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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发帖数: 6999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ilitary 讨论区 】
发信人: coolio (Coolio),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银元时代的幸福生活(转载)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Jun 11 23:30:41 2011, 美东)
——民国时期的工人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作者﹕驭剑长空啸九州
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比今天高多了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
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
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
想像的那样水深火热。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
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
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
,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
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
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
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
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
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
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
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
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
袋中还剩下 5块钱。”与此同
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
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
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
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
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
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
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 3.30元
,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
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
0.036元,茶叶1斤0.23元,
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
,细布 1尺0.107元。原文
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 个银元,老刀牌烟1
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
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
,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
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
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
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30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
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
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 5,100斤两块5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
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
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
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
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 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
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
37元。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
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
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
价为 84元1亩,第七区的最
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
角5至6 角;纱厂宿舍,月
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
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
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
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
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
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
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
……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
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 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
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
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
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
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
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
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
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
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
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
元跌到40 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
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
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
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
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
,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
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
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
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
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
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
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
》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
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
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
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
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
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
,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
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
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
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一个小工,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
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
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
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
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 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
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
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
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
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
》第二辑的两个数据:
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
0.18元,平均0.455元。这
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
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
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 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
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
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
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
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
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
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
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
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
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
两个月例假(学徒除
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
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
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
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
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
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
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4到5毛钱。药店
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
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泽东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
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
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
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
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
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
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
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
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
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
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
元。……忠实可靠而又精
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
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
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抨击道:“他
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
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
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
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
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
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
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
入中产阶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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