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on版 - 馮可立：特首選舉突顯界別利益侵擾整體利益 (1/2) |
|---|
|
|
|
|
|
|
q****3
发帖数: 2223 | 1 zt:信報
本系列「名人看民主」訪問由鄭宇碩聯同陳家偉協力完成。
這個系列以訪問香港各界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看法。計劃源起於民主動力發起撰寫香港民
主運動史，我們獲委任承擔這項工作，並以人物專訪作開始。透過這一系列專訪，表達
了受訪者對香港前景的關注，也描繪出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雖然路途崎嶇，但也充滿機
會。
問：陳家偉
答：馮可立
問：你是怎樣參與社會運動？你為何加入SOCO （社區組織協會）？
答：我開始社會運動不是始於SOCO，而是在學生時代。1971年我入大學，參加了保釣
行動，1972至73年我是港大學生會常務秘書，負責很多具體的事情，亦曾推動反貪污捉
葛柏事件。我是從學運開始參與社運，直至如今，仍參與福利運動，到如今約四十年。
問：1970年代社會運動的發展是如何的？
答：學運起初是從保釣事件開始。保釣事件令當時學生的民族意識萌芽，國粹派因而
抬頭，不過這股民族意識並不持久，在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他們完全失去方向，我認
識的一些國粹派領袖簡直是惘然不知所措。從學生運動衍生出的民族意識逐步褪色，後
來差不多消失了。
因為國粹派的隱退，當時另一派社會派成為主流，批判社會不公義的事情，後來不少社
會派人士亦投身社運。我們可以說，學運從民族運動走向社會，抗拒或鞭策當時的殖民
地政府，也因此出現了壓力團體，在教育、福利、房屋、勞工等問題上推動改革。
總結當時的學運和社運，有兩個明顯的反殖方向：
一、民族主義：確定民族身份。
二、反精英集團：市民參與意識的提升。
問：這裏不是有一點矛盾嗎？當時的大學生，不就是社會的精英？為何他們不是進入建
制，反而變成反精英、反建制呢？
答：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事實上，確實有人不喜歡在建制內工作，覺得入了官僚制
度，便失去自由發揮，沒法自由自在地去闖去幹。我當年入了社工機構工作，薪酬比在
政府和商界的同學為低，但卻有很大的自由空間。直到今天，很多社運的朋友就是嚮往
這種自由空間，而不進入建制。
問：我們看到當時很多社會派的朋友，都強調他們是戰後土生土長的一代，對香港有一
份認同感。大學生的身份加強他們這種認同，認同社會的困苦。盧子健、楊森、何俊仁
在他們的回憶都有相似的經歷。你剛才所述的反殖和反建制是否也是與當時大學生身份
認同有關呢？
答：很難用身份認同這樣簡單來描述我剛才所述的情況。1960年代，香港有很多社會
問題，如貪污舞弊、貧富不均、公共服務不足、很多內地人游水來港而浸死在后海灣，
當時感到人命很賤。對我來說，這些見聞使人有挺身而出捍衞公義的衝動，並沒有考慮
什麼身份認同和定位。反而後來出現政治變化後，才開始回顧和詳細分析身份認同的問
題。我相信不少社運人士參與的起點都是激於義憤，後來才作回顧和反思。
問：1970年代，壓力團體處理的問題大都是經濟民生的事情，而1980年代則是政治團體
的年代，這種的看法對嗎？
答：從理論上來說，這也不是純粹經濟民生的問題。社會學家曼威．柯士特（Manuel
Castells）分析城市社會運動（Urban Social Movement）時，提及「集體消費」（
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概念。他指出，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很多集體消費問
題，例如教育、福利、房屋、衞生醫療、交通等。「集體消費」使一個概念——「公眾
」（public）更具體化。
「公眾」不是家庭、鄰舍或階級，而是一大群在城市中「有關係的陌生人」，有共同的
生活方式、困難和訴求，例如衞生、交通、房屋等，因而建立和推動着一套新的政治認
同感。
其實，從1970年代開始，香港急劇城市化，城市社會運動的活躍，使港人對「公眾利益
」這概念逐步建構起來，脫離借來的時間和地點的感覺。到了1980年代區議會成立，人
民有權投票，我看到一些初出茅廬的社工以壓倒性的選票贏了地位甚高的社會賢達，主
要是社工如何突出公眾利益的要求來說服選民。這與今天特首選舉剛好相反。
問：為什麼？
答：今天的特首選舉突顯了界別利益如何侵擾整體利益。「集體消費」使人們建立起
共同感，例如樓價、高通脹、交通擠塞，觸動着人民的焦慮，這並非什麼福利國家的倚
賴性。若從此角度看，民主選舉可以說是持續地深化人民的整體利益感，更催化核心價
值的鞏固，使之更明顯和立體化。
區議會選舉起着這個作用。當時在一些社運人士中，也爭論應否參與這個地區諮詢組織
的選舉。我認為就算是假選舉也應當作真的民主選舉來處理。因此，SOCO是第一個團體
公開支持社工和基層人士參與選舉。對我來說，1980年代民主化的發展，就是港人不斷
地尋找和鞏固公眾利益和核心價值，但但後來在政制上劃分了功能組別，那是破壞了這
個大方向和社會的凝聚力。
問：把「公眾利益」帶進議會是否成功呢？
答：這要回到政府一份機密文件《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報告書》，它大概在1981年由
傳媒洩漏，常務委員會的工作是秘密監視壓力團體的背景和作為。我看過這份報告書，
對這個殖民地政府也多了一些安全感。在報告書中，政府的統治態度有明顯的改變。它
一開首就說，殖民地政府不是由人民選出來，所以要謙虛聆聽人民的聲音，對不同聲音
應有較客觀的看法，施政時不能漠視人民的意見。
事實上，從1970年代開始，香港政府面對現代化的挑戰。當時政府接受了《麥健時報告
書》（McKinsey Report）的建議，改革官僚制度的決策和執行機制。另一方面，也開
始打破以往的精英制，委任少許基層代表進入立法局。
雖然基層代表並未對施政理念有太大的改變，但是在城市社會運動的衝激下，議會的運
作也逐步改善，更加重視集體消費的訴求。我有不少機會與基層人士到兩局議員辦事處
請願，以前議員那種高不可攀的鄙視和不耐煩，逐步改善為嚴肅和積極的跟進。以往殖
民地統治者那種優越感，到1980年代中期差不多已經完全褪色。
************************************************
馮可立簡介：
社運老將馮可立教授，從港英殖民政府起，已以現代化理論描述香港1970至80年代的
社會運動和民主發展，期望把「公眾」這個概念帶進議會。今天的特首選舉卻走回頭路
，只成為界別的利益分配，已破壞過去社運的努力，未能維持「公眾」的利益。馮可立
亦從公民社會不同的層面，指出今天社運的境況。
陳家偉簡介：
當代亞洲研究計劃的高級研究助理 | p*********8
发帖数: 3365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