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7
发帖数: 555 | 1 荣誉背后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都未曾获得过的盛誉。
英费尔德对１９１９年通过日蚀观测证实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的声誉空前增
长的原因，曾发表过一些有趣的看法：“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
人们厌恶仇恨、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
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
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
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蚀的神秘和人类理性
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而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 。”星空
不仅把人从悲惨的大地引开。对星空的研究预示着大地上理性的胜利，这种胜利不
只意味着宇宙知识的扩大，而且还意味着人们生活的另一些条件。
科学抛弃了显然性之后， 应当停靠新的河岸。在这些河岸上将生长出什么样
的果实——这点暂时还不清楚。但可以想象，新思想的应用将引起技术上的大进展。
人类预感到为争取和平利用科学、反对把科学用于毁灭性的斗争，经过４０年后变
得激烈起来。人们期望科学将有助于吹散沙文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毒雾，这些毒雾已
不止一次凝聚成战争大风暴的乌云。热烈地欢迎相对论及其证实的一代人，从德雷
福斯案件开始就是沙文主义泛滥的见证人，他们也知道沙文主义泛监会把他们引向
何方。人们懂得科学家的国际主义性质知道科学按其本质来说，同沙文主义和战争
是敌对的。英费尔德写道：“还有一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
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物理学家和
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
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的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许多人反动沙文
主义分子对爱因斯坦进行的诽谤中伤，这事也曾激起广大公众对相对论及其创立者
个人的兴趣。早在那些年代里，还有另一条不太明显，但很重要的冲突线。这里所
说的是反智力说，是宣扬与神秘的顿悟相比，理性是软弱的和没有很大价值的说教，
这种说教还没进入纽伦堡阅兵场，离这一幕还有１２到１５年。因而很少有人能预
见到反智力说的小溪会流入哪一个污水池。但是，那时许多人对这股小潮流的倾向
已经清楚了。
战争的火焰在理性思维的空气中熄灭，又在神秘主义的空气中炽燃。许多人甚
至不完全了解相对论的内容就感觉出，它是特别颂扬理性的。人们热烈地欢迎相对
论的主要原因, 是它和革命的社会思想的联系, 相对论是革命的反映，自然，这不
是就这一理论的内容依赖于社会运动来说的。相对论按其内容是反映自然界及其客
观规律，在这种意义上它完全不依赖于社会的发展。但是, 相对论也和每一种科学
的理论一样, 是自然界客观规律一定的近似的反映，而在每一个时期其近似的程度、
理论表述的形式、它的社会和文化作用只有联系时代才能得以解释。这些联系可能
是疏远、间接和不明显的。当恩格斯提出从牛顿力学到法国革命存在着历史上的因
果链条时，说的是不明显的和疏远的、但确实无疑是历史上的联系。当１９世纪的
思想家们看出了“革命的代数学”时，联系是不明显的，但在历史上是比较接近的。
在２０世纪初，要使科学和革命的联系能像过去那样疏远和间接，历史过程的节奏
是过于急促了。革命汹涌澎湃，科学理论和革命思想的联系不可能始终模糊不清了。
思想家们在专门问题上能够得出对革命关系重大的结论，而本人尚未觉察，也没有
引起战斗着的社会力量的注意。
广泛的划时代的概括是不可能隐瞒自己的思想结论的，这些结论如果不清楚，
那也会被学者们及广大公众直觉地猜出来。在爱丁顿的观测和相对论日益普及后，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写道：“在过去的一些年中, 全世界处于理智的和物理的
不安定状态。大概，战争是智力失调的明显结果。这种不安表现在竭力抛弃国家领
导的经过考验的方法，以迎合走极端的和未经检验的实验。就是这种不安感也侵入
科学之中，许多人为了思辨的方法论和关于宇宙的虚幻观念，曾想使我们抛弃经过
考验的理论，而代之以建立现代科学和力学发展的基础。”不久，主要在德国，对
相对论的直接中伤活动开始了。起初，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过份地赞扬新理论是
“纯日耳曼”智慧威力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常常避讳使人想起相对论出
现于德国。爱因斯坦说过，假如天文观察得出另外的结果，那末一切都会改观。爱
因斯坦在刊登于１９１１年11 月28 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为
了逗读者开心，这里还有相对论原理的另一种应用。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德国科
学家’，而在英国被称为‘瑞士犹太人’。
要是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成为一个讨厌的倒霉蛋，那末就要倒过来了，对德国
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犹太人’，而对英国来说, 我却变成‘德国科学家’了。”
尽管证实了相对论，可是爱因斯坦不久果真成了讨厌的倒霉蛋, 并因此在德国成了
瑞士犹太人。于是, 理论本身不再满足民族的虚荣心了。在德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尖锐的阶级斗争。“元首”和其他恐怖组织开始活动了。在这期间，在民族主义的
报纸上，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物理学》一文。其中说：“……既然爱因斯坦教授被
公认为新的哥白尼，许多大学教师成了他的崇拜者。直接了当地说，我们在这里是
和卑劣的科学丑闻打交道，这种丑闻对于全部政治周期中现代周期的图景来说是太
有代表性了。归根到底无须责备工人们追随马克思，如果德国教授们追随爱因斯坦
的谎言的话。”有个保尔·魏兰德建立了一个专门组织，以便同爱因斯坦的影响作
斗争。魏兰德召集了一些会议，他本人在这些会上发表了对爱因斯坦的政治抨击，
而在他之后某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企图驳倒新的理论。就在这时候，勒纳德的演说
出了名，他是个大实验家、相对论的猛烈反对者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勒纳德的
演说中，从企图以古典立场解释迈克尔逊的实验结果，到号召对爱因斯坦实行肉体
惩罚一应俱全。他认为，不寻找出快速运动物体质量变化思想的真正起源是不成的，
而这项发现的优先权属于在战争中牺牲的天才理论家弗朗茨·哈泽内尔。
民族主义分子的中伤似乎可能迫使爱因斯坦离开德国。此外，通货膨胀开始了，
它使爱因斯坦的处境变得很艰难：他必须给在瑞士的米列娃汇钱去，在马克贬值的
情况下，这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爱因斯坦不愿违背当时对普朗克许下的
诺言。德国形成的局面在他看来并非毫无希望，君主制的倾覆，在他的心目中是积
极进展的开始。１９１９年，埃伦费斯特曾极力劝爱因斯坦移居莱登，爱因斯坦答
复说：
“我曾对普朗克许下诺言，在这里的环境没恶化到我不得不离开之前，我不离
开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质利益，便离开我的政治
期望正在那里实现的国家，离开用爱和友谊来温暖我的人们，而在开始堕落的时期
我的离开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加倍地难受……那我就是忘恩负义了。如果事态的发展
使我没有可能继续呆在德国，那我可以走。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的离开将粗暴地破坏对普朗克的承诺。今后，我可能为
这种食言而责备自己。”埃伦费斯特在把爱因斯坦的决心通知洛仑兹的时候补充了
一句话：“这封信使我感到惭愧，同时也激起了我对这个杰出人物亲切和愉快的自
豪感。”爱因斯坦留在德国，就必然遭受反动派对他的打击。同时，他渐渐地与广
大公众更接近了，他的思想成了他们的一面旗帜。相对论成了政治斗争的中心，这
使相对论愈益深入人心。但是，要分析对相对论的广泛兴趣的原因，就不能不涉及
理论本身的内容和意义。问题的基础就是相对论和“古典理想”的联系。
关于世界是彼此相对运动着的物质总和的观念，在三个世纪中就成了一种有机
的观念的话，现在，这一现象从超距作用、绝对空间以及以太概念中解放了出来。
但是，这种解放是以反常的抛弃古典的速度合成定理为代价的。从而，理论导
出了关于存在的可靠的、无可辩驳的、实验上证明的反常性观念。与此相联系的是
“反常的唯理论”——关于宇宙和谐的观念，这种和谐表现在朴素的、但和传统的
“显然性”相矛盾的相互关系中。正是这一思想综合体，通过熟悉相对论的比较广
泛的人群逐渐渗入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里，保持了理论的普遍结论——坚信理性
万能和世界的客观性与和谐性，这些普遍结论在理性、和谐同历史冲突中神秘主义、
混乱对立的时代里，不可能不激励人们。往后，对理论的兴趣赋予理论以社会意义，
而反过来又增加了理论的普遍性。爱因斯坦本人坚信，不管学者的认识论思想是什
么样的，当他期待自己提出的理论得到证实时，他不可避免地要抛弃不可知论的立
场，但问题还在于他坚信的程度。只有关于世界内部结构的可知性，在某种程度上
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观念已经不够了。爱因斯坦绝对坚信观测将证实理论，这种信
念不仅和理论工具的数学的准确性相联系，而且也和世界可知性的有意识的、彻底
的和坚定不移的推断联系。当爱因斯坦收到日蚀时拍摄的照片时，他大为赞赏。他
赞赏的是摄影师的高超技艺，至于说到对理论的证实，爱因斯坦并不认为事情的这
方面是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别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当人们问起爱因斯坦，他将
如何对待否定的结果时，他的回答是：“我可能非常惊讶……”但是，“自然界的
成功”意味着的不只是这种证实，否则它似乎与其说是自然界的成功，不如说在一
种场合是绘画的成功，在另一种场合是物理理论的成功。理论依靠的不仅仅是“外
部的证实”，而且还必须和更普遍原理的“内在的完备”相吻合，并且当外部的证
实成功地与内在的完备吻合、观察和唯理论的标准吻合的时候，这种认识才是一种
成功。
爱因斯坦的立场丝毫未表示出对计算本身的高度评价。爱因斯坦根本不会谈论
对自己智力的评价，这类想法他从来没有出现过，爱因斯坦的道德品质也与它有关。
在这种水平上，智力上的强大与道德之间已不可能有矛盾。突然袭临爱因斯坦的荣
誉，使他感到一个学者对人类命运所肩负的责任。归根到底，这荣誉是这样一种史
无前例的作用的象征，在２０世纪科学已有了这种作用，而这是这个世纪的一个秘
密。
爱因斯坦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原子时代的先知，他比别人更早知道了能量等于质
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而且比其他学者更早感觉到，科学的势能使学者有义务介入社
会力量的斗争，而科学的实际应用方向是由这些社会力量来决定的。爱因斯坦没有
投身于社会力量斗争的主要方面，他距此甚远。但是，在最接近爱因斯坦的那方面
他曾起重大作用。这里说的是动员知识界为反对沙文主义而斗争。爱因斯坦并不总
能搞清楚这里已形成的局势，然而他在队伍里占有一席之地。
爱因斯坦没有清楚地看到那些能有效对抗战争和沙文主义的力量。他的和平主
义立场是直觉的。１９２０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我的和平主义是一
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
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反感。我能给这种反应以
合理的解释，但这似乎是一种事后的推断而已。”在国际联盟内成立了一个知识界
合作委员会。爱因斯坦接触到各种政治倾向，它们促使他从纯直觉的敌视一切残暴
的和平主义，转变到了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明确立场。在关于知识界合作委员会会
议的回忆录中，爱因斯坦纯粹个人的特点都被反映出来了。
１９２３年，爱因斯坦退出了知识界合作委员会。
国际联盟在鲁尔被侵占时所采取的态度，对他产生了痛心的印象。爱因斯坦看
出：本能的和平主义不能对抗战争势力。
本能的和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爱因斯坦了，他在国际联盟的活动中，不仅寻找
善良的愿望，而且寻找维护和平行动的力量。爱因斯坦在国际联盟中既没有找到善
良的愿望，也没有找到维护和平的力量。
可是，单纯的否定立场也不能使爱因斯坦满意。
另方面，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居里夫人使爱因斯坦相信，在国联范围
内可以促进学者们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摆脱民族主义。爱因斯坦
在这段时间对科学是和沙文主义对立的东西想得很多。
他写道：“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
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
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
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爱因斯坦把科学作为有利于在地球上实现和平的巨
大力量。他一如既往全心全意从事科学工作。但科学本身不再是为了看不到沙文主
义的猖獗而借以藏身的避风港了，科学逐渐成了向沙文主义发动攻击的堡垒。
以后，知识界合作委员会的活动向爱因斯坦表明了，学者们的团结只有与反对
军事侵略和社会反动势力的直接斗争相配合，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１９２５
年，法西斯分子用墨索里尼政府的司法部长替换了知识界合作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
居里夫人声明，部长不能参加知识界独立代表的团体。爱因斯坦补充说，极权主义
国家的部长不能充当这种代表。但是，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开始表示担心意大利会退
出国际联盟，于是爱因斯坦看到了，对战争消极的厌恶实际上是和对战争、对反动
势力的容忍结合在一起的。
在２０年代会晤过爱因斯坦及其一家的安东尼娜·瓦朗坦，在其《爱因斯坦的
悲剧》一书中，描述了在知识界合作委员会会议期间爱因斯坦的心情：“友谊的纽
带、科学的兴趣以及音乐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大有帮助的。”一天傍晚，在令爱因斯
坦特别不快的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他偕同居里夫人坐在日内瓦湖畔的长凳上。幕色
笼罩，他们俩用沉静的目光凝视路灯映照在水中的光带。忽然，谈话又恢复了，可
是交谈者眼神中的忧愁已经消失。爱因斯坦问道：‘为什么水中的映像在这一处而
不是在那一处破碎呢？’居里夫人有些沙哑的声音被爱因斯坦那带有深刻洞察力的
声调感染了。话题转向了物理定律，谈论的是光学公式……”接着，瓦朗坦叙述了
爱因斯坦在对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深感失望而心情沉重的日子里，是怎样从痛心的现
实里逃避到音乐世界中去的。
有一次，委员会全体成员在湖滨饭店讨论，极力回避分歧。他们都觉察到，这
类分歧和科学观点的冲突相比是另一种性质。
透过说话的嘈杂声和盘子的叮噹声，传来了饭店的音乐声。在爱因斯坦的意识
中，音乐声渐渐掩盖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和白天的印象。爱因斯坦走到提琴手跟前，
拿起他的提琴演奏起来——“他的神情变了，脸上露出了笑容，表情柔和，他好象
在幻想，忘却了周围的一切。爱因斯坦无论如何没想到, 他在舞台上, 多少双眼睛
盯着他，是怎样一种情景。爱因斯坦旁若无人。他在洗涤当时一些交往给自己带来
的痛苦。”后来，已经很晚了，当有人提醒爱因斯坦时，他才以略带歉意的微笑把
提琴还给提琴手，走了出去。
爱因斯坦２０年代在柏林的住宅被列入柏林的名胜之一，他的住址哈贝兰大街
５号载入了旅行指南。
爱因斯坦居住的房屋，房主生于俄国，早就是爱因斯坦的狂热崇拜者。有爱因
斯坦作为自己的房客，对他来说是最值得自豪的成就。爱因斯坦租了一套９间房的
住宅。除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在这里还住着她的两个女儿伊丽莎和玛尔戈，后来爱
因斯坦的母亲也住过一段时间。爱因斯坦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一直寄居自己亲
戚家里，后来生病了，才迁居柏林。她于１９２０年去世。
这幢房屋座落在柏林西部一个较新的区域。这个区是以街道命名的，叫巴瓦斯
基住宅区。宽阔笔直的大街，绿树成荫和新盖的房屋，把殷实之家都吸引到这个住
宅区来了。爱因斯坦居住的房屋像柏林的千万幢房屋一样，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里面矗立着一座圣格奥尔基脚踏飞龙的雕象。
在爱因斯坦的住宅内，一切都是普普通通的——浅色带花的壁纸，墙上挂着家
人的肖像和描绘弗里德里希大帝与两只小狗的图画复制品，房间的一角有一架钢琴，
这一切都和千百幢其他房屋的陈设一样，只有书房才显出主人的职业特点。抱着想
从房间的陈设上看到反映爱因斯坦个人特点的来访者，如果没有机会上楼看看的话，
是会感到失望的。阁楼上有两间不大的房间，有一道梯子把它们和住宅的其余部分
分开。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工作室和套间, 那里放着一张圆桌, 铺着红白线编织的桌布。
桌上是一叠叠纸张、小册子, 还有许多烟灰。两把铺草垫的椅子，一张卧榻，靠着
墙壁有几个装书籍、杂志和两部厚厚的圣经的书架。
书架上还有玛尔戈制作的犹太老人的雕像，这座雕像的名字叫《茨维贝尔拉比
》。玛戈尔对爱因斯坦说：
“吃葱头的人都有一头长达腰际的蓬松浓密的长发和胡须”。爱因斯坦很喜欢
这座雕像。
这座雕像是家庭中纯朴、友好和充满幽默气氛的象征，它就放在从前房主们留
下的物品中。这些物品并不妨碍爱因斯坦，别人的嗜好也不惹他烦恼。桌子上放着
一架小望远镜，当客人问起望远镜的用途时，爱因斯坦答道：“没有用，它不是用
来看星星的，望远镜是从前住在这儿的食品杂货店老板的。我像爱护玩具一样地爱
护它”。当有人问起他的仪器放在哪里时，爱因斯坦笑着指指自己的前额。有一次，
爱因斯坦在回答有关他的实验室的问题时，拿出了自己的自来水笔。
爱因斯坦早上８点左右起床。穿上晨衣便鞋，坐在钢琴前面，等待浴缸接满水。
当妻子说：“阿尔贝特，准备好了”，他就走进浴室，艾尔莎随后赶紧关门，因为
爱因斯坦自己经常忘记关门，早饭后，他装满烟斗就进工作室去。
人们常常问爱因斯坦：他一天工作多少小时，而他总难以回答，因为对他来说
工作就是思考。有时，他自己也问某个朋友：“您一天工作多少小时？”—— 而
当他得到的答复是８小时或１０小时的时候，他耸耸肩说：“我可不能干那么长时
间。我一天工作不能超过四— 五小时，我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当爱因斯坦去工
作室后，艾尔莎便坐下来拆信件。
信件来自世界各地，是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这几百封信是由看门人装在几个大
篮子里送来的。写信人有学者、政府要员、组织和社团的头头、工人、失业者、大
学生。许多信的内容是求援或求教、建议效劳。一位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
自荐效力。信中，发明家谈各种新机器，父母们谈论他们取名为阿尔贝特的孩子们
的情况，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一种新型雪茄烟取名“相对性”。
艾尔莎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
过目。这项工作要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在１９３０年, 爱因斯
坦诉苦说：“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问、邀请
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
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喝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
对过去的信件未作答复。
“加上我的母亲有病，但我的‘伟大时刻’——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又来
了。简而言之，我差不多成为只会作简单反射运动的一捆东西了。”另一次，爱因
斯坦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爱因斯坦说过，
他之所以向往一艘带帆的快艇，是因为他在那里可以无须害怕有人来访。爱因斯坦
不喜欢别的运动形式。他说：“我不喜欢耗费体力的运动，我很懒，我唯独喜欢驾
驶帆船。”爱因斯坦穿着极其简朴，他身穿咖啡色皮上衣—— 艾尔莎的旧礼物。
天冷时加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的礼物并且也是很旧的了。爱因斯
坦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 只有在特殊场合, 并有全家人的一致要求才穿
晚礼服。
还有不少对爱因斯坦的外貌、他的习惯和工作方式的回忆。爱因斯坦在自己的
阁楼式的工作室里写作、阅读，而更多是思考。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绺白发绕
在手指上。爱因斯坦不时从放在他面前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爱因
斯坦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他的一幅肖像是１９１９年１１月照的，衣着的描
述补充了这张像片，爱因斯坦工作时通常穿一件旧皮上衣，褐色毛线裤并且赤脚着
便鞋。一位曾给爱因斯坦治过病的外科大夫莫里茨·卡特琴斯坦，描述了在柏林近
郊同爱因斯坦一道乘小艇游弋的情景。
爱因斯坦称卡特琴斯坦是他在柏林生活时期最亲近的朋友，说自己大夫的主要
特征是幽默和富于想象力。
医生又是在柏林郊外散步时的旅伴和交谈者，他对爱因斯坦作了多少带有职业
特点的说明：“他有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坦然地看着周围的事
物——关于这一点许多同时代人都知道。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爱因斯坦比
中等个儿略高，白皙的皮肤，结实的肌肉。他不爱吃药，却喜欢医生? 。
爱因斯坦喜欢跟人们交谈，因为可以得到和各种不同的人交往的丰富经验。他
在医生中间找到某种与自己特有的爱好相近的东西，因为爱因斯坦本人也可认为是
为人类健康的各种改善而斗争的一名战士。”在柏林时，爱因斯坦的一位经常的交
谈者是埃马奴伊尔·拉斯凯尔。爱因斯坦描写过拉斯凯尔：“拉斯凯尔无疑是我遇
到的最有意思的人之一，因为，把独立思考和使人类极感兴趣的问题结合起来的人
是不多的。我不是个象棋手，因此不能判断他在棋艺方面的智力有多强，在这种充
满崇高精神的游戏中，为获胜而斗争的精神使我反感。”爱因斯坦的本体论思想是
同在自身中寻找标准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因为后者不追求斯宾诺莎唯理论所特有的
目标：描述符合实在。这种倾向使爱因斯坦与为约定的胜利而斗争的一切形式疏远
起来，同样也与思维和研究个人的一切形式疏远起来。
一位会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在哈贝兰大街５号爱因斯坦的
住宅门前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怀着节日般的心情等待当面亲谒当代最伟
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夫人请我走进一个摆满了笨重家具的小房间。我说明了来
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
着，由于焦急和激动，我的脸都发红了。
最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和中国人道别后，便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短
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颗主要的钮扣。那张脸我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已经看
到过许多次。但是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他那炯炯的目光。”我把自己事先认真准
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友好地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
我到柏林以来见到的第一次亲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叙述自己的困难。爱因
斯坦注意地听着。“‘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一封介绍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不过这一
点用也不会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开过许多介绍信了’，接
着，他冷冷一笑，低声又说了一句：‘他是反犹主义者’。”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
几步，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点。我写几个字给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荐比我的
作用大。这样办最好了！”“他开始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
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草书了几句。他还不知道我对物
理学是否有所了解，就已经把信写好了。”英费尔德回忆爱因斯坦在柏林，曾会晤
过苏联政府的一些委员。契切林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和契切林的几次交谈，对
爱因斯坦来说，是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消息的来源之一。爱因斯坦在和卢那卡尔斯
基的谈话中表现出对苏维埃国家深切的同情。
关于这位学者，卢那卡尔斯基写了一篇不长的特写《在伟人身旁》。叙述的故
事从文学角度不仅刻画了爱因斯坦的外貌，而且也刻画出他对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
所表露的特殊精神境界。
“爱因斯坦眼睛近视，目光漫不经心。也许，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已经早就彻
底地转向内部某处。也许，爱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老是忙于和他的思想一起作某个
计算图。因此眼睛充满抽象的思维，甚至显出有些忧郁。然而，在社交生活中，爱
因斯坦是一个异常快活的人，这时，他的眼睛霎时间完全变为孩子般的眼睛。他的
不同寻常的质朴产生了一种魅力，以至使人不知怎么地就想抚爱他一下，握握他的
手，拍拍他的肩膀。当然，这样做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得到的是某种温柔的同情感、
对无自卫力的质朴的赞赏感以及无限的尊敬感。”卢那卡尔斯基也描写了艾尔莎，
“她是一位不太年轻的女人，头发浓密灰白，但有魅力，精神上仍然是很美的，甚
至胜过肉体上的美。她全心全意地爱自己伟大的丈夫，她准备献出一切为保护丈夫
免遭生活拖累，并为他建立起一个极其安静的环境，使他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能在
这样的环境里成熟。她充分认识作为思想家的丈夫的伟大作用，并充满对丈夫像对
最招人疼爱的与众不同的大孩子一样的情感，充满伴侣、妻子和母亲的最温柔的情
感。”２０年代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的转折时期。他目睹了民族复仇主义情绪高涨的
严重局面。在科学创作上，广义相对论的辉煌成就被对统一场论极其艰难、复杂、
有时是折磨人的探索取代了。广义相对论在发展，它的工具日益完备。但是，现在
爱因斯坦的科学兴趣的重心却移到了另一个领域。
广义相对论出现后，统一场论问题立刻就提上了日程。把引力和空间的弯曲看
成是同一的，可否找到空间的另一些几何属性，并把它和除引力场以外的另一些力
场看成是同一的呢？可否用这种方法把所有的力场以外的另一些力场看成是同一的
呢？除引力场外，那时已知的其他场只有电磁场。把电磁场几何化的尝试，即把电
磁场想象为空间几何属性的变化的形式已着手进行。建立统一场论的任务就在于此。
１９１９年，与引力理论几何化同时，盖尔曼·魏尔也提出了电磁场理论几何
化的设想。爱因斯坦把引力和空- 时弯曲视为同一的, 他假定引力场在其中起作用
的空- 时不遵循欧几里得几何学， 而遵循黎曼几何学。在黎曼几何学中，矢量沿
着封闭线改变自己的方向，空间的弯曲也就表现在这里。不过，在黎曼几何学中，
这样改变了自己方向的矢量仍然保持着起初的长度。在魏尔几何学中，这个矢量已
不再保持自己起初的长度了。矢量方向的改变是和引力场同一的，它的长度的改变
是和电磁场同一的。这样，统一的几何图式，空- 时的几何属性的统一概念, 既可
以求出引力场方程，也可以求出电磁场方程。
爱因斯坦赞赏几何学的严谨和精巧，但仅仅是几何的。关于魏尔图式的物理内
容，关于存在的规律性真正遵循这一图式，关于用实验来解决世界几何构造问题的
可能性——所有这些都还谈不上。况且，对爱因斯坦来说重要的不是理论的几何学，
而是物理学的“内在的完备”。
爱因斯坦提出过一系列其他的几何图式，起初在他看来，其中每一种图式都能
获得物理单值性，而后来又证明结论下得太早了。以后魏尔放弃了发展自己的图式，
爱因斯坦则继续进行类似的尝试。可是，全部问题在于，构想出没有物理解释的几
何图式，或把这种解释推给未来，都不能使爱因斯坦满意。他以惊人的倔犟筑起一
个个新的堡垒，他期待物理的单值性。
几何构造是灵魂，它们在寻求体现。这种探索折磨着爱因斯坦，在他的意识里，
它们被深深打上了社会不和谐的烙印。爱因斯坦１９２０年４月给埃伦费斯特写信
说：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我没有再取得进展。电场仍像过去那样不同任何东西相联
系，在电子的理解上我也没有任何发现。是我的头脑失去了灵活性，还是真正救命
的思路还在远方呢？我兴奋地读着《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是我手头所有的书中最
令人吃惊的一部书……这里，表面上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但到处都可以感觉到极其
尖锐的矛盾，城市里到处是骇人听闻的贫困和饥饿，儿童死亡率高得怕人……”他
在抱怨统一场论的失败与叙述柏林生活的沉重印象中间，《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信
中说到的唯一使爱因斯坦精神振奋的东西。表明爱因斯坦在控索世界和谐时是怎样
常常离开抽象逻辑公式的领域，走进文学艺术知觉的领域。科学创作的激情和艺术
兴趣与爱好的唯理论使这种过渡变得容易了。
现在涉及统一场论还为时过早。
有趣的是，爱因斯坦的对手们发现，欢迎爱因斯坦的听众在扩大。在德国出现
了一本以《相对论蛊惑群众》为名的小册子。它的炮制者写道：
“因为相对论的错误性质在科学界已昭然若揭，所以爱因斯坦才开始越来越诉
诸群众，并使自己的理论和他自己都具有公开的性质。”在２０年代初，爱因斯坦
和艾尔莎到过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然后去过美国, 在英国停留过, 访问
过法国，最后还完成了日本、巴基斯坦和西班牙之行。在荷兰莱登，爱因斯坦在五
百多听众面前宣读了《以太和相对性原理》的演讲稿。这篇通俗的、涉及到物理学
基本思想的讲稿，具有寻求非专业的志同道合者的特点。它贯穿着宇宙合理图式的
思想，现在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在评论它的社会反响。相对论的敌人就爱因斯坦的
观点写道：
“长时间来人们竭力要我们相信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实，即以太是不存在的，而
现在爱因斯坦自己却又重提以太。对这个人决不能轻信, 他经常自相矛盾。` ”爱
因斯坦朋友们的热忱，及在莱登演讲之后的朋友人数空前增长，表明问题不仅涉及
物理学，而是涉及捍卫合理的、科学的世界观而反对反动势力。
１９２０年，他在《以太和相对性原理》的演讲中历史地处理了以太概念。以
太概念是应世界物理图象的统一愿望才出现的，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以太概念还没
进入物理学中，人们宁愿简单地说改变空间性质的是引力场。
１９２０年赴莱登旅行是埃伦费斯特的社团吸引了爱因斯坦。埃伦费斯特的家
成了爱因斯坦自己的家，埃伦费斯特和他的妻子塔吉亚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阿法
纳西耶娃- 埃伦费斯特成了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的最亲密朋友。１９２３年，埃伦费
斯特接替了洛仑兹在莱登大学的职位，而爱因斯坦被聘为编外教授。他从柏林赴莱
登，到埃伦费斯特那儿，他们每次都为他准备好他喜欢的东西。埃伦费斯特一家人
都记得，爱因斯坦来到他们的住所，见到了为他准备的东西而发出的欢呼声：“一
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外, 还需要什么！”莱登演讲后第二年，布拉格
“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发表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他成了菲力
普·弗朗克的客人。弗朗克和他的妻子那时候住在德国大学物理实验室，也就是从
前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那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很难找到住宅。爱因斯坦被安顿在那
里，这倒有助于他躲避记者们的干扰。
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
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的会见。在一连串欢迎词后，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
他说：“看来，如果我为你们演奏小提琴来代替讲话那将更愉快，更易理解。”于
是，为了使大家高兴，爱因斯坦演奏了莫扎特的奏鸣曲。
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直赴维也纳后，他在坐满３０００人的音乐大厅里发表了
公开演讲。
爱因斯坦住在天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埃仑哈夫特那里。他们经常同
爱因斯坦争论，尽管如此，而且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喜欢跟他会晤。埃仑哈夫特的
妻子是奥地利有名的妇女教育的组织家，她想使爱因斯坦在演讲会上显得仪表堂堂
；因此，她从爱因斯坦带来的两条裤子中拿出一条让裁缝熨平，并亲手把裤子交给
了爱因斯坦，不料爱因斯坦却仍然穿着那条没熨过的裤子出席了讲演会。
１９２１年，爱因斯坦开始访问美国，并在那里作了关于相对论的一系列演讲。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群众人山人海。轮船刚一靠岸，采访记者就挤满了甲
板，他们把爱因斯坦团团围住，他不得不答复种种问题。他们请求他用几句话来说
明相对论的本质，爱因斯坦回答说：“如果你们同意不过份苛求答案并把它当作一
种玩笑来接受的话，我可以作如下解释：从前人们以为, 如果所有的物体从宇宙中
消失掉, 时间和空间依然存在。而根据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将同物体一起消灭。”
爱因斯坦在美国所作的演讲中，最重要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次演讲。它们都出
版了，并且在很长时期里成了相对论的经典阐述。
在离开美国的归途中，爱因斯坦应哈定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短暂停留，并在皇家
学会演讲。广大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然
而却代表着德国的科学。开始人们并没有以掌声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讲了科学的国
际意义，关于学者们的接触，关于英国人民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关于牛顿。他感
谢了英国的同行们，并且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
重要的证明。他的演说曾是学者们国际合作的纲领，它不仅大大地扭转了听众的情
绪，而且也大大地扭转了英国科学界的情绪，而这一阶段的旅行同样也显示了爱因
斯坦思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意义。
在伦敦, 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住在一幢贵族宅邸中, 在那里给他们安排的住处规
模比他们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爱因斯坦被这种处境弄得很窘，当贴身仆人来侍候
他的时候，这种感觉变成了真正的惊恐。爱因斯坦看见这个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
,就转身对妻子说：
“艾尔莎，你怎么想，要是我们企图逃跑，他们会允许我们出去吗？”他们在
一间挂着厚厚窗帘的巨大卧室中就寝。早晨，爱因斯坦象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打
算拉起窗帘然而这是徒劳的。背后响起了妻子愉快的声音：“阿尔贝特，你为什么
不叫仆人，让他来干这个？”“不用了，这太可怕了。”最后，他们俩使劲征服了
窗帘，爱因斯坦才偕同艾尔莎去餐厅用早点。
晚上，设宴欢迎客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出席了宴会，他的兴趣是要弄清楚相对
论对宗教有什么关系，于是他就向爱因斯坦询问。回答简短而肯定：“没什么关系”。
大主教松了口气，现在他可以放心了。
１９２１年７月，爱因斯坦返回柏林。在美国和在英国的辉煌成功，使围绕爱
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社会斗争白热化。在德国，反动派抬头了。
１９２２年６月，主张靠拢苏俄的拉特瑙被刺。
在他出殡的那一天，大学里都停了课，只有勒纳德在海德堡示威式地邀集其政
治伙伴们去听他的讲座。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攻击成了反对民主、和平进步的大
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海德堡的工人在拉特瑙出殡的那天，把勒纳德从他的演讲
厅赶了出来，而勒纳德报之以对相对论进行歇斯底里的种族主义的攻击后，一切就
昭然若揭了。勒纳德和民族主义恐怖组织认为相对论是他们所痛恨的唯理论思想的
胜利。工人和民主知识分子认为相对论是某种同反动派对立的东西。
在１９１９——１９20 年被直觉地猜到的一切东西，现在被围绕爱因斯坦和
相对论的社会斗争的进程证实了。１９２２年３月，爱因斯坦在朗之万倡议下被邀
请去法国。朗之万和诺尔德曼接待了他，诺尔德曼是一位法国物理学家，他为了在
法国传播爱因斯坦的思想做了许多工作。
朗之万和诺尔德曼得知民族主义保皇派准备在车站寻衅闹事，因此，他们把爱
因斯坦从车站边门接进城了。其实，蜂拥在车站前的是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
想欢迎爱因斯坦，并在必要时对挑衅偷袭给以反击。领头的青年就是朗之万的儿子。
３月３１日，星期五，下午５时在法兰西协会最大的讲演厅里，学者们和一些
大学生都到齐了。与会者奇怪的是, 在这个轰动一时的晚会上没有“巴黎味”, 就
是说没有戏剧首演的普通观众。原来朗之万精心安排使入场卷只发给对当下讨论的
实质感兴趣的人。
爱因斯坦在讲演中讲了古典相对性原量和电动力学之间的冲突，电动力学使人
产生了兴趣。
４月３日，在法兰西协会物理学讲堂里举行了较小范围的讨论。爱因斯坦指出，
用观察在彼此相对运动中的时钟来校准时钟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诘难者是潘列维，
一位曾热情地谈论过爱因斯坦的光辉天才，又是批评过相对论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数
学家。他举出一些同这些结论相矛盾的例子, 正如爱因斯坦解释的, 是些被暗中弄
进的例子，而狭义相对论的适应范围扩充不到这些例子。
４月６日，在索尔波纳举行了法兰西哲学协会会议，爱因斯坦在会上阐明了自
己对康德哲学的看法，然后和柏格森发生了争论。柏格森坚持以特殊的“内在的”
直觉理解时间概念。梅耶松向爱因斯坦提出一个问题：你对马赫哲学的态度是怎样
的？他听到的回答是已经引用过的评语：“一位蹩脚的哲学家”。
在法兰西科学院, 爱因斯坦没发表讲话。在这里, 对许多人来说，爱因斯坦的
名字是很不受欢迎的，因为他是自由、和平、社会进步的捍卫者。科学院的其他成
员认为，相对论对神圣的古典科学是危险的。对他们来说，照爱因斯坦的说法：
“他们在１８岁之前学到的一切才是经验，后来的一切均属臆造”。
爱因斯坦离开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没呆多久。从日本寄来了一封封坚决的请帖。
那里人们准备好了听他演讲，等候他的光监。１９２２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
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
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到处都把爱因斯坦的到来看作是愉快的事件。
从科伦坡到上海的旅途给爱因斯坦留下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印象。全部时间都
在进行紧张的脑力活动：
爱因斯坦在思考问题，对他来说，这些问题在漫长的３０年岁月中成了他的希
望、失望，有时是悲剧性的失望，新的希望、新的失望的源泉。对统一场论的思考
并没有被旅途中的种种印象从意识中排挤掉，但也没有干扰这些印象。科伦坡、新
加坡、上海的居民生活等引起了爱因斯坦最大的兴趣。
１１月底，爱因斯坦到达神户。欢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连不断地讲演、会
晤、接见和访问开始了，最令人厌倦的是每句话都要翻译。讲演会上，千百个人端
坐恭听他们不懂的德语，然后更注意地听日本学者翻译爱因斯坦的话。第一次讲演
连翻译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爱因斯坦决定饶了自己恭顺的听众，所以在第二个城市
里讲演带翻译延续了两个小时。可是他错了。爱因斯坦的日本旅伴有点不好意思地
对他说，这种压缩使听众感到不快。
在日本时，爱因斯坦获悉把他选进俄罗斯科学院的消息。由约飞、拉扎列夫和
斯契克罗夫署名的推荐书说：“最近１５年来物理学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在很大程度
上归功于他的思想……”在每一个新的城市，伴以复杂仪式的接见、会晤、馈赠接
连不断。人们赠送给爱因斯坦《茶道百科全书》，在四卷巨著中详载着各式各样的
喝茶的仪式。
日本给爱因斯坦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在日本呆了几个星期之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带着临别祝愿，满载礼物前往巴
基斯坦。不列颠高级专员萨缪尔请他们住进自己的官邸，并亲自担任向导。
在这里，爱因斯坦也不得不遵从礼仪，每次外出，都要鸣响礼炮；每到一处，
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爱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
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
爱因斯坦在耶鲁撒冷大学、特拉维夫和其他城市发表了讲演。他到处受到广大
听众的欢迎，他把自己的科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告诉他们。
辞别巴基斯坦之后，爱因斯坦和艾尔莎于１９２３年３月到达马赛，从马赛前
往西班牙，然后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爱因斯坦在马德里大学作了学术报告。
１９２３年６月，爱因斯坦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奖金是１９２２
年１１月，即在他东方之行启程后不久决定颁发给他的。在哥德堡，他在斯堪的纳
维亚学者们的集会上发表了讲演，瑞典国王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些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
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
斯坦的确还保持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
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爱因斯坦曾在《泰晤士报》上开的玩
笑得到了证实。在瑞典，偏重比较正式的和比较固定的瑞士说法，因此瑞士大使也
就充当了爱因斯坦祖国的代表者。
早就准备给爱因斯坦颁发诺贝尔奖金了，但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犹豫不决，
相对论遭到不少的反对意见。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当时有一个传统，就是把奖金授予
具体的发明，而且是没有争议的和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发明。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奖
金委员会害怕因授奖相对论引起政治纠纷，害怕来自勒纳德及支持者的反对。因此，
授奖的理由措词如下：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
其他工作，特授予奖金。”勒纳德立刻向瑞典科学院发出了强烈抗议。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米列娃。
返回德国后，爱因斯坦比过去更经常地向比较广泛的听众发表科普方面的讲演，
作一般课题的报告。
他还参加慈善募捐音乐会。在这个活动领域，给他带来了料想不到的荣誉。
１９２８年，爱因斯坦去过达伏斯，在那里给有病的大学生讲课。之后，他不
得不作为一个病人呆在瑞士，爱因斯坦在驾驶一艘笨重艇用力过度之后出现了心脏
扩张的症状。在楚奥斯一家旅馆里，他怜悯一个看门的老头，没让他提箱子, 自己
把箱子提上了楼, 因心力衰竭而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床上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艾
尔莎要找一位助手，使病人能继续进行科学工作。人们向她推荐了海伦·杜卡斯，
她担任了爱因斯坦的秘书直到他逝世。
１９２９年到了。爱因斯坦的５０诞辰也快到了。
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挂着照像机、拿着采访本的“春燕”。
即将来临的风暴把爱因斯坦吓坏了，他逃之夭夭，生辰前几天就搬到柏林附近
湖滨的一幢单门独院的小别墅去了。生日那天全家团聚在一起。艾尔莎和她的女儿
们带来了爱因斯坦喜欢吃的午餐，内有蘑菇、焖青菜、沙拉、水果和蛋糕。咖啡和
酒是被禁止的。
柏林市政府决定在爱因斯坦生日前送给他一幢郊区别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员
们在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两次送给爱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无权支配的地皮，造
成了极为难堪的局面。要求学者自己寻觅一块合适的地皮，然后市政府可以把它买
下来并在那儿建造房子。艾尔莎在波茨坦附近的卡普特村找到了这样一块地皮，和
地皮主人签订了合同，请好了建筑师和工人。然而在出资购地造房问题上遇到了市
政府中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对，于是决定拖延了。这件事搞得非常不体面，所
以爱因斯坦坚决拒绝这一馈赠。
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遭受到极大的不幸，他的幼子爱德华患了严重的精神病。
１９３０年初夏，爱因斯坦接到了爱德华给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诉信。爱因斯坦慌忙
赶往苏黎世，米列娃在绝望中告诉他，爱德华患了日益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苏黎世
及后来维也纳的精神病专家都未能遏止大脑功能的迅速衰竭，病情发展了，康复已
经无望，爱因斯坦返回柏林时大大变样了，骤然变得苍老、抑郁。
这种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间也没有消失。１９３０年，爱因斯坦以“客座教
授”的身份在帕萨迪纳加里福尼亚工艺学院讲授了一系列课程。这一次，爱因斯坦
想局限于纯学术的探讨。在２０年代后５年中，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为这种探讨提供
了大量的理由。
但刚抵达纽约港一切安排都改变了，轮船在这里停留了５天，它留给爱因斯坦
记忆里的是接连不断的谈话、接见、访问、参观, 又是谈话……轮船未靠稳, 甲板
上就出现了１００多名记者。
在从纽约动身去加里福尼亚之前，爱因斯坦顺路去了哈得逊湾岸边的里维尔塞
德— 丘奇大教堂。大教堂里装饰着各个时代和民族伟大人物的塑像，其中只有一
尊是塑造一位还健在的伟人——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这回再也不能用他惯常的对
个人荣誉的幽默态度坦然处之了，他非常难为情，并且十分颓丧。
看来，颓丧的情绪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爱因斯坦忘不了儿子的悲惨命运，加上
黑帮组织的不断增长的和越来越令人担心的积极反对。反理性的势力压制着科学的
和社会的唯理论拥护者的意识，爱因斯坦已经不能进入纯物理思维的环境中去了。
他开始对无休止的虚有其表的繁文缛节的要求，不再能像从前那样幽默，而完全是
坚决的抗议了。
在帕萨迪纳，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讲话，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学集会、座谈和私
人交谈所冲淡，必要的参观名胜和郊游在这里不像在纽约附近那样劳累。在亚利桑
那，爱因斯坦参观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予他首领的尊号，赠送他一套印第安
服装，他获得了一个名字：“伟大的相对论首领”。
１９３１年春，爱因斯坦离开美国，应允第二年再来加里福尼亚学院，并带走
了许多纪念品，包括上面提及的印第安首领服装、夏威夷篮子、亚利桑那的树枝化
石，但谢绝了像无价之宝的古尔涅尔小提琴之类的礼物，爱因斯坦说：“应当由真
正的大师来用它演奏。”１９３１年末安排了下一次帕萨迪纳之行，爱因斯坦在和
加里福尼亚物理学家的交往中渡过了整个冬天。看来，吸引他的不只是帕萨迪纳的
科学界，旅行本身也吸引着他，１９３２年春才返回柏林。德国的局势和欧洲的国
际局势唤起了他政治积极性的新热情。
５月，爱因斯坦去日内瓦，那里正在召开裁军会议。
会议上得知爱因斯坦莅临，许多代表和差不多全部记者都跑下和平宫的台阶去
欢迎学者。
会上的某些发言给爱因斯坦产生了痛心的印象。
他懂得了，为了防止战争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高谈阔论，而是
切实的裁军。过了几小时，贝尔科维奇见到了怒气冲冲的爱因斯坦。宾馆的看门人
告诉贝尔科维奇，爱因斯坦从和平宫回来后不停地拉小提琴，奏出满含忿懑和悲痛
的琴声，时而以激动的叹息声使演奏中断。
爱因斯坦同贝尔科维奇谈话，一开始就严厉指责用热爱和平的言词掩盖实际上
准备战争的国务活动。
爱因斯坦说：“他们欺骗了我们。他们愚弄了我们。在欧洲和美洲有几亿人，
全世界有几十亿人，还有几十亿人将出生，他们已经受到并将受到欺骗和出卖，这
些欺骗和出卖危及他们的生命、健康和幸福。”欧洲的反动派用日益增长的仇恨对
付爱因斯坦。
而且不只在欧洲，在第三次去帕萨迪纳前夕，爱因斯坦又听到了他早就熟悉的
种族、教权扩张主义大合唱的美国音调。上次去美国办理护照不用他费事：全部出
境手续都是由美国大使馆亲自办理。这一次就不同了, 当时大使不在柏林，于是这
事就落到了助手手里, 这位助手召见了爱因斯坦，要他呈报此行的目的、政治观点
和联系。爱因斯坦发火了, 他声称不去美国了, 便离开了大使馆。这才引起惊慌，
向华盛顿彻夜进行交涉，翌晨就派信差把签证送到了爱因斯坦家里。
--------
泉石书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