祭高华
他有很儒雅的一面，有很严肃的一面，但是他确实是很好玩的人。
我在2011年12月24日，高华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有幸能和他在一起。我正好来南京，去
见他。上午大概九点半到病房，谈到十一点半，聊了很长时间。我对生命有一点敏感，
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
不行了，生命似乎正在从他的躯体里离开。那时候我都快控制不住。小刘跟我说你千万
别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在我的感觉，其实高华对自己的走，有感觉，但是他非
常坦然。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被“五毛”围攻，不要理他们。他说过多次，
他一直在看我的微博，看我的博客，每天都看，在病床上，就用手机看。他说你做就行
了，别管人家怎么骂。多年以 来，我写博客上微博的时候，我都在想，高华在看，高
华要看，所以我每天都更新。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学术上的事，现在最新的史料他都知道，学界的事他也都知道。
大家都说好多高华的事，大家对他的评价，我都认同，只补充一点，高华其实在我眼中
，是一个挺好玩的人。他有很儒雅的一面，有很严肃的一面，但是他确实是很好玩的人
。我记得是2008年还是2009年，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
在吃饭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
怎么唱这歌，他说我们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我们唱完了，大家都乐死了。他
就是特别好玩的人。
我和他交往，其实很晚的，但确实走得很深。我很看重他，他也比较欣赏我。他有非常
童真的一面，他给学生上课也好，讲课也好，甚至谈学术也好，那是另外一个高华，我
看到更多的他是一个小孩的形态，特别好玩。我看秦晖也是这样。他完全是一个赤子之
心。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但却把天给捅了个窟窿。
他之所以走这条路，真的是驱使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良知驱使不得不这么做。他身
上的恐惧比我们都要多。这种恐惧我有，但恐惧在他身上的影响，比我们大得多。我感
觉到这点。他也后悔过。得病之后，他有一次给我说：哎呀，我还是做古代史好，不接
触这样惨的材料，不揭露黑暗，可能好一些。我说你已经不可能了。他说，是啊，不可
能了，根本不可能去做古代史。
我走到今天，从一个书斋学者变成经常批判现实的人，高华一直在支持我，我只要出了
新书，每次都是他第一个给我掌声，包括我对史学界的批评，他也赞同。我只想说，
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那天聊完之后，我回去之后，心情非常不好。我当时就感他
真的很快就不行了。以前也想过，高华是不是就要彻底走了，但是这一天到了的时候，
还真是受不了。
那天，熊景明老师给我说，你手快，能不能代替大家写一篇祭文。那天晚上，我一宿没
睡，就写了。
祭高华
风起钟山，哲人其萎，凛凛雪雨，草木凋零。今我来兮，斯人已去。哭君壮岁，
英年早逝，锦绣文章，更待谁书？哀君事业，中道崩殂，历史真相，何由得明？怜 君
家人，孤孀弱子，大树摧矣，何枝可依？伤君门生，痛失良师，庭训堂听，寂寂无声。
忆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华！惜哉高华！痛哉高华！ 伤哉高华
！高华之后，更无高华！君去之后，国有难事，谁与相析？我有佳文，谁其击节？重九
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雪夜围炉，君其逝矣，促膝 晤谈，永稀哲音
。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阵，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网深密，靡有孑遗。无良
当道，阿谀成风。良士遭难，佞人乘龙。斯世斯景，君去天 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
其逝兮，再无知音。长歌当哭兮，泣不成声。天地惨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
南大，哭我良朋。谨以馨香一束，香草几枝，鲜花数瓣，献于君前。呜呼哀哉，伏惟尚
飨。■
杨奎松（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希望有更多的高华继承我们的工作
希望的是我们还能有年轻人，来继承我们未完成和无法完成的工作。
我想，高华走了，我们最难受的一点，是跟我同道并且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个
。这么说，其实刚才朱学勤也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很多，研究历史的大家也
很多，但是真正从历史学的方法来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共史，比较系统地来研究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的人，却极少极少。到今天为止，我们剩下的人，如果大概计算一下的话，可
能也就只剩下三四个，四五个了。而且，剩下的也基本上都五十多岁，后面的年轻人基
本上还没有跟上来。多数还只是在做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或比较小的问题的研究。
刚才和李蓓蓓老师还在讲，我们现在真是很难寄希望于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研
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谋生活，他们要求他们的学位，求他们的职称，
要养他们的家，所以他们很难坐冷板凳，每年必须要想办法发表几篇论文，而且还必须
要在国内发表，要发表在什么核心的刊物上，必须申报和完成这样那样的课题，必须要
在国内出版通过审查的专著。只有这样，他们在学术上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评职称，但
这样他们也就首先必须要政治正确。
我们这些人走到今天，现在已经不求这些了，也不怕别人认不认可了，也不担心生存方
面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包括高华先
生，我们一直在讲，高华整个的经历，其实和我们在座的同龄人都差不多。我和高华都
当过八年工人，也是文革以后上大学的，然后也都一直在做学问。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高华的书出得不多，文章也出得不多。《红太阳》这本书是2001年出版的，之前他没有
出版过专著。而且这本书也是在香港出的，在大陆只是两三年前才集了一个集子。为什
么他出的书和大部分的文章都出在海外，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他研究的那些
对象，包括他研究的那些问题，一多半在大陆几乎不能发表，不能出版。
包括《红太阳》这本书出来，对他影响很大，大家刚才也讲了。问题是，它除了带来了
学术上的，或者说研究能力上众多的称誉以外，它是不是更多地给他带来的是压力，是
精神上的困扰，还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呢？
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说到高华的病。高华是我推介，包括帮助引进到华东师大去的，我
做了很多工作，他也确实一度正式在华东师大上班了。但是，我最后悔的也是……也是
这件事最后没办成。所有都成了，但最后又失败了。以至于他回去没多久，就病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纪念高华，我个人最希望的是我们还能有年轻人，来继承我们未完成
和无法完成的工作。
谢谢大家。（抽泣）█
许纪霖（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一介书生的高华
高华本不是一个豪杰，他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内心里面有书生的纯粹和意志的韧劲。
我认识高华已经二十多年了，1989年之后，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一群朋友聚集在
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高华作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期间，
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在默默搜集资料，要写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这就是《红太阳
是怎么升起的》。这是一本写给历史看的书。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不知道是否会
带来麻烦。90年代不像今天，已经有了比较成规模的民间社会，有媒体参与，有民间出
版，有海外渠道，还有网络空间，可你写什么东西大家都能读到。高华在动手写《红太
阳》的时候，是孤身一人、他默默无闻，生活艰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做一件
不知道结果的事情。
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的时候，
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他父亲的通缉令。高华的一生都生活
在莫名的恐惧感之中，这种恐惧感笼罩了他的一生的。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他太懂中国历史了，在政治上比一般人还要谨慎。他对政治本身没有兴趣，但他有良知
，有学术上的担当，有说真话、揭穿历史真相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了功利，不追
求任何世俗的回报。
写《红太阳》 时候的高华，几乎一贫如洗，只是一个副教授，在学术界很边缘，按照
一般人的想法，应该尽快解决职称、拿几个课题、赚些小钱。但高华真正关怀的，却是
历史真 相。他明白书出版之后可能会面对什么，有过一些犹豫，但最后决定还是要写
。写的时候不再考虑出版，作好了为抽屉写作的准备，反而可以秉笔直书。稿子出来之
后，在很小的朋友圈中传阅，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高华
以自己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 历史正
当性是摧毁性的。我最先推荐给香港的天地图书公司，天地公司虽然知道是好书，但觉
得过于学术化，有点犹豫。书稿到了金观涛先生这里，他领导的香港中大当代中国文化
研究中心刚刚开始以香港中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图书，虽然经费困难，但马上拍板决定
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观涛当年说的一句话：从此大家会知道谁是高华。
《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后来发生的一
连串结果，比他想象的还要更严峻。他后来的处境，对他最具有杀伤力的，还不是有形
的那些被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我觉得他后来的得病是与这种压力直接相关
的。但高华都承受了，他患病以后精神上有一种很大的超越，眼神越来越明亮和坚定，
不仅是面对死神，而且也淡看了人间风雨。高华本不是一个豪杰，他只是一介书生，但
他内心里面有书生的纯粹和意志的韧劲。
他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向这位老朋友致敬。█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坚守和超越
捍卫记忆，寻求真相。高华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史识，都是值得感佩的。
我和高华认识有27年了，当时他刚刚进入南大历史系，我也进入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
。那时他还住在上海路那个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时候，孩子还很小，
他自己的书桌也非常小。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楼板上全是堆满了报纸，旧的报纸
和书籍。他在《红太阳》后记中谈到的一些经历，当时他就给我们谈了一些。
我觉得，我和他能走得近，可能就是价值观相同。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
个情结。这个情结就是虽然文革过去了，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远了，但是好像永远都
缠绕在我们心头。就是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个金矿，要把它挖出来。那个时候，中国
开始传进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
东西，我们这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中国十几亿人民。所以他一直做这个
，是令人感佩的。我后来心里也有一个感叹，就是古人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他做
的这个工作，除了材料的问题，其实是研究一个非常黑暗的东西。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去做这个东西，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觉得是非常难。我自己就躲避了，读研究生的
时候，读古代文学去了，逃避了。而他却能够直面这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
历史。所以我觉得他后来生这个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地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
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
所以，他的书出来以后，我觉得就是做了一种，可以称得上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捍卫
记忆，寻求真相。而这个恰恰是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
，包括现在这些年轻人，这几代人应该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刚才也有老师谈到，我们现在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时代。需要我们做很多
工作，需要我们面对很多当下的事情。应该说，对年轻人来说，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开
阔视野，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是把自己长期思考的东西赶快吐出来。
高华我知道他的性格，也能感觉到，刚才许纪霖老师说得好，这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一
种无端的恐惧感。我和他谈话时，能够感觉到。他如果做别的研究，也会做得很好，但
最后，他为了他所钟爱的事业还是坚持做下去，这仿佛是他的使命，是飞蛾扑火般的运
命，实际上他写出来的东西证明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本来的那种性格。
最近两年，我们还偶尔见见面喝喝茶，他那时候都是对自己的病有信心，实际上是对年
轻人有信心。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史识，都是值得感佩的。对我个人而言，我自己也
要抓紧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最近又在悼念哈维尔，他们那一代人当时提出来“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这
是一个意义消失的时代，而知识分子则应当要坚守意义。他们那代人坚守了意义，而且
他们看到了成功。所以我相信我们坚守意义，我想几十年，几百年，哪怕就是在等待戈
多吧，还是会等来的。█
严搏非（上海出版人）：最好的纪念
这个工作，希望有人能做下去，把他这部分稿子整理出来。这将是一个对高华最好的纪
念。
前两天，就是高华去世的那天早晨，他的学生打电话来。（高华走了）虽然早有预料，
但还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在走向死亡。最近这两年，走的人
越来越多。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走向生命终点。
高华的出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近当代历史领域，尤其是在中共党史这一
块，会出现像高华、奎松、志华这样出色的研究群体，出现这样几个人，真的是非常不
容易的事情。
我和高华也认识很久，有二十来年。最早是在八十年代，高华到上海来，当时上海还有
一些朋友也是在做党史研究，但是这一群人后来真正留下来，一直往前走的，就这么几
个人。就像刚才奎松讲的，真的是“空前绝后”。但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
它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认
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
我记得前两年，好像是2008年，高华在上海，我们一起吃饭、谈事情。那时候 他已经
确认得病了，他放弃了他的《国史》的写作。那个《国史》他已经写了两万多字，但是
他不准备再进行下去了。他说，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重新修订《红太阳》。他说大
致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需要改动，已经准备了十几万字的材料，而且不仅是简单的修订，
不仅是增加材料，还包括一部分叙述的改变。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到今天为止，好
像还没有做。
最近这两年，我跟高华通的电话也不多，每年也就是两三个电话。我注意到他这两年，
是在努力地把他想说的话讲出来。他不断地有文章出来，尽管还是在谈历史，但是整个
关怀全在当下，立场和思想非常清楚。但修订《红太阳》这件事却还没有做。我相信这
个稿子已经在了，尽管不一定完整，这个工作，希望有人能做下去，把他这部分稿子整
理出来。这将是一个对高华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想说，高华的生命，很可能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可能被注定了要抱
憾终身。但是一代人还是要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而言，时间紧迫，有想做的事，有
想说的话，尽快去做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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