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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44 | 1 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想（一）
邓聿文
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围绕着宪政和政改的争论已到了一种白热化程度。官媒接二连三
发文，批判宪政，把宪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为论证中国不需要宪政，甚至把毛泽
东在上世纪40年代对宪政的鼓吹说成是共产党的一种策略。
在我看来，宪政不过是一种限权的制度安排，宪政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或者说，既姓
资也姓社。中国要继续发展，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对人
类有较大贡献，就必须对阻碍发展的深层次体制因素进行改革。天下没有只改经济，不
改政治的，经济改到最后，必然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下。
事实上，中国亟需政治改革的理由非常多，从人性和价值追求来看，最根本的理由是自
由。自由乃人之天性，即使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由的价值，他所设想的
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自由，可归根到底，是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如果不能自由自主地选
择国家领导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谈不上自由，而如何保证这种自由的选择，就是政
治体制需要考量的事情。
从人类历史看，迄今为止，民主宪政是最好的或最不坏的能够保障自由选择的制度。中
共其实也不天然地排斥民主和宪政，看看中共在执政前骂蒋介石独裁专政的话，也曾是
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政党。中共执政后，虽然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但至少从理念上并
不完全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邓小平就曾设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
可以实行普选。”很多学者把邓小平的普选，解释成为包括“高层搞直接选举”在内的
“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度，即目前西方式的普选。
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邓的“高层搞直接选举”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党的领导人，
而非真正放开党禁，让其他党派自由参选。然而，邓小平毕竟提出了一个普选目标，我
们可借着这个目标──不管它的真实内涵如何──推进民主化。
中共虽对西式民主不感冒，但并不反对搞民主，它只是要在自己的主导下搞民主。换言
之，无论实行何种形式的民主，只要能够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它都会愿意去试一试，
就好比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此角度说，尽管官媒现在来势汹汹，密集发表反对宪改的文章，似乎给人一种意识形
态全面左转的感觉，但我对习李任期内推行民主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这无关他们的
意愿，而是客观形势所然。具体来说，由经济下滑而引发的财政赤字会迫使中共向民众
让渡权力，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的关系，以寻求新的合法性，而从政治角度说，契
约关系就是宪政民主的起点。
中共改革前是以意识形态中的不断革命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所谓打天下坐天下；改革
后，则是以经济绩效作为自己的合法性，由改革开启的高增长多少改善了民众的生活。
但金融危机后，特别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告别高增长，进入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
段，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可另一方面，这几年搞的福利刚性只会高
不会低，从而，中间形成的财政缺口会越来越大。
要削减财政赤字，方法无非是增税、多印钞票即通胀、政府减支三种。增税会进一步恶
化经济形势，造成企业大面积倒闭和人员大量失业；多印钞票，使货币贬值，也会严重
侵蚀人们的财富。对中共来说，这两种方式都不好，会进一步损害中共执政之合法性。
那么，剩下的途径就是政府减支。政府减支虽然会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但一来
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享受的福利待遇本来就是不合规的；二来相对人民的不满，政府工作
人员的不满至少对党而言不会有倾覆政权的风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习李最后势
必以削减政府开支来应对财政危机。八项规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预演。
在最高层的督促下，削减政府开支会起到一定效果，但在政府主导体制下，要完全遏制
政府大手大脚的办事习惯和官员不合理的福利支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做到这
点，只有借助于外部的监督力量，这就需要启动政改，真正建立起公共财政和预算民主
体制，也即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关系，作为自己新的合法性来源。
那么，预算民主改革会不会像某些体制内学者说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应该不会
。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方面可能会有大动作，但只限于经济改革
，会对经济改革制定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最有可能突破的是，改变延续30多年唯GDP
是举的政绩考核体制，再往前一点，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可能也会比目前放松。然而，不
大可能在预算民主方面有所突破，更不会就政治体制改革做出决议，因为，经济形势还
没坏到中共的既得利益者感到需要妥协的时候。
我的判断是，中共真正推行政改只能等到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发生，直接威胁到中共统治
后，此前，都是小修小补。这场社会危机有可能是由经济引起，被某次群体事件点燃，
然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波及的面会比较大，时间会比较长，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共觉
得再不改革政权会有危险，才会真正启动实质性的政改。
然而，对于学者来说，不能坐等到那个时候。因为由社会危机推动的政改，是否具有可
控性，民众会不会因为等得太久从而怀疑中共政改的诚意，进而不给中共政改机会，都
不好确定。所以，从应然出发，需要敦促中共制定一个还权于民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做
一个政治改革的长远规划，否则，无论是一味“摸石头”，还是让民众画饼充饥，结果
都不会太好。
在政改的设想方面，大陆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比较赞赏王占阳提出的“低度
民主”论。他认为，从世界民主的发展看，存在一个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也即普选发
展的过程，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个过程。在“低度民主”理论下，王占阳勾画了一个“
政改路线图”：未来十年，前五年以充分实现新权威主义政改为重点，后五年以全面展
开和实现县级民主改革为重点。民主化进程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先用20年时间（2017-
2037年）实现初步的民主化即低度民主，再用10年时间（2042-2052年）达到以全面直
选为基础的高度民主。在上述政改路线图中，人大改革首先是新权威主义政改的重要内
容，进而又是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县、市、省、中央民主化每隔五年一个台阶逐步
推进，最终实现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高度民主”的目标。
不过，以中国目前的状况，直接推进低度民主改革，还有些困难，在低度民主前，应先
经历一个宪政即法治阶段。民主是需要训练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和自治传统的
国家，民众普遍没有契约观念和妥协精神，抱着一种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方
式，一下子进入民主，很难讲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分裂、对抗和动乱，何况中国本身
存在分裂的因素。而民主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形成一种契
约观念，培育一种妥协文化，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竞争。中国的民主化需要这样一个阶段
，它其实是为奠定一个优质的民主打基础。如果全民中的多数没有形成对法治的信仰，
贸然推进民主，代价将会太大，甚至可能会以民主的方式扼杀民主。
我设想的中国民主改革三步曲或三步走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宪政（法治），这一阶段
大概用时8-10年，然后进入低度民主阶段。低度民主也是一种可控民主，所谓可控，不
是控制民众对民主的追求，而是指在这一阶段，民主尽量能够按照设置的方向推进，而
不出现大的民主灾难，所以，它需要一个主导力量，这个主导力量只能是中共；也即，
在低度民主阶段，通过制度设计，保持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阶段大约20-25年。最后
进入以普选为主的高度民主阶段。这一阶段也用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善。整个中国的民
主化需要用40-45年时间完成，这就跟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期实行高度民主的时间
差不多。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
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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