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U版 - 北大向何处去？——丁石孙 王孝庭 郭景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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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北大向何处去？——丁石孙
丁石孙是1984年3月和王学珍同时上任的，王学珍任党委书记，丁石孙任校长。此前我
还不知道丁石孙的名字，只是在他任校长时听说他当过数学系主任。我第一次看到丁石
孙是在电视上，当时我们1981级的学生到位于昌平的北大200号植树，时任日本首相中
曾根康弘访华并在北大发表演讲。丁石孙在办公楼礼堂主持了演讲会。在我有印象的历
任日本首相中，我认为中曾根是最有派头的。但是当我们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身材高大的
丁石孙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翩翩地致欢迎词，邀请中曾根上台演讲，姿态不卑不亢，
举止极为得体，都不禁为之感慨：到底是北大的校长！在同学们的普遍印象中，丁石孙
的风度丝毫不亚于中曾根，我们都由衷地为丁校长的气质所折服。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我在办公楼二楼上班，丁石孙的办公室在一楼
，他经常也会上来和书记们开会、商量工作，多半是在201的会议室或是王学珍的办公
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下班时经常会在办公楼前看见丁石孙，这时候的他穿的往往是
一件洗的有些发白的蓝色或灰色制服，骑一辆旧自行车，在他停自行车要进办公楼或推
车准备离开时，多半会有人上去和他说一些事情，下班时他经常是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和
人谈话。在办公楼上班的若干年里我有一种体会：我是书记办公室的秘书，经常会听书
记们说话，处理事情，所以对历任的书记、副书记基本上都有一定了解；校长们则不同
，虽然也能随时看到他们，但平时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我对历任校长、副校长的特点
、脾气秉性就不甚了了。包括丁石孙在内，只能从有限的了解中谈一些看法，而丁石孙
在校长任内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也是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的一些态度。
1985年发生了“918”学潮，此次学潮的发起主要是由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等政要参
拜了靖国神社，同学们出于爱国主义热情要表示抗议，但是上面又不愿意让学生上街游
行。9月18日当天北大部分学生聚集在南校门内，准备出去游行，刚上班没几天的我也
被派到南门，和一些学校的干部负责拦阻游行学生。我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南门已经关
闭了。其实聚集的学生们硬要打开南门，推开我们几个手无寸铁的工作人员并不用太费
力，他们也可以转到其他校门出去。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学生们只是聚集在南门
内，情绪并不激烈，和我们形成一种僵持但并无任何冲突的局面。这时候丁石孙发表了
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有一些同学是出于爱国热情要纪念“918”，校方已接受同
学们的要求，在五四操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现在有些同学去南校门集
结，坚持要到校外进行活动，这是错误的。我郑重地请同学们考虑，不要一时冲动，做
出错误的行为，要警惕少数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丁石孙讲话
内容摘自《北京大学记事》）。我曾估计丁石孙的广播讲话是根据上面的口径起草的，
不过也基本符合这个时期他本人和学校多数干部、教师对学潮问题的认识。2013年底我
在《炎黄春秋》上看到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的访谈，丁石孙说讲话稿是陈昊苏给
他准备好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南校门是谁下令关的，我想应该也是上面的领导下的指令。
虽然恢复高考后曾有过北大学生因对住宿、伙食、熄灯等问题不满而闹过事，但1985年
至1989年之间的学潮，却没有哪一次是由于北大校方的原因造成的，归根到底都是社会
思潮和社会问题在青年学生中一种反映。但是上面却并不这么看，学潮一发生，北大校
方往往会受到指责，认为是他们没有做好学生的工作。我记得“918”学潮之后，有一
次上面几位领导来北大，就在办公楼201会议室开会。我在外面听到时任北京市委副书
记的徐惟诚大发雷霆，虽然听不清他说的话，但声音实在是太大，只能说是在咆哮。后
来党委研究室副主任赵存生出来说，他看见徐惟诚训话时唾沫直喷到对面人的脸上，不
过我不记得那次丁石孙是否在里面。前些年我和曾在党委研究室工作的金小鹏闲聊，他
说有一次他参加了学校的干部研讨会，何东昌、徐惟诚等领导来北大听汇报时就由他介
绍情况，丁石孙也在场。当金小鹏汇报到研讨会上北大的干部普遍对“自由化”、对学
潮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何东昌就不高兴了，质问说难道都是这样的看法？副书记郝斌在
一旁证实说的确都是这种看法。丁石孙随即拍案而起，大声说：就是嘛，学潮跟我有什
么关系！然后拉开门拂袖而去。后来金小鹏从郝斌那里了解到，汇报开始之前，何东昌
一再指责丁石孙对“自由化”、对学潮“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
不过我那时候还不了解丁石孙对学潮的看法，没有听过他这方面的言论，但我还是能感
觉到他的一些变化。1985年学潮时丁石孙发表广播讲话劝阻学生；1987年元旦当天北大
有数十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带离现场，当晚有几千名学生包围了办公楼，丁石孙出面
和学生对话。处理学潮属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虽然主要由校党委负责，但丁石孙都会
参与，只要一发生学潮，丁石孙都会到办公楼二楼和王学珍等领导一起商量，研究应对
之策。不过据我的记忆，到了1988年柴庆丰事件发生后，丁石孙似乎不再直接参与处理
学潮了。
其实北大的干部、教师那几年逐渐对处理学潮的方式方法产生了不同意见。季老虽有“
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处世哲学，但他在怀念胡乔木的文章中，讲到1986年冬天
胡乔木询问他应该如何看待学潮。季老明确表示“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
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胡乔
木当着季老的面表示完全赞成。季老的观点也代表了大多数北大教师、干部对学潮的看
法。1988年暑期学校召开了工作研讨会，我参加了部分院系干部小组讨论会的记录工作
，我现在无法查阅当初的记录稿，但我印象中与会的干部们普遍对处理学潮的做法不赞
成。当时听说中央政治局针对柴庆丰事件开了四次会，有人就说政治局为北大的事情开
了四次会，实在是让我们很荣幸，不过希望中央能就教育问题多开几次会；我记得中文
系主任严家炎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了，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总是要求思想统一、
万众一心，要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我虽然没有直接听到过丁石孙的言论，但估计他总
体上也是这些看法。
1989年的学潮规模空前、过程复杂，影响极其深远。政治风波期间我经常昼夜在办公室
值班，但几乎没有印象看见过丁石孙，更不了解他的态度。到了这年的5月初，丁石孙
率北大代表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大学校长会议，离开了工作一线。大概是在宣布戒严之
后，丁石孙此时尚未回国，他在夏威夷发表了一次谈话，对这次学潮有所肯定，在学生
中引起极大反响。不过到了丁石孙回国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的谈话明显
不合时宜了。我不记得他再参加过学校的相关会议，也没有印象他以校长身份参加过公
务活动，好像是住到医院去了。我们都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丁石孙肯定不会再担任
校长了。不过按照中国政治的特点，也没有明确说过他不宜再担任校长，或是干脆宣布
免去他的职务，只是到了这年8月份，丁石孙以任期届满的理由离开了校长岗位。丁石
孙在《炎黄春秋》的访谈中对1988年的柴庆丰事件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均没有涉及，多
少也印证了我他没有参与处理这两次学潮的记忆。
丁石孙离任后到民盟中央担任了副主席，费孝通先生退下来前，据说在民盟内部进行过
多次测评，丁石孙一直是接替费老呼声最高的人选。于是他接任了民盟中央主席，并担
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不过正如人们只知道蔡
元培当过北大校长，而不大知道他还当过政府考试院院长等高官一样。在现有体制下，
不管丁石孙是当民盟中央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基本上都是荣誉性质的，
不可能有太多发挥余地。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丁石孙出席各种会议、活动，偶尔也会
看到他回北大参加一些公务活动。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将近五年半，任期不算很长，我和他的直接接触更是极为有限，写不
出更多内容。在丁石孙任内，我确实很难说出他有多少了不起的言行，我印象比较深的
，是1986年他率先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使北大师生深受鼓舞。他提
出过北大应该像国外大学那样向社会开放，大学不是“管”的，而是要“经营”的；还
说过他只是搞专业的，当校长并不合适，应该让会管理的人做大学校长。在北大的具体
事务上，丁石孙也只是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何况他这个校长还要受到许多上级部门的干
涉，不可能有太多的发挥余地。但我认为丁石孙仍然是北大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有特殊
地位的校长，他应该是北大历史上最后一位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保持了自己独立人格的
校长。在当时的背景下，丁石孙不可能对中国大的政治环境有多少影响，但是他有自己
独立的思考、判断，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作为北大校长的底线。
几年前我和曾任过北大社科处处长的苏志中闲谈，苏志中告诉我：丁石孙任职期间北大
曾提出过对政治课进行改革，结果消息传到了上面，就变成了北大要取消政治课。教育
部等部门开始追查，苏志中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丁石孙知道后明确表态：不要理睬他
们。我还听见过丁石孙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教育部应该取消。对于任何一位有独立思
想、有自己办学主张的大学校长而言，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都是难以忍受的，蔡元培如
此，刘道玉如此，丁石孙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刘道玉、丁石孙这些有作为的大学校长
却生不逢时，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和主张。
在丁石孙校长之后，北大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权力的干预更是不断加强
、无所不在，北大已经自觉自愿地彻底同化于体制。期待北大再出现蔡元培、胡适那样
的校长已经如同天方夜谭，产生丁石孙那样保持着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校长也基本上
不再有可能性。丁石孙之后的北大是一个不断自我矮化的北大，丁石孙之后的历任北大
校长则呈现出持续矮化的形象。于是丁石孙校长留给我们的高大背影也就愈发显得高大
起来，当我们在对蔡元培、胡适等老校长的风采感到无限神往的时候，还应该记得北大
曾经有过一位丁石孙校长。
王孝庭
大概是在1985年的上半年，我作为学生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办公楼礼堂参加了一次报告
会，听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王孝庭做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报告。王孝庭是河南洛阳人
，讲话完全是地道的河南口音。报告内容丰富，列举了“文革”中北大大批教师、干部
、学生受迫害的事实，很有说服力。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也听到有人说起王孝庭的报告
虽然讲的不错，但他对“文革”初期一些高干子弟的行为却避而不谈。不过我当年作为
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确实对他的报告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我到办公楼上班时王孝庭还是校党委副书记，我也知道了他此前长期在北大做党务工作
，担任过系党总支书记、党委宣传部长等职。大概是由于“孝庭”这个名字的传统色彩
太浓，不符合党员干部的形象，所以王孝庭在发表文章或其他一些场合往往会用“王效
挺”这个名字。
1985年“918”学潮发生后，上面的领导高度重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
陈希同、市委副书记徐惟诚、副市长陈昊苏，教育部长何东昌等高级干部多次来北大了
解情况、布置工作，或直接与学生座谈、对话。王孝庭作为主管宣传和学生思想政治工
作的党委副书记，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处理学潮的工作中。有一次在办公楼103会议
室李锡铭、陈希同等领导和北大学生座谈，我也随王孝庭参加了。在中国凡是出现群体
性事件，一般都会将其归结为有“坏人”进行操纵，上面也很快将“918”学潮定性为
有“坏人”要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达到破坏安定团结的目的。王孝庭贯彻上级领导的
指示非常坚决，我好几次听他在干部或学生大会上讲要把那些“坏人”揪出来，每次讲
话时都声色俱厉。
大概在1985年年底，校团委和某家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一部反映北大学生生活的电视片
。录像带在校党委审查时我也看了，我那时候毕竟年轻，只觉得电视片拍的并不见得真
实，但实在没看出有什么原则问题。王学珍等其他领导可能也有一些不满意，但王孝庭
却非常生气，之后我看到时任校团委书记的朱善璐及团委宣传部长等人被王孝庭叫来训
话。当时我坐在外屋，和书记们的办公室隔着一道上半部嵌了一层毛玻璃的木头门，虽
然不能听清里面说的话，但可以听到王孝庭声音很大，一直在大发雷霆。过了很长时间
，朱善璐他们才走出来，和我们尴尬地笑了笑。
王孝庭虽然发火时很厉害，但有时候有点空，也会走出办公室放松一下，和我们党办的
人说几句闲话，甚至开一点玩笑。这时候的他往往会笑容满面，表现出随和的一面。不
过我在王孝庭身边的时间不长，到了1986年春天，北大召开第八次党代会。王孝庭是
1984年才担任党委副书记的，按照事先的安排，他是要继续担任这一职务的，但却在党
委委员差额选举时落选，就此离开了校党委领导岗位。对于王孝庭的落选，当时就有一
些议论，主要的看法有两点：一是有人认为他太“正统”，有些“左”；二是认为他工
作中过于严厉，难免得罪了不少人。
此后的几年我虽然也见过王孝庭，但没有什么能记起来的事情。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平
息之后，因为要对政治风波中的问题展开清查清理工作，并要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党支
部的活动比较频繁。王孝庭的组织关系在党委办公室研究室支部，那段时间每次支部会
议他都会参加。我感觉王孝庭对这几年的学潮，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乃至对自己的
下台都积累了许多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学潮是反感的，对“自由化”是敏感的
。大概是物不平则鸣吧，每次支部开会王孝庭都很活跃，经常发言。我印象比较深的一
次是他大骂一些老同志，北大有不少老党员、老干部政治风波期间都参加过请愿、游行
等活动。他骂道：“你们这些老同志，你他妈的革命几十年了，你们也去签名、游行，
给我们党施加压力，简直是他妈的蠢…蠢驴！”讲话时过于激动，甚至气的说不出话来
。我实在印象太深了，迄今都可以一字不差地记得他的原话。还有一次王孝庭说到上级
组织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参加工作组到政治风波中出了问题的单位进行整顿。他考虑自
己是落选下台的，不便于再出面，说自己入党几十年了，“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党的要求
”，这次却因为个人的考虑，没有服从组织安排，说着说着，竟一下子自责的老泪纵横
、语气哽咽起来，很长时间都不能平静。1989年国庆节前的一次支部会上，王孝庭回忆
起1949年北平解放后青年学生欢庆胜利的情景，当他们听到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南京
、上海、广州等一个又一个大城市时，他们是如何地激动、兴奋，走上街头唱歌、跳舞
、扭秧歌。说起这些往事来，王孝庭又不禁流露出孩子般的幸福神情，彷佛回到了那些
岁月。
此后的两、三年间王孝庭还是经常来参加党支部会议，他在多次发言中都对苏联、东欧
的情况非常关注，对苏东局势的演变至为痛心。他多次大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并认
为戈尔巴乔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最大的叛徒！”1991年苏联“819”政变失败
后，参与其事的苏联内务部长、原苏军总参谋长等人开枪自杀。王孝庭再次痛骂，不过
这一次他没有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而是大骂那些搞政变的人：“你们这些笨蛋！有
子弹自己吃！你们给戈尔巴乔夫、给叶利钦一人吃一颗不就行了吗！”苏东演变期间北
大西语系的严宝瑜教授正在东德任教，回国后向王孝庭讲述过苏东的情况（后来我也听
过严宝瑜的报告，他讲的相对比较平和）。不过之前王孝庭就已经在支部会上转述了严
宝瑜的见闻，虽然他讲的是严宝瑜的感受，却远比严宝瑜本人讲的要生动、激愤得多。
他说严宝瑜认识的一些苏东的老共产党员，向严宝瑜讲述了他们“亡党亡国”的痛苦，
他们欣慰的是只有中国还坚持打着红旗。那些老共产党员们向严宝瑜说：他们有生之年
的最大愿望，就是想到中国来，要再看一眼红旗啊！“红旗！”两个字王孝庭是提高了
声音喊出来的，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红旗”无疑都是极其
神圣的。
1990年代初期，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开始引起了争论。王孝庭
绝对是坚定的“姓社”派，他对舆论界开始出现的“不要问姓社姓资”的言论极为气愤
，认为是“放屁的话！”大概到了1992年前后，北大成立了党史校史研究室，由王学珍
任主任，王孝庭任副主任，他的党组织关系随之转到了研究室支部，我也就没有机会再
听到他的言论了，很感到有些遗憾。
此后我很少再见到王孝庭，到了2000年前后，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赵存生让我为《新中
国北京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一书写一篇关于陆平的文章。于是我找了王学珍、王孝庭等
老领导了解情况，他们都向我做了详细介绍。稿子写好后请他们审阅，我提到“大跃进
”时可能是用了“一场灾难”的说法。王孝庭看后指出这种说法不准确，当即向我说明
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表述，令我十分佩服他对党内文
献的熟悉程度。从2001年上半年开始，我应当时的校报主编魏国英之约，为校报写一些
评论文章，校报为此设了一个“博雅论坛”的专栏。魏国英告诉我可以写一些对学校的
批评意见。我那时还有些天真，以为自己的文章会有很大冲击力，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就用了一个笔名。殊不知北大的体制已经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程度，那里会在
意我的那些言论。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对我表示了支持，第一篇文章见报后，我听魏国英
说是王孝庭第一个打电话给她，问文章是谁写的？并表示了肯定。王孝庭虽然早就退下
来了，但却远比许多在任的校领导们更敏锐、更重视宣传舆论工作。虽然我不见得认同
王孝庭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但也不排除我们在另一些问题上有相同或类似的见解，能
够得到他的关注和肯定，我还是感到非常荣幸。
对王孝庭的事情我了解的不多，基本上就是上面写到的这些。我还知道王孝庭解放前在
北大学习时做地下党工作，曾到解放区汇报工作，以在解放区的见闻写了《大江流日夜
》一书，对国统区的进步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回忆她做地下宣传
工作时，在手电筒的微光下读过这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著作的书，曾令她激动得彻夜难
眠。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看到过。
从我和王孝庭的有限接触及通过其他人的看法，我以为王孝庭应该是一位很有能力，理
论政策水平比较高的共产党干部，是一位传统的、坚定的老共产党员。他思想上确实有
比较“左”的东西——这一点连王学珍等人都不讳言，他也有过于“正统”，甚至不近
人情的一面。但他的信仰是非常真诚的，他对共产党是无限忠诚的，而且从来没有动摇
过。尽管我不见得认同他的工作方式，不见得赞同他的所有观点，但我却十分佩服他对
于理想信念的那种执着，哪怕是他所坚持的理念某些可能已经过时，某些已经被当局者
抛弃。
鲁迅先生曾讲过中国有一类伶俐人，伶俐人都明白，不管形势怎么变，“自己的精神是
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
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
先前的运命。”在我不算太长的人生阅历中，确实也见过一些鲁迅笔下善于见风使舵，
而自己总是一贯正确的“伶俐人”。相形之下，王孝庭显然不是这样的“伶俐人”。不
过我倒宁愿我们的社会里能更多一些不那么“伶俐”的人，也许他们会落后于时代，但
他们对于理想信念的那种如同宗教般的执着、坚定，甚至是固执，都还是值得人们尊重
的。
郭景海
1984年的国庆35周年庆典，我参加了由北大学生组成的群众游行方队，我们这个方队就
是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那个方队。国庆节前几个月我们就开始在东操场进行队列训
练，当时郭景海是学工部部长，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我们的训练情况。郭景海还不时向
我们传达国庆游行总指挥部的指示，他讲话时口音比较重，当时我没听出来是什么地方
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天津郊县人。我们辛辛苦苦地训练了几个月，但是到长安街预演时
指挥部又认为方队走的太整齐了，也像是阅兵，不符合群众游行的欢乐气氛。郭景海事
后向我们传达了指挥部的意见，于是给我们拿的单一颜色的花束上加上五颜六色的彩带
，并让我们正式游行时也不必走得太整齐。国庆节当天我们的方队出发、汇合时还好，
集结过程气氛轻松、活跃，过北京饭店时我看到阳台上有不少外国人拍照，向我们打招
呼。走到天安门前方队就开始乱了，不过如果队列一直很整齐，也不方便打出那个著名
的横幅。通过天安门后队伍就完全散开了，我们一路跑到了复兴门，花束等更是扔了一
地，多年后有人想找到“小平您好”的横幅作为文物收藏，估计当时就被随手丢弃了。
按照要求游行队伍是不能夹带任何标语的，郭景海作为方队的负责人肯定会非常紧张，
好在这条标语很快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我参加工作后郭景海还是学工部长，他经常会来书记办公室汇报、商量学生工作。在
1986年北大第八次党代会上，因为准备继续留任的党委副书记王孝庭落选，于是安排郭
景海接替了王孝庭的职务，主管学生和宣传工作，他随后也搬到办公楼201的书记办公
室上班。郭景海上任前后的那几年，处理学潮一直是北大学生工作的主线，他的主要工
作都是围绕着学潮进行的。
郭景海任副书记以后，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多了一些，我觉得郭景海总体上是一个比较朴
实的干部，他不仅个人生活比较简朴，没有什么官架子，而且他对共产党的感情，对上
级领导的态度也是非常朴实的。北大一出现学潮，上级领导经常对北大的负责人横加指
责，认为是他们没有管好自己的学生。如果换作别的校领导，如王学珍可能并不会太在
意，丁石孙会有不同的意见，但郭景海则会非常自责，认为确实是自己没有做好工作，
尽管当时的学潮没有哪一次是由于北大校方的原因引起的。上面对北大学生的任何动向
一向都非常重视、敏感，郭景海作为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自然要承担最直接的责任
，只要学生中出现了情况，郭景海都要亲临现场。1987年10月底中国足球队战胜了日本
队，第一次进军奥运会，学生、市民纷纷上街庆祝，郭景海也马上要去街上察看。那天
晚上天气比较冷，他还是穿了我的呢子大衣出去的。不过这一次只是庆祝活动，没有出
现其他动向，郭景海回来后也显得比较轻松，还向我们叙述了看到的场景。
同他的前任王孝庭一样，郭景海对学潮也是非常反感的，在立场上他们是一致的，不过
他的表现似乎没有王孝庭那么激烈。这里面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也有认识上的差别。王
孝庭理论水平比较高，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更清醒一些，他的态度也更主动、
坚决一些；而郭景海在理论方面功底比较一般，但他对体制绝对是忠诚的，以服从上面
的指令为准则，对“自由化”、对学潮似乎更多一些被动和无奈。郭景海也骂过戈尔巴
乔夫，对他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老布什在马耳他会晤，我
记得郭景海曾骂道：你看那戈尔巴乔夫见了布什，就跟奴才见了主子似的，摇尾乞怜。
1989年的政治风波开始之后，除了风波初起时郭景海的态度比较坚决，曾经指责过学生
的一些行动之外，我没有印象他有特别突出的言论和行动，多数时候会表现出一副忧心
忡忡的样子。在当时情况那么复杂、局势经常不明朗、上面又时不时没有声音的情况下
，对郭景海这样完全听命于上级的人，可能也确实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国家教委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郭景海带队，去美国了解在美留学
生的思想状况。他们出发时我从车队要了一辆面包车，顺便送几个一同赴美的人员去机
场。当时留学生普遍同情和支持国内学生，很难接受国内的现实，郭景海对此比较忧虑
，在路上就和同行人员商量怎么开展工作。其中有一位国家教委的干部，看年纪快要退
休了，位置估计也不高，还需要北大的车去接，但讲起话来却慷慨激昂，完全是一副社
论口气，说这些留学生“他们受了美国政府的发动宣传”。不过话题一转，他又马上为
自己能有机会去美国而感到很得意，说“机关党委，我是头一名”。估计是国家教委机
关党委的一名干部，没什么实权，也没什么机会出国，大概在机关党委的干部里他是第
一个被派去美国的。我开始听他讲话很是义愤填膺，对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十分
痛恨，紧接着说出的话又让我大跌眼镜，实在是生动地体现出此类官员的分裂人格。
到了1989年下半年，林炎志调到北大任党委副书记，接替了郭景海主管的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郭景海后来又兼任了副校长，主要负责学校的日常行政和安全保卫方面的工作，
之后他搬到了办公楼一层的校长办公室。郭景海之前可能有慢性咽炎，经常咳嗽，那几
年忙于处理学潮时我听他说过：人家说我这个病如果不注意，可能会发展成喉癌。随后
又叹口气说：哎！活着干，死了算。不想一语成谶，几年后他竟死于一种比癌症更可怕
的疾病。
大概在1992年前后，郭景海发现自己的腿没有力量了，走路很吃力，随后的检查结果是
他患上了运动神经元方面的疾病，随着运动神经元的坏死，身体各部位的肌肉逐渐不能
运动，成为了“渐冻人”。郭景海病情确诊后就不能再上班了，家也搬到朗润园公寓一
套一层的住宅，以方便他外出。他生病后的几年里我多次去他家里，有时是给他送文件
、报纸，为他办一些事情，有时是带校外的人去看他。郭景海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病情
，我认为他对待疾病的态度是令人尊敬的。我每次去他家里，他都会向来看望他的人谈
起病情，不像有些人，特别是有些掌握权力的人那样很快出现崩溃。我不了解他私下时
的状况，但他在外人面前是比较从容、平和的，没有表现出激烈、绝望的情绪，当然随
着病情的发展，也能逐渐感觉到他内心的悲凉。郭景海一直在积极寻求治疗，生病后他
的夫人董丽芬专职在家照顾他，有一次他们得知《山西日报》专版介绍了一位治疗这方
面疾病的专家，就托我找一份报纸看看。我打电话联系了山西一所高校的办公室，但没
有等来回音，后来我记得又联系了山西省委教育工委，他们寄来了那份报纸。
虽然郭景海一直在寻求治疗，但此种疾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病情的发展，他身
体各个部位逐渐都不能动了，即使苍蝇蚊子飞到脸上也无法挥手去赶，其痛苦可想而知
。因为后来安排住在朗润园的办公室同事为他送报纸、材料，我也就很少再去他家里，
只是听说他的病情继续恶化。到了1996年底，郭景海被送到西苑医院，实际上就是等待
最后时刻的来临。住院当天我陪任彦申去看他，那种情况下任何语言、安慰对他已完全
没有意义，我们也没有进病房，只在门外隔着玻璃看了看，和董丽芬说了一些后事安排
就离开了。第二天郭景海就去世了，我和校办的人到医院后听董丽芬说他临终前没有太
大痛苦，是由于各器官衰竭去世的。郭景海的生命力很顽强，是同一批病人中存活时间
最长的。校办的邸振江为他穿了衣服，穿的是一件普通的夹克衫，董丽芬说老郭不讲究
这些。
郭景海本质上是一个朴实、朴素的人，他不仅个人生活如此，对共产党也有一种很朴素
的感情，对党的组织、对党的领导人都是忠诚的。他的知识、理论素养不是很高，也不
大会从另外的角度思考问题，而是本能地服从、执行上级的指令。不过郭景海待人还是
比较厚道的，我没有见他很严厉地斥责过什么人，也没有听说他整过什么人。可能正是
因为他的朴实，使他在遭受某些领导人的无端指责时，也会违心地自觉接受，这样长期
下来可能会积累一些不良情绪，而这些情绪又可能对他的致病产生一定影响。郭景海在
罹患不治之症后没有失态、绝望，而是比较从容、平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他对待绝
症时的表现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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