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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发帖数: 6339 | 1 一部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长篇报告文学横空出世,书中的国民党军官,沦为
共产党战俘的一群人,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想象,拓宽了大家思维的疆域。不少人第
一次发现,原来国民党军官也有灵魂,有信念,有哀乐,且还有智慧和尊严,而他们还
有不可磨灭的抗日功绩。思想解放的进程因而翻开了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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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标志,中国文学迈入了新时
期。文学作品被追捧,作家受到关注,人们从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获取“春
天的讯息”。《班主任》(1977年)、《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伤痕》(1978
年)等成为最初一批佼佼者,以文革、知青为题材的作品遍地开花。
与此同时,1977年,考入内江师专中文系就读的30岁学生黄济人,也开始写一些知
青题材的作品。8年知青生活,其间还当了3年半生产队队长,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可是,越来越多的同类型作品出现,让他觉得非常被动——跟在别人后头写,又不见得
能超过,不是个办法。就在苦恼之时,幸运之神眷顾了他,一个从未有人碰过的题材从
天而降。
1978年5月,黄济人的父亲黄剑夫(曾任国民党16军副军长,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
学院教官,文革死在狱中)获平反,召开追悼会,黄济人的亲舅父邱行湘(曾任国民党
青年军整编206师师长,1959年首批特赦战犯)从南京来到重庆。在渝期间,邱行湘给
他讲了许多发生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功德林的故事,他感到非常陌生和新奇,一个念
头也自然浮现出来:写一本讲述国民党战犯如何被改造的书。
30年后,黄济人回忆道:“那个时候,大家都有一肚皮话要讲,都希望通过写作改
变自己的命运。我们班上有大约120人,一半多的人都在写作,但是只有我能近水楼台
先得月。我毅然放下正在写的知青生活,投入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创作中。”
1978年暑假,黄济人向家里要了仅够路费的钱,带着舅父的介绍信出发了。他背一个军
用挎包,装着两包榨菜和在学校食堂买的20个馒头。在郑州转车时,馒头已经发酵,“
掰开都有藕丝了,但管不了这么多,照吃不误”。
黄济人这一趟去了南京、北京和上海,找到二三十个当年的战俘,其中包括很重要
的几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杜聿明、黄维、沈醉、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
但是,黄济人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他们时,几乎没有人愿意支持他。特别是黄维,他
告诉黄济人:你不要写,新旧社会,文人都是御用文人,为统治阶级唱赞歌很无聊;我
们都是战败了的人,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要写,又要把我们痛苦的东西翻出来,我们感
情上很难接受。
当黄维知道黄剑夫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之后,还向黄济人鞠躬致歉:是我们没有打
好仗,让你们吃苦。又建议他:你的肩膀长得还宽,最好去当个木匠。
虽然没有积极支持,但他们也没有拒绝黄济人,把他当侄儿一般接待、聊天,需要
什么资料就给他提供,只是心里面并不认为这个年轻人能写出符合他们本意的文章来。
带着丰富的采访资料,黄济人在暑假后回到师专,开始了写作。
写作环境很糟糕,在上下铺住了24人的大寝室里(据说是仓库改建),居然没有一
张桌子。他只好用砖头和木箱,在两张床之间的窗台下搭起临时桌子。稿纸也没有,就
用铅笔在白纸上打格子做稿纸。
这一次写作,他是全身心投入。上课的时候,有机会就溜,没机会也不听课,望着
黑板打腹稿;熬了夜之后早上不出操,好几次被老师从寝室叫出来单独罚做;由于表现
越来越糟糕,学生会干部的职务也被撤销;老师认为此人很狂妄,同学也有风凉话,说
下笔就要写长篇,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在以拼命三郎的劲头写这本书的时候,内心是很充实的。”黄济人告诉记者,
“同寝室的同学最后也被感动了,在全部写完后,装订稿件那天晚上,几位同学找蜡烛
,烧红铁丝,帮我钻洞穿线,并对我说‘不管你这本书能不能够出版,你的精神都让我
们折服’。”
赶在1979年春天学校安排实习之前,黄济人完成了全部内容,约二十五万字,取名
《功德林》。至于往哪里寄,他在写作期间已经有了想法。他感到自己写的是国民党战
犯改造,但并没有从公安部这边去查找资料,一定会牵涉很多政策问题。“如此重大的
事,岂容得一个内江师专的学生在那里品头论足?我觉得必须首先接受公安部的审稿。
”谈到当时的想法,黄济人这样说。
于是,黄济人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写这个题材的原因,夹在厚厚的
稿子中,一同挂号寄出。收信人一栏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同志 收”,寄
信人一栏写着“内江师专中文系 黄济人”。
如今回想起来,黄济人认为这个做法“很幼稚”:“第一,公安部不是编辑部,没
有看稿的义务;第二,收信人不是个人,而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单位,这种情况下信件
很容易丢失,我没有留底稿,一旦丢失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没料到的,是一切竟然如此顺利。
15天后,当公安部的回信到达内江师专时,黄济人正在隆昌一中实习。接到消息后
,他立即坐火车赶回内江。接过信,看到落款是“公安部办公厅”,信中说,这是一个
重要的稿件,几位领导同志都传阅了,希望你能到北京改稿。这段时间正是实习将结束
,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学校不同意放人。黄济人又致信公安部,说明情况。几周后,
黄济人收到了以《时代的报告》杂志社名义寄来的信,说国际政治学院会给内江师专发
商调函。果然过了不久,学校领导找到黄济人,说你可以去北京了。
1979年9月底,黄济人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书,他这才知道
了《时代的报告》原来是该院新闻系的系刊。安顿好后没几天,黄济人得到通知,说公
安部的几位领导要接见。“我当时并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穿着胸口印着‘劳保用品’
字样的衣服就去了。还是一位秘书提醒我,公安部的几位负责同志集中会见一个人是很
少见的,说明是一件大事情。”
到了会见厅,黄济人见到四位领导,分别是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副部长席国光、副
部长李广祥、13局局长姚伦。他们坐在一张覆盖了整面墙的大地图下面,请他在客人的
位置就座。黄济人到今天也没忘记那张气势磅礴的地图,“几乎每一个县都做了标注”
。
会见进行下去,黄济人才逐渐明白了公安部对他的稿子如此看重的原因。
原来,1975年3月,中共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前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段克文被释放后
去了美国,1978年出了一本叫《战犯自述》的书,书中提到中共在狱中通过种种酷刑虐
待战俘,影响很大。
黄济人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虐待是有的,但文革之前并非如此。公安部得到这
本书后,非常愤怒,认为段克文不分历史阶段,只字不提文革之前的和平改造,是污蔑
。他们于是把参与过战犯改造的负责人组成写作班子,准备就《战犯自述》进行逐条批
驳。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黄济人的书稿寄到了公安部。“用凌部长的话说,天上掉下你
这么一个稿子,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黄济人回忆凌云当时说:“你不是在批驳,而是
把事实写出来;你的身份又很好,不是中共的人,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不是在讲理
论,而是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很好看。”
四位领导拿出笔记本,上面记了一些给黄济人的修改意见。据黄济人回忆,“他们
首先提出标题要改,北京人都知道功德林是关战犯的地方,认为这本书不要搞灰蒙蒙的
色彩,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取名;其次觉得内容还需要充实,像写到战犯三次给
毛主席写了感恩信,这三封信的原件都在公安部,可以补充进去。公安部专门有人给我
准备需要的资料。”
另一件能说明公安部对这本书重视程度的事情是,为了让黄济人安心改稿,居然在
北京垂杨柳给他分了一套新房,“这个举动让许多老公安都感到莫名其妙”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4/29/content_8072991_1.htm | g******4 发帖数: 6339 | 2 当年黄埔五期同班同学中有三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位是黄剑夫,一位是邱行湘,一位是
陈肃。三人关系好到邱行湘做主把妹妹邱行珍许配给黄剑夫,陈肃做主把妹妹陈懿许配
给邱行湘。多年后,三人仕途都飞黄腾达,尤其是邱行湘,成为老蒋王牌青年军整编
206师师长,在抗战开始的淞沪战役上浴血杀敌、显露身手,被蒋介石赞誉为“邱老虎
”。后来邱兼任洛阳警备司令,在洛阳战役中被俘,走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接受改造的那些日子里,邱行湘几乎每个月都能接到来自南京军事学院的妹妹和妹夫
的来信,告诉他在南京、在军院以及在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1959年,邱行湘和杜聿
明、王耀武、陈长捷等人首批被特赦。他听从妹妹、妹夫的劝告,选择了留在大陆,后
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
做了许多海外联谊和文史资料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黄剑夫教员的儿子叫黄达人。他十分庆幸跟随父母在南京军院渡过了条件优裕、精神富
有的童年时光。离开军院回到四川老家江津,动乱中父亲被迫害致死,子女先后上山下
乡离开了家。
80年代,邱行湘从南京到四川看望妹妹邱行珍。黄达人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舅舅。由于
有童年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和舅舅相处的时间里又听到了许多发生在战犯管理所里的
真实故事
http://yhzg2006.blog.163.com/blog/static/9600182008811104923552
1978
【在 g******4 的大作中提到】![](/moin_static193/solenoid/img/up.png) : 一部名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长篇报告文学横空出世,书中的国民党军官,沦为 : 共产党战俘的一群人,完全颠覆了人们固有的想象,拓宽了大家思维的疆域。不少人第 : 一次发现,原来国民党军官也有灵魂,有信念,有哀乐,且还有智慧和尊严,而他们还 : 有不可磨灭的抗日功绩。思想解放的进程因而翻开了重要的一页。 : ----------------------------------------------------------- :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标志,中国文学迈入了新时 : 期。文学作品被追捧,作家受到关注,人们从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中获取“春 : 天的讯息”。《班主任》(1977年)、《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伤痕》(1978 : 年)等成为最初一批佼佼者,以文革、知青为题材的作品遍地开花。 : 与此同时,1977年,考入内江师专中文系就读的30岁学生黄济人,也开始写一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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