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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epeating (千王之王), 信区: WaterWorld
标 题: 汕头原副市长建文革博物馆 展现文革百种酷刑 (转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Jun 18 19:04:06 2013, 美东)
发信人: repeating (千王之王),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汕头原副市长建文革博物馆 展现文革百种酷刑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Jun 18 19:01:58 2013, 美东)
汕头原副市长建文革博物馆 展现文革百种酷刑
2013-06-19 03:12:00 来源: 长江网 有445人参与
原标题：拯救“文革”博物馆
作者：本刊记者林珊珊实习记者李三鸿发自广东汕头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
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
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
：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公祭礼进行到第6个年头时，80岁的彭启安老人表现出激愤。
“反对‘文革’博物馆就是反对共产党。”他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对着松散的人群发表
演讲。每句话都像用尽全力，激动时不得不踮起脚尖，以蓄足说话的能量。头顶仅剩的
一撮白发也随着情绪竖起又垂下。
祭奠计划再次被破坏，他如此愤怒以至于断定，“反对的人，必定在‘文革’中犯下不
可告人的罪恶！”他说欲哭无泪，又欣慰有539人无所畏惧来到现场。他深深鞠了一躬。
晒得无精打采的人群第一次爆发出掌声。随后，他们将手中的鲜花放到刘少奇雕像前。
刘少奇像矗立在安息园，对面围栏上刻着“文革”百种酷刑，读来让人不寒而栗。它们
背后，是石壁上近万名“文革”死难者的名字。
2006年，安息园建成后，彭启安选定每年8月8日祭奠“文革”死难者。这一切进行得并
不顺利，要克服的除了人为阻挠，还有恶劣的天气。这些年，参加祭奠的老人日渐衰弱
，那位101岁的老干部已被送到医院。他们想改期，说受不了气候折磨。彭启安摇摇头
，“这是我和全国两千万冤魂的约定，一诺千金。”
副市长的追求
当我通过微博知道彭启安这个名字时，我有些惊讶。作为汕头市曾经的副市长，他创建
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博物馆坐落于汕头市澄海区涂城村，就在我家乡附近。从
他立下第一块“文革”纪念碑起，至今已有17年，对此我竟一无所知。我在家乡接受了
中小学教育，那时对“文革”的全部理解是：“四人帮”造成了“十年浩劫”，如今坏
人已经被消灭了。从写第一篇作文开始，我就参与了对新时代的歌颂。我四处寻找辉煌
时代的证据，参观村公所，游览汕头著名的海湾大桥。在我的小学作文本里，它成了“
腾起的钢铁巨龙”。
现在我得知，海湾大桥工程的领导者也是彭启安。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两座
建筑的跨度间有太多隐喻，它们就像我们时代被彰显和被遮蔽的两副面孔。我忍不住想
，从建造雄伟的大桥到重现伤痛的记忆，彭启安经历了什么？
在4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见到了彭启安，他正快步走向屋后的菜园，松垮的衬衫随意
塞在松垮的西裤里，手里抓着一把耙子，像个老农民。一天中，他有4个小时在菜地里
度过，让人以为他过着田园生活。手挥农具，心里惦念的却是“文革”博物馆。他先是
简洁扼要说明目前要完成的6件事情，最终忍不住畅想起未来：用声控塑像展示批斗现
场、建立雕塑广场还原10年历史、修好道路配宣讲员……越说越快越兴奋，突然间神情
黯淡下来。
“没有办法。”他说。
“文革”博物馆的故事说来不可思议，1996年当他决心留下点什么，也许并未想到后来
的规模和危机。
那年的某一天，他去位于涂城村的塔山风景区参加揭幕仪式，看到了山坡上一片乱坟。
他才得知，这里埋着71位“文革”遇难者。在汕头工作多年，他并不知道这一段历史，
至于自己30年前在揭阳被批斗三百多场的经历，也已尘封在记忆里，多年来忙碌操劳，
淡忘了。
他还看到五哥林华的坟墓。当年国民党征兵抓走彭家二儿子，父母为筹钱赎回他，将五
儿子卖掉。后来五儿子上凤凰山打游击，带彭启安走革命道路。没想遭遇“文革”，那
时澄海斗争惨烈，死难四百多人，伤残者达四千多人。林华是澄海一名中学校长，也被
活活打死了。涂城村和南徽村这两座相邻的村庄不可避免卷入革命，它们分属两派组织
，后者得到军队支持，一次武斗中开枪射击，涂城方面死伤众多。
彭启安突发奇想：能不能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他是实干的人，立即得到十多名“厅级
”老干部和当地老人支持，成立“长老院”。涂城村委大多经过“文革”迫害，也很快
划出塔山上的土地，让彭启安建设。
建筑物不敢冠以“文革”之名，而命名为“塔园”。第一块纪念碑文老人们修改了十多
遍，隐去施害者，以模糊的“遇难”代替具体的“打死”，生怕再次挑起矛盾。不过，
“施害者”并没有跳出来反对，反对的倒是没有深刻经历的人或是“受害者”。
1998年，澄海县委书记叫停工程，说这是“揭伤疤”。老干部们阵容强大，能量充沛，
县委书记只得向汕头市委打报告。市委对此保持沉默。彭启安态度强硬：如今你们反对
，你们就是罪人。
起初是顺利的。彭启安主管交通电信等事项，他说“磨厚脸皮”，向曾经合作的企业募
捐，也得到了市长基金，几年内获得了2000万元捐赠，塔园快速扩张，到2002年底，12
个景点工程告竣。
次年，汕头市长调任省里前夕送来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册。彭启安决
心将这本书变成一座建筑。5年前读到巴金对“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时，他就这么想了
。有人反对：“文革”二字太刺激了。彭坚持迈出这一步。2005年，“文革”博物馆落
成。
如今，他只剩下一个心愿——为塔园正名。他说塔园是为了反思“文革”，以防止阶级
斗争重演；说和党的思路和利益是一致的，还和爱国主义教育挂上了钩。这一套说辞并
不奏效。但这年3月，汕头市委书记的到访带来了希望。
参观那天，书记表达了赞赏和支持，彭启安边听边记。3天后，老干部们就收到了他的
文章《终于盼到这一天》：“塔园上空的乌云消失了，放下了沉重的塔园包袱……10年
的艰辛终于得到好报。”
老干部的抗争
2005年春天一波三折，希望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长老院的陈德鸿联系不上彭启安，他
得知“上面来调查了”，对博物馆的命运忧心忡忡。老干部商量着和对方来一场大辩论。
陈德鸿85岁，曾是汕头政协副主席，回忆四十多年前的细节像是诉说昨天。斗争最为激
烈的时候，随时都有人闯进家门将他揪斗一番。他想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如去涂城
村参加保护他们的群众会议。结果却被打为“反革命集体”押进大牢。被审讯时，他眼
睁睁看着隔壁那位被审讯的人死了。另一次在羁押地的食堂排队吃饭，一群人看其中一
个不顺眼，就随手打死了他。当他描述这一切时，老伴尖叫着从屋里走出来，“过去的
事情还提干嘛！”
陈德鸿轻声安慰：你不要怕。
彭启安在家等待一个多月，得到了结论：让博物馆不了了之。他觉得像“文革”批斗时
那样，“结论”就是给他划定的圈，不得越出半步，遑论求得正名了。
那段时间前后，长老院给彭启安建议：结束硬件建设，转入维护和保养。他并未采纳建
议，转而修建安息园、立刘少奇像、刻死难者名单、举行公祭礼……更多外来者进入塔
园。
陈德鸿说，2005年后，彭启安就很少召集老人们参加决议，老干部也相继生病、去世。
当我致电提出采访时，彭启安用一种年轻利落、充满力量的声音说：“去塔园看看吧，
看过了你才能理解我们。”
塔园建筑显得凌乱。是的，没有规划，钱一筹到就着手建景点。思安塔高耸，博物馆建
成天坛的形状，有种古老的味道。广场的石壁上刻着任仲夷的题词：“要以史为鉴，千
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石壁下摆着黑白两猫，大概在宣扬邓小平的实用主
义理论。而在另一处，你还能看到孔子像，按照彭启安的说法，孔子也是“文革”受害
者。随处都能看到警言，比如：“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也许是下雨的缘故，“文革”博物馆没有开门，边上的石壁倒是刻着一封来信，谴责
2009年塔园“关三门”事件。那时博物馆被关闭十多天，一条道路也被沙石截断。
在没关门的资料馆里，村民们干脆打起牌来，打发湿漉漉的下午。村民来这里最关心的
也许还是挣钱。据说塔园的不被承认和宣传，导致了门庭冷落收入不高。但当我走进涂
城村，问起“文革”及塔园，村民们告诉我，村干部打过招呼了，这是敏感话题。
从1996年起，彭启安和村干部保持着同舟共济的关系。到了最新两届村委手里，维护塔
园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彭启安申请的所有项目，村委几乎一律否定；其中一两个景点的
建设，是他几番上门请求无果后，找中间人帮助谈成的。这也许和控制用地有关，但彭
启安认为，决裂是从他怒斥村干部开始的。
发现塔园的捐款遭到村委挪用，他怒骂并且索回。后来，一笔划拨给塔园的市长基金挂
在镇上，村上就不愿去领取了。再后来，博物馆展出物失窃，挂靠在古寺的捐款账户也
被注销了。
除了愤怒，彭启安别无他法。毕竟塔园从未经过旅游局批准，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也都
归属涂城村。在塔园，他从未有过身份，只能算是“热心人士”。多次哀求、怒吼、冷
战之后，他成了尴尬的存在，多余的人。
宗祠的影子
陈昭民端坐在祠堂里，严厉，语速飞快。老人围着他。这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豪华祠堂，
坐落在离涂城村不远的陈厝洲。“文革”时，两村同属一个叫“红农总”的群众组织。
大队长陈昭民当起了“副司令”。围着他的老人向我展示被子弹击中的伤痕。我问老人
为什么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说就是跟着头儿走。后来“红农总”被打为“反革命”，死
伤数百。但1996年，彭找到陈昭民共建纪念碑时，陈坚持把两派的死伤人员都算进去。
“都是受害者。”他说。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后，他开始怒斥“文革”博物馆的种种“堕
落”。
“堕落”是指什么呢？吃饭多开发票、为塔著书领取稿费，凡此种种，让他觉得队伍里
混进了趋名逐利之辈。最愤怒的还是，一套记录“文革”博物馆书籍的出版没有征求元
老同意，“擅自去掉总结塔园建设的碑记”。
“这是否定创建塔园的15位决策者！”他正色厉声，“‘塔园千秋永碑志’是大是大非
的原则问题，塔园无论出什么书都要把这块碑记放在前面！”
“‘文革’要反思的是造假。陈昭民不是反革命，被造假说是反革命。涂城的房屋被破
坏了，反而被南徽污蔑是他们破坏了南徽的房屋，”他愤怒地说，“塔园出书也有造假
！”
他指责“文革”博物馆时，也带着“文革”的烙印：将之归咎为彭“晚年糊涂、享受崇
拜、听信谗言”。有一段时间，他将控诉印成传单，分发给塔园热心者，试图遏止这一
切。
传单到了彭启安的手里，他当即写了“评青夜的骂人小字报”（青夜是陈昭民的化名）
。在他看来，那是上纲上线的“文革”逻辑。彭启安多少有些委屈：碑记并没有去掉，
只是没放到最前面；塔园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式机构，而困境重重众口不一，如若凡事商
量可能一件事都做不成；至于写书立传，作者付出心血，获得酬劳也是应该的。
志愿者间一度流传着“塔园出现了倒彭势力”，陈昭民则说，自己地位卑微，但敢于直
言，是逆耳的忠臣。
陈昭民是宗族文化的捍卫者，凡事必提祖宗后代，著书则想功罪千秋。过去10年里，修
建了10个宗祠，试图维系宗族的传统秩序。在当地老人的理解中，“文革”博物馆似乎
附着宗祠的影子，须讲究尊卑有序、内外有别。
在这样的秩序中，他和涂城村的老人组感到被边缘化了。矛盾起初源自几年前的一张饭
桌。当时塔园立下了“文革”受害者王佩（微博）英的塑像，她是富商张大中的母亲，
家属前来参加落成仪式时，涂城村的老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安排在主桌上。慢慢地他
们发现地盘被外来人挤占，自己倒成了“小媳妇”。
对公祭礼，老人们也颇有微词。“把全国两千万冤魂都招来了，涂城村受不起。”陈昭
民诉说着老人的怨气与担忧，也为博物馆的困境而伤感，反复念叨着正本清源，“涂城
人涂城地，澄海人澄海事。”他表达着挽救的焦急：清除外来“坏人”，尊重本地老人
权威。“村里最有势力的就是老人，团结老人就能对抗一切！”
可彭启安想起去年公祭礼时，原本安排献花圈的老人并没有出现。
陈昭民当然不愿意相信。他试图沟通、调和、挽救局面，但涂城村年轻的书记并不理会
。这让他很生气，音调一下升了好几度：以前认人不认钱，现在认钱不认人！
“民主”的渗透
“我是冲进塔园的。”曾庆彬停顿了一下，“没错，冲。”
曾庆彬是塔园志愿者，45岁，算是塔园的年轻人了。他递给我的名片印着3个网址，彩
塘民生网、塔园“文革”博物馆及潮安县基督教会。与我认识的大部分潮汕男人不同，
他全然不谈挣钱的事。从塔园驱车出来，一路上蹦出来的民主、自由、哈耶克，让我感
到些许分裂。
车子从潮汕公路拐进乡镇小路，越过几个村落，在田野边停了下来。他家像是简易工棚
，摆着机车零件，墙上挂着字画。当他在薄木板隔出的小间里启动电脑时，自己的天地
就展开了。
曾庆彬的前传是典型的潮汕故事。13岁的少年辍学闯天下，白手起家开了小工厂。后来
工厂倒闭，卖起电动车。辛苦忙碌却找不到尊严感，萌生了从政当官谋权力的想法。自
然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全心投入互联网。2009年，在自己的村庄，他开始帮人维权。他
精力充沛，被某种强大的目标占据，视反对者无益者为垃圾，透出摧枯拉朽的气息。
“博物馆是我表达政治的场所。”曾庆彬试图将学到的民主理念带进塔园。2009年去参
加公祭礼时，听到彭启安诉说后继无人的苦恼，他给彭启安写信自我推荐，一开始并未
被其他志愿者接纳。后来，经过老同志的推荐，他才得以和彭启安见面。他建议用法律
手段保护塔园，说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防止“文革”重演，而博物馆却依然靠着个人崇拜
和魅力在支撑，正是“文革”的思维。当时，彭启安只是微笑着说，谢谢曾先生，言语
之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那些年里，彭启安都在思索塔园的发展之路。他去寻找接班人，找过汕头市政协副主席
方展伟、市人大副主任余建明，他们很热心，却都婉拒了他。有志愿者私下嘀咕：“所
谓接班人也是‘文革’概念。”
去彭化与制度化的道路也探索过，他尝试建立塔园委员会和基金会，都遭到村委会否决。
2010年，公祭礼遭阻拦。这回，他动员更多的热心者，曾庆彬也收到求助电话。那天，
他发动了几百人前往塔园祭奠献花，这让他得到彭启安的认可，从此成了塔园活跃分子。
更多年轻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在潮州彩塘镇，我在一家影印店见到85后曾祥游。当去了
塔园，他才知道，原来存在这么一段历史。他成了志愿者，为博物馆建网站、传播信息。
老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些，正如我原先并不知道，在田野边的工棚里、公路边的小店里
、日常而麻木的小镇里、冷清的“文革”博物馆里，更为现代的观念正蔓延开来。
保卫者的游击战
塔园未来如何？彭启安把16字方针抛出来：不求正名，难求发展，只求存在，终求完美。
这问题想了无数遍。无路可走又放心不下，只能在塔园终老了。“老汉今年82，”他反
复说这句话，大概是表达焦灼的方式。这一句式重复好些年了，危机如常，年纪渐长。
女儿说起父亲，眼角泛起泪花，说谁也劝不动他。忧心忡忡的志愿者希望他长命百岁。
“他不在了，塔园也就结束了。”见过的许多人都这么说。塔园骨干王平是少数乐观者
之一，她四处奔走，想为塔园挂牌，无论是爱国主义基地或是养生基地，她觉得挂上就
行。
眼前要解决的难题是：把彭德怀像安上塔园。村委会一如既往地反对，沟通无效后，他
决定绕过村委会，强行安装。
在村里，他得到村民杜老二的支持。杜老二拥有保卫队，他向彭启安承诺：有人暴力阻
挠，他们就出来保卫。
“必须旗帜鲜明支持彭市长。”杜老二圆头虎脸，叼着中华烟，说话时嘴角轻轻向下撇
。父亲杜惠崇曾是村里的老书记，正是在他任上，彭启安创建塔园。别人以为子承父业
，他并不承认。他生于1970年代初期，对“文革”没有特殊的记忆，后来才偶然听到历
史碎片，也知道了彭启安的坚持，由是产生了崇敬。他说村里级别最高的退休官员反对
塔园，这影响着村干部的态度。但杜老二也是有分量的角色，在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他决定站到彭启安一边，协助和村里沟通谈判。
在博物馆，杜老二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试图为每个人安上角色。“如果我是‘文革’博
物馆的捍卫者，那么你是什么？”他问管理员杜乔生。但杜乔生对“文革”全然不感兴
趣。他想唱8月8日的祭文给杜老二听，杜老二转身走开了。
我想起那天，杜乔生带着我拜访陈昭民。听到陈昭民说自己地位卑微，他凑过来说，“
那我就更卑微了。”他多想成为那个在公祭日唱祭文的人，不过他知道，这角色讲究社
会地位。他悄悄背诵了几个版本，当他一一唱给我听时，简直陶醉得快流泪了。他说他
是带感情的。“是对祭文的内容有感情吗？”他立刻兴味索然。“不是！是形式美文学
美！”
阳光灿烂的下午，彭启安和杜老二站在山头讨论彭德怀像的安装方案。路线要怎么安排
，突发状况怎么应对。走到一半，发现台阶被一条新修的道路截断了。彭启安不愿走回
来路，不顾我劝说，一手抓住了一边的水管，爬了下去。
这一天，他为我讲解了每一处景点的故事。他把总结出来的“文革”罪名、历次斗争名
称，读过打动人心的文章片段，都刻在了塔园里。临走前，还带我参观“文革”死难者
的墓地。这是他建造塔园的起点。如今17年过去了，看着他介绍每一座坟墓，就像介绍
自己某位老朋友。那个疑惑又浮上来，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彭启安经历了什
么？
回城的汽车上，彭启安有些怅然。他说17岁因为贫穷参加革命，一心想翻身。后来成了
党的忠诚干部，大跃进时夜以继日带头抓劳动，人饿得水肿却毫无成效，以为是自己把
“好政策执行坏了”。“四清”时，自己是揭阳榕城镇（现为榕城区）副团长，生划出
许多敌人，是忠诚的参与者。后来提出“地富反”、“社会闲散人员”也要给出路，到
了“文革”时却成了罪状，关牢狱，被揪斗，终于痛彻心扉“承认了罪行”。
悔罪是真心的吗？他只反复说着当年的恐惧。1976年，他恢复了职务。他并不回望，而
是投入到沉甸甸的新时代使命中。那时百废俱兴，改革潮流裹挟一切。他听从号召“团
结一致向前看”，一头扎到建设中，勤恳清廉，是“青天”式的官员。1983年，他获任
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几度上京求发改委批项目、堵截副总理以报告汕头状况，终于建成
了华能电厂、汕头深水港、海湾大桥和四通八达的公路。一个个工程自豪地证明了经济
高速腾飞、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化。被创富梦拉着快进的时代掩盖着创伤和断裂。
1996年的乱坟像是启动心灵的神秘按钮。它曾深藏于恐惧，深藏于国家召唤，深藏于作
为“现代化”的经济神话。地摊上的书籍成了他的启蒙地，“文革”博物馆赠书一千余
本，他看了七八百本。当他重新打量埋头苦干的岁月，就像从自己打造的繁荣地表，潜
入地下的断裂带。
破旧的出租车快速驶出塔园，驶出乱哄哄的市场。天气很好，老人都出来锻炼身体了。
他一路逆流穿过自己的人生。彭启安笑着说，现在我是不听话的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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