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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
发帖数: 3365 | 1 信源：解龙将军博客
为什幺小小日本敢于和中国叫板？干预抢夺中国的钓鱼岛？
因为中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
经过了十四五年的抗日战争，中国还被迫割让蒙古给苏联土匪集团！
《世界历史中的“九一八”》（徐戬）一文认为：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九一八”的
世界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九一八”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
且与现代中国奠定国基的历程息息相关。该文尝试重新理解作为世界史事件的“九一八
”，揭示中日战争对共和国政治品质的深远影响。深入分析战后狗日的日本的历史衍变
，即可发现“狗日的日本帝国”名亡实存，自晚清直至当下，它始终威胁着中华民族的
国家安全。为了看清战后格局的实质，本文论述了美国对日本的“教育”，以此折射出
百年来中日问题背后的现代性危机。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教育”，导致
日本一再罔顾道义。只有对日本进行“再文明化”，才能真正避免“大日本帝国”卷土
重来。
该文如下：
一、引言
1937年7月，日军越过卢沟桥发起对北平的占领性攻击，中国的全面抗日从此爆发，“
八年抗战”即从这一“事变”算起。然而，已经过去了整整81个春秋的“九一八”意味
着什么呢？严格来讲，人们恐怕未必熟悉“九一八”，至少谈不上真正理解这一事件。
1931年9月起至1937年7月，这段历史并没有被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之内。如果日军
没有进一步向华北发起攻击，仅此为界，中国是否就不会有抗日战争了呢？可以看到，
“九一八”之后，中国的共和政府并未对日宣战，国民政府让二十多万军队撤出了东北
三省。
事实上，按照“九一八”事件主谋者石原莞尔的设想，吞并中国东三省后，日本不应继
续南侵，而是以此为基地进占蒙古，然后以整个中国作后方基地应对俄国。倘若日军采
纳了这一密案，中国与日本的疆界就会划在距离北京以北两百公里的地带，因为，“国
际正义”打算认可这一疆界。“九一八”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的建国根基，也
有助于我们认识“东亚”的现代性乃至所谓“国际正义”秩序。
“九一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其结局仍然规定和制约着如今整个亚洲的
秩序。历史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淡忘历史意味着我们将再次遭遇“不宣
而战”。
二、不宣而战81年前的9月18日，小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对中国重启战端，第二次中
日战争拉开帷幕。今天有必要重新理解“九一八”的历史意义，因为“新中国”的建国
根基正是在由此开端的抗日战争中奠定的。如今，“八年抗战”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说
法。然而，这种习惯用语却很难经得起推敲：既然第二次中日战争起于“九一八”，那
么战争阶段当持续15年之久。中日第二次战争在共和政制同天皇老狗体制之间展开，实
为长达15年的殊死较量----学界向来有所谓“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八年抗战”的说
法表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九一八”的真实性质，从而无法看清中日战争的世界历史
意义。
欧战之后，国际格局风雨飘摇，“九一八”的直接背景是列强的全球争霸。从全球秩序
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凡尔赛体系的危机。小日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脆弱
格局发起冲击，这一格局终于首先在中国东北发生断裂。西方学者强调，“九一八”不
仅是中日战争的肇端，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
从结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了两大阵营之间对1919年以后国际现状的全球性
争夺。从这一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在小日本1931 / 1932年占领东北亚（中国东
北）就开始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是其继续，希
特勒对波兰的袭击则导致了英国和法国对其宣战。①回顾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历史行程，
不免令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感叹。民国肇造，未料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战频繁使共
和政制名存实亡，强敌环伺令中国文明危在旦夕。更为不幸的是，内忧和外患紧密关联
在一起。百年以来，中日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九一八”仅是众多冲突中的一环：小日
本窃据琉球之后，甲午战争对晚清帝制形成了致命一击；民国成立不久，小日本即把“
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支持袁世凯颠覆新生的共和政制；此后，五四运动更与小日本
强占中国山东直接相关；到了北伐时期，小日本为阻碍中国统一不惜制造了“济南惨案
”。倘若将诸多“事件”连缀起来，“九一八”恰好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始于卢沟桥事件，显然是小日本复制“九一八”侵略模式的结
果。因此，“九一八”对整个中日战争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它不但改变了当时中国国
内政治格局，更在“新中国”的政治品质中留下无法抹除的印迹。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
是 “欧洲内战”，随着新兴强权的崛起，世界历史的重心已然东移，中日战争可以视
为现代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散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权
力格局，成为真正的“世界内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作为大战起点的“九一八”就
具有了深远的全球性含义。
“九一八”爆发之时，没人会料想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第二次中日战争。无论是中
日双方还是国际联盟，没人将这一事件视为真正的“战争”----直到今天，我们仍将这
一事件称为“事变”而非“战争”。理由不难理解，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未因此向小日本
宣战。这一绥靖态度造成了人所共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小日本帝国步步进逼，一再打
断中国建构主权国家的现代步伐。我们必须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角度理解“九一八”
的现代性含义。
在传统帝制全面瓦解之后，辛亥革命催生出来的中华民国险象环生，并未扭转近代以来
的社会分裂和外交颓势。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蒋介石挥师北伐，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是克服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危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按照孙中山的
建国构想，实现共和需要依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达成。北伐之后，张学良易
帜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达成统一。就政治体制而言，国民政府正在由“军政”过渡到“
训政”，近代以来中国人所殷切期盼的“新中国”似乎遥遥在望。国民政府于1931年5
月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准备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案逐步再造民国。恰在这
一关键时刻，中国撞上了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
小日本的进犯之举并非起于甲午战争，而是早在明治时代就埋下伏笔----小日本对中国
的侵略实际上始于日本染指台湾。1871年，66名琉球渔民漂泊到台湾，其中54名被牡丹
社居民杀害。明治政府借机出兵台湾，真实动机却是宣示对琉球拥有“主权”，将琉球
王国作为“琉球藩”窃为己有。②通过把琉球划为“例外状态”，如今的美国操纵了琉
球的实际主权，使琉球成了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琉球的主权问题迄今仍悬而未决
，必须从小日本到美国的战略继承角度加以重新思考。回首中国的百年沧桑，我们今天
难免产生如履薄冰的历史感觉。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战争当然以其“满蒙”战略为背景，直接动因是出于对张学良妨
碍小日本利益的不满，尤其是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令小日本惊惧。易帜之举使中国达成形
式上的“大一统”，这正是小日本土匪阻挠国民党军队北伐以来竭力避免的局面。中国
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必以国家统一为政治前提，小日本深恐中国迈向共和政制下的新“大
一统”。出于这一帝国韬略，小日本军方精心制造了先发制人的“九一八”战争。
“九一八”以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然发生根本改变，建国进程从此同抗日运动密切交
织在一起。“九一八”之后，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立刻成为大小日本帝国的功臣。作为
享有“鬼才”称誉的战略家，石原莞尔迄今仍在小日本赫赫有名，他的战略构想始终是
小日本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中日爆发全民战争之前，石原莞尔竭力坚持“不扩大”政策
，主张利用中国共和革命之后的割据局面进行分而治之，趁机循序渐进地推进“满蒙”
计划。
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法理程序是“党、政、军”，而实际顺序却是“军、政、党”。“九
一八”前后，国民政府呈现为“武人”凌驾“文人”的新型政权结构，从根本上逆转了
国民革命以来“以党治军”的理念。关键在于，一党专政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势国家”
，国民政府恰恰是施行独裁的“弱势国家”。国民党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涣散的状态，
从来就不是拥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徒具“无所不管”的表象，而这
不过是去政治化的外在形式，丧失了政治品质的政党只能造成“弱势国家”。③将国民
党党国体制同强势国家等同起来，不过是一种政治天真。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并未因“
九一八”而对日宣战，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
不难设想，只要小日本没有贸然发动华北战争，“满洲国”就极有可能维持现状，按照
西方国际法所谓“依据现状”，就会最终迈向“独立”，成为小日本的属国。只要“满
洲国”依然存在，“新中国”的理想就会遥不可及。如果小日本这一守成战略能够贯彻
始终，同时避免同美、苏进行正面冲突，今天的东亚格局很可能就要彻底改观。中国的
地缘格局不但会受到打通朝鲜和“满蒙”的“大陆小日本”的钳制，奠定未来东亚格局
的朝鲜战争也将不再可能。
在经济全球化一路凯歌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切身体会曾经亲历、甚至仍在经历的历史
危难。从纯粹智识的角度看，石原莞尔的构想不能不说极为高妙，对于小日本人来说，
自然是错失良机，对于我们来说，就不仅是令人不寒而栗。问题在于，在当今的小日本
、尤其作为小日本替代者的美国，石原莞尔这样的“鬼才”还大有人在。如果中国被迫
面对一个远比小日本更加强大、险恶的敌人，情况又将如何呢？历史的可能性实在不堪
设想。
三、主权问题与共和国的根基就世界历史含义而言，“九一八”所标志的世界变局成为
撕裂现存国际秩序的起点。早在1929年，蒋介石就曾作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起
，亦必在中国。”而且，“远则不出15年，近则随时均可发生”。④他清楚地看到，列
强相争必然会引发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
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觉显然。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⑤
如此敏锐的历史感觉，让今天的我们难免感到惊讶。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保持警醒，至少
可以对小日本的伺机寻衅做好心理准备。历史的走向却背道而驰，正是由于未能应对“
九一八”，小日本才得以步步实施侵略计划，最终将中华民族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九一八”爆发之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小日本遽然不宣而战，实在出乎
国民政府各方意料。万宝山事件发生之时，蒋介石电告南京政府：
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
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
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⑥外患当前之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蒋
介石的处境确实颇为艰难----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甚至有爆发内战的危险，共产党则
雄踞一方，其潜力远非传统军阀所能比肩。蒋介石认定，中国的弱势地位源于国家未能
统一，因此，内忧高于外患。从这一判断出发，他以为，隐忍的态度或许可以避免日本
图穷匕见。
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蒋介石解释“安内攘外”的政策时说：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
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
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⑦早在北伐期间，小日本就不
惜出兵打破统一态势。而且，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已然触动小日本
的地缘利益。小日本不失时机地发动战争，恰恰因为中国有渐趋大一统之势。小日本进
行侵略的理由（防止“攘外”必先阻止“安内”）恰恰成了蒋介石规避侵略的理由（只
有先行“安内”方能“攘外”）。“中村事件”之后，蒋介石深恐事态扩大，叮嘱张学
良：
无论小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
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⑧备受诟病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蒋介石在“攘外”和“安
内”的漩涡中进退失据。无论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起初都以为“九一八”不过是突发的
偶然事件，只要中国忍辱负重，当能避免事态继续扩大----中国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
”中采取“不抵抗”立场，小日本就曾迫于国际压力最终退兵。出于错误的战略判断，
国民政府听任小日本土匪迅速攻陷东北主要城镇与铁路沿线。其结果是，小日本制造了
中国实质上的分裂，在东北的土地上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并一步一步迈向国际
“承认”。
中国的国运取决于政治领袖的政治远见，在攸关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作出果断的抉择，
而非在坐等“国际正义”中丧失主动权。1931年9月21日，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上诉。
由于敌强我弱，国民政府随后宣布，按照国际法第13条的规定，由仲裁法庭解决中日冲
突。国联决定派出外交代表参与协商后，小日本土匪于10月8日对锦州实施狂轰滥炸。
小小日本天皇老狗批准了小小日本土匪对锦州的空袭，目的是扫清“中国主权在满洲最
后的残余”。如今我们知道，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
在小日本土匪看来，遭受侵略的中国应该承担危机的“全部责任”，小日本只会同“地
方政府”进行谈判。按照日方的建议，国联于12月9日决定组建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五
人调查委员会，史称李顿调查团。
1932年1月8日，小日本海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对中国的贸易中心上海发动进攻。中国的
第十九军英勇抵抗，战斗范围迅速扩大。小日本土匪肆无忌惮地轰炸人口密集的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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