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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发帖数: 796 | 1 “三大球不出线，我死不瞑目！”“嗡嗡嗡”结束后，实现贺龙元帅的希望，成为中国
体育界的头等大事。
1976年6月——贺龙逝世7年时，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的教练。“五连冠”和“国家精神
”的传奇由此诞生。而这位出生于1939年的前男排国手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八年后，他
成了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
当然，传奇的开始是痛苦的。在福建漳州排球基地的草棚里，女排姑娘们承受着近乎残
酷的训练。陪伴她们的还有中国男排——为在逆境中求生存，男女排从那时起就在训练
中落实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
改革元年，中国男、女排分别取得了世锦赛第7名和第6名的成绩。1979年的亚锦赛上，
中国女排战胜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夺得冠军。排球精神的种子由此埋下，在简陋的运动
场里，你可以感受到排球热的逐渐升级。
1981年，正值“三大球打翻身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男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女排也
将参加日本世界杯的比赛。当时在原国家体委宣传司供职的鲁光接到任务，到两队考察
备战情况，“打不出来，也要给全国人民有个交代”。
根据女排训练事迹，鲁光完成了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十几天后，此文借着女排获得
世界冠军的热浪一炮而红。获得第二届报告文学奖，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书名改
成《红色魔妇》。鲁光在前言中写道：“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
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
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中国姑娘》表现、宣扬和记录的女排精神，至少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那时候的人
，就是有那股劲，就是相信那些信念。“作者沿着中国女排的足迹，记录了她们遭受挫
折时的苦闷，夺得胜利后的欢乐和激荡在她们中的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介绍了她们
的训练、比赛、国际交往、老运动员的爱情生活以及理想和情操。作品情节生动，文笔
朴实，抒情意味浓烈，富有生活气息。”
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中国队对东道主日本队。在主场
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中国姑娘以3∶2艰难获胜。
最后一个球落地，姑娘们抱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人
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此前，只有帝王和伟大领袖
能享受到“万岁”的殊荣。
而第二年男足在附加赛中负于新西兰，失去了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机会。原本为写男足
定下的题目《中国男子汉》，改成了描述女排教练袁伟民的故事。
“如果男足冲出去，影响力也许会更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鲁光说。也
因为中国女排在“三大球”中独树一帜，让这个传奇顺理成章。
比赛颁奖典礼未毕，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
的贺电已至球队。贺电还转达了高层将授予女排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和“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标兵”光荣称号的决定。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两个荣誉的分量是
今天难以想象的。
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在渲染女排夺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的头版头条启用了鲜红色的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 七战七捷 为国争光——中
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文章旁边还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用
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体育比赛的胜利，
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人民日报》头版的其他位置，被女排教练和队员的照片占据。此前，中国的大多数人
对这个集体并无太多了解，这一天后，他们成了新中国人尽皆知的民族英雄。
而在同天的《体育报》上，时任妇联主席的邓颖超发表了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
精神》的文章。她在文中疾呼:“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
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
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奋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响。
这些民族英雄从日本荣归故里时，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杨静仁亲自到机场
迎接，荣高棠等体委的领导人都只能挤在接机队伍后排。
此后的一个月，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沉浸在女排胜利的狂喜中，各大媒体俨然成了排球专
刊。那些本来普通的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开了庆功会，到各部委机关作了报告。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11月28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新长征突击手”和“先
进团支部”代表的典礼上。仪式开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李
先念先请上孙晋芳和郎平，拉着她们的手，对女排赞不绝口。然后，李先念发表讲话，
“勉励青年向女排学习，走在两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头”。
“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中国正逢改革开放之初，亟需强化一种民族精神，增强民
族凝聚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延辉说，当时他
还是国家男排的一名运动员，有更深切的感受。
这种背景下，中国女排恰逢其时地成为了新时代的英雄，和改革阵地上迎风招展的旗帜。
在政府和媒体的引导下，全国各行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的热潮。
“每逢重大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都守在仅有
的几台电视机前。”新华社的老排球记者曲北林回忆到。
学校、工厂、街道上，则写满了“学习女排精神”的标语；一位河北廊坊的小学生，至
今还保留着《向女排大姐姐学习》的日记。而据鲁光介绍，中国女排拿冠军后曾到北大
举行过一次见面会。她们人未到，人群已经从大礼堂门口蜿蜒到校门口外数百米。原定
在礼堂举行的活动，由于观众过多，不得不改到了体育馆里举行。热情的人流中，有“
天安门城墙”之称的拦网高手周晓兰被卷到了未名湖旁边，然后被高高抛起
作为袁伟民的助手，邓若曾当时还负责处理来信。一位参加对越反击战的战士寄来了一
个满是弹洞的钢盔；一位青年则寄来了他的血书。女排夺冠时已是初冬，湖北的渔民冒
着严寒，从池塘里捞了一条两斤多的武昌鱼，联系空军连夜空运到队里。
到了后期，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学习女排要落到行动上来”。诸如“某工厂女工看了女
排的事迹之后，每天早来晚走，精心操作，班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某煤矿工人
看完女排比赛之后，自觉加义务班，日日超产”等。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
女排，见行动”的专栏。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
族英雄一样。”郎平的自传《激情岁月》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
，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
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大逆转，屡屡获胜
。她们迎来了“五连冠”，中国社会对于她们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当时女排出国访问，所到各处都有警车开路，这对其他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体
育报》资深排球记者黄志文回忆。即使是上世纪60年代，容国团夺冠掀起的举国乒乓热
潮也难以比拟。这后来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旦出去没有警车陪同，有些队员反倒
发出微词。
女排的影响也波及到了海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奋勇夺得“三连冠”后，
回国途径香港、新加坡。“队伍未到，邀请女排吃饭的餐厅已排起队来。”黄志文说。
在香港，霍英东将整支队伍带到自己的超市，让代表团成员每人随意挑选一样东西。在
国内物质尚极度贫乏的时代，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超市。女排姑娘们都不约而同地挑了
绒毛玩具，这在当时内地还是从未见到过的稀罕物。
王延辉说，他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女排回国，都是开两个车，一车坐队员，一车满
载着海外华人送的电器。而在国庆35周年游行时，组织者特意给女排单独安排了一辆花
车，两名教练和所有队员都站在车上，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 | t******g
发帖数: 10390 | 2 霍英东这个也太抠门了吧.
【在 B****s 的大作中提到】
: “三大球不出线，我死不瞑目！”“嗡嗡嗡”结束后，实现贺龙元帅的希望，成为中国
: 体育界的头等大事。
: 1976年6月——贺龙逝世7年时，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的教练。“五连冠”和“国家精神
: ”的传奇由此诞生。而这位出生于1939年的前男排国手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八年后，他
: 成了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
: 当然，传奇的开始是痛苦的。在福建漳州排球基地的草棚里，女排姑娘们承受着近乎残
: 酷的训练。陪伴她们的还有中国男排——为在逆境中求生存，男女排从那时起就在训练
: 中落实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
: 改革元年，中国男、女排分别取得了世锦赛第7名和第6名的成绩。1979年的亚锦赛上，
: 中国女排战胜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夺得冠军。排球精神的种子由此埋下，在简陋的运动
| B****s
发帖数: 796 | 3
那会儿纪律可能比较严，贵重礼物也落不到队员手里。
【在 t******g 的大作中提到】
: 霍英东这个也太抠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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