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k版 - 黑龙江建三江教师蒋欣波自述遭迫害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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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发帖数: 748 | 1 看到了斑竹的置顶声明,但似乎这里最近还有不少有关法轮功的文章,所以冒昧一贴,
在此仅请斑竹谅解,这帖意在劝善救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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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大 中 小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我
遭受了种种非人的迫害。
一、二零零五年第一次被绑架并被剥夺教师工作
二零零五年初,我被中共警察绑架,只因刚买不到两个月的电脑中有打印机图标。近六
千元的电脑被抢走,后听人说一直在被交警队使用。在前进公安局,由王维伦、孙宝山
、胥兴勇、谢振波等轮番审讯长达三十六小时,不许合眼,他们一无所获后就把我关押
在建三江七星拘留所。拘留所脏的像那种室外的公厕一样,约五平方的小屋吃喝拉撒都
在里面,让人无法面对。每天三顿饭,每顿饭是两个很小的凉馒头。这六个馒头就要交
每天二十元伙食费,包括新年都没有变化,那年的除夕,拘留所只有我一个人,连一个
值班警察都没有,新年就是在一片黑暗中独自一人度过的。
十五天后,我被转到农垦总局七星洗脑班,说是要劳教。在洗脑班,每天被关在一间比
拘留所大些的屋子里,只是早上去倒马桶才可出去。每天三顿饭,早晨是两个馒头,中
午和晚上是一小盒饭,约一两多点,带一点盐水煮的白菜,根本吃不饱。喝水要到很远
的地方去挑,因为我不“转化”,就控制给水,只能喝暖气里的水。就这样一天还勒索
三十元生活费,在那样的环境中我被关押了近七个月,勒索了近六千元钱。之后又扣押
我的房产证,直到十年后从黑窝回来才被允许取回来。
在洗脑班期间,当时的国保大队长于荣和警察于文波提审我一次,我不配合,于荣恐吓
说要让我给他跪着。前进农场纪委书记李俊立带人宣布我被由教师降为工人,说是农场
党委的决定,让我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说实话,我根本就不看中那个教师职称,只是为
那些无知的人感到悲哀!他们这样对待一个学生心中的好老师,给那些孩子们留下多少
心灵的疑惑呀!将来的他们将会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社会?在人生的道德取向上,
他们将何去何从?我记得一个顶尖聪明的学生后来升入高中的日记中还这样写过:“我
就遇到过一个好老师,还被迫害了。”这是家长偷偷说的。我为我的学生们难过,我知
道他们会因为没有我而受到很大的打击。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学生们正气十足,没有任何人组织,孩子们自发给校领导写信
,给场领导写信,要求释放我。我的两个班的学生都罢课,不接受其他老师。后来听说
,接我班的老师为了吸引学生要每两天换一套服装,还是得不到认可。更可贵的是,家
长们纷纷来找我丈夫,提出要家长统一签名,并出几位家长代表直接找有有关部门谈判
要人。丈夫很感动,但考虑到他们被牵连而劝阻了此事。即使这样我还是欣慰,能有这
么多正直的人来伸张正义——人还有希望!
二、“奥运”前第二次被无任何理由绑架到拘留所
每每想到那些含泪望着我的孩子们,想到他们那被泪水打湿的信笺,一句句感人的话语
,我都会泪流满面!也正因为此吧,我放弃了应聘优厚的条件,回到家乡,想为家乡的
孩子们尽一份力,便和被迫害失去工作的同修们一起合办了一个辅导学校,取名“文德
”。得到了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希望我们把学校办成全日制的,如果资金不足,由
他们来集资。因为他们真切的感觉到了孩子的变化,不但成绩提高的快,而且懂事很多
。孩子们说:“你看‘文德’的老师,从来不打骂学生,人家以德服人!”
但是随着学校的兴盛,中共人员就感到不舒服,连我们学校收费低都能被拿来作为迫害
的借口。前进公安局先是向租给我们教室的房主施压,让其收回房子,但我们没动。终
于一天“六一零”头目王维伦和教导员苏贻刚亲自上场,直接摊牌了:不允许办辅导班
,却说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向他们讲真相,给场长蒋长春、书记吴喜春、教育科
长王玉海讲真相,只是希望学校能继续办下去,可是这些人却无动于衷,我们学校为躲
避骚扰而五次搬家,严重影响正常授课。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日,以保“奥运”为名,“六一零”主任王维伦再次召集了工商局
、公安局、教育中心及场机关不明真相的十多个人查封了学校,并于第二天绑架了我和
另两位同修,关押在前进拘留所。一些家长非常气愤,说:“真是欺人太甚了,给他写
张大字报贴出去,让老百姓看看他们是怎么欺负老实人的!”我说,修炼人不图任何回
报,只要看到人们有善念就足够了。我们不怕打压、坚持付出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人的
善念、正念。即使失去了很多在常人看来是很珍贵的东西,也不足惜。能有你们这样善
念的支持就足够了!
但同时我也为那些不明真相被邪党利用的人悲哀,我绝食十一天,向他们表示抗议,让
他们知道这些做法是错误的。我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被释放,当时是被丈夫抱上车的。
我没有任何的怨和恨,只是觉的王维伦处在那样一个位置上而为他悲哀。我在口干得近
乎说不出话的情况下还在耐心地给他讲真相,希望他能真正明白。
清楚地记得九月二十五日是中秋节,我还给他发了短信祝他节日快乐。可是他没有给自
己机会,当听到他出车祸去世的消息时,我的眼泪“唰”地就流下来了,我为这个生命
悲哀,这时离我绝食被释放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连告诉我消息的同修都感到惊讶,我
怎么会是这样的反应;常人更是这样,见到我都说王维伦迫害你们法轮功遭报应了,大
快人心!可我一点都没有这样的念头,我们弘扬大法不是为了让人都遭恶报,而是让人
真正的修心向善,否则我们冒着被打压、判刑的危险去做这件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
知道这是和我有缘的人,我没能救下他,我真的难过。不了解的人会觉的我是矫情,不
是,大法弟子和常人的不同就在于此,没有怨、没有恨,只有救人的份儿!
三、再陷囹圄,看守所里被毒打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上午,我在集市上被两名便衣跟踪并绑架,后来得知这俩人是刘佳
忠、赵军。还有就是新接任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当跟踪并绑架我的刘佳忠跟我说:
“别怪我,是石平让我干的。”我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了:是石平布的陷阱。我没有怨恨
,只是遗憾,石平的妻子、儿子都是我讲的真相,而且他的孩子在我们辅导学校补课,
效果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呢?正常人也不能这样恩将仇报啊!就是为了那个“六一零
”主任的头衔,值吗?那是死亡的位置啊!回来后我听说他妻子和他离婚了,不知道是
否是因为他的不义之举。
当我回到家中,听到了更多的让我悲叹的事情。据家人讲,我被绑架后,当时的“六一
零”主任石平带着好多人去我家抄家,用吊车从三楼破窗而入。其中那个跟踪并绑架我
的赵军在叫喊说:“法轮功,打死白打死。”我现在想起他的话都觉的心痛,我虽不认
识他,但我和他的妻子是同行,他应该知道一些我的为人,怎么能说出这么狠毒的话呢
?而且为了阻止我丈夫请律师,他们竟然抓人,没任何理由的把我丈夫抓到公安局,并
以开除公职相威胁,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也没有规定不许请律师啊!如果因为请律师而
被开除公职,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做这件事的正是主管司法的
政法委书记王全义和农场书记王伟。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如果说这些人还不够了解我,
但我想他们也该了解法律呀!难道执法者就可以肆意践踏法律吗?而且在给我开庭之前
,无理由地抓捕了我的九位同修,明显是害怕,如果做的正就不该这样害怕好人啊!
又一次让我欣慰的是,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还有人能站出来伸张正义,我的同事,前
进中学的老师们公开签名为我呼吁。教育科长王玉海竟然斯文扫地,大骂教师们,逼迫
他们写检查,而且规定必须超过一千五百字。或许好多人已司空见惯,在这个社会里说
谎话就像吃馅饼一样容易,而说实话却要付出代价,有的同事当年奖金停发,直到现在
也没落实。我想我的这些同事们一定真切的体验到了,一直坚持说真话的大法弟子在这
个世上是怎样的举步维艰!这又是怎样的悲凉啊!其实我最遗憾的还是王玉海,我们几
个同修专门去给他讲过真相,他还能如此,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里邪党的淫威之巨!
当时的建三江政法委书记王甲林,前进农场书记王伟,都答应只要辞退律师就可释放我
,家人听信了他们的谎言,最终辞去律师,但却不知道是因为是他们构陷作伪证,怕被
律师揭穿。法庭上,听到审判长宣布证人证词时,我流泪了,我没想到刘佳忠、赵军能
作伪证。他们说的和事实完全不符,为了把一个想要做好人的人送进监狱,不惜知法犯
法,编造证据,我当时提出让刘佳忠当庭对症,却不被理睬,结果我被冤判了四年。当
我要上诉时,被阻拦,不给提供纸笔,我多次要求未果。但是当时代理看守所长的于荣
却骗我家人说:“要纸给纸,要笔给笔,她就是不上诉。”从监狱回来后,丈夫谈及此
事,对王甲林、王伟的不守诺言、为于荣的欺骗、为刘佳忠、赵军的伪证仍气愤难平。
在看守所,我不承认自己是犯罪,所以不戴手铐,不穿马夹,不签任何字句,坚持炼功
。副所长纪强不理解,命令武警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并打了我七十个耳光(我的一个学
生数的),他打的手疼后,就用带塑料皮的笔记本打,看的出他非常生气。当时我的脸
就被打的肿起来了,我如此判定是因为我的嘴张不开了,当时感觉是木了,其实是肿的
张不开了。连当时任看守所政委的原国保大队长于荣第二天看了后,都说:“纪强打人
真狠!”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当时也不让其他人看,戴上黑头套,拖到铺位上码坐。等
到拿下头套时,一个屋的人都流泪了,她们为我悲哀!就那样我被反背着戴着手铐和脚
镣,多少天有些记不清了。只记的上厕所都不给解开手铐,要女犯们帮助,我的手肿的
跟馒头一样,睡觉时根本无法躺下。后来手铐换成布的,但沉重的脚镣仍然戴着。我当
然也悲哀,但不是为自己,我想如果不是共产邪党打压法轮功,像纪强这样的人,应该
是支持甚至弘扬大法的,因为据我看他在常人中还是属于比较正直的人,只是迫于邪党
的压力而对好人下毒手,中共邪党真的是在破坏着人的道德良知啊!不明真相的中国人
多么可悲呀!
四、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殴打、上大挂、捆绑、码坐等酷刑折磨
二零一零年四月七日,我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在那里我又一次遭受折磨,但我仍
是慈悲对待我遇到的每一个生命!
(一)九监区被凌辱折磨
刚到那里,我被劫持在九监区。在女监,九监区和十一监区是专门强制“转化”大法弟
子的监区,如果“转化”了就送到十三监区和七监区去参加劳动。在九监区,犯人们大
多是职务犯,贪污、挪用之类的,也有大毒贩,因家里有钱,送一大笔钱给监狱的某个
重量级人物就可留在九监区,因需要的人少,所以刑事犯都以能留在九监区而洋洋自得
,因为那是“身份”和“财力”的象征。也因为他们的“身份”来之不易,所以她们“
工作”起来特别卖力,迫害大法弟子决不手软。别的监区的犯人劳役很重,而九监区的
犯人很清闲,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迫害大法弟子。
刚去那里的时候,我被警告说: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化”,这里的“转化率”是百
分之百。在后来的经历中我知道为什么“转化率”为百分之百了。在那里大法弟子每天
都要坐小板凳,只给一块地面砖的地方,不许超范围。从早上五点半起床要坐到后半夜
一点。据说好多法轮功学员因为屁股坐的烂了,坚持不住而“转化”,我是一直坚持背
《转法轮》,才挺了过来,否则像针扎一样疼。但脚却一直在浮肿,我平时穿三十七号
的鞋,可那时要买四十号的才勉强穿进去,腿也肿的老粗。
当然,除了身体上的迫害,还有精神上的虐待。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专政”的内涵,在
九监区,我深刻体会到在政治课学到的“专政”是什么样子了,它对于我不仅仅是一个
名词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在那里让我深刻体会到那些所谓的“地主”、“资本家
”、“走资派”的境遇,但他们要可怜的多,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真理的支撑!一个屋九
个人,全部对着我一个人,她们坐在椅子上,或看书或吃东西,翘着二郎腿,用一种藐
视的目光审视着我,我呢,坐在一个矮小的板凳上,需仰视才可见他们的脸。而且电视
里几乎是不停的播放诬蔑法轮创始人和法轮大法的内容,那些刑事犯们会不时地插进一
些讽刺和挖苦的话,说的比电视中的污蔑之词还要难听。每天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
之外,几乎全部都是这些内容。但是上厕所也要经过允许,因为怕两个大法弟子碰面,
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去厕所,其他屋的法轮功学员就不能再去了。法轮功学员长期被强迫
码坐小凳,多数便秘,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急也要憋着,没有破例。有时犯人们会恶作剧
,没人也说有人,让憋着。如果不是有坚强的信念做支撑,没有人能受的住那份侮辱!
在九监区,因坚持炼功而被犯人们按倒在地上,但只要她们一放松,我就再盘上腿,后
来一个小犯人就坐在我腿上,说:“我就是流氓,我就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这个
监区仅有的两个抢劫犯中的一个,要在常人眼里真就是流氓。但我是修炼人,不这样看
。其实孩子也很好,也有同情心,只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被迫做的。她自己讲她妈妈为
她花了很多钱,因为在别的监区太累而调到这个监区的,她很珍惜这份劳役。又一阵悲
哀袭来,本来已经走错路的孩子,还要让她罪上加罪,共产党造的业债怎么还啊!我就
给她讲真相,希望能启迪一份善良。因为我一直不配合,主管犯人杜小霞、犯人组长李
丽等人就把我绑在床上,整天整宿的绑着。
就这样整天的坐小板凳,看污蔑录像,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我近乎给每一位遇到的
人讲真相,我珍惜她们。那些人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接受的人很快就得福报,她们
自己都觉得惊讶,或是生活上或是劳役上,都有一个大的变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
一个叫岳慧芳的犯人,她一直不接受真相,我再耐心的给她讲,她还是不接受,之前没
有人不许我闭眼睛,只有她来了后,用手扒着我的眼睛几个小时,而且我在给别人讲真
相时,她非常气愤的骂我。我知道每个人做什么都要偿还,因为犯人们自己也感觉到了
,她们对我做了什么,很快同样事就会发生在她们身上,所以我就一直在为她担心。后
来听说她得癌症保外了,我很为她遗憾。
(二)在女监三监区再被殴打灌食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被转到三监区。来到新的监区,有新的人和事,我还是本着善化人
心的一念。这个监区是生产监区,也有人说是暴力监区,因这里的犯人多是杀人犯和抢
劫犯,打架是家常便饭,但我不去看她们的这些劣性。我想只要是人,都有善的一面。
不过,在这里她们也确实让我见到了这不好的一面。
五月七日凌晨两点左右,我下床炼功。夜岗犯人魏继波出面骚扰,企图阻止,便命令我
避开监控器去窗前炼,一会儿又让我回到自己床上炼。我不想惊扰其他人休息,便站到
自己床前炼。随即被犯人魏继波、叶秀芹、赵洪书三人撕扯拖拽到水房,僵持三十分钟
左右,我还是和她们讲道理,坚持回寝室炼功,又遭到赵洪书、王玉波等人拖拽撕扯,
头部多处撞在墙上,后脑部及前额被撞多处大包。我还是走回原处去炼。这时三监区犯
人头儿赵红书说:“大家都睡觉吧,我陪她玩儿。”
当时我在抱轮,她用肘猛击我的胸部,我不自主地倒在床上,头就撞在后面的墙上,我
再站起来,她就又用同样的方式击倒我,反复多次,我的头后面撞得都是包,后来连成
一片,肿的很高。她把我的胳膊反扭、大背铐形的,当时身体撕裂般的疼痛,近一小时
,赵红书又将我交给杀人犯王玉波。这个王玉波是个头脑非常简单的人,是最好利用的
工具。王玉波用衣服捆住我的双脚,用枕头堵住我的嘴,又用棉被把我全身蒙住,用身
体压在我的身上大约三十分钟,因到起床时间了,王玉波害怕其恶行被人看见,才放开
了。我挣扎着站起来继续炼功,这时抢劫犯人吴琼起床象疯了一样冲向我,一阵拳打脚
踢,紧接着又用棉被把我蒙住疯狂乱打,后来有同修过来劝解制止才使其罢手。
犯人们出工后,贩毒犯人王婷揪住我的头发猛击头部。这里我要说的是,在九监区,我
们有过一段缘,这个犯人因是刚到集训队,家里没人来看,我就给她买些吃的,照顾她
,我清楚的记的她说过:“大法家”(她说在齐齐哈尔,她们都这样称呼法轮功)都是
好人!我还真为其感动过呢!就这样的缘份,她还能如此对待我,有时我就想啊,共产
党真的是把人变成冷血的机器了,多少人都是这样,像石平的“蓄意谋害”,纪强的“
疯狂殴打”,所以我只是为他们难过,后来有的犯人知道这些都在骂王婷忘恩负义。但
我只是可怜她,为了一点利益,被强迫出卖良心,她心里也不会好过的。赵红书当时拉
开王婷,用胳膊肘猛击我的前胸,将我击倒在地上,我挣扎着刚站起来又被赵红书用肘
击倒,连续十多次,直到同修进来制止才罢手。
一日,说狱长要来检查,要求我打被摞,穿囚服,我不配合,遭到犯人头赵红书的殴打
,毛衣领子被撕扯掉,我的脸、脖子多处被抓伤,被褥被扔到走廊。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监狱气氛紧张,据说是北京“六一零”进驻监狱,监区长康亚珍,
于洪波出于压力,下令把我和正在隔离的一个同修调换,我被隔离严管,犯人们戴颖慧
、刘春华、王蕾利用这个命令对我实行残酷迫害,要求我码小凳,穿囚服,不许看书、
学法、炼功。把我的所有法全部搜走。我不可能配合她们,我知道我配合她们就是给她
们加罪业,犯人刘春华,王蕾就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摔在地上,又上来几个人(刘春华,
王蕾,戴颖慧,尚海艳)扭着我的胳膊,揪着我的头发,强行给我穿囚服,然后用床单
反扭着胳膊一高一低的把我绑在暖气管子上,胳膊像撕裂一样疼,头发被揪的满地都是。
当时正赶上房子粉刷,她们就用被子把我抬到二楼不足十平方米空间的小屋里,挂上门
帘,不让外面的人看到,在抬的过程中我知道有很多外来工人,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法
轮大法好”,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她们就用被子堵住我的嘴,揪我的头发。新犯
人头目董文打我的耳光,最后用毛巾使劲勒我的嘴,简直要把我的嘴勒裂开,再把整条
毛巾塞进我的嘴里,把嘴巴撑得像撕裂开一样的疼,我不生气,但我悲哀。新换的犯人
头目董文,就是接替前面那个赵红书的,人还可以,可是在正义和利益面前他还是选择
了利益。我为世人悲哀,我理解她们,但更为其悲叹,在平时,我用我最大的爱心去关
心她们,从物质到精神,解除她们心中的烦恼与仇恨,但关键时刻她们还是站在恶的一
面。她们用束缚带把我的双臂,双腿背扣在后面,系在一起。就像捆动物一样,当时我
只能用嘴和肚子撑着地。
过了几小时,她们就又把我绑在铁架子上,在那样高温的天气下,在不透风的几平方的
小屋里,后背靠着一条棉被,头上、肩上顶着一条棉被,下面坐着一条用棉絮卷成的卷
。我身上当时还穿着衬衣衬裤,外面裹着一层囚服。刚开始的时候她们有时还给我解开
束缚带,透一下气,后来就一直绑着,不让睡觉。
为了不让犯人们再犯罪,我绝食抗议。五天之后,他们看我神清气爽,就起了妒意,开
始给我野蛮灌食,想用这种迫害形式逼迫我就范,灌食的时候故意乱搅乱插管子,我吐
出来的东西都带着血,每次灌食都灌大量的东西,把肚子撑的鼓鼓的,还在食物中加大
量的盐,目的是迫使我口渴时能要求喝水。九天后,我觉的这些迫害已对我不起作用了
,她们看到我没有痛苦的感觉,怕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就开始和我谈条件,我觉的我已
经达到了证实法、反迫害的目的,就开始吃饭,几天后一切照常。虽处隔离之名,但已
无实质性迫害,只是见不到同修。
二零一二年九月的一天,因监狱修监控,犯人们又开始要求我穿囚服,不许炼功,我当
然不配合她们,犯人刘春华、王蕾再一次把我从床上抬起摔在地上,扭着我的胳膊强行
给我穿囚服,让我坐小板凳,我不配合,犯人董文就命令其他犯人把我的衣服都扒光,
身上一丝不挂,还说我再不穿,就殃及其他同修,把所有同修的衣服都抢走,这件事到
最后不了了之。
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女监发生了男狱警酒后到女监殴打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监狱要
求所有的人都到走廊蹲点报名。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管改造的大队长于洪波找我
谈话,希望配合她们,说是狱里要求的。我给她讲真相,我说我并不是要对着干,并不
是不支持她们工作,而是因为我们不是罪犯,不应该受这样的迫害。晚上又叫犯人跟我
谈条件,我仍坚持我的观点。到点名时,犯人滕艳萍命令犯人姚丽、巩玲玲、刘春华、
史露莹、张凯华、王小英、于波、任文昕等人强行给我穿囚服,她们十多个人撕扯着我
给我穿囚服,把我按倒在地上,又拖到走廊点名,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吓的她们赶
快用透明胶把我的嘴封住。监区长康亚珍急了,用手打我的嘴巴子,不让我喊“法轮大
法好”,并说了看住她不许炼功的话。犯人尚海艳人高马大,强行按住我,想迫使我下
蹲,但没成。
晚上我发正念时,被犯人滕艳萍制止,犯人刘春华,史露莹把我从床上拽起摔在地上。
第二天早晨,犯人董文、刘春华、史露莹、尚海艳、慕玉兰、赵华、张薇,几个人把我
按倒在地上,强行给我穿囚服,打被摞。我不配合,头发被揪的满地都是,犯人吴迪跪
在我的身上,犯人刘春华跪在我的头上,改造大队长于洪波命令犯人把我拖到一个低于
零度的小屋里,用极重的酷刑——上大挂,把我挂了十七个小时。在那里,刑事犯穿着
厚重的棉衣,一进屋就能冻透,当时的我只穿了一件线质小衫和比衬裤稍厚点的裤子,
为了能让我更痛苦,在前半夜,给我周围罩了一条薄被子,后夜最冷时,把被子撤掉。
我的手、腿、臂冻的僵硬,身体象撕裂一样的疼,我知道那些犯人们也不忍心,她们知
道我有多好。也说,你真是好人,可我们也得挣分回家呀。还说你真挺厉害,刑事犯用
这种刑,不到两小时,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怨恨她们,只是
为她们生在这世道而悲哀。最后是以我出去站着,包夹替我报名而结束这场迫害。
二零一三年一月底的一天,监狱要给犯人办什么医疗保险,要交七十元钱,我说我很健
康,不需要医疗保险,不办,当时也得到认可。可是照相的时候,却还是要我去照,我
不配合,我的包夹也不忍心再折磨我,就躲出去了。狱警崔岩命令犯人董文必须把我弄
出去照相,她们就几个人把我从床上抬起,连拖带拽,摁到凳子上,我低头,他们就揪
住我的头发拽,我不管疼痛,就是不让照,那次我又被揪掉了很多头发。然后就不管了
,当时我光着脚,自己走回寝室。扣钱时她们没有扣我的钱,但出监时从我丈夫那里要
挟去的。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距新年只差几天时间,三监区把其他同修送到十一监区迫害
,因当时邵影要出监而没有走,然后就是我和贺春华留下来了。犯人们也替我高兴,她
们都知道十一监区是“狱中狱”,连刑事犯都不愿意去。可是好景不长,仅两个月时间
,在管改造的狱长史耕辉的坚持下,四月九日,我和贺春华又被劫持到十一监区。在那
里我又一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三)在女监的“狱中狱”遭受毒打
刚到那里的时候,管改造的大队长戈雪红把我叫到一间屋里,先是谈了一些希望我支持
她的工作一类的话,然后就开始搜身,在十一监区和九监区那种搜身是侮辱性的,要脱
光所有的衣服,但一般都是犯人动手,狱警而且大队长亲自上阵还是第一次,她说她有
底线,那就是我遵守监规,剩下的都好说。我只是讲了我们的缘份,什么也没有答应她
。之后,我被带到一个屋里,要求码坐、穿囚服、蹲报点名。我不配合,就来了很多人
,有拽头发的,有踢踹的,也有跪在我身上的,我知道的有个叫赵岩(音)的小孩儿,
她说是被派来帮忙的。还有一个人说:“上十一监区来试深浅来了?你也没看看这是什
么地方!”,说着又一阵拳打脚踢。看这一切都不管用,就有人说,骂她的师父,她就
不敢了。又有人出主意把我的衣服都扒下来,不穿囚服就什么都别穿。然后打开窗子冻
我,但是这对我无济于事,我被摁倒在地上,四月份的风吹着我,我却一点没感到冷,
还以为是地热呢!身下的地板热呼呼的。当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时,她们就拿来了手铐,
把我的双手背铐在床上,下面放一个小板凳,还是要我码坐,我踢开板凳,就那样蹲着
。几个小时之后,戈雪红来了,说她要下班了,如果我答应就可以给我松开,我说:“
我有一条命够吧?”她走了,这时给我戴的手铐已经勒到肉里,手肿的像面包。直到现
在手铐刻出的伤痕还在。后来主管生产的犯人何冬梅找来我的同修,之前就到那个监区
的,在那里想见到没“转化”的同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珍惜,和她谈了许多。
主管的犯人也说监区条件在改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但要一
点点的,不可能刚来就全部放松,一点点会体会到这里的变化。在十一监区和九监区一
样,除了不给放污蔑录像外其它迫害方式一样,每天从早上五点半起来坐矮凳,直到晚
上八点半。洗漱、上厕所都要定时,就这样被迫害了五个月。
五、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五个月后,即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冤狱期满,我要回家了。然而走出“二门”时等待
我的却不是家人,而是全副武装的警察。站了一排,而且是一辆很长的车,玻璃全是黑
的,我当时能认出的是我们当地的“六一零”主任石平和民警常贵军,后来认出一个人
是刘佳忠。后来在路上我又看到了李俊立,其余人都不认识,据说有医生,还有两个小
女孩,是协警。进到车里才知道,人家都说刑期满后走出监狱“大门”,可我竟不知道
“大门”是什么样的,直接被从“二门”劫持到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
去接我的姐姐,听说我又被劫持了,当时就晕过去了。她痛恨那些没人性的家伙,因为
家里还有一个患癌症晚期的姐姐等着见我呢,她盼了好久,终于等到这一天,却连人的
影子也没见到。最后姐姐就是带着这样的遗憾走了。
被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时的十多天里,我仍是本着善化所有生命的原则,希望能用自己
善念和智慧去改变他们。我和他们谈我的认识,希望能解开他们心中的结。包括那个叫
顾松海的,我不管他是谁,在我这里都是被邪党谎言迫害的众生。我也在和他谈,他看
起来很诚恳的样子,但是我提给他的问题他无法解释,用无神论根本解释不了。
大约是二十号吧,他们找来了邪悟者,高英和吴秀华,看到这些人,我觉的很亲切,毕
竟同修过一部法,对常人我都有那样的慈悲,何况是曾经的同修呢?我希望能让她们清
醒,所以我耐心的和她们讲。但是他们没有耐心了,或者是对邪悟者信心不足吧。二十
三日晚上,开始对我施用酷刑。从早上开始就让我站着了,一直到晚上,腿很硬,肿了
。晚上他们把我带到会议室,有三个男孩看着,后来知道他们叫朱少鹏、周景峰、金言
鵬。他们把我的两个手腕用毛巾包上,铐在床上,身体保持半蹲的姿势,站不起来,也
蹲不下去,在身体下方放着我师父的法像。我还奇怪,这是什么刑,但马上我就感觉到
它的迫害强度了,因为已经站了一天,经这么一蹲,马上就有虚脱的感觉,喘不过气来
,甚至大脑处于混沌状态,意识都集中不起来,疼痛难忍,甚至一秒钟也坚持不住了。
我急速地喘着气,虚汗直淌。后来听陶华说,很多人都受过这种刑。我调整了一下心态
,开始背《转法轮》,慢慢的,沉静下来了,呼吸均匀些了,过了几小时,陶华来看我
怎样了。我就说:“你们这样没用,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这时金言鵬警告我:“没人
愿意动你,你老实点。”我就知道他们也打人。陶华看我不答应就走了,这时疼痛又一
次袭来。朱少鹏,刚去的时候,我跟他讲了很多,这时他劝我说:“来这儿的人都‘转
化’了,不管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何必遭这份罪呢?”他说,这还是轻的呢,没想整
你,要想整你,有更厉害的。我就想还有同修遭受更痛苦的折磨。大约到后半夜两点多
钟时,我的腿没知觉了,支撑不住,但是我当时就想,宁可死也不“转化”。我说了我
的想法之后,金言鵬说:“想死,哪那么容易?让你生不如死。”说实话,那种痛苦真
的是让人生不如死。我也知道了为什么到这里的人都说这里是人间地狱。
其实这还只是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更让人无法面对。当屈服于淫威妥协后,接
踵而来的就是每天都要违心的说假话,骂大法、骂师父,否则就再用刑。现在的常人说
一句假话可能不觉的怎样,因为社会就这样,大家都习惯了。可是经过了“真、善、忍
”洗礼之后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把“真”刻入骨髓了,我已经有很多年都没说过假话了
。在洗脑班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双面人一样,那种卑劣让自己不齿。忘恩负义、背信
弃义。常人还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而在这里却要被迫违背人伦,辱骂恩重如山
、如天的师父和大法,让人觉的已经没有了做人的根基了,良心、道义无存,没有活下
去的勇气。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被迫害的精神失常,有人从洗脑班回家后就自杀了,
因为做人的根基被毁掉了。
六、第二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前进农场中学校长蒙鹤鸣找我丈夫,叫
他到楼下蒙鹤鸣的私家车里说点事,蒙说:“政法委要找蒋欣波谈一谈。”接着就把我
的丈夫拉到农场办公楼前,此刻门口已聚集了六、七个人,其中包括农场中学书记杨庆
玉等。蒙鹤鸣让杨庆玉也上车,他们一同乘车来到我家。说省里六一零回访,要我配合
。我声明自己是承受不住酷刑而违心“转化”的,不可能再去配合回访,并给他们讲真
相。蒙鹤明接了电话先出去了,其实是去报信。不久,就有人敲门。打开门,涌进来一
伙人,其中有政法委副书记张国平、公安局副局长阮东、街道办主任李智等十多人,他
们拿着两台摄像机进屋就录这录那。阮东检查了丈夫的电脑,又跑厨房和阳台乱翻一气
。警察徐大彬叫嚣着:“还能成佛祖怎么的,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三、四个警察闯到
两个卧室搜查,把正在卧室睡觉的女儿叫醒并控制起来。
张国平和阮东轮番逼迫,让我认可自己已经被“转化”,我不配合。最后张国平说:“
在这里说不通,那就找个地方说,到青龙山去说吧。”阮东第一个动手,拽起我的右胳
膊,见其他人都没动手,阮东气得大叫:“还等什么?怎么都不上呢?”接着徐大斌、
石平等五、六个人把我抬起来拖下楼,塞进车里。在车里,左右一面一个协警紧紧钳制
我,前面坐在桌子上的小协警压着我的头,那辆车正是去女监劫持我的车,叫巡回审判
车,很大,车里有桌椅。我再一次被送到洗脑班迫害。
我的丈夫、女儿亲眼目睹了我被绑架时的惨状,非常担心。他们知道洗脑班多么残酷,
不知道我这次去还是否能活着回来。就几次去洗脑班要求见我,都被拒绝,他们就更加
担心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了请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接见,以确认我的存在。然
而没想到的是律师竟被绑架,并被打折肋骨,正义人士亦被关押,甚至预谋判刑。而我
丈夫自己也被警察传唤,逼迫做违心的事。更甚至在接我的时候,在青龙山洗脑班被限
制人身自由,强制写“三书”。当时我丈夫质问:我也没练过,怎么谈得上“转化”、
悔过,这不是笑话吗?但是房跃春骂骂咧咧的,看似不写就不能走出那个大门了,迫于
淫威,丈夫就范了。
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为这些人担心,说心里话,我没有恨,虽然他们让我背信弃义,让
我几乎成了行尸走肉,痛不欲生,我还是替他们担心,因为他们被蒙蔽的很深。洗脑班
不仅是迫害大法弟子,它也在毒害着在那里的所谓“工作”的那些生命,如果洗脑班解
体了,他们或许会反思,最起码不会再给自己加更重的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出
努力,结束这场迫害,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天道昌明,万象更新。
发稿:2014年12月11日 更新:2014年12月11日 00: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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