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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198 | 1 韩山元
2012年2月12日（星期日）下午，中华总商会礼堂的讲座上的发言，这场讲座是纪念新
加坡沦陷70周年，由喜耀文化学会与随笔南洋文化协会联合主办。
开场白：这是一个令人心情非常沉重的话题，这是一段用几万平民的生命和鲜血记载的
历史，用生命和鲜血记载的历史，用笔是抹煞不了，掩盖不掉的！如果我们遗忘和无视
这段悲惨的历史，那就意味着对牺牲的先辈的不敬甚至是背叛。我们不要提倡复仇主义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记取历史的教训。
一、 大屠杀背景；(1)日本对新加坡华人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十分不满。以
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领导东南亚华人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给予中国抗战强有力
的支援，这当中包括三千多位南侨机工支援滇缅公路的运输。
(2)日军攻打新加坡时，星华义勇军一千余人（七个连队，每连约150人）在新加坡岛的
西北部顽强抵抗日军，造成日军的伤亡，山下奉文等日本将领非常恼火，决意占领新加
坡之后要“惩罚”华人。
二、 大屠杀的经过：（1）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下令，从2月21日至23日，
全岛分成四个大区，三天之内肃清全岛的华侨抗日分子和所谓“不良分子”，实际上是
要展开一场针对平民的大屠杀，因为那时，重要的抗日分子都躲起来了，重要的领导人
也撤到印尼去了。 按计划，大约有5万名华侨在屠杀之列，这是根据日侨提供的《华侨
抗日名册》决定的。“检证”的对象主要包括：华侨筹赈会中的活跃分子、捐款给筹赈
会的富人、陈嘉庚的追随者、学校校长、教员和律师、海南人、抗战期间来新的华人、
义勇军战士、亲英人士、拥有武器者。
为什么日军要特别针对海南人？按照日本军方的情报，海南人抗战特别积极，参与的人
特别多，南侨机工当中海南人也特别多。
实际上，大屠杀一直延续到三月初。三月初在直落古楼英校集中了几千人，最
后检出约1000人载去海边杀害。汤申路上段的乡村有几百人载到现在岛屿俱乐部附的一
个空地枪杀。
(2)市区再细分为五个分区（包括小坡区、惹兰勿刹区、牛车水区、丹戎巴葛区、东陵
区等），由宪兵部队的五个分队负责。
（3）检证命令是口头传达，各区执行的随意性很大，没有严格的准则。大致上是规定
：12岁至50岁的华族男子，统统要带三天的干粮到指定的地方集中。有些区是男女都要
去接受检证，有些区则只检查男人。
（4）几个主要的杀人场：樟宜海边、榜鹅海边、勿洛海边、加东海边。其所以选择海
边是因为日军要免掉埋尸体的“麻烦”，让海水将尸体卷走。
（5）载到海边的人被日军捆绑，每5人或6、7人一组，日军命令他们面向海跪下来，然
后用机关枪从他们的背后扫射，扫射了一遍之后，日军再握着刺刀，向倒下受伤未死的
人一刀一刀地捅，以确定他们的死亡。
三、几个杀人的个案。几名死里逃生者在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的
供证。
四、检证杀了多少人？日本宪兵部定的目标是五万人，战后的审讯战犯法庭上，日本军
方承认杀了5000余人。战后中华总商会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时呈报的是四万人（包括检
证前后被杀的华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记的是两万人被杀，1983年，日本新版中
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新加坡“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6000人，这跟
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当时很多尸体被海水
卷走，还有些尸体没有掩埋，所以被杀的实际人数很难做十分精确的统计。
五、历史教训与反思。
(1)日军的残暴与武士道精神的分析（不尊重和爱惜生命，为天皇、为大日本帝国而
死，被视为无上荣耀，“生命”对自己是这样，对别人也是这样，对于所敌视和鄙视的
人更是这样。）
（2）英国不会为保护殖民地人民而做重大牺牲，新马人民只有自己当家作主才能真正
保卫自己。
（3）如何避免集体遗忘这段惨痛的历史？在长期不重视历史学习的新加坡，社会上有
太多“史盲”，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70年前这段日军打屠杀的历史，我主要参考的书是：南侨总会日本投降后两年（1947年
）由南侨总会出版的《大战与南侨》、许云樵先生主编的《南洋杂志》1947年第6期的
检证大屠杀特别报道、南洋商报老报人谢松山先生1950年出版的《血海》，还有新加坡
国家档案馆出版的几本日治时期图片集，以及中华总商会出版的《居安思危》。 | e***y
发帖数: 1198 | 2 检证大屠杀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
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
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
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
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日本军部早就对星洲华人欲除之而后快。占领新加坡后
，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
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三天把人员肃清。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
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
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肃清以下新加坡华人：
1.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士
2. 曾经最慷慨地捐输给筹赈会的富裕人士
3.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的追随者
4. 海南人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
5.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的中国出生华人（他们被认为或参加过抗战，或厌恶
日军侵略及逃避日军征用而离开中国的人）
6. 凡是纹身的男性 （在日本人看来，纹身的男子都是私会党徒）
7.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帮助英军抵抗日军者
8.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
9. 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
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不到3天，7个集中地
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了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
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 尽
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汉奸的协助
，但要在短短三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是绝对不可
能的。整个甄别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儿戏”——只盘问职业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
抽签抓阄者有之——总之，是生是杀，完全随“皇军”意志支配。
日本陆军中鼎鼎大名的战争狂人辻政信当时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
是“肃清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视了负责惹兰勿杀地段“肃清”
工作的日军部队。在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人后，辻政信大为光火，严厉斥责
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这一句话便让大西觉的分
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海南华侨是被重点搜杀的对象，因而遇难的比例特别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
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
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
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
（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
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
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屠杀人数分析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华人方面主张的的数字是10万人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新加坡法庭是英国人的法庭，死了多少华人也与他们没有关
系，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战争罪行，这个五千
人的数字出于当时的“昭南市”（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立即在2月17日将其改名为“昭
南市”）警备司令官河本参郎的自供，没有人做过任何调查。日本军队在上次大战中犯
下的一次10万人以上的大屠杀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
。这三次大屠杀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挥下进行的。有发令者，
指挥者和执行者，有铁一般的证据。
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
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
从2月19日起，日军即下令所有几十万华人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华侨
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他们拥挤在一处睡卧不得，连日饱受日晒
风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便须连过几关台湾线人和日军官兵的审查和盘问。
由于“检证”匆忙，日军并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来，所以实际执行时标准各异，各
区军官完全随个人的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则专
门拘捕戴眼镜者。不幸被“检证”出来的，即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侥幸过关的，
则身上盖一“检”字放回。
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其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
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杀人花样令人发指。据回忆
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风，
可能是上天有感应吧！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包括榜鹅海滩
、旧樟宜海滩、圣淘沙海滩、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都是当时的屠杀场地，并有大量遗
骸被发掘出来。
关于被日军“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
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
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
，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
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
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另一方面，日
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
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
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
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
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
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因“检证”
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认为，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
在四五万名之间。
无论数字的多寡，都不能减免日军大规模屠杀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
·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
不良分子7万余人”。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
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1947年3
月10日开审的战犯法庭上，控方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5000以上的华人。但咨
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此数，由于“全家遭难或遇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
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
。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
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战后争议
虽然当地华人极为不满，新加坡英政府认为肃清大屠杀告一段落而没有再向日本要
求赔偿。但是，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以後，大量受害者遗骸相继被发现，一股新的
反日情绪又兴起。日本外交部在1963年拒绝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日本的理由是1951年的
《三藩市条约》已经就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赔偿作出了和解。但是李光耀作出回应
，说英国殖民政府不可以代表新加坡人的声音。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後，新加坡政府再
一次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和道歉。在1966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同意向新加坡政府赔偿
50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津贴，而另外一半是借贷。但在这个赔偿中日方并没有作出官
方道歉。
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祭礼
1962年，中华总商会负起社会义务，设立募捐委员会，将新加坡各处陆续发现遭日
军屠杀的人民遗骸合葬在美芝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下。自1967年开始，每年
的2月15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新加坡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公园，
焚香烧烛，祭奠亡灵。总商会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献花仪式。除悼念日侵时期死难者外
，此项活动更为提高国民－尤其是年轻国人的国家意识，让他们了解自由与和平的可贵
，灌输全民防卫观念的重要性。
建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构想始于1962年。在这一年，在新加坡多个地
方相继发现日本占领时期被屠杀者的遗骸。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不忍让这些骸骨散弃在荒
郊野岭，于是在2月28日成立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
掘和安葬等工作。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主持下宣布落
成揭幕。
李光耀在致词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一种经验和教训，它时刻提醒人们，当他们对
未来的事物与发展毫无准备之时，什么可怕的祸患都可能降临。“只有我们痛定思痛，
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明智而勇敢的巩固我们的未来，我们许多死难的同胞才不至于白
白地牺牲”。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人们都会在这里举行悼念活动。
村山富市
村山富市，1924年3月3日生于日本大分县大分市，政治家，是日本首位出任首相的日本
社会党委员长。毕业于明治大学。
于1994年6月30日至1996年1月11日出任第81届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在社会党、
日本自由民主党、先驱新党的三党联立政权中，担任首相。由于有着很浓密的长眉毛，
看起来很慈祥的样子，村山有时也被亲切地称作“老爹”。他是日本历史上继细川护熙
之后第二位克服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巨大阻力，以首相身份向二战亚洲受害国口头道歉
的政治家。然而村山富市的外交态度也被日本国内批评为“屈辱外交”。
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村山富市支持率急跌。1996年1月5日与各党派达成协议准备
辞职，由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接任首相。1996年1月11日，村山富市下台后，社会党
在接下来的选举接连败北，隔年政权又回到自民党手中。1996年日本社会党改组为社会
民主党。
1995年，村山首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声明表示，日本必须对给
亚洲造成的痛苦自我反省，并针对日本的侵略殖民历史，再度表达他最深切的愧疚和由
衷的歉意。
村山富市当年的发言，时常被日本政府当作日本“已经道歉”的挡箭牌，而“村山讲话
”在国内被右翼势力视为耻辱。村山富市之后日本多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小泉纯一郎
还公然以首相身份参拜。“村山讲话”事实上已经毫无意义了。
也应该说，1995年村山富市有去这个新加坡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去獻花，成
為第一個有所表示的日本首相。
村山他说：“当年，我去新加坡的血债之塔（指死难人民纪念碑）献花，虽无法确定二
战时，日本到底在新加坡残杀了多少人，但有过屠杀是一个铁般事实，就该道歉。日本
要与亚洲各国和谐相处，建设东亚共同体，唯有面对那段历史。”
谈及在战后50年发表的“村山谈话”时，他说：“一些政客在国会内和我唱反调。我当
时的看法是，日本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要等到这些声音一一被打倒，就什么也无法
完成。于是，我便在内阁通过了这一谈话，为反省过去的战争立下指标。
“可是，那之后，日本政界迅速走向保守化。我记得，当年反对我进行道歉谈话的
只是国会内一小撮人。以前，哪个部长要是在国会内谈修改和平宪法，就会遭受到激烈
批评。可是现在，提出要推翻和平宪法的竟然是首相。”
村山指出，他之后的首相都强调了要遵守“村山谈话”，因此不会将之推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虽已在电视上对慰安妇表示“由衷道歉”,但是，有和平首相之称的
前首相村山富市却认为,安倍应当学习用真心表示歉意。
村山在东京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平息慰安妇风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安倍要渐
渐懂得如何从内心去传达这些歉意。”
访谈中，村山思考了日本与亚洲“和平共处”的问题。他说：“战后61年，和平宪法和
日美同盟使得日本免除军备负担，经济得以稳定发展。和平，乃是日本战后与亚洲和谐
相处的一个关键词。我认为，今后的日本，应当重新建立更巩固的和平外交。如可将日
美军事同盟改成日美和平条约，同样的，也应当与亚洲各国缔结和平条约，限定自卫队
仅参与和平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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