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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南都周刊》2014年4月2日，作者：黄修毅
接头
1946年，位于台中闹市的大华酒家，自开业后觥筹交错、夜夜笙歌，被当地名流视作“
上档次”的交际场所，不时有官厅要员现身。女主人虽年过四十，依旧面容姣好，能讲
一口流利的日语、台语和北京话，嘴里镶有一颗金牙，让人过目难忘。
酒家由女主人的“弟弟”出资盘下，楼上有一道专用楼梯直通一个临马路的房间，是女
主人避客时的居所。五月的一天夜晚，一位身材魁梧、面目黝黑的四十岁左右男子，专
挑顾客盈门的钟点，直上大华酒家的阁楼而来。
女主人似是等了来人多时，情急之下口齿凌乱：不久前，在国军某团团长谢懋权的欢送
会上，谢趁与她共舞之机，直勾勾瞪着她的眼睛说，“我们这次回大陆，一定要把共匪
全部消灭……”
来人劝慰道：“不要紧，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反动派开始从台湾抽掉匪军回大陆，准
备打内战……你以后有这样的机会，要继续争取参加”。
几句话稳住了女主人的心，也传递了组织给她的任务，“做（岛内）中、上层人士的统
战工作，和秘密地下工作的党员切断联系。”
在台湾民间，关于大华酒家女主人的传言已神乎其神：她的姓名是“谢雪红”，本是台
中一个商人的姨太，早年随夫到上海办货，在旅馆里和一个青年姘识，即同该青年以手
枪威吓其夫，索得巨款同游苏俄。
谢雪红与共产党的联系可以上溯至1924年，她在上海结识了瞿秋白的台籍学生蔡孝乾、
翁泽生等人，在他们成立的“台湾自治协会”中表现活跃，“万绿丛中一点红，特别博
人激赏”；此后，她又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唯一一名台籍学生，当时同行者中的张国焘
夫人，日后忆及她“会说国语，日语讲得更好，到了莫斯科，就入日本学生班上课，（
在班上）是非常受欢迎的。”
时过境迁到了1946年，她与共产党关系如何，外界莫衷一是。倒是此时她刚刚重新申领
了国民党党证（1925年国共合作时期即在杭州入党），其入党介绍人还是“政学系”巨
头陈果夫；而谢常携一只掉漆的旧皮包，据说是当年在莫斯科时，日共领导人德田秋一
所赠“信物”，从牢中到狱外，一直追随在她的身边。
直到这名黑皮肤来客在大华饭店现身，几个星期里岛上的风言风语才算逮着了影子。从
南到北都有人宣称见过他，但他的行事似乎特别谨慎，从不透漏关于自己动向的口风。
有人注意到“他的一副小腿肚圆滚饱满，在台湾只有人力车夫才有”。
他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显示出早年在台接受过教育。在他短暂逗留嘉义朴子乡间，
见他面熟的乡亲们也不敢确认：这位自称“张志忠”的来客，是不是十多年前离家的“
张梗”？那个当年在厦门跟着共产党办报抗日、在日警搜捕下装疯撒癫的“野小子”，
如今轻易就能“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打国际贸易通行汇票”。
不管他叫“张梗”还是“张志忠”，都不复为吴下阿蒙。此次回台，他身边还添了一位
长相体面、常着旗袍的新娘相伴，说是从海外留学回来，在台北的中学当教员。这番巧
心经营，在老台共林樑才之妻柯秀英眼里，却露着一丝破绽：“这位远看俏丽的新娘，
近看却发现脸上有白麻点，这是天花留下的痕迹，当时台湾人一出生即种牛痘，稍加分
析便可知她是从大陆来的。”
潜伏
“张志忠”携妻重归故里，似与过去的“张梗”斩断了联系。邻人们告以“在他偷渡到
中国大陆后，日本人常抓他的老母在街上长跪”，他不动声色。过去的老同志在街市撞
见，他只装作不认识。亲近他的人，私下里却叫他“老吴”。
从妻子季沄寄回大陆的家书里，可知他们抵台后的婚期也一拖再拖，从1946年“双十节
”改成了“十二五台湾省光复纪念日”。约定这个日子，是因为“他十年未和家中通讯
，母亲逢年过节都哭哭啼啼纪念他，全家以为他早被秘密处死”。
张志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1928年日警在上海租界、东京和台湾同时展开反共大搜捕，
他沿中国东南海岸一路北漂至青岛、大连，侥幸得脱。滞留岛内的台共及其同路人，在
这十数年的漫长岁月间，几乎无一幸免牢狱之灾。
其间，岛内秘密召开的两次台湾共产党代表大会，都是在重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
：1928年8月的台共第一次会议，谢雪红取消了缺席者蔡孝乾等人的党籍；而在1931年5
、6月间召开的台共第二次会议上，谢雪红又反过来遭开除出党。
这来回往复的拉锯，也是台共党人自1920年代在厦门、上海、东京三地渐成气候起，埋
下了此后岛内左翼势力难形成合力的先兆。
谢雪红和“表弟”林木顺早在台共“一大”筹备期间就被指定为与日本方面的联络人，
依循当时国际共产（第三国际）的指示，在日共领导下开展“台湾支部”的工作，甚至
不分疆界地吸收过朝鲜的独立运动激进分子。
而在厦门读书时接触到共产主义的那批人，其中就包括张志忠，最早甚至还集体学习过
蔡孝乾编写的《新兴经济学》，他们试图在岛内籍民族主义的兴起鼓动共产运动。
这两股施之于台湾共产党人的影响，在上海积聚又交错。瞿秋白在遭党内批驳之前，他
被谢雪红、蔡孝乾、张志忠等人共奉为师。1928年日警反共大搜捕，台共党人四散后，
蔡孝乾、张志忠踏上流亡之途；而滞留东京的共产党人陈来旺，在被日警破获的一份报
告中曾写道，“中共支部的成员，竟不知道台湾共产党的存在”。
1945年8月，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岛内政治气象突变，不出半年，张志忠奉派秘密潜回
，此时的他已颇有革命履历，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苏北的新四军，此后在冀南军区从
事“敌工工作”；而晚他三个月抵台的蔡孝乾更是资历显赫，作为惟一一个参与过二万
五千里长征的台籍党员，他在中共中央“以少数民族代表身份”居于高位。
经历了日据时期十数年的“失联”，共产党再次踏上这个形势复杂的岛屿，不由得格外
小心翼翼。
先期抵达的信使，是一位《大公报》记者李纯青。1945年10月5日下午五时，伴随着三
架从重庆九龙坡起飞的美军运输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他身为记者代表团的一员，混
迹于国民政府受降长官的随员之中，实则肩负着周恩来亲自嘱托的“排摸”任务。
他捎回的信息是“老台共的人（在日据时期）全部被捕，全部转向（变节），只有谢雪
红一个人是可靠的。”此后便有了谢雪红与张志忠接头的一幕。
同样为了核实张志忠的身份，谢雪红特意派出一名台北市郊老农，在李纯青的带路下去
上海找“组织”。证实了1946年初，经中共华东局同意，设立了归上海局领导的“台湾
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并任命蔡孝乾为“省工委”书记，乃岛内共
产党活动的最高领导；张志忠为武装部长。
谨小慎微的接头工作，佐证了旁人的眼光：张志忠那圆滚滚的小腿，确是长期行伍塑造
的。此时已铁路贯通南北的台湾，很少有人再靠一副腿帮子东奔西突了。而回归乡里的
他，仍沿袭着他在大陆养成的习惯，光着脚丫子，出没于城市边缘的山林地带。
从妻子季沄写给大陆亲人的家书里，尚能嗅出这对夫妇“潜伏”期间的生活气息。季沄
几番劝说家里人来台一游，并言“台湾受教育普遍”、“铁路交通方便”，只是“台湾
女人都是穿洋装”，她“领教不了”这里的中装剪裁，特意要家人从上海做件旗袍带来
。
在她家书中，“从诊所拿药”几个字频繁出现，而又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此“诊所”
特指位于上海南京西路上的“伟光医院”，其业主打着“上海台湾同乡会”招牌，实为
中共和台湾共产党人活动之间的联络站和补给线。因当日岛内物价腾贵，由上海的组织
供给的地下党活动经费，大部分置换成药品，再通过“救济署”申领，既扛货币贬值，
又便掩人耳目。
火药味
陈仪入台湾后经济措施不力，岛内物价节节蹿升。再加之官员贪腐枉法，在台湾民众间
激起巨大怨怼。据统计，陈仪当权不到两年，查禁刊物836种，超过日本都政府时期的
总和；而在民间收藏木屐，甚至也被列为留恋皇民统治的罪证。
时至1947年，国共两党在东北陈兵百万，内战已不可避免。乡下人当中甚至开始传说，
林彪是台湾人（误为谢雪红的“弟弟”林木顺），等他带兵打垮了东北的蒋军，就要回
来解放台湾。
改变岛内政治走向的“二二八”事件，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一触即发。1947年2月29日
中午时分，群众涌往电台，要求广播台北流血事件，号召全省响应抗议斗争。云集了岛
内左、中、右三派的人士的临时决议机构“处委会”迅即成立，“二二八事件”的火苗
在全岛瞬间成燎原之势。
台湾的非武装政治运动素有渊源，早在1907年，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领袖
梁启超曾与岛内的进步士绅林献堂见面。梁语于林，中国在卅年内必无力拯救台湾，台
人当效仿爱尔兰之抗英，以议会路线手段争取权益。
“二二八”事起，刚在岛内立足的共产党人，即在“省工委”领导下形成了分工，“一
部分党员全力准备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党员进行宣传工作”。此时新被吸收入党的青年
，大多是没有在内陆革命经验的学生与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是白天忙于“寻枪”，夜里
“听广播”刻蜡版。
谢雪红在台中领导的武装暴动，声威最是壮大。这个老板娘摇身一变成花木兰，挺一支
手枪，挥一面小白旗（示意让道），站在满载武装警察的卡车车头，带领群众包围警察
署、生擒了当地的贪腐官员。她的这副形象，1947年4月7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成
了外媒报道中SnowRed的定妆照。
时常孤身跑进山里的张志忠，此时统领着一队武装青年，正准备从南部山区挺进台北西
边的桃园。他征募来的人手，有从日据时代被调去南洋从军、或做军夫经受过专业军事
训练的闲散归台人员，也不乏地方上的义勇，已在山中跟着他练枪多时。
事变后四五日内，起义军几乎攻占了嘉义机场，用“处委会”委员、曾是台共同路人的
作家杨逵的话说，“当时连议员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消几个钟头就可以把宪兵和军
队的武装解除。”
待到3月4日，蒋介石派出正规军从基隆扫荡过来，临时凑集的部众面临土崩瓦解，此刻
“老郑”（蔡孝乾化名）突然现身大华饭店，也是他回台之后首次与谢雪红见面。
故人相见，却是五味杂陈。如今这俩人，一个是大陆派遣台湾的共产党组织最高领导人
，一个则是以公开身份活动在岛内颇孚人望的老台共。但深埋了二十年的恩怨过从，让
两人之间仍有散不去的火药味。
经过长征的洗礼，蔡仍不改他的绅士派。圆框眼镜配白色毛料西裤，一副文弱模样，谢
见了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早点来见我？”
蔡沉默不语。冷场很快转变为激烈的争吵：日益危殆的局势，组织上的混乱，武装力量
的指挥权，都成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僵持不下时，历史旧账就被翻上台面，谢的党龄问题（1925年入党，后因长期失联而未
获承认）至今没有解决；而蔡咬住不放：除非谢先写一份自白，清楚交代日据时期台共
变节的经过。
意见分歧挟着难言的私怨，让两人的见面最终沦为一场无法做出关键决定的妥协。蔡依
仗他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资格，要求部队分散到山里去打游击，同时不放弃在城市的正
面宣传战场，“要办日报”。反诘者如杨逵等则认为，“台湾太小了，坚持不了多久”
。
瓦解
领导意见的分歧，使得撤退至山区的部队各自为战，据台湾“保密局”档案，“台中之
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
覆没”。
在蔡孝乾的坚持下公开办起来的报纸《光明报》，在台北街头散发时被国民党情治机构
查抄，最终却成了整个“省工委”被破获的关键线索。
局势的急剧恶化，使得组织下令以公开身份活动的谢雪红，先批撤出台湾，被推举为第
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再也没有涉足故土。她与蔡孝乾、张志忠的最后一次晤面，已是
在1948年6月的香港，秘密召开的“台湾工作干部会议”上。
据台湾“国安局”档案228-E-3-（14）披露，此次秘密会议规格甚高，参与其事的除了
老台共谢雪红、派遣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之外，广东与海南两省也各派出一位代表
列席。会上，蔡孝乾检讨了“对形势过于高估”；但他也同样头痛于中共机构在岛内的
“双轨制运作，领导台籍同志是一条线，大陆派遣同志则是另一条线”。
尽管在“二二八”以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共产党在台湾的组织，从1946年初的70余人扩
充到了约400人，但“本省籍与外省籍党员的关系”“如何扩大党在工、农中力量”的
问题迭出，直至惊动了上海局的领导人张执一出面发话，“谁是谁非，要到台湾解放，
掌握了充分资料后方能作出分析……”
在国民党情治系统的相关报告里，甚至指出“中共在岛内未及建立电台”，而中共地下
组织的“双轨制运作”，后来竟成国民党间谍瓦解“二二八”后岛内组织残余力量的惯
用伎俩。
1950年2月的一个夜晚，有陌生人来到尚在三湾坚守的台共组织支部，把一只眼熟的皮
箱交给了当地同志。来人信誓旦旦地说，“老吴叫我把这个皮箱交给你们，老吴要我告
诉你们，台北的形势很紧张，希望你们赶快把竹南、苗栗地区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二
月十五日，他会下来，跟你们讨论重要事情”。撂下话，来人即不见影踪。
三湾的同志打开皮箱检查，发现里面有张志忠常穿用的西服一套、收音机一只、一把勃
朗宁手枪和三十余发子弹，悉为他平日的随身物品。当他们几乎据此认定来人是“老吴
”的信使时，一个机敏的同志，拆解了手枪，才发现撞针已被锯断。“这是老吴在向我
们示警，他很可能已经被捕了。”
1950年3月，从四川派遣来担任“省工委”宣传部长的洪幼樵，刚在基隆登岸，误以为
遇上了接船的“自己人”，即束手就擒；而以半公开身份活动的蔡孝乾，则在厦门街的
家中被埋伏逾月的特务逮捕。再加上半年前《光明报》事发后，遭叛徒出卖被捕的“省
工委”副书记陈泽明，在台的共产党四位主要领导人至此悉数落网。
狱中，以破获“省工委”机关邀获大功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校谷正文，刻意安排了一桌酒
席，让四人相对而坐。最早被捕的“省工委”副主任陈泽明，按耐不住冲蔡孝乾发难，
“我们的失败都是你一个人造成的！回台湾之前，你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份……”
在同志逼问下，这位台共领导人从此竟一个人躲进狱房角落，没日没夜赶写自白书，稿
纸堆垛成半人高，碰倒了，他也无所知觉。最终谷正文把他的写字桌，从保密局监狱搬
进了台大精神病院。
四人当中唯一一个拒不自新，而遭枪决的是张志忠。他在牢房里监押到1953年底，鹿窟
的最后一熄武装斗争被掐灭之后，才被押赴刑场。曾与他同监的狱友石聪金记得，他临
行前劝慰：“两万五千里长征，失掉联络的党员，二十年、三十年再联络上的也有；不
要大家都去当烈士。”
他的妻子季沄，被以“与老郑（蔡孝乾的化名）有通讯往来”的罪名同遭枪决，在国内
的家人直到1950年代晚期才闻此噩耗，但从未得到“烈士家属”的待遇。曾为女儿的天
花痊愈四处求拜观音的季同老太，一直到死都难以释怀：“领导不该派她去台湾做地下
工作的”。
此后蔡孝乾变节加入国民党，直到1982年10月在台湾病逝前遭长期监视。先一步撤出岛
内的谢雪红，也未能逃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政治风波的整肃。她早年与日共乃至国
民党纠缠不清的关系，日后都成为了指摘共产党人在岛内失败的口实。倒是1930年代她
被日警抓捕时的当庭审判一语成谶，蔡孝乾等台湾的共产党人“大多是与实际运动疏离
的日本及中国留学生，他们训练组织程度之贫乏，乃是不争的事实。”
（感谢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组秘书沈怀玉先生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戒严
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全三辑）》；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
论》《谢雪红评传》；蓝博洲《台共党人悲歌》、《幌马车之歌》；杨克煌、吴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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