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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72 | 1 “辱母伤人案”引出的舆论风潮似乎就要平息下来了，中国的舆论——如果说有舆论的
话——往往如此，是极容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这大约也是中国人做事缺
少耐性与韧性的表现。在“舆论如潮”的时候，不知为何，忽地出了一种地或论，比如
有人从于欢说到其所在地，再由其所在地说到了山东如何如何。我读到的就有两篇，一
篇是叶克飞先生的《一个山东人对于孔孟之乡的绝望》（下称叶文），一篇是署名贝壳
青年王佳恒的《辱母杀人案的背后：山东是一片让人绝望的地方》。两文的作者均声称
自己是山东人，说得动听一点，是颇有“自知之明”；说得狠了，则是“窝里反”，或
者干脆就是自揭“黑幕”，这也使文章增加了不少的可信度。
但山东何以如此呢？叶文给了一个分析，说是山东有很长的海岸线，却没有受到“海洋
文化”的熏陶，所以至今仍在“崇拜权力”的磨道里打转。
作为一名山东人，凭心而论，我也得承认两文所说的“山东现象”，确是存在的，甚至
也可以说，山东是国民性的“一个相当丑陋的样本”。（叶文语）但说到养成这种劣根
性的原因，我倒以为不在海岸线的长短。
山东确是有着很长的海岸线，历史上也曾自海上刮来“海洋文化”的风，可这风只有两
股，一股是“日本风”，另一股则是“德国风”——比如青岛的开埠，便是德国人的功
劳。但这两股风，开始刮来时，却非“海洋文明”的正宗。日本明治维新后，确实是脱
离了亚洲文化，而入了欧洲文化的怀抱，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东北打败了俄国，在
海上占胜了大清，可他们学到手的，却是“海洋文化”中的“霸道文化”，而非“文明
之道”。日本人真正走上文明之路，是二战之后，在美国占领时对其制度、文化重新改
造之后才开始的。而“德国风”大体也是如此，俾斯麦改造之后的德国，也是推行“霸
王之道”的，它走向现今的文明，也是二战之后英、美帮其改造后的结果。而“霸王”
之风，正是崇拜权力的。所以，这样的“海洋文明”原本对山东的熏陶，也就可想而知。
就山东而言，现今的山东人，大半是西部移民的后代，并非山东的原著，且至今也不过
六百余年的历史。中国虽有橘枳之变的理论，但齐鲁大地能把移来时的橘子，变成了现
在的枳子，地力确也是大了一点。
权力崇拜，或是崇拜权力，另一面的意思是甘做权力的奴仆。因为崇拜权力的结果只有
两种，一是用了各样的办法进入权力系统，成为崇拜的对象；而不能进入的，则必然是
拜倒在权力之下，为其役使。但权力的位子毕竟有限，而争位子的却有万众之多。万千
的人都去争不多的位子，那位子自然也就越发珍贵；权力越发珍贵，其威风自然也就渐
渐地长了上来；权力的威风越大，权力之下的万众也就越是崇拜——或者是不得不崇拜
；而越是崇拜，权力也就越发珍贵。山东似乎就是在这圆圈里打着旋风，权力操纵的种
种恶相也就不断地露了出来，“于欢案”的酿成，便是这旋风揉搓出来的渣滓。
权力崇拜的另一个表现，即凡事都要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对此，近年来多有批评
。但这种批评中，有一种声音是在一线城市之类的大都市里，这种“托、找、走”就少
，在那里便可以凭本事谋事，而在二三线城市便差一些，而到四五线城市之下，便就是
“人情、关系、后门”的天下了。并以此来解释小地方的，与权力攀不上关系的年轻才
俊被迫聚留在大都市的原因。
这几年，以地域来品评、分析、批判国民脾性的风气，一直未见断绝，且时常因为一个
事件的出现而喧嚣起来。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是品评南方人，后来是河南人，再后来是
东北人，现在则又因“于欢案”而品评起山东人。
在中国人的脾性中，有一种“极高明”的思维模式，即说到某地人不好，或者是某人做
了某事不好，而自己正好不是某地人，或者自己没有做过某事，便立即觉得自己是好的
了。在这种高明的思维仍然流行的时候，现在以地域来批判国民劣性的方式，便极容易
将中国人整体的劣性，拆解分配到不同省份或地域人的头上，而将自己脱了出来，比如
山东人是崇权的，广东人是崇钱的，而东北人则是崇拜人情的——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
国，所谓人的地域品性，其实不过是权与物之间的比重大小而已，这样分下去，则会使
各地的人都觉得自己好于异地。即便是想到对于国民劣性的改造，也会流于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境地，而忽略了这劣性的病根，全在中国旧有的文化与制度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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